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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也是新中国农业史上最具有深远影响的伟大变革。从那一年起,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斗转星移,时事沧桑,不觉已31年了。那时,我刚刚调任山西省襄垣公社党委书记,荣幸地经历了这场伟大改革的破冰之旅。
一、质疑争论,艰难推进
1978年12月中旬的一天,我骑着自行车载着行里,到距县城30多华里的襄垣公社上任。
天气晴朗,雪后的田野银妆素裹,虽然寒气逼人,但空气异常清新。我一边领略着雪景,一边回味着昨天在梁坡底公社“送旧迎新座谈会”上的情景。三年多的战斗情谊,公社干部的依依不舍,村干部的热泪盈眶,在我脑海中不时浮现,心想:“人嘛,感情之驱,喜来不喜走啊!”
主政襄垣公社后,我想的最多的问题是如何把工作尽快搞上去,把农业生产搞好,不辜负县委的重托和襄垣公社百姓的期望。
襄垣公社地处平遥东部,与祁县毗邻,是平遥县的东大门。全社有25个生产大队,21000 多口人。全社有黄土丘陵区和平川井灌区两种地形,人均耕地3.6亩,人少地多,耕作比较粗放,是平遥县屈指可数的商品粮基地。在“以粮为纲”、粮食紧缺的年代,县委调自己主政襄垣公社,深感责任重大,担子不轻。
到襄垣公社工作之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1978年12月22日晚,红色电波传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的消息,新闻公报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春天来了!开始解冻了!”第二天,收到《山西日报》后,我们公社干部进行了认真的学习、讨论。
1979年1月中旬,县委召开了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会议,公社党委决定边学习、边落实,选择长期后进的襄垣大队为突破口,搞“包工到组,联产计酬”,取得经验后再行推广。
襄垣大队是个后进的大村大队,全村650户,2570多口人,7050亩耕地。人民公社化以来,粮食总产量一直徘徊在150万斤左右,亩产仅达270余斤,留足种籽、饲料后,有的生产队还不够自己吃,直至1978年还有两个生产队吃国家返销粮。劳动日分红多数年份仅达两、三毛钱,全村80%以上的社员是欠款户。全大队欠国家贷款40多万元,社员欠集体30多万元。
为改变襄垣大队的落后面貌,人民公社化以来,省、地、县先后派过20多个工作组帮助工作,都见效甚微。我决定在这里亲自蹲点摸索经验。
试点工作是从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开始的,多次组织干部、党员和积极分子学习公报精神,用公报精神统一思想,解除顾虑。我开了多次座谈会,看到大家内心想搞,但怕字当头,疑虑甚多,尤其是一些大小队主干。
概括起来有“五怕”:一怕“包工到组,联产计酬”,是变相单干,怕戴复辟资本主义的帽子;二怕分组作业,导致拆队,改变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性质,怕戴刮单干风的帽子;三怕经验不足,搞起来乱了阵脚收不了摊子;四怕分成许多作业组,争水、争肥、争打场,矛盾重重,引发混乱;五怕选不下组长或选下了中途撂挑子,没人承担。
有的老干部说:“政策摇摆,干部受害。春天叫你干吧!干吧!秋天逼你说吧!说吧!(冬天整风整社时让你交待问题)”凡此种种,既有认识问题,也有“左”的影响问题,归根到底是过去“左”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四清”和“文革”运动,“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限上纲上线,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一次被蛇咬,十年怕草绳,这是可以理解的。
身为党委书记的我,对干部群众存在的“五怕”思想,也很难作出圆满的解答,但是有两点促使我下决心要搞:
一是实践检验真理,事实胜于雄辩。从多年的农村工作实践中,我深刻地认识到:劳动利益和劳动者的关系结合得越紧,劳动者的积极性才会越高。
“十年动乱”中虽然大批“工分挂帅,物质刺激”、大批“包”字,但一到夏收、秋收等关键时刻,不少干部还是偷偷摸摸地使用“包”的办法,常常是一包就灵,任务完成得又快又好。
二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明确指出在那些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可以搞“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的办法。正是这两点,给了我搞试点的勇气和力量。
