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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下田劳动,晚上作农村调查
1959年五一劳动节刚过,胡耀邦就带着秘书高勇、警卫秘书李汉平,由司机高振球开着一辆吉普车驶出北京,径直南下,来到河北省安国县的齐村劳动了将近一周。
齐村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右派”和犯有“右派错误”被归入“中右”思想营垒的干部下放劳动的地方。胡耀邦要去安国,确实想在那里滚一身劳动的泥水。他觉得这些年在北京坐机关久了,离开农业劳动远了,这两年农村出现的高产“卫星”和炼钢高潮使他产生了许多疑惑。
胡耀邦还有一个情结,他要和正在农村“改造”的人们(其中不少是“右派”)一起劳动,从中获取切身的感受,也想通过自己带头劳动来鼓舞劳动中的人们。两年来,国家政治中发生的事情,使他对刚刚过去的“运动”有了更深层面的思考,认为肯定有人被划错了。还有一点,胡耀邦曾在3月下旬到过苏南,发现鱼米之乡竟出现了严重的缺粮现象,那么北方呢?他要亲眼看一看。
来到齐村,胡耀邦住进农家,一个人睡里屋,高勇和李汉平睡外屋。
白天,胡耀邦下田劳动,晚上作农村调查。凡是劳动和调查,高勇都跟着去。和农村基层干部一接触,胡耀邦看到了、听到了本来他不愿意看到、听到的事情。
安国到处都在“竖红旗,拔白旗”,但老百姓对胡耀邦说:“红旗好看,白旗吃饭。”意思说那些“插白旗”——落后的地方百姓还有饭吃。至于红旗,那是给上面看的。在农村,高勇更加感受到胡耀邦的坦率。这位团中央第一书记说,我们不能对基层干部这要求那要求,在基层,许多不那么好的东西其实是我们上面压出来的。胡耀邦对向他反映实情的农民说:“你们不要去当什么红旗。”这话把高勇吓了一跳。
这时,“大跃进”恶果已经在农村显现出来,距离北京不算远的安国已经相当困难了。胡耀邦带秘书下乡劳动,吃住在农民家里,公社找来一个炊事员专门做饭,主食为玉米面窝头,再加一点白薯干。胡耀邦的胃不太好。吃这些东西有时会不舒服,但别无选择。
每天早晨,胡耀邦总是先起床,叫上秘书、卫士,吃完饭就走。年轻的秘书和卫士劳动了一天,早上还没有睡醒呢,就听到胡耀邦在门外召唤。
高勇说,我们还没有刷牙呢。胡耀邦说:“刷什么牙,走吧。”当地团支部书记是一个年轻姑娘,名叫彩姑,很照顾胡耀邦。每回干了一阵子活,她就说:“胡书记,休息休息。”胡耀邦说:“你这个傻闺女,我们来劳动,你怎么老叫我们休息呀。”
胡耀邦喜欢和青年们一起劳动,很快就和大家熟悉起来。田间休息时,青年人将胡耀邦团团围住,要他唱刚刚放映的电影《柳堡的故事》中的主题歌《九九艳阳天》。胡耀邦没有看过这个电影,不会唱《九九艳阳天》。不过胡耀邦答应大家,他一回北京就学这支歌。他说话算话,回北京后很快找来简谱,没有几遍就唱熟了《九九艳阳天》。
浮夸风中,大饥荒逼近了
胡耀邦此次下乡,事先没有告诉县里。他说,我们就是来劳动的嘛,还要惊动县里做什么?但高勇心里犯嘀咕,对李汉平说,应该告诉县委一声,不然,万一出了事怎么办?李汉平一听有理,一个人坐上车到安国县委走了一趟。他回来的时候就把县委书记和县公安局长一起带来了。县委书记见到胡耀邦,要求他住到县城里去。胡耀邦坚持不去,说:我在这里和群众住在一起,没有什么不安全的。县委书记没有办法,就把县公安局长留下,住到胡耀邦房东的隔壁。胡耀邦虽心中不满,但也没有办法。
在齐村,胡耀邦认真地参加劳动,点种、除草、推水车,这些活儿都干。大家休息的时候,他才坐下来抽一支香烟。回到住处,农民吃什么,他也吃什么。
齐村人吃的大多是白薯干、玉米面糊糊和白薯面窝头。农村条件差,农民晾白薯的时候会沾上不少尘土,吃起来满嘴是沙子。还有一些白薯发了霉,苦涩难咽。有一天,胡耀邦悄悄地对高勇说:“我今天吃了一块鸡屎。”高勇忍不住发笑,问是怎么一回事。胡耀邦说:“有一块东西我以为是白薯干,吃到嘴里发臭,咽下去以后才想到可能是鸡屎。”高勇对胡耀邦说:“那可能是晾白薯干的时候混进去的。”
