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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当代许多小说被抢占IP，文学作品改编成的电影、电视剧得以大行其道。文学作品中坚实的故事基础、独特的表现手法、深刻的思想內涵等为电影剧本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电影以镜头语言讲述故事也为文学作品的创作提供了借鉴。从一种美学形态转换到另一种美学形态，这说明文学与电影尽管外在形态不同，但二者存在某些共通性。本文以《我的父亲母亲》的双重改编为例，对文学小说与电影相互改编的审美关联加以探析。
【关键词】：文学小说；影视作品；改编；《我的父亲母亲》；《纪念》
前言
虽然每种艺术都各有自己的特点，但艺术之间也会相互影响。电影与小说都是通过具体的形象来反映生活，它们在叙事手法、叙事策略上具有相似性。“电影的改编对象应该具有鲜明的个性，这个个性是指被改编的文学作品应该具备被改编的条件。”[1] 所以，从小说《纪念》到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再到小说《我的父亲母亲》，三者的相互改编正是基于小说与电影本身的审美关联。
一、人物形象具有立体性
电影和文学都是以塑造艺术形象为基础来反映生活的。小说通过外貌描写、细节描写、心理描写等文字语言来塑造人物形象的外貌和性格特征、勾勒故事场景，使读者通过阅读在脑海中形成想象画面。电影创作者则通过镜头的景别变化、360度转拍等技术，将具体形象更加真实地呈现出来。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塑造成功的艺术形象。
电影《我的父亲母亲》是张艺谋在1999年根据鲍十小说《纪念》改编而成。导演摒弃了对“骆长余”身世的诸多描写，对其童年求学及心理描写进行删减，将其声音（读书声）赋予了新的意义。母亲喜欢的不仅仅是表面上父亲洪亮的读书声，而是象征着乡村妇女、孩子对于文化教育的渴求。父亲用教育的声音补足了母亲年轻时接受教育的缺位。
鲍十在小说《纪念》中，通过白描的手法，从人物的语言、行动等多角度来展现人物，从侧面描写人物特征，使人物具有立体性和个体性，这有利于银幕形象的塑造。对比来看，电影将母亲的形象作为塑造的重点，其他人物均属次要位置。母亲对父亲的爱，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冬季之后，像一朵迎春花一样绽放。一个在乡间小路上奔跑的母亲，也正是那个执着追求爱情的“招娣”。最终，小说《我的父亲母亲》则根据电影进行再次改编，较之原版《纪念》已有了相当的变化，对各个人物的塑造更加立体，主次更加分明。
二、情节结构具有故事性
电影是通过画面和声音更好的为观众讲述故事，电影的叙事功能要求电影剧本本身要有很强的故事性。而情节是构成小说的三大要素之一，它能够表现人物性格的形成与发展，是小说戏剧性、可读性的重要推动力。结构是构成一部小说的重要框架，组织安排情节的发展。所以，无论是电影还是小说，都很看重情节内容和结构的组建。
“电影和小说都是时间的艺术……小说通过时间上的逐点前进来造成空间幻觉，电影通过空间上的逐点前进来造成时间幻觉。”[2]因此，电影需要运用电影的手段对小说的情节和结构进行重新把握。导演省略了父亲死的经过以及父亲与母亲的老年生活，将浓重的笔墨放在对父母爱情的描写上，而这段爱情本身却是作为插入成分出现在影片里，影片的主要事件是“抬棺”。比较而言，小说与电影的核心立意则发生了明显变化，小说着重描写父亲翻盖新校舍，电影则将“抬棺”隐喻为“教育的回归”。进而由电影改编成的小说，则延续着电影的主旨。此三者，虽然情节的重点发生了变化，但是故事与故事之间构成了紧密的关联，且多次改编后情节结构依然具有故事性。
三、叙述语言利于改编
小说是语言符号的艺术，电影是视觉影像的艺术。人类对于视听信息的获取具有共通性，因此对语言符号的阅读和对视觉符号的理解是异曲同工的。
鲍十的小说与电影剧本相似之处就在于他善于通过对话来推动情节发展、展现人物性格。特别是表现父亲对于翻盖校舍的执拗上，加强次要人物（村长、夏木匠、木材厂长等）的对话，简略父亲的对话更能凸显他的固执。改编在电影里，则变成了村长等人面对母亲“抬棺”的请求，不断推诿，言说经济困难，人力匮乏。而再一次将电影改编成小说《我的父亲母亲》时，人物的对话便直接的将电影中的对白原封引用了。
