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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代中晚期，随着新兴市民阶层的扩大和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学术界涌现出怀疑、否定封建正统思想的批判思潮，李贽正是这一思潮的先驱者。他以“童心”之真驱逐了“天理”于“心学”的在场，扭转了意识形态与经验感性渐行渐远的疏离局面，并向人性复苏的中心靠近，其深厚的文化内涵渗透到哲学、伦理学和文艺美学等领域，从而改变了思想界话语的匮乏与理学自语的精神面貌，对思想界、文艺界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启蒙作用。
关键词：李贽 童心说 意蕴 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各种思潮和学派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机缘与主体情境共生的产物，被反动封建统治者称为“异端之尤”“非圣无法”的李贽思想，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尖锐的政治斗争和知识阶层精神自觉的显现。明中叶以来，封建统治阶级“独尊儒术”，把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视为唯一的正统学说。李贽对此深恶痛绝，以“翻天覆地”的批判精神，抨击“理学”，建构了一套全新的社会理想和道德体系，尤其“童心说”的理论突破僵化的理学思维，剔除了“良知论”中儒家学说和道学思想，“心”的内涵随之从形而上层面的“理性”中脱离出来，并沿着形而下经验的路径与个人价值自觉的走向勇往直前。
一 “童心说”理论的渊源
由于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手工业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激起了思想领域的活跃。作为官方认同的主流意识形态，程、朱“理学”将孔孟之道系统化、定型化。理学实质上是变相的神学，以儒家“三纲五常”为核心，并以“天理”的身份，穿行于公共与私人领域，统治思想界近四百年。然而，万事万物总是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的。社会思潮在经历了一次内在的调整与革新后，代表城市市民阶层反传统的新型思想便是明中后期滋生出来抵制儒家“理学”的文化存在。与之前的“宋型思想”相比，“明思想”具有鲜明的叛逆性与启蒙性，具体体现在王阳明“心学”的发展和李贽反儒学的新型资产阶级精神的启蒙。王阳明把儒家的“天理”与“人欲”统一到心中，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其后，泰州学派王艮和龙溪王畿发展了阳明“心学”，提出“良知致”“身道俱尊”。在此基础上，李贽杂糅百家，卓然自立，在“童心”理论的凝视下，“存天理，灭人欲”的权威性与“良知论”的合理性遭遇质疑与打击。
作为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代启蒙宗师，李贽在吸收了阳明“心学”与泰州学派思想的同时，又从人的现实存在与经济伦理中寻求理论的维度。他生长在明王朝由盛转衰、诸种社会矛盾和危机日益突出的年代，母亲早逝，父亲豁达，家境使得李贽自幼便知自立，同时造就了他孤独的个性。父亲是一心求道的高人，连他的养母董氏也从不贪财为念，慈善心肠，李贽身濡目染，渐渐滋生出超凡脱俗的根性。做官十余年，老人相继去世，儿女夭亡，形成了他重情重心的文化人格。他痛恨那些不知痛痒者的道德高调、空调、假理学，感悟所谓人伦物理皆在穿衣吃饭中的价值取向，表达了知识阶层对形而下社会领域的关注与对人性的关怀，生命的本真在“童心”这一新型的启蒙话语中实现了新的诠释。
二 “童心说”的文化意蕴
明中叶，程朱理学是儒家经典思想的神圣法定，万物的本源。晚期，随着新兴市民阶层的不断扩大，学术界涌现出怀疑、否定封建正统思想的批判思潮，“童心说”理论的出现正是知识阶层对社会发展做出反思的主要体现。李贽以“童心”之真驱逐了“天理”于“心学”的在场，扭转了经验感性与意识形态中渐行渐远的疏离局面，并向人性复苏的中心靠近，其深厚的文化内涵渗透到哲学、伦理学和文艺美学等领域，从而改变了思想界话语的匮乏与理学自语的精神面貌。
王阳明发展了陆九渊“心即理”的思想，用“良知”阐释“心”理，否定儒家思想的外在性，拓展了“心”的领域，遗憾的是他的“良知”话语只是对理学的重新解读，最终又回到了孟子的“性善论”，回到了仁义礼智上来。此后，李贽“童心”论以“情”为内在逻辑，通过从理性到经验再到心理的演进，从理到情，从雅到俗，建构了一套全新的“心学”话语。“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童心者，绝假绝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为人的真实本然属性，具有宇宙本体论的意义。强调“童心”即赤子之心、真心，“真心”的价值在于真心与假心、真人与假人的对立。主张通过读书识义理，也就障碍了童心，因为“义理”来自于后天人为，它灌输的越多，“童心”失去的便越多，因而人生命的成长过程便是童心逐渐被隐蔽和丧失的过程。因此，李贽以“真”反“假”，以“童心”反“义理”，把“童心”作为辨别是非的判断标准，通过价值反思，否定“天理”在社会领域与思想上的合法依据，最终把不堪负重的心灵从“天理”的束缚中释放出来，皈依本真，回归自由。