春耕在即,容不得左顾右盼、等待观望,自己一边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为他们“解惑”、“释疑”,一边和干部一道制定方案,划分作业小组。
二、何去何从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从古到今,每一次大的变革,莫不伴随着巨大的争论和非议。正当我们搞“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的高潮中,突然间吹来一股强劲的冷风,下了一场暴雨,几乎扑灭了刚刚兴起的改革之火。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79年3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和襄垣三队的干部以及新组建的作业组长们研究春耕生产问题,会议结束时已午夜一点多钟了,回到公社后又饥又困,喝了一杯水就躺下睡了。
第二天清晨还没醒来,就听见三队队长郝宝珠和几个作业组长敲我的窗户,我迷迷糊糊地问:“谁啊!有什么事”?他们中有的人说:“吴书记,快起吧,咱们做错了”。他们走进屋里,吵吵嚷嚷地说:今早上,中央电台广播中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不让包工到组。我怀疑他们听错了,他们都说是真的,广播来,原话没记清,意思没有错。
为了稳定刚刚起步的试点工作,保护刚刚发动起来的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我当即表态说:“我们搞的‘包工到组,联产计酬’是按照中央两个农业文件精神搞的,是有根据的,不会错。退一步说,如果错了也是上面错了,是我错了,与大家没有责任,请大家放心,还是按我们研究的办法搞吧!”
话虽这样讲,但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我吃过早饭,急忙赶到洪善镇邮电所,想找当天的《人民日报》看个究竟。邮电所的同志们说,《人民日报》当天来不了,明天才能收到。我又问他们听到广播里有什么重要消息吗?他们有的说没听清,有的说好象有这回事。
第二天,《人民日报》终于来了,我迫不急待地翻阅着,果不然,头版显著位置就是这篇报导,而且还加了编者按。大意是河南省读者张浩,回家时看到他村正在搞分组分地,于是就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人民日报》就在头版消息中发表了,并在编者按中明确指出:“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已经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白纸黑字,确实无疑,一时使我陷入了迷惘。对一个曾经有过报社工作经历的我来说,深知此事的分量和严重性。《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是党的喉舌,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坚强阵地。如果再加上编者按,那就更加严重了,它表明了《人民日报》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的态度,也说明了某些地方已出现了这种倾向,需要大声疾呼。
这段时间,我一直处在沉思之中,心想,三中全会公报中反复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特别是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中明确指出在那些“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可以搞“包工到组,联产计酬”,难道政策“变”了,或许是上面领导层认识上有分歧,我百思不得其解,颇为蹊跷。
面对突如其来的风浪,要嘛偃旗息鼓,就此止步;要嘛硬着头皮,冒着风险坚持下去,何去何从?应审慎选择。
愚者千虑终有一得。经过苦苦思索,虽然“文革”的硝烟还未落定,批斗“走资派”的惨景还记忆犹新,但三中全会公报中那些至理名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深刻内涵在鼓舞着我,激励着我,使我坚信“春天来了,应该解冻了”,它给了我勇气,给了我力量,使我坚定了信念,决心顶着舆论的风暴,向着既定的方向加速奋进。
三、收获的季节
转眼间已是秋高气爽的日子,满眼是红彤彤的高粱、棒槌似的玉茭、雪白绽放的棉桃,金黄硕大的谷穗,广阔的田野里还不时传来爽朗的笑语和秧歌的声韵,好一派久违了的五谷丰登、政通人和的景象,令人陶醉。
