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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兹拉·庞德是美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对20世纪美国诗歌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世纪初，他曾先后发起了“意象主义”和“漩涡主义”的文学运动。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他却因自己在战争中的言行把自己置于了政治与文学的真正漩涡当中。
庞德第一次处于漩涡之中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他被美国司法机关指控有叛国罪。围绕着这一指控，在美国产生了关于他命运的广泛争论。这一事件的根源是庞德在二战期间在意大利的一系列不理智的行为。这几乎是一种空前的叛国罪，因为用广播为敌对国家做宣传而被指控的人可以说以前还没有过。
庞德1924年来到意大利，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他赞同法西斯主义，认为只有在墨索里尼那样的人的领导下，世界才会和平，才会变得更安全。他把罗马-柏林轴心看作是“林肯时代以来第一次对富人政权的严厉打击”。他仇视犹太人，反对美国参加欧洲战争。早在1936年，庞德就开始在意大利电台发表讲话，谈他对经济和政治的看法。1941年1月，他的一档固定节目开播，名为“美国时间”，每周播放一次。他在广播中不断攻击美国和英国，为意大利和德国辩解。他抨击罗斯福政府和美国模式。他甚至说应该绞死罗斯福和几百名犹太人。即便在意大利向盟军投降、墨索里尼仅仅在意大利北部作为德国的傀儡苦苦支撑之后，他仍然非常坚定地忠于墨索里尼，继续在米兰进行他的宣传广播。但是庞德的表现似乎有些过头，他的胡言乱语甚至引起意大利政府官员的怀疑，以为他是美国派来的特务。1941年年底美国参战后，庞德的这些广播成为叛国行为。1943年，他在美国被指控叛国罪。
1945年5月3日，二战在欧洲的最后一周，他在拉巴洛的家中被意大利反法西斯游击队员抓获。他匆忙拿了一部汉英对照的儒家经典《四书》和一本中文词典，便跟着游击队员离开了家，他不知将被带往何处，但却想到了被处死的结局。他被送到美国在比萨设立的惩戒训练中心，这实际上是一座劳改营，是专门让那些犯重罪的美国士兵通过劳动训练进行改造的地方。庞德被关在一个露天的铁笼子里，这是用来关押最严重的犯人的。他后来在《比萨诗章》中称其为“猩猩笼子”。庞德在这个笼子中生活了25天，白天要经受阳光的烘烤，夜里还要被灯照个通宵，因此身心都受到严重损害，被转送到医疗营，正是在这里，他开始了《比萨诗章》的写作。
当年11月，庞德被引渡回美国。他被指控犯有16条叛国罪行。他未来的命运在美国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刚刚经过大战的美国人仇视叛国的情绪还很高，许多人要求判处这位美国最有名的诗人死刑。而他的朋友们，包括着20世纪一些最伟大的作家，开始担心他会被处死。其中，海明威非常担心庞德这位曾经大力帮助提携他的老朋友的战后命运，因此提议用“精神错乱”为理由来为庞德进行辩护。这个主意得到很多庞德和海明威文学界的以及在政界的朋友的支持，并且通过律师也得到了庞德本人的认可。几天之后，4位知名精神病医生签署报告，做出如下描述：怪僻，易怒，以自我为中心，狂想，注意力不能集中。结论是：心智有缺陷，不能胜任听从正当建议或者具备自我辩护方面的普通常识。据此，陪审团认为他精神失常无法出庭，因此他并没有受到审判，而是被送到了华盛顿的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那是专门为患精神病的罪犯开设的医院。当然，他到底是不是真的精神失常，是不是他的朋友们以及医生为了使他免于受审而耍了什么花招，到现在也没有定论。
虽然被监禁在精神病院，但庞德继续着《诗章》的创作，同时还翻译了三百多首中国诗歌，1954年，这些译诗由哈佛大学出版。在此期间，很多拜访者来医院看望他，其中包括查尔斯·奥尔森、罗伯特·洛威尔、T·S·艾略特、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艾伦·金斯伯格等文坛名人。
