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安徽开始在全省推行“责任田”包产到户。我的家乡安徽宿县（今宿州市埇桥区），是实行“责任田”最积极的地方，全县有98，9%的生产队实行，并收到立竿见影的实效。当年麦收后，多数农家开始摆脱饥饿，再有一季秋收。许多农家开始有了余粮，乡亲们都说“责任田”是救命田。其实，“责任田”救的不仅仅是当地农民的命，它的恩泽远远超出了行政边界。
　　淮北的余粮立刻吸引了周边的豫东、鲁南和苏北等地缺粮的农民。他们成群结队奔向淮北地区。老弱妇孺在各村里乞食求助，青壮年们多带着各种工具，为当地农民做家具修农具，更多的成了承包较多土地的当地农户的帮工。他们有的打算在这里度过荒年再回老家；有的妇女干脆在淮北农村嫁人落户了。但更多人是来买粮食或用家织土布、自家做的鞋子等换点粮食。他们来去匆匆，家里还有下不了床的老人、嗷嗷待哺的儿女等着救命的粮食。虽然当时还不准粮食上市，但事实上，从1961年秋收以后。粮食交易就悄然在宿县农村出现。外省人来买粮食，都是直接进入各村上门入户求购，交易在农家大院进行。之后不断扩大规模，成了一个无形的却有一定交易量的粮食市场。
　　来淮北买粮最多的是河南人。其原因一是河南省是“大跃进”的重灾区；二是在1961年7月，刘建勋担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后，采取一些应急措施，其中之一是要求全省各个大小火车站、汽车站不要再阻止灾民外出逃荒，而且要求对无钱买票的灾民也一律放行，不许阻拦。一旦打开了闸门，灾民们便成群结队地涌出去。豫西一带灾民主要是西出潼关，前往关中，其中不少人再向大西北进发，一直到达河西走廊或新疆边地：而豫东灾民的主要目的地便是东南方向的皖北地区。
　　宿县是安徽的北大门，豫皖两省之间有火车相通。豫东的灾民爬上陇海铁路东行的火车。到徐州折向南行，过几个小站，便进入宿县境内。宿县境内津浦铁路（即今天的京沪大铁路）上的十来个大小车站，就成了河南灾民购粮的落脚点。
　　那些买了粮食回乡的灾民，由于扛着大大小小的粮袋，普通客车根本挤不上去。他们又大多没钱购买车票。为此，从1961年秋收后开始。铁路部门便在从津浦铁路经徐州折向陇海铁路的几趟货运列车上，加挂几节货车车厢，专门供去安徽购粮的河南灾民搭乘。货随人走，不用起货票，人货可以直达豫东陇海线各站。
　　但是，1961年秋收之后，由于在两地间奔走的购粮队伍不断扩大，一些不适应这一形势的问题便显露出来。由于当时安徽还坚持不开放粮食市场，河南来的购粮人，下了火车便往多个村庄里流动，上农户家求购粮食。对此，当地有关部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河南灾民来说。虽然多了一些麻烦，但粮食还是可以买到的。但在往回运时若被边界上的哨卡拦住，轻则罚款重则没收粮食。灾民意见十分强烈。
　　1962年春节前夕，为解决豫皖两省由来已久的水利纠纷，两省高层领导会议在宿县召开。到会的有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华东局第三书记李葆华等人。
　　淮河及众多的支流从河南发源。流经安徽，向东经洪泽湖入海入江。洪涝灾害到来时，河南的客水大量下泄，加剧了安徽的灾害。安徽沿皖豫边界的群众便在边界上筑坝拦水，使淮河中游的泄洪水道不畅。两省百姓年年为此争吵甚至斗殴。这次会议在水利建设上很快取得成果，决定拆除两省的拦水塘坝并在安徽淮北地区开挖两条人工新河。以利洪水下泄。
　　同时，这次会议还产生另一项不在原定议题之内，却与正式议题同样重要的成果。会上，陶铸、刘建勋向李葆华提出一个要求，要像撤除边界上的阻水坝一样，撤除在两省边界上的粮食关卡，让安徽实行“责任田”增产的大量余粮尽快运进河南。安徽省委当即做出决定，下令撤除所有关卡，尽多尽快放粮食进入河南灾区。两省水利协作会商，最终还达成了开放粮食流通的协议。成了两省人民团结抗灾救人的一段佳话。
　　很快，两省之间的粮食关卡尽撤，河南灾民运粮回家不再受阻。但是，交通运力不足又成了问题。货车临时挂上的几节货车车厢，因车次少而且过往时间不定，日益增多的灾民搭乘不便。宿县境内大小火车站上都有成群的来自河南的购粮人，焦急地等候乘车回家。如果能开通一次从河南郑州经徐州到达安徽宿县或蚌埠的列车，将是河南灾民运粮回家的便捷通道。
　　为此，铁道部立即召集郑州、蚌埠两个铁路分局商洽，决定在郑州至安徽淮河以北的区域内增开4对临时客运列车。几天后。蚌埠一郑州对开的临客列车便开始营运。搭乘这两对临时客车的人越来越多，春节前后客流量达到高峰。后来，两个铁路局又再次洽商，决定再增开一对宿县至郑州间的临时客车。