我看着充满生机的田野,回味着公社工作的历程,充满了无限的感慨。真是“人叫人干人不干,政策调动千千万”。思前想后,这是我五年多公社工作中,最顺手、最高兴的一年。
一年一度的秋粮征购任务下达了,那年的征购政策又有好的消息传来,为了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差价,国务院作出决定:“粮食统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的时候起提高20%,超额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棉花、油料、糖料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作了相应提高。
在公社召开的粮食征购会议上,我亲自主持,公社主任王之纯同志扼要地传达了县征购会议的精神,我一改过去自上而下宣布征购任务的做法,让各大队干部自报卖粮数量。出乎预料,基层干部们踊跃卖粮,几乎所有大队都超过了自己的征购任务。郝开大队党支部书记武金华发言要卖100万斤,郝洞大队党支部书记白忠侃要卖70万斤,白城大队要卖40万斤,就连常吃返销粮的襄垣大队也自报要卖6万斤……
会议原计划开一上午,公社食堂还准备了较好的饭菜,想不到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而且超过了县上下达的征购任务。
吃午饭时,不善喝酒的我,因为高兴,也和大家碰了杯。回想过去的征购会议,往往是个讨价还价会,有些大队需要反复几次才能落实下来,甚至有的还要动感情。今年,不讲硬话,不动感情,由各村自报竟超额完成了任务,这是为什么?归根到底是党的三中全会的好政策,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粮食丰收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再加上征购任务一定五年不变,不会鞭打快牛,让老实人吃亏。
加之,粮食统购价提高20%,超购部分在此基础上再加50%,农民得到了实惠。这次征购,我社实际卖征购粮443万斤(超额160万斤),议购粮91万斤,两项合计,遥遥领先全县各公社,位居冠军。
不觉已到年末岁终了,各大队的会计兴高彩烈地加班加点,赶着做年终决算,仓库里粮食堆积如山,大队的高音喇叭不时在催社员领粮。我社95%以上的群众解决了吃饭问题,农民人均纯收入,由过去的人均55元左右,提高到75元。在总结全年工作时,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
1979年11月30日至12月5日,县委、县革委召开了全县四级干部会议(县、公社、大队、生产队),总结当年全县工作,交流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经验,县委安排我在大会上第一个作了“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的经验介绍。
回顾这段经历,使我从更深的层面上理解了毛主席诗词中“无限风光在险峰”的深刻哲理;也进一步理解了古诗中“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辩证关系。■
斗转星移,时事沧桑,不觉已31年了。那时,我刚刚调任山西省襄垣公社党委书记,荣幸地经历了这场伟大改革的破冰之旅。
一、质疑争论,艰难推进
1978年12月中旬的一天,我骑着自行车载着行里,到距县城30多华里的襄垣公社上任。
天气晴朗,雪后的田野银妆素裹,虽然寒气逼人,但空气异常清新。我一边领略着雪景,一边回味着昨天在梁坡底公社“送旧迎新座谈会”上的情景。三年多的战斗情谊,公社干部的依依不舍,村干部的热泪盈眶,在我脑海中不时浮现,心想:“人嘛,感情之驱,喜来不喜走啊!”
主政襄垣公社后,我想的最多的问题是如何把工作尽快搞上去,把农业生产搞好,不辜负县委的重托和襄垣公社百姓的期望。
襄垣公社地处平遥东部,与祁县毗邻,是平遥县的东大门。全社有25个生产大队,21000 多口人。全社有黄土丘陵区和平川井灌区两种地形,人均耕地3.6亩,人少地多,耕作比较粗放,是平遥县屈指可数的商品粮基地。在“以粮为纲”、粮食紧缺的年代,县委调自己主政襄垣公社,深感责任重大,担子不轻。
到襄垣公社工作之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1978年12月22日晚,红色电波传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的消息,新闻公报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春天来了!开始解冻了!”第二天,收到《山西日报》后,我们公社干部进行了认真的学习、讨论。