庞德再一次置身漩涡是在1948年美国第一届伯林根诗歌奖的评选中。这个奖项是由时任美国国会图书馆顾问的诗人艾伦·塔特提议设立的，具有政府性质。国会图书馆专门为此成立了一个美国文学委员会，成员都是名家，包括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艾略特、自白派诗歌创始人罗伯特·洛威尔、获得普利策诗歌与小说两项奖的罗伯特·佩恩·华伦、W·H·奥登、艾伦·塔特、康拉德·艾肯、凯瑟琳·安妮·波特、保罗·格林等14人。在这14人中，投票反对庞德获奖的只有两位，一位是犹太诗人卡尔·夏皮罗，他的理由有二：其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本人是犹太人，不可能把这一奖项授予一名反犹主义者；其二，他认为这位诗人的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最终玷污败坏了他的诗歌，降低了它们作为文学作品的价值。另一位是凯瑟琳·加里森·查品，她投反对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是当时美国司法部长的妻子，她认为把这一政府性质的奖项颁给一名背叛自己国家的人是极为不妥的。而其他12位委员却一致站到了另一面，他们都认为，无论庞德在政治上表现如何，他在诗歌方面的贡献都超出他的政治错误。
1949年2月20日，《纽约时报》刊登了庞德获得第一届伯林根诗歌奖的消息，引起了各方的争议。大部分人对此表示愤慨，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把对审美的追求与政治分开正是这个国家自由与理性的表现。争论在6月开始进入白热化，普利策诗歌奖获得者、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赫利俄在《星期六文学论坛》上发表文章，不仅抨击庞德获奖一事，还同时暗示伯林根基金会与法西斯分子有关。此举引起轩然大波，评审委员会严正声明他们与法西斯分子毫无关系。国会图书馆馆长也出面否认评审委员会有任何过错，并强烈批评了赫利俄和《星期六文学论坛》。7月底，一位收到这篇文章的纽约议员在众议院会议上要求对把奖颁给庞德一事进行调查。他认为文学问题应该由文学界来处理，但国会有权了解评审委员会是否正确代表了美国人民的意志。评审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长达72页的声明，来反驳赫利俄的观点。结果，国会既没有进行调查，也没有撤消给庞德的奖，只是决定颁发文学艺术方面的奖项不应该再带有政府性质。从1950年的第二届起，伯林根诗歌奖改由耶鲁大学颁发。
也许问题的关键在于伯林根奖授予的对象是庞德这个人还是《比萨诗章》这部作品。选择庞德作为伯林根诗歌奖的第一位获奖者，当然是与《比萨诗章》的伟大艺术成就分不开的，但同时也很难说其中没有政治目的。有人指出，奖项是给庞德这个人的，而且是通过秘密协商得出的结果。这似乎也并非没有根据。曾经担任过助理国务卿的著名诗人迈克利什曾经谈起过1948年6月的一次会议，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一点（但他没有参加这次会议），那次会议的与会者包括艾略特、E·E·卡明斯、奥登、塔特等人，他们共同商讨出一个设想，在国会图书馆设立一个新的诗歌方面的奖项，通过名人组成的评审委员会授奖，而委员们要选择庞德作为第一位获奖者，由此改变他的艰难处境，同时把政府尤其是司法部置于非常尴尬的地位。与这一方的观点相对，国会图书馆人员声辩，该奖项是授予《比萨诗章》的，而不是授予庞德的。他们认为，“如果允许除了诗歌成就之外的因素来影响我们的决定的话，那将破坏这一奖项的重要意义，并且从根本上否定文明社会赖以生存的、客观看待问题的原则的正确性。”
对于这场争论，著名文学批评家欧文·豪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我们不可能只把庞德作为一名诗人，而不首先把他看作是一个人来褒奖他。他认为这件事情是与道德心有关的：把这一文学奖项授予庞德首先应该是对他作为一个人的褒奖，因此也就应该是对他的道德行为的褒奖。对他进行褒奖，也就意味着把他看作是一个具有正常的、得体的、充满敬意的人际关系的人，这意味着公众友爱之手的延伸。豪也承认，严格把诗人的诗歌与诗人的人格区分开来是很难把握的，因为在一个人的美学思想和人生价值之间是很可能互相抵触的，在这种情况下，生活现实必须优先于文学来加以考虑。
事情的结果表明，即使评委会委员们确实有政治目的，要向政府施压以便早日释放庞德，他们的目的也并未达到。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许多有影响的名人和媒体又发起运动，呼吁释放庞德。经过海明威、艾略特、弗罗斯特等人的多方努力，1958年4月18日，庞德在被关押十二年多之后，他叛国罪的指控被取消，他终于走出精神病院。
同年6月30日，他又来到了意大利。到达那不勒斯时他还朝着记者们行了一个纳粹礼。但是，在这古老而静寂的欧洲，庞德逐渐地摆脱了自己的愤怒。他一直在继续着他的《诗章》的创作。在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似乎开始对自己过去的行为表示后悔，对一些前来拜访他的人承认自己做错了。1967年，他在与金斯伯格见面时说：“我很惭愧，我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是反犹主义，那是一种愚蠢而狭隘的偏见。”
