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甫同志《嵇康为什么被杀》一文(见《学林漫录》初集)，列举了三种说法：(一)说了“非汤武而薄周孔”，触犯了司马氏。(二)嵇康得罪了锺会。(三)为了吕安的信受到牵连。
　　对第二、三两种说法，作者引了唐修《晋书》和干宝《晋书》的文字。对于第一种说法，作者只引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與药及酒之关系》中一段话，并且在引文前指出，鲁迅“谈到嵇康为什么被杀，与唐代史官和晋代史官的讲法不同”，接着还替鲁迅开脱了一句：“这点在鲁迅的名篇里是个不重要的小问题，并不影响这篇杰作的光芒。”从叙述的口气看，似乎认为第一种说法乃出于鲁迅的推测，并无史籍根据。文章的末尾说：“他(司马昭)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所以发怒，是为了嵇康拒绝做官，不愿与司马氏政权合作，不是认为‘非汤武而薄周孔’是反对他的。”
　　我想对此文提出两点不同意见：
　　一、鲁迅的说法是有根据的，而且所根据的材料都比唐修《晋书》为早。
　　《世说·栖逸》“山公将去选曹”条，刘孝标注引《嵇康别传》说：康“答涛书，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恶之”。《文选》卷四十三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注引《魏氏春秋》曰：“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恶焉。”可见鲁迅只是采用《嵇康别传》和《魏氏春秋》的记载，其中《魏氏春秋》系东晋著作郎孙盛所撰，也可以说是晋史官的记述。(孙盛“分著作郎”，见《世说·言语》“孙盛为庾公记室参军”条注引《中兴书》)
　　二、嵇康与山涛书作于曹髦被杀的同一年，司马昭闻“非薄汤武”之语而疑心影射自己是合乎情理的。
　　据《晋书》嵇绍传，绍十岁而孤，嵇康与山涛书中说“男年八岁”，那末这封信是在嵇康被杀的前两年，即魏主髦(高贵乡公)甘露五年写的。这一年五月，曹髦自讨司马昭而被杀。不论嵇康的信写在这一事件之前或之后，司马昭闻非薄汤武之言而恶之，是合乎情理的。何况曹髦一死，司马昭的处境尴尬。《世说·方正》：“高贵乡公薨，内外喧哗。司马文王问侍中陈泰曰：‘何以静之？’泰云：‘唯杀贾充以谢天下。’文王曰：‘可复下此不？’对曰：‘但见其上，未见其下。’”(注引《魏氏春秋》，说泰“因呕血死”。)在封建时代，皇帝被臣下所杀，即使是权臣如司马昭也感到社会舆论的压力。正在这时，听说有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说过“非汤武”的话，能不耽心是在影射自己吗？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司马昭忌恨这句话，为什么不立刻杀掉嵇康呢？我想，这也好理解。正当内外喧哗，需要平静舆论的时候，把嵇康这句话作为罪状而杀了他，对司马昭反而不利，而且这句话也不象陈泰那样说得露骨。以后钟会进谗言，说嵇康曾打算响应讨伐司马氏的毋丘俭(毋丘俭讨司马氏，在嵇康被杀前七年)。这就不仅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了，于是假嵇康替吕安申理的事，把他杀了。可见嵇康之死是多种因素促成的。振甫同志列举的三种说法，可以并存而不是互相排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