1979年1月中旬,县委召开了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会议,公社党委决定边学习、边落实,选择长期后进的襄垣大队为突破口,搞“包工到组,联产计酬”,取得经验后再行推广。
襄垣大队是个后进的大村大队,全村650户,2570多口人,7050亩耕地。人民公社化以来,粮食总产量一直徘徊在150万斤左右,亩产仅达270余斤,留足种籽、饲料后,有的生产队还不够自己吃,直至1978年还有两个生产队吃国家返销粮。劳动日分红多数年份仅达两、三毛钱,全村80%以上的社员是欠款户。全大队欠国家贷款40多万元,社员欠集体30多万元。
为改变襄垣大队的落后面貌,人民公社化以来,省、地、县先后派过20多个工作组帮助工作,都见效甚微。我决定在这里亲自蹲点摸索经验。
试点工作是从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开始的,多次组织干部、党员和积极分子学习公报精神,用公报精神统一思想,解除顾虑。我开了多次座谈会,看到大家内心想搞,但怕字当头,疑虑甚多,尤其是一些大小队主干。
概括起来有“五怕”:一怕“包工到组,联产计酬”,是变相单干,怕戴复辟资本主义的帽子;二怕分组作业,导致拆队,改变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性质,怕戴刮单干风的帽子;三怕经验不足,搞起来乱了阵脚收不了摊子;四怕分成许多作业组,争水、争肥、争打场,矛盾重重,引发混乱;五怕选不下组长或选下了中途撂挑子,没人承担。
有的老干部说:“政策摇摆,干部受害。春天叫你干吧!干吧!秋天逼你说吧!说吧!(冬天整风整社时让你交待问题)”凡此种种,既有认识问题,也有“左”的影响问题,归根到底是过去“左”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四清”和“文革”运动,“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限上纲上线,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一次被蛇咬,十年怕草绳,这是可以理解的。
身为党委书记的我,对干部群众存在的“五怕”思想,也很难作出圆满的解答,但是有两点促使我下决心要搞:
一是实践检验真理,事实胜于雄辩。从多年的农村工作实践中,我深刻地认识到:劳动利益和劳动者的关系结合得越紧,劳动者的积极性才会越高。
“十年动乱”中虽然大批“工分挂帅,物质刺激”、大批“包”字,但一到夏收、秋收等关键时刻,不少干部还是偷偷摸摸地使用“包”的办法,常常是一包就灵,任务完成得又快又好。
二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明确指出在那些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可以搞“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的办法。正是这两点,给了我搞试点的勇气和力量。
春耕在即,容不得左顾右盼、等待观望,自己一边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为他们“解惑”、“释疑”,一边和干部一道制定方案,划分作业小组。
二、何去何从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从古到今,每一次大的变革,莫不伴随着巨大的争论和非议。正当我们搞“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的高潮中,突然间吹来一股强劲的冷风,下了一场暴雨,几乎扑灭了刚刚兴起的改革之火。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79年3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和襄垣三队的干部以及新组建的作业组长们研究春耕生产问题,会议结束时已午夜一点多钟了,回到公社后又饥又困,喝了一杯水就躺下睡了。
第二天清晨还没醒来,就听见三队队长郝宝珠和几个作业组长敲我的窗户,我迷迷糊糊地问:“谁啊!有什么事”?他们中有的人说:“吴书记,快起吧,咱们做错了”。他们走进屋里,吵吵嚷嚷地说:今早上,中央电台广播中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不让包工到组。我怀疑他们听错了,他们都说是真的,广播来,原话没记清,意思没有错。
为了稳定刚刚起步的试点工作,保护刚刚发动起来的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我当即表态说:“我们搞的‘包工到组,联产计酬’是按照中央两个农业文件精神搞的,是有根据的,不会错。退一步说,如果错了也是上面错了,是我错了,与大家没有责任,请大家放心,还是按我们研究的办法搞吧!”
