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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自古以来对利益的追求采取贬低、压抑的态度，政府和思想家高扬道义，主张义利善恶两分。然而，追求利益是人们的一种正常表现，官员往往利用各种制度漏洞来获取非法利益。我们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官员的行为模式，既然官员总会利用制度漏洞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就应该从制度入手，使得官员不能利用漏洞获利。
【关键词】基层 小官 腐败 原因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小官贪腐现象与权力魔杖效应分不开。何谓权力魔杖效应，人民日报社论对此解释道：“国家政权本来就是高居于社会之上具有强制力的机器，服务社会大众和维护社会秩序是它的基本职责，由于政权本性使然，它又有着脱离社会大众甚至损害大众利益的倾向，供职于政权机关的共产党员难免受其影响。这可暂称为‘权力魔杖效应’。”那么在中国，为何会出现权力魔杖效应？为此，笔者将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解读。
中西方不同的人性假定会导致两种不同的法理模式
西方的人性观中肯定了人的好利、自保的本性，并把它看作是一切政治学说的基础。洛克所写《政府论》中，明确把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看作是自然权利，认为人们对财产的拥有和追逐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是需要国家予以保护的。①这些重要的观点影响了后来的思想家，在西方政治学说中，利益的考量是最重要的。
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类的情感欲望，如好利、自保属于被改造的对象。儒家即主张用仁义道德来教育人，使人们心向道德。由义利出发，孔子进而划分了人的品性，他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先秦之后的思想家继承了这样的思想，西汉董仲舒主张义重于利，义是人生存的必要条件。
简言之，中国自古以来对利益的追求采取贬低、压抑的态度，政府和思想家高扬道义，主张义利善恶两分。西方的思想家把对利益的追求看作是自然的事件，既非善也非恶的问题，而是应该正视人的私利。
西方的人性论导致法治的理论。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们把人们的基本权利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统治者必须照顾到人们的这些权利。他们大多数把国家权力的产生看作是民众与统治者的讨价还价，即在契约中建立的。这种契约需要用法律确定下来。二是他们也认识到人的好利本性无限膨胀就会造成混乱。亚里斯多德说：“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这说明，在人治状态下，人的恶性更易于扩张并给社会造成祸害。因此，必须用法治来代替人治。
而在中国，无论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相信 “人皆可以为尧舜”；相信人心有无限的潜能可以发掘，认为依靠内心的修养可以造就理想的道德人格，进而便可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理想的社会。在政治上就体现为人治主义，即强调统治者的政治作用、政治品格和道德修养，贬低甚至忽视法的功用。在传统中国人看来，政治的决定因素是人，而人的根本又在于他的道德修养。因此，为了政治系统的稳定和长久，必须培养贤人，而这一切必须从培养道德情操着手。中国的制度设计与中国传统的人性假定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对官员就任之前的考察非常严格，而对官员上任之后的监督却很不到位。这种制度存在以下误区：
其一，道德上的良善不是永恒的。官员升迁之后面临的社会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权力增强，面对的诱惑也增多了。条件的改变有可能导致人们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的改变。其二，对利益的追求是官员的正常表现。面对巨大的利益，只要条件允许，官员必然会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在现实中由于制度不健全，官员往往很容易获得各种不法利益。可以说，现有制度设计的缺陷导致了权力魔杖效应的出现。
基层官员何以会脱离民众甚至损害民众利益
升迁是官员最大的利益追求。那么如何升迁？除了官场一些潜规则，譬如送礼之外，正常的升迁应该是政绩突出。我们由此可以理解一些官员为何在拼命招商引资，因为这直接与当地GDP联系起来；也可以理解一些看似不正常的行为，譬如大搞形象工程，甚至不惜数字造假等，形象工程是招商引资的需要，数字造假也是追求经济发展的体现。可以说，能够为升迁增加砝码，或者对升迁造成障碍的，都会引起官员的重视。
然而，民众对官员的升迁很难造成影响。人民代表大会制从制度上保证了政府的权力会受到人民监督。但在实行的过程中，这种监督经历了两次弱化：一是人民对人民代表的影响有限，二是人民代表对政府的运作影响有限，这样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人民对各级官员的影响微乎其微。另外，各地官员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维稳也非常重视，因为此项工作属于一票否决的范畴，会严重影响官员的升迁。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民众发现政府对维稳异常重视，于是往往采用制造群体事件的方式影响地方政府的决策。然而，群体事件往往两败俱伤，对社会秩序造成极大破坏，在对官员造成严重影响的同时，由于群体事件往往是以违法的、暴力的形式出现的，民众中的许多人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群体事件并不是调节官与民关系的正常途径。总之，在官员的利益得失的考量中，由于民众的影响力有限，因此轻视民众、凌驾于民众之上的现象就会多有发生。
综上所述，我们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官员的行为模式，既然官员总会利用制度漏洞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就应该从制度入手，使得官员不能利用漏洞获利。如何拉近官员与民众的距离，除了思想道德的教育外，还应该付之以制度的补充和完善。要认识到，只要制度存在漏洞，官员就有可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制度的设计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强化对官员的监督和控制。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这方面作出了榜样。在思想教育的同时，辅之以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对官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同时加大力度惩治违反群众路线的官员。二是强化民众对官员的影响力。有关这点，既可以做实民众、人民代表与官员之间的关系，民众通过人民代表对官员施加影响；也可以增加其他新的渠道，譬如网络中民情的反映，以及由上级部门独立地搜集民意等。