在充满浓重历史感和现实感的社会转型之际，李贽始终站在理学道德人性论的对立面，倡导自然人性论，提出率性之真谓之道，把自然之性的学问称为自然真道学。在“童心”否定儒家道德的先验性与普遍性之后，又进一步批判儒家灭绝人性的假道学，“童心”为“最初一念”，即肯定了人的“本心”“人欲”，这其实是在道德伦理层面上对传统理学中道德人性论的蔑视，彰显人的合理欲望对生命的意义，标志着人性的复苏。“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圣人又何用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童心既障，而以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闻见”是假道学之人的“假人假言，事假事文假文”，“理学”之假则是对自然人性的背离。因此，以自然真实之人性来界定“道”是城市阶层召唤个性自由和人本主义进步思想的时代诉求。
李贽以一个学者应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对文学标准、文学创作等诸多问题的思考，为文学理论的重构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他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认为“童心”是第一性，把“童心”理论运用到文学创作中，“童心”便是文学创作的本源。“凡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因此，“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甚至山河大地也不过“皆是吾妙明真心中一点物相耳”。然一切“心相”皆是“真心”的一种异在，文学作品所描写的人物事件只是作家“真心”的一种“心相”，即使文学作品中人情物理来自虚构，只要出自作者的“童心”，便是逼真可信，故天下文章有感于“童心”自成文。“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者，以岂少哉？”文为情生，情乃“童心”之显，性情之真，则其文无所不真。此外，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下，人们受到以家族主义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影响，敬畏先圣权威，强调师承祖述，文坛上长期流传着“一代不如一代”的倒退观更使人们丧失信心，不敢有突破和创造。李贽批判颂古非今的思想，指出“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并主张“变”为文学之大势，肯定时文的价值，他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所以，天下文章不能拘泥于古人，从而有力抵制了明代千篇一律的“台阁之风”，扫除八股文恶劣风气在文坛中产生的重大影响。他敢于大胆肯定时代新兴的戏曲小说，对文学体制的革新与发展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启蒙作用。 三 “童心说”思想的意义
在先秦至宋元明学术的基础上，李贽虽沿习一些旧的范畴和思想框架，但他却能利用这些思想资源，阐发许多此前中国哲学思想史上未曾有过的新思想，丰富了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对后来学者认识社会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
无论“理学”还是“良知论”，对“道”的界定都是建构在人性束缚基础上的，从而造成了理论的偏狭，这也使李贽对“道”的本质进行重新思考的契机，代表不同声音的全新话语由此应运而生。“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李贽不以孔孟之道为是非标准，否定所谓“圣人”的德性，主张凡人即是圣人，本无凡圣之分。论证了“理学”背离人的本真生命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修正了理学拒绝人性、拒绝一切人情世故的超验理念，在经验的纵深层面，激活了人的主体意识，启示了人性的自我救赎。
“童心说”直接导源于王阳明的“良知”和禅宗的“佛心”，同时又是对“良知”与“佛心”的扬弃。王阳明求理于“良知”，用主观精神的人心吞并客观世界的物理，极力把伦理道德引向“心”的本能。李贽“心性论”借用王阳明“心学”的形式，倡言“童心”和自然人性论，以私欲反对义理，以童心反对义理之心，颠覆了宋明理学的根基，这也是阳明先生之所以被视为儒家的代表，而李贽却被视为异端的原因所在。同时，李贽“童心”不同于佛家之“心”。佛家旨在人对世俗的超越和对权威法度的蔑视，高度提倡自我的主观精神，佛就是人的自心自性。虽然禅学所言“人性本净”与“童心”即人生最初不受到外界污染之本心的思想如出一辙，然而，“童心说”走出了佛家远离现实、疏离人性本真的误区，在形而下语境中探讨人的自然本性源于生命之初。“夫私者，人之心也。”“私心”为人之本性，饮食男女乃人自然本心，这在理论上从更宽泛的经验角度解决了经济伦理中人性的解放问题，并启迪广大市民阶层对人性的深刻思考，也为后来的文人重情重心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理论平台。