话虽这样讲,但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我吃过早饭,急忙赶到洪善镇邮电所,想找当天的《人民日报》看个究竟。邮电所的同志们说,《人民日报》当天来不了,明天才能收到。我又问他们听到广播里有什么重要消息吗?他们有的说没听清,有的说好象有这回事。
第二天,《人民日报》终于来了,我迫不急待地翻阅着,果不然,头版显著位置就是这篇报导,而且还加了编者按。大意是河南省读者张浩,回家时看到他村正在搞分组分地,于是就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人民日报》就在头版消息中发表了,并在编者按中明确指出:“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已经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白纸黑字,确实无疑,一时使我陷入了迷惘。对一个曾经有过报社工作经历的我来说,深知此事的分量和严重性。《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是党的喉舌,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坚强阵地。如果再加上编者按,那就更加严重了,它表明了《人民日报》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的态度,也说明了某些地方已出现了这种倾向,需要大声疾呼。
这段时间,我一直处在沉思之中,心想,三中全会公报中反复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特别是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中明确指出在那些“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可以搞“包工到组,联产计酬”,难道政策“变”了,或许是上面领导层认识上有分歧,我百思不得其解,颇为蹊跷。
面对突如其来的风浪,要嘛偃旗息鼓,就此止步;要嘛硬着头皮,冒着风险坚持下去,何去何从?应审慎选择。
愚者千虑终有一得。经过苦苦思索,虽然“文革”的硝烟还未落定,批斗“走资派”的惨景还记忆犹新,但三中全会公报中那些至理名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深刻内涵在鼓舞着我,激励着我,使我坚信“春天来了,应该解冻了”,它给了我勇气,给了我力量,使我坚定了信念,决心顶着舆论的风暴,向着既定的方向加速奋进。
三、收获的季节
转眼间已是秋高气爽的日子,满眼是红彤彤的高粱、棒槌似的玉茭、雪白绽放的棉桃,金黄硕大的谷穗,广阔的田野里还不时传来爽朗的笑语和秧歌的声韵,好一派久违了的五谷丰登、政通人和的景象,令人陶醉。
我看着充满生机的田野,回味着公社工作的历程,充满了无限的感慨。真是“人叫人干人不干,政策调动千千万”。思前想后,这是我五年多公社工作中,最顺手、最高兴的一年。
一年一度的秋粮征购任务下达了,那年的征购政策又有好的消息传来,为了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差价,国务院作出决定:“粮食统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的时候起提高20%,超额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棉花、油料、糖料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作了相应提高。
在公社召开的粮食征购会议上,我亲自主持,公社主任王之纯同志扼要地传达了县征购会议的精神,我一改过去自上而下宣布征购任务的做法,让各大队干部自报卖粮数量。出乎预料,基层干部们踊跃卖粮,几乎所有大队都超过了自己的征购任务。郝开大队党支部书记武金华发言要卖100万斤,郝洞大队党支部书记白忠侃要卖70万斤,白城大队要卖40万斤,就连常吃返销粮的襄垣大队也自报要卖6万斤……
会议原计划开一上午,公社食堂还准备了较好的饭菜,想不到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而且超过了县上下达的征购任务。
吃午饭时,不善喝酒的我,因为高兴,也和大家碰了杯。回想过去的征购会议,往往是个讨价还价会,有些大队需要反复几次才能落实下来,甚至有的还要动感情。今年,不讲硬话,不动感情,由各村自报竟超额完成了任务,这是为什么?归根到底是党的三中全会的好政策,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粮食丰收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再加上征购任务一定五年不变,不会鞭打快牛,让老实人吃亏。
加之,粮食统购价提高20%,超购部分在此基础上再加50%,农民得到了实惠。这次征购,我社实际卖征购粮443万斤(超额160万斤),议购粮91万斤,两项合计,遥遥领先全县各公社,位居冠军。
不觉已到年末岁终了,各大队的会计兴高彩烈地加班加点,赶着做年终决算,仓库里粮食堆积如山,大队的高音喇叭不时在催社员领粮。我社95%以上的群众解决了吃饭问题,农民人均纯收入,由过去的人均55元左右,提高到75元。在总结全年工作时,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
1979年11月30日至12月5日,县委、县革委召开了全县四级干部会议(县、公社、大队、生产队),总结当年全县工作,交流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经验,县委安排我在大会上第一个作了“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的经验介绍。
回顾这段经历,使我从更深的层面上理解了毛主席诗词中“无限风光在险峰”的深刻哲理;也进一步理解了古诗中“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