由此可见，两部小说的对白语言不仅刻画出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表达了复杂的情感，更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使小说语言具有强烈的视听感，这与电影追求的画面感不谋而合。小说的对白直接被电影改编者所采用，这是小说具备的先天优势，为改编成电影打下了良好的台词基础，同时也令电影逆向改编成小说规避了语言上的间离感。
四、思想内容具有时代性
“电影的改编对象应该具有时代性特点。时代性是被改编的对象应该具备超越时空的内涵，可以属于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由于时代的距离，后人对名著的认识和理解会有不同的解读，甚至不能揭示原作者的本意。但名著被传诸于世，至今仍富有活力，是因为其精神内涵能够体现当代社会的某些价值观和审美观。”[3]
作者在原著《纪念》的后记中写到，“当今社会，文学的潮流滚滚向前。而我总觉得，我的这篇作品是潮流以外的东西。”鲍十小说里的故事，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是知识青年下乡支教的典范。快餐文化下，人们难以坐下来去感受一个平凡的故事，感受一个教育对乡村的洗礼。但是，用电影对其进行改编，将“教育回归”的大主题埋藏在一个爱情的故事之下，让观众不禁在一种浮躁的文化侵蚀中感受到一股清流的涤荡。再次反观小说《我的父亲母亲》，它将我们带回了那个朴素的年代，那个读书声声声入耳的年代，将人物的声音语言转化成文字，以无声胜有声的气魄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我们需要教育，教育需要回归。
五、结语
小说与电影的相互改编，使得艺术门类间的融合更趋多样化。这既是电影与文学作品相互改编的内因，是以受众为导向的驱动，也是二者审美关联的核心。对于《我的父亲母亲》这部作品的分析来看，从小说到电影再到小说，小说与电影的审美关联相得益彰，使得作品的价值观更深入人心，传播价值进一步彰显。
注释：
[1]张宗伟《中外文学名著的影视改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
[2]乔治·布鲁斯东《从小说到电影》高骏千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
作者简介：俞昌宗，男，汉族，河北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在读，戏剧与影视学专业。
【关键词】：文学小说；影视作品；改编；《我的父亲母亲》；《纪念》
前言
虽然每种艺术都各有自己的特点，但艺术之间也会相互影响。电影与小说都是通过具体的形象来反映生活，它们在叙事手法、叙事策略上具有相似性。“电影的改编对象应该具有鲜明的个性，这个个性是指被改编的文学作品应该具备被改编的条件。”[1] 所以，从小说《纪念》到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再到小说《我的父亲母亲》，三者的相互改编正是基于小说与电影本身的审美关联。
一、人物形象具有立体性
电影和文学都是以塑造艺术形象为基础来反映生活的。小说通过外貌描写、细节描写、心理描写等文字语言来塑造人物形象的外貌和性格特征、勾勒故事场景，使读者通过阅读在脑海中形成想象画面。电影创作者则通过镜头的景别变化、360度转拍等技术，将具体形象更加真实地呈现出来。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塑造成功的艺术形象。
电影《我的父亲母亲》是张艺谋在1999年根据鲍十小说《纪念》改编而成。导演摒弃了对“骆长余”身世的诸多描写，对其童年求学及心理描写进行删减，将其声音（读书声）赋予了新的意义。母亲喜欢的不仅仅是表面上父亲洪亮的读书声，而是象征着乡村妇女、孩子对于文化教育的渴求。父亲用教育的声音补足了母亲年轻时接受教育的缺位。
鲍十在小说《纪念》中，通过白描的手法，从人物的语言、行动等多角度来展现人物，从侧面描写人物特征，使人物具有立体性和个体性，这有利于银幕形象的塑造。对比来看，电影将母亲的形象作为塑造的重点，其他人物均属次要位置。母亲对父亲的爱，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冬季之后，像一朵迎春花一样绽放。一个在乡间小路上奔跑的母亲，也正是那个执着追求爱情的“招娣”。最终，小说《我的父亲母亲》则根据电影进行再次改编，较之原版《纪念》已有了相当的变化，对各个人物的塑造更加立体，主次更加分明。