在“心性论”发展史上，道德理性与自然人性是对应的两端。一般说来，儒家思想重伦理道德，提倡伦理为本位，压抑人性；道家则崇尚自然，以个性自由为本。魏晋时期的自然之辩，儒家论理与道家自然首次融合。宋明理学，儒道思想再次融合。两度重逢表面上化解了儒家重理论，道家重人性自由的对立，实质上仍然以儒家伦理道纲常为价值取向，适当取道家之论补其不足。因此，明各家各派的心性论都以儒家伦理为重，对感性经验没有给予有效的回应。而李贽心性论的价值在于革弊“心学”中儒家伦理，把王派心学中抽象的道德说教和道家超越现实的自然人性具体到百姓日用与人性平等上，从而完成了在理论上的创新。在人之性的界定上，李贽不蹈袭前人，于性善性恶说之外，另立性本真之新见。在心理层面，李贽也迥异于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划分为本我、自我、超我三大层次，率先将人的心理分为真假两大区域，用真假辩是非、论万物，以自身独特的言语方式在经验世界中完成对人本真生命的追问。
尽管李贽的唯心论存在着历史与时代的局限，“人性本私”的功利色彩显现了在理论与怀疑精神上的不足，但以经济伦理为本位的“童心说”这一新的社会理想和道德体系的积极意义是晚明思想界始料未及的。在新旧文化范式交替的过程中，“心学”能从“理学”的困境中走出来，直接掀起了重情重性的文化思潮，并对后来文人的文化实践产生重大的影响，其理论的价值显而易见。即便是今天，重读李贽的《童心说》，仍然能感受到时代精神命脉的跳动和绵延。
参考文献：
[1] 李贽：《焚书·童心说》，彭诗良：《中国古代禁书文库》，远方出版社，2001年版。
[2] 李贽：《焚书·杂说》，彭诗良：《中国古代禁书文库》，远方出版社，2001年版。
[3] 李贽：《焚书·解经文》，彭诗良：《中国古代禁书文库》，远方出版社，2001年版。
[4] 李贽：《焚书·答耿中王》，彭诗良：《中国古代禁书文库》，远方出版社，2001年版。
[5] 李贽：《藏书·德业儒臣后论焚书》，彭诗良：《中国古代禁书文库》，远方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简介：
顾颉，女，1973—，江苏盐城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艺学、美学，工作单位：江苏省教育学院盐城分院。
王晓铃，女，1963—，江苏盐城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学评论，工作单位：江苏省教育学院盐城分院。
关键词：李贽 童心说 意蕴 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各种思潮和学派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机缘与主体情境共生的产物，被反动封建统治者称为“异端之尤”“非圣无法”的李贽思想，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尖锐的政治斗争和知识阶层精神自觉的显现。明中叶以来，封建统治阶级“独尊儒术”，把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视为唯一的正统学说。李贽对此深恶痛绝，以“翻天覆地”的批判精神，抨击“理学”，建构了一套全新的社会理想和道德体系，尤其“童心说”的理论突破僵化的理学思维，剔除了“良知论”中儒家学说和道学思想，“心”的内涵随之从形而上层面的“理性”中脱离出来，并沿着形而下经验的路径与个人价值自觉的走向勇往直前。
一 “童心说”理论的渊源
由于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手工业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激起了思想领域的活跃。作为官方认同的主流意识形态，程、朱“理学”将孔孟之道系统化、定型化。理学实质上是变相的神学，以儒家“三纲五常”为核心，并以“天理”的身份，穿行于公共与私人领域，统治思想界近四百年。然而，万事万物总是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的。社会思潮在经历了一次内在的调整与革新后，代表城市市民阶层反传统的新型思想便是明中后期滋生出来抵制儒家“理学”的文化存在。与之前的“宋型思想”相比，“明思想”具有鲜明的叛逆性与启蒙性，具体体现在王阳明“心学”的发展和李贽反儒学的新型资产阶级精神的启蒙。王阳明把儒家的“天理”与“人欲”统一到心中，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其后，泰州学派王艮和龙溪王畿发展了阳明“心学”，提出“良知致”“身道俱尊”。在此基础上，李贽杂糅百家，卓然自立，在“童心”理论的凝视下，“存天理，灭人欲”的权威性与“良知论”的合理性遭遇质疑与打击。