　　这是一种极为特殊的、设施极其简陋的客运列车。车厢都是运货车厢，乘客没有座位，只能坐卧在车厢地上垫着的一层稻草上。开始时用的是高边敞车，这种运货车厢上下车都要从车厢两头爬梯子，而灾民们带着大包小包的粮食，上下很不方便，而且车厢没有顶棚，日晒雨淋。后来因冬季风大天寒，铁路部门就将这趟列车改用有顶盖有车门的篷车，可为乘坐者挡风避寒。这些列车虽然设施极为简陋，但其意义非同寻常。这是专门为灾民开通的列车，是古今中外铁路史上罕见的列车。它被沿途居民称为“灾民专列”“买粮专列”，而灾民们则说它是“救命列车”。
　　像宿县这样从来就没有担负过始发列车任务的中等火车站，要在短时间内迅速配备可用的车厢，组织乘务人员，困难很多。但参与“灾民列车”运行工作的铁路员工们热情高涨，都为能参加这项特殊任务而自豪。
　　“灾民列车”实行全员全程免票，人货同行，减少了灾民们的经济负担和办理货运手续的麻烦。在运行时间安排上，尽可能让愿意返回的买粮人都能在买到粮食后及时返回，车站上不让旅客滞留过夜。
　　笔者也有幸乘过这种“灾民列车”。
　　那是1962年春节前夕，我回乡探亲，将母亲从淮南接回宿县任桥老家。在蚌埠火车站换车时，正巧站台上有列“灾民列车”待发。由于当时所有的客车都拥挤不堪，所以我们虽买了客车票还是就近上了这趟由蚌埠开往郑州的“灾民专列”。 　　这是一趟被称为“闷罐车”的货车，车厢两面均有可以推开合上的大铁门，车厢里没有卫生间，只在门边上放一个大木尿桶。车厢里没有座位，地上铺着一层稻草。每节车厢配有一名列车员，备有木梯一架。每当到站时，列车员便先搭好梯子，扶着老弱爬上爬下：开车后，列车员又把木梯拉上来，拦放在车门处，作为栏杆。
　　从蚌埠到任桥共有大小7个站，站站都停，每站都有上车的河南客。他们扛着的大袋小包的粮食，装的多为山芋干子。这种粮食价格最便宜，淮北各地所产也多。我们上车后，便在稻草铺上坐下。旁边坐着的是一个60岁上下的河南老人，他靠着车帮闭着眼，脸色灰黄，看似极为疲劳。这时，同行的一名中年女子推他，喊道：“大爷，可别睡着了，车上冷呢。要睡就上里头盖上被子睡。”河南来买粮的灾民们都随身带着被子，来往一次需要几天时间，要在外面过夜，风餐露宿，非常辛苦。
　　我母亲自己受过苦、挨过饿，见外乡逃荒人就同情。她问那老汉，这个大哥哪里来的？家里还有什么人？这大冷的天怎么让你这上了年纪的人出来打粮？那老汉说，儿子在水利工地累病了，腿肿得水罐似的粗，出不了门呀！家里没有一点吃的了。我若不来，一家人就只有等着饿死了。听了这话，母亲唏嘘了一番，眼眶里盈满了泪水，她转身解开行李，把随身所带的干粮、干菜等可食之物全给了那个老汉。
　　后来车上又上来一名当地的年轻人，他对老人说，前年我们这里也是众人挨饿，还饿死了不少人。现在实行了“责任田”，你看到处都是粮食了。你们那里为啥不实行“责任田”呢？
　　旁边一个躺着的河南汉子闻言侧过身来，接上话说，“责任田”？庄稼人谁不想种自己的地哩？可光俺们想有啥用？
　　时过几十年，我仍清晰地记得那天“灾民列车”上的情景，可惜没有再跟他们多聊几句。大灾难之中的艰难行程，能坐到一节车厢里，行上一段路。说上几句话。那也是一种特别的缘分啊！
　　成千上万的灾民涌入，对宿县农民及各级政府也是一个考验。宿县乡亲们热情地接待外来购粮人，一些老人说，往年我们也吃过人家的粮食，现在有了余粮，自当支援人家，何况人家还是拿钱来买。不少人家见购粮者上门，先端上吃食，让外客吃饱了再谈交易。宿县人民政府提出一个响亮口号：天下农民是一家。放出通知号召县各级干部热情接待外来购粮人。1962年2月，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到宿县视察工作。一天上午，时任宿县县委书记的周尽农陪同他下乡。当他们经过火车站旁边的一条小街时，买粮和卖粮的皖豫两省农民挤满了街道，人车难以通行。李葆华问：这是怎么了？周尽农说，这些多是河南过来买粮的灾民。李葆华望着这满街的人流陷入沉思，之后叮嘱县委，一定要做好前来购粮的邻省社员的接待工作，让他们少受冻，不挨饿，保证他们能尽量快地买到粮食，安全返回各自家乡。这是为人分忧也是为国分忧啊！
　　宿县县委、县人民政府立即组建一个临时办事机构，专门做接待外省买粮灾民的有关工作。办公室就设在宿县火车站广场上。他们在广场两侧搭建了几处大棚，铺上芦席、草苫子，供河南购粮社员临时休息使用。同时，又调集人员，筹集粮食，在车站广场一侧砌上一排大灶。安上6口特大号铁锅，砌了几个长长的台子，放上几百个大号黑粗砂碗，组织几十个人日夜不停，煮出以山芋干子、小米、高梁面粉搅合在一起的稠稀饭，免费提供给前来购粮的异乡农民。煮粥赈灾，古已有之，今天宿县这样做，深得人心。很多灾民喝着稀饭，吃着自己带来的干粮，也算凑合了一顿饭。不少灾民在上火车前都跑过来喝碗热粥，顿感浑身暖和，增添了力气和勇气去抵御冬夜漫长路途上的风寒。
　　“灾民列车”是那个艰难年代里的一道亮丽的让人感到温馨的社会风景线。它展现出大灾大难中的人间大爱。这是善良人性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