二、情节结构具有故事性
电影是通过画面和声音更好的为观众讲述故事，电影的叙事功能要求电影剧本本身要有很强的故事性。而情节是构成小说的三大要素之一，它能够表现人物性格的形成与发展，是小说戏剧性、可读性的重要推动力。结构是构成一部小说的重要框架，组织安排情节的发展。所以，无论是电影还是小说，都很看重情节内容和结构的组建。
“电影和小说都是时间的艺术……小说通过时间上的逐点前进来造成空间幻觉，电影通过空间上的逐点前进来造成时间幻觉。”[2]因此，电影需要运用电影的手段对小说的情节和结构进行重新把握。导演省略了父亲死的经过以及父亲与母亲的老年生活，将浓重的笔墨放在对父母爱情的描写上，而这段爱情本身却是作为插入成分出现在影片里，影片的主要事件是“抬棺”。比较而言，小说与电影的核心立意则发生了明显变化，小说着重描写父亲翻盖新校舍，电影则将“抬棺”隐喻为“教育的回归”。进而由电影改编成的小说，则延续着电影的主旨。此三者，虽然情节的重点发生了变化，但是故事与故事之间构成了紧密的关联，且多次改编后情节结构依然具有故事性。
三、叙述语言利于改编
小说是语言符号的艺术，电影是视觉影像的艺术。人类对于视听信息的获取具有共通性，因此对语言符号的阅读和对视觉符号的理解是异曲同工的。
鲍十的小说与电影剧本相似之处就在于他善于通过对话来推动情节发展、展现人物性格。特别是表现父亲对于翻盖校舍的执拗上，加强次要人物（村长、夏木匠、木材厂长等）的对话，简略父亲的对话更能凸显他的固执。改编在电影里，则变成了村长等人面对母亲“抬棺”的请求，不断推诿，言说经济困难，人力匮乏。而再一次将电影改编成小说《我的父亲母亲》时，人物的对话便直接的将电影中的对白原封引用了。
由此可见，两部小说的对白语言不仅刻画出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表达了复杂的情感，更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使小说语言具有强烈的视听感，这与电影追求的画面感不谋而合。小说的对白直接被电影改编者所采用，这是小说具备的先天优势，为改编成电影打下了良好的台词基础，同时也令电影逆向改编成小说规避了语言上的间离感。
四、思想内容具有时代性
“电影的改编对象应该具有时代性特点。时代性是被改编的对象应该具备超越时空的内涵，可以属于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由于时代的距离，后人对名著的认识和理解会有不同的解读，甚至不能揭示原作者的本意。但名著被传诸于世，至今仍富有活力，是因为其精神内涵能够体现当代社会的某些价值观和审美观。”[3]
作者在原著《纪念》的后记中写到，“当今社会，文学的潮流滚滚向前。而我总觉得，我的这篇作品是潮流以外的东西。”鲍十小说里的故事，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是知识青年下乡支教的典范。快餐文化下，人们难以坐下来去感受一个平凡的故事，感受一个教育对乡村的洗礼。但是，用电影对其进行改编，将“教育回归”的大主题埋藏在一个爱情的故事之下，让观众不禁在一种浮躁的文化侵蚀中感受到一股清流的涤荡。再次反观小说《我的父亲母亲》，它将我们带回了那个朴素的年代，那个读书声声声入耳的年代，将人物的声音语言转化成文字，以无声胜有声的气魄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我们需要教育，教育需要回归。
五、结语
小说与电影的相互改编，使得艺术门类间的融合更趋多样化。这既是电影与文学作品相互改编的内因，是以受众为导向的驱动，也是二者审美关联的核心。对于《我的父亲母亲》这部作品的分析来看，从小说到电影再到小说，小说与电影的审美关联相得益彰，使得作品的价值观更深入人心，传播价值进一步彰显。
注释：
[1]张宗伟《中外文学名著的影视改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
[2]乔治·布鲁斯东《从小说到电影》高骏千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
作者简介：俞昌宗，男，汉族，河北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在读，戏剧与影视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