作为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代启蒙宗师，李贽在吸收了阳明“心学”与泰州学派思想的同时，又从人的现实存在与经济伦理中寻求理论的维度。他生长在明王朝由盛转衰、诸种社会矛盾和危机日益突出的年代，母亲早逝，父亲豁达，家境使得李贽自幼便知自立，同时造就了他孤独的个性。父亲是一心求道的高人，连他的养母董氏也从不贪财为念，慈善心肠，李贽身濡目染，渐渐滋生出超凡脱俗的根性。做官十余年，老人相继去世，儿女夭亡，形成了他重情重心的文化人格。他痛恨那些不知痛痒者的道德高调、空调、假理学，感悟所谓人伦物理皆在穿衣吃饭中的价值取向，表达了知识阶层对形而下社会领域的关注与对人性的关怀，生命的本真在“童心”这一新型的启蒙话语中实现了新的诠释。
二 “童心说”的文化意蕴
明中叶，程朱理学是儒家经典思想的神圣法定，万物的本源。晚期，随着新兴市民阶层的不断扩大，学术界涌现出怀疑、否定封建正统思想的批判思潮，“童心说”理论的出现正是知识阶层对社会发展做出反思的主要体现。李贽以“童心”之真驱逐了“天理”于“心学”的在场，扭转了经验感性与意识形态中渐行渐远的疏离局面，并向人性复苏的中心靠近，其深厚的文化内涵渗透到哲学、伦理学和文艺美学等领域，从而改变了思想界话语的匮乏与理学自语的精神面貌。
王阳明发展了陆九渊“心即理”的思想，用“良知”阐释“心”理，否定儒家思想的外在性，拓展了“心”的领域，遗憾的是他的“良知”话语只是对理学的重新解读，最终又回到了孟子的“性善论”，回到了仁义礼智上来。此后，李贽“童心”论以“情”为内在逻辑，通过从理性到经验再到心理的演进，从理到情，从雅到俗，建构了一套全新的“心学”话语。“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童心者，绝假绝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为人的真实本然属性，具有宇宙本体论的意义。强调“童心”即赤子之心、真心，“真心”的价值在于真心与假心、真人与假人的对立。主张通过读书识义理，也就障碍了童心，因为“义理”来自于后天人为，它灌输的越多，“童心”失去的便越多，因而人生命的成长过程便是童心逐渐被隐蔽和丧失的过程。因此，李贽以“真”反“假”，以“童心”反“义理”，把“童心”作为辨别是非的判断标准，通过价值反思，否定“天理”在社会领域与思想上的合法依据，最终把不堪负重的心灵从“天理”的束缚中释放出来，皈依本真，回归自由。
在充满浓重历史感和现实感的社会转型之际，李贽始终站在理学道德人性论的对立面，倡导自然人性论，提出率性之真谓之道，把自然之性的学问称为自然真道学。在“童心”否定儒家道德的先验性与普遍性之后，又进一步批判儒家灭绝人性的假道学，“童心”为“最初一念”，即肯定了人的“本心”“人欲”，这其实是在道德伦理层面上对传统理学中道德人性论的蔑视，彰显人的合理欲望对生命的意义，标志着人性的复苏。“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圣人又何用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童心既障，而以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闻见”是假道学之人的“假人假言，事假事文假文”，“理学”之假则是对自然人性的背离。因此，以自然真实之人性来界定“道”是城市阶层召唤个性自由和人本主义进步思想的时代诉求。
李贽以一个学者应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对文学标准、文学创作等诸多问题的思考，为文学理论的重构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他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认为“童心”是第一性，把“童心”理论运用到文学创作中，“童心”便是文学创作的本源。“凡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因此，“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甚至山河大地也不过“皆是吾妙明真心中一点物相耳”。然一切“心相”皆是“真心”的一种异在，文学作品所描写的人物事件只是作家“真心”的一种“心相”，即使文学作品中人情物理来自虚构，只要出自作者的“童心”，便是逼真可信，故天下文章有感于“童心”自成文。“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者，以岂少哉？”文为情生，情乃“童心”之显，性情之真，则其文无所不真。此外，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下，人们受到以家族主义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影响，敬畏先圣权威，强调师承祖述，文坛上长期流传着“一代不如一代”的倒退观更使人们丧失信心，不敢有突破和创造。李贽批判颂古非今的思想，指出“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并主张“变”为文学之大势，肯定时文的价值，他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所以，天下文章不能拘泥于古人，从而有力抵制了明代千篇一律的“台阁之风”，扫除八股文恶劣风气在文坛中产生的重大影响。他敢于大胆肯定时代新兴的戏曲小说，对文学体制的革新与发展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启蒙作用。 三 “童心说”思想的意义