1972年11月1日，庞德在威尼斯病逝，就在前一天，他刚刚度过自己87岁的生日。
庞德第一次处于漩涡之中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他被美国司法机关指控有叛国罪。围绕着这一指控，在美国产生了关于他命运的广泛争论。这一事件的根源是庞德在二战期间在意大利的一系列不理智的行为。这几乎是一种空前的叛国罪，因为用广播为敌对国家做宣传而被指控的人可以说以前还没有过。
庞德1924年来到意大利，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他赞同法西斯主义，认为只有在墨索里尼那样的人的领导下，世界才会和平，才会变得更安全。他把罗马-柏林轴心看作是“林肯时代以来第一次对富人政权的严厉打击”。他仇视犹太人，反对美国参加欧洲战争。早在1936年，庞德就开始在意大利电台发表讲话，谈他对经济和政治的看法。1941年1月，他的一档固定节目开播，名为“美国时间”，每周播放一次。他在广播中不断攻击美国和英国，为意大利和德国辩解。他抨击罗斯福政府和美国模式。他甚至说应该绞死罗斯福和几百名犹太人。即便在意大利向盟军投降、墨索里尼仅仅在意大利北部作为德国的傀儡苦苦支撑之后，他仍然非常坚定地忠于墨索里尼，继续在米兰进行他的宣传广播。但是庞德的表现似乎有些过头，他的胡言乱语甚至引起意大利政府官员的怀疑，以为他是美国派来的特务。1941年年底美国参战后，庞德的这些广播成为叛国行为。1943年，他在美国被指控叛国罪。
1945年5月3日，二战在欧洲的最后一周，他在拉巴洛的家中被意大利反法西斯游击队员抓获。他匆忙拿了一部汉英对照的儒家经典《四书》和一本中文词典，便跟着游击队员离开了家，他不知将被带往何处，但却想到了被处死的结局。他被送到美国在比萨设立的惩戒训练中心，这实际上是一座劳改营，是专门让那些犯重罪的美国士兵通过劳动训练进行改造的地方。庞德被关在一个露天的铁笼子里，这是用来关押最严重的犯人的。他后来在《比萨诗章》中称其为“猩猩笼子”。庞德在这个笼子中生活了25天，白天要经受阳光的烘烤，夜里还要被灯照个通宵，因此身心都受到严重损害，被转送到医疗营，正是在这里，他开始了《比萨诗章》的写作。
当年11月，庞德被引渡回美国。他被指控犯有16条叛国罪行。他未来的命运在美国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刚刚经过大战的美国人仇视叛国的情绪还很高，许多人要求判处这位美国最有名的诗人死刑。而他的朋友们，包括着20世纪一些最伟大的作家，开始担心他会被处死。其中，海明威非常担心庞德这位曾经大力帮助提携他的老朋友的战后命运，因此提议用“精神错乱”为理由来为庞德进行辩护。这个主意得到很多庞德和海明威文学界的以及在政界的朋友的支持，并且通过律师也得到了庞德本人的认可。几天之后，4位知名精神病医生签署报告，做出如下描述：怪僻，易怒，以自我为中心，狂想，注意力不能集中。结论是：心智有缺陷，不能胜任听从正当建议或者具备自我辩护方面的普通常识。据此，陪审团认为他精神失常无法出庭，因此他并没有受到审判，而是被送到了华盛顿的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那是专门为患精神病的罪犯开设的医院。当然，他到底是不是真的精神失常，是不是他的朋友们以及医生为了使他免于受审而耍了什么花招，到现在也没有定论。
虽然被监禁在精神病院，但庞德继续着《诗章》的创作，同时还翻译了三百多首中国诗歌，1954年，这些译诗由哈佛大学出版。在此期间，很多拜访者来医院看望他，其中包括查尔斯·奥尔森、罗伯特·洛威尔、T·S·艾略特、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艾伦·金斯伯格等文坛名人。
庞德再一次置身漩涡是在1948年美国第一届伯林根诗歌奖的评选中。这个奖项是由时任美国国会图书馆顾问的诗人艾伦·塔特提议设立的，具有政府性质。国会图书馆专门为此成立了一个美国文学委员会，成员都是名家，包括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艾略特、自白派诗歌创始人罗伯特·洛威尔、获得普利策诗歌与小说两项奖的罗伯特·佩恩·华伦、W·H·奥登、艾伦·塔特、康拉德·艾肯、凯瑟琳·安妮·波特、保罗·格林等14人。在这14人中，投票反对庞德获奖的只有两位，一位是犹太诗人卡尔·夏皮罗，他的理由有二：其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本人是犹太人，不可能把这一奖项授予一名反犹主义者；其二，他认为这位诗人的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最终玷污败坏了他的诗歌，降低了它们作为文学作品的价值。另一位是凯瑟琳·加里森·查品，她投反对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是当时美国司法部长的妻子，她认为把这一政府性质的奖项颁给一名背叛自己国家的人是极为不妥的。而其他12位委员却一致站到了另一面，他们都认为，无论庞德在政治上表现如何，他在诗歌方面的贡献都超出他的政治错误。