（作者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注释】
①洛克：《政府论》，下篇，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5-79页。
责编/刘建 美编/李祥峰
【关键词】基层 小官 腐败 原因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小官贪腐现象与权力魔杖效应分不开。何谓权力魔杖效应，人民日报社论对此解释道：“国家政权本来就是高居于社会之上具有强制力的机器，服务社会大众和维护社会秩序是它的基本职责，由于政权本性使然，它又有着脱离社会大众甚至损害大众利益的倾向，供职于政权机关的共产党员难免受其影响。这可暂称为‘权力魔杖效应’。”那么在中国，为何会出现权力魔杖效应？为此，笔者将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解读。
中西方不同的人性假定会导致两种不同的法理模式
西方的人性观中肯定了人的好利、自保的本性，并把它看作是一切政治学说的基础。洛克所写《政府论》中，明确把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看作是自然权利，认为人们对财产的拥有和追逐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是需要国家予以保护的。①这些重要的观点影响了后来的思想家，在西方政治学说中，利益的考量是最重要的。
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类的情感欲望，如好利、自保属于被改造的对象。儒家即主张用仁义道德来教育人，使人们心向道德。由义利出发，孔子进而划分了人的品性，他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先秦之后的思想家继承了这样的思想，西汉董仲舒主张义重于利，义是人生存的必要条件。
简言之，中国自古以来对利益的追求采取贬低、压抑的态度，政府和思想家高扬道义，主张义利善恶两分。西方的思想家把对利益的追求看作是自然的事件，既非善也非恶的问题，而是应该正视人的私利。
西方的人性论导致法治的理论。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们把人们的基本权利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统治者必须照顾到人们的这些权利。他们大多数把国家权力的产生看作是民众与统治者的讨价还价，即在契约中建立的。这种契约需要用法律确定下来。二是他们也认识到人的好利本性无限膨胀就会造成混乱。亚里斯多德说：“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这说明，在人治状态下，人的恶性更易于扩张并给社会造成祸害。因此，必须用法治来代替人治。
而在中国，无论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相信 “人皆可以为尧舜”；相信人心有无限的潜能可以发掘，认为依靠内心的修养可以造就理想的道德人格，进而便可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理想的社会。在政治上就体现为人治主义，即强调统治者的政治作用、政治品格和道德修养，贬低甚至忽视法的功用。在传统中国人看来，政治的决定因素是人，而人的根本又在于他的道德修养。因此，为了政治系统的稳定和长久，必须培养贤人，而这一切必须从培养道德情操着手。中国的制度设计与中国传统的人性假定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对官员就任之前的考察非常严格，而对官员上任之后的监督却很不到位。这种制度存在以下误区：
其一，道德上的良善不是永恒的。官员升迁之后面临的社会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权力增强，面对的诱惑也增多了。条件的改变有可能导致人们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的改变。其二，对利益的追求是官员的正常表现。面对巨大的利益，只要条件允许，官员必然会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在现实中由于制度不健全，官员往往很容易获得各种不法利益。可以说，现有制度设计的缺陷导致了权力魔杖效应的出现。
基层官员何以会脱离民众甚至损害民众利益
升迁是官员最大的利益追求。那么如何升迁？除了官场一些潜规则，譬如送礼之外，正常的升迁应该是政绩突出。我们由此可以理解一些官员为何在拼命招商引资，因为这直接与当地GDP联系起来；也可以理解一些看似不正常的行为，譬如大搞形象工程，甚至不惜数字造假等，形象工程是招商引资的需要，数字造假也是追求经济发展的体现。可以说，能够为升迁增加砝码，或者对升迁造成障碍的，都会引起官员的重视。
然而，民众对官员的升迁很难造成影响。人民代表大会制从制度上保证了政府的权力会受到人民监督。但在实行的过程中，这种监督经历了两次弱化：一是人民对人民代表的影响有限，二是人民代表对政府的运作影响有限，这样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人民对各级官员的影响微乎其微。另外，各地官员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维稳也非常重视，因为此项工作属于一票否决的范畴，会严重影响官员的升迁。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民众发现政府对维稳异常重视，于是往往采用制造群体事件的方式影响地方政府的决策。然而，群体事件往往两败俱伤，对社会秩序造成极大破坏，在对官员造成严重影响的同时，由于群体事件往往是以违法的、暴力的形式出现的，民众中的许多人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群体事件并不是调节官与民关系的正常途径。总之，在官员的利益得失的考量中，由于民众的影响力有限，因此轻视民众、凌驾于民众之上的现象就会多有发生。
综上所述，我们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官员的行为模式，既然官员总会利用制度漏洞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就应该从制度入手，使得官员不能利用漏洞获利。如何拉近官员与民众的距离，除了思想道德的教育外，还应该付之以制度的补充和完善。要认识到，只要制度存在漏洞，官员就有可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制度的设计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强化对官员的监督和控制。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这方面作出了榜样。在思想教育的同时，辅之以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对官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同时加大力度惩治违反群众路线的官员。二是强化民众对官员的影响力。有关这点，既可以做实民众、人民代表与官员之间的关系，民众通过人民代表对官员施加影响；也可以增加其他新的渠道，譬如网络中民情的反映，以及由上级部门独立地搜集民意等。
（作者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注释】
①洛克：《政府论》，下篇，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5-79页。
责编/刘建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