在先秦至宋元明学术的基础上，李贽虽沿习一些旧的范畴和思想框架，但他却能利用这些思想资源，阐发许多此前中国哲学思想史上未曾有过的新思想，丰富了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对后来学者认识社会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
无论“理学”还是“良知论”，对“道”的界定都是建构在人性束缚基础上的，从而造成了理论的偏狭，这也使李贽对“道”的本质进行重新思考的契机，代表不同声音的全新话语由此应运而生。“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李贽不以孔孟之道为是非标准，否定所谓“圣人”的德性，主张凡人即是圣人，本无凡圣之分。论证了“理学”背离人的本真生命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修正了理学拒绝人性、拒绝一切人情世故的超验理念，在经验的纵深层面，激活了人的主体意识，启示了人性的自我救赎。
“童心说”直接导源于王阳明的“良知”和禅宗的“佛心”，同时又是对“良知”与“佛心”的扬弃。王阳明求理于“良知”，用主观精神的人心吞并客观世界的物理，极力把伦理道德引向“心”的本能。李贽“心性论”借用王阳明“心学”的形式，倡言“童心”和自然人性论，以私欲反对义理，以童心反对义理之心，颠覆了宋明理学的根基，这也是阳明先生之所以被视为儒家的代表，而李贽却被视为异端的原因所在。同时，李贽“童心”不同于佛家之“心”。佛家旨在人对世俗的超越和对权威法度的蔑视，高度提倡自我的主观精神，佛就是人的自心自性。虽然禅学所言“人性本净”与“童心”即人生最初不受到外界污染之本心的思想如出一辙，然而，“童心说”走出了佛家远离现实、疏离人性本真的误区，在形而下语境中探讨人的自然本性源于生命之初。“夫私者，人之心也。”“私心”为人之本性，饮食男女乃人自然本心，这在理论上从更宽泛的经验角度解决了经济伦理中人性的解放问题，并启迪广大市民阶层对人性的深刻思考，也为后来的文人重情重心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理论平台。
在“心性论”发展史上，道德理性与自然人性是对应的两端。一般说来，儒家思想重伦理道德，提倡伦理为本位，压抑人性；道家则崇尚自然，以个性自由为本。魏晋时期的自然之辩，儒家论理与道家自然首次融合。宋明理学，儒道思想再次融合。两度重逢表面上化解了儒家重理论，道家重人性自由的对立，实质上仍然以儒家伦理道纲常为价值取向，适当取道家之论补其不足。因此，明各家各派的心性论都以儒家伦理为重，对感性经验没有给予有效的回应。而李贽心性论的价值在于革弊“心学”中儒家伦理，把王派心学中抽象的道德说教和道家超越现实的自然人性具体到百姓日用与人性平等上，从而完成了在理论上的创新。在人之性的界定上，李贽不蹈袭前人，于性善性恶说之外，另立性本真之新见。在心理层面，李贽也迥异于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划分为本我、自我、超我三大层次，率先将人的心理分为真假两大区域，用真假辩是非、论万物，以自身独特的言语方式在经验世界中完成对人本真生命的追问。
尽管李贽的唯心论存在着历史与时代的局限，“人性本私”的功利色彩显现了在理论与怀疑精神上的不足，但以经济伦理为本位的“童心说”这一新的社会理想和道德体系的积极意义是晚明思想界始料未及的。在新旧文化范式交替的过程中，“心学”能从“理学”的困境中走出来，直接掀起了重情重性的文化思潮，并对后来文人的文化实践产生重大的影响，其理论的价值显而易见。即便是今天，重读李贽的《童心说》，仍然能感受到时代精神命脉的跳动和绵延。
参考文献：
[1] 李贽：《焚书·童心说》，彭诗良：《中国古代禁书文库》，远方出版社，2001年版。
[2] 李贽：《焚书·杂说》，彭诗良：《中国古代禁书文库》，远方出版社，2001年版。
[3] 李贽：《焚书·解经文》，彭诗良：《中国古代禁书文库》，远方出版社，2001年版。
[4] 李贽：《焚书·答耿中王》，彭诗良：《中国古代禁书文库》，远方出版社，2001年版。
[5] 李贽：《藏书·德业儒臣后论焚书》，彭诗良：《中国古代禁书文库》，远方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简介：
顾颉，女，1973—，江苏盐城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艺学、美学，工作单位：江苏省教育学院盐城分院。
王晓铃，女，1963—，江苏盐城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学评论，工作单位：江苏省教育学院盐城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