1949年2月20日，《纽约时报》刊登了庞德获得第一届伯林根诗歌奖的消息，引起了各方的争议。大部分人对此表示愤慨，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把对审美的追求与政治分开正是这个国家自由与理性的表现。争论在6月开始进入白热化，普利策诗歌奖获得者、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赫利俄在《星期六文学论坛》上发表文章，不仅抨击庞德获奖一事，还同时暗示伯林根基金会与法西斯分子有关。此举引起轩然大波，评审委员会严正声明他们与法西斯分子毫无关系。国会图书馆馆长也出面否认评审委员会有任何过错，并强烈批评了赫利俄和《星期六文学论坛》。7月底，一位收到这篇文章的纽约议员在众议院会议上要求对把奖颁给庞德一事进行调查。他认为文学问题应该由文学界来处理，但国会有权了解评审委员会是否正确代表了美国人民的意志。评审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长达72页的声明，来反驳赫利俄的观点。结果，国会既没有进行调查，也没有撤消给庞德的奖，只是决定颁发文学艺术方面的奖项不应该再带有政府性质。从1950年的第二届起，伯林根诗歌奖改由耶鲁大学颁发。
也许问题的关键在于伯林根奖授予的对象是庞德这个人还是《比萨诗章》这部作品。选择庞德作为伯林根诗歌奖的第一位获奖者，当然是与《比萨诗章》的伟大艺术成就分不开的，但同时也很难说其中没有政治目的。有人指出，奖项是给庞德这个人的，而且是通过秘密协商得出的结果。这似乎也并非没有根据。曾经担任过助理国务卿的著名诗人迈克利什曾经谈起过1948年6月的一次会议，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一点（但他没有参加这次会议），那次会议的与会者包括艾略特、E·E·卡明斯、奥登、塔特等人，他们共同商讨出一个设想，在国会图书馆设立一个新的诗歌方面的奖项，通过名人组成的评审委员会授奖，而委员们要选择庞德作为第一位获奖者，由此改变他的艰难处境，同时把政府尤其是司法部置于非常尴尬的地位。与这一方的观点相对，国会图书馆人员声辩，该奖项是授予《比萨诗章》的，而不是授予庞德的。他们认为，“如果允许除了诗歌成就之外的因素来影响我们的决定的话，那将破坏这一奖项的重要意义，并且从根本上否定文明社会赖以生存的、客观看待问题的原则的正确性。”
对于这场争论，著名文学批评家欧文·豪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我们不可能只把庞德作为一名诗人，而不首先把他看作是一个人来褒奖他。他认为这件事情是与道德心有关的：把这一文学奖项授予庞德首先应该是对他作为一个人的褒奖，因此也就应该是对他的道德行为的褒奖。对他进行褒奖，也就意味着把他看作是一个具有正常的、得体的、充满敬意的人际关系的人，这意味着公众友爱之手的延伸。豪也承认，严格把诗人的诗歌与诗人的人格区分开来是很难把握的，因为在一个人的美学思想和人生价值之间是很可能互相抵触的，在这种情况下，生活现实必须优先于文学来加以考虑。
事情的结果表明，即使评委会委员们确实有政治目的，要向政府施压以便早日释放庞德，他们的目的也并未达到。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许多有影响的名人和媒体又发起运动，呼吁释放庞德。经过海明威、艾略特、弗罗斯特等人的多方努力，1958年4月18日，庞德在被关押十二年多之后，他叛国罪的指控被取消，他终于走出精神病院。
同年6月30日，他又来到了意大利。到达那不勒斯时他还朝着记者们行了一个纳粹礼。但是，在这古老而静寂的欧洲，庞德逐渐地摆脱了自己的愤怒。他一直在继续着他的《诗章》的创作。在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似乎开始对自己过去的行为表示后悔，对一些前来拜访他的人承认自己做错了。1967年，他在与金斯伯格见面时说：“我很惭愧，我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是反犹主义，那是一种愚蠢而狭隘的偏见。”
1972年11月1日，庞德在威尼斯病逝，就在前一天，他刚刚度过自己87岁的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