“大跃进”产生了严重的命令作风,一层一层的高指标将农村基层干部和社员压得喘不过气来,人际关系相当紧张。胡耀邦在劳动之余,利用晚上的时间和村干部们座谈,了解情况。他支持农村基层干部大胆工作。当地农民说:“红旗好看,白旗吃饭。”胡耀邦就借用这个说法,说明有的地方为了“竖红旗”,浮夸虚报,发生了高指标、高征购。征粮过了头。结果这个“红旗”好看是好看,农民却吃不饱。而有的地方敢于实事求是,不怕“插白旗”,没有征过头粮,群众还能吃饱饭。胡耀邦说:归根到底,不要怕批判,不要怕“插白旗”,敢于实事求是,才符合党和群众的利益。
在齐村带领一批“右派”或“中右”人员劳动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燕生,胡耀邦了解了这批“被改造者”的情况后对燕生说:“这些干部长期吃不饱会损伤身体的,你们应该买点饼干之类的东西,让大家晚上悄悄地加点吃的。当地群众也不是完全靠食堂的,晚上回家还不是要偷偷做一点吃。”
将近一周的劳动很快就过去了。劳动结束,县委书记邀请胡耀邦一行在回北京的时候到县城坐一坐,要请团中央第一书记吃一顿白面。胡耀邦答应了,高勇一听有这好事,心里很高兴。他年轻,劳动很累,每天吃不饱肚子,已经有些日子没有见到白面了。
胡耀邦一行来到安国县招待所,县委负责人安排他们吃面条。一个不怎么大的碗端上来。里面只有半碗面条。胡耀邦等人已经饿了。半碗面条几下就见底了。过了一会儿,服务员又为每人端来半碗面条。团中央来客又是风卷残云一般吃下肚去。胡耀邦吃得少些,吃完两个半碗面条离席而去。可是秘书、卫士,还有司机没有吃饱,他们颇有信心地认为主人还会把面条端上来。谁知道第三回端上来的不是面条,而是一碗面条汤,汤里一根面条也没有。高勇等人以为厨师正在现做面条,也不客气,将端来的面条汤喝下,继续等。
又是片刻过去,服务员第四次端碗过来,还是面条汤,而且明显地比上一碗稀得多了。大家将第二碗面条汤喝下后说,看来面条不会再有了,只好半饱着离开饭堂。
这就是“大跃进”后的中国农村吗?胡耀邦带着思索和疑问回了北京。秘书刘崇文认为,1959年春夏之间,胡耀邦肯定反复思考过人民公社的事情。有一天,他们不知为什么事谈到人民公社,胡耀邦说:“人民公社要是晚办几年就好了。”这话把刘崇文吓了一跳。后来。他将这个话悄悄告诉了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德林,把曾德林也吓了一跳,说:“怎么耀邦说这个话!”他们相约再不能把这个话透露出去。
到知识青年典型徐建春所在地再劳动一周
1959年五一劳动节刚过,胡耀邦就带着秘书高勇、警卫秘书李汉平,由司机高振球开着一辆吉普车驶出北京,径直南下,来到河北省安国县的齐村劳动了将近一周。
齐村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右派”和犯有“右派错误”被归入“中右”思想营垒的干部下放劳动的地方。胡耀邦要去安国,确实想在那里滚一身劳动的泥水。他觉得这些年在北京坐机关久了,离开农业劳动远了,这两年农村出现的高产“卫星”和炼钢高潮使他产生了许多疑惑。
胡耀邦还有一个情结,他要和正在农村“改造”的人们(其中不少是“右派”)一起劳动,从中获取切身的感受,也想通过自己带头劳动来鼓舞劳动中的人们。两年来,国家政治中发生的事情,使他对刚刚过去的“运动”有了更深层面的思考,认为肯定有人被划错了。还有一点,胡耀邦曾在3月下旬到过苏南,发现鱼米之乡竟出现了严重的缺粮现象,那么北方呢?他要亲眼看一看。
来到齐村,胡耀邦住进农家,一个人睡里屋,高勇和李汉平睡外屋。
白天,胡耀邦下田劳动,晚上作农村调查。凡是劳动和调查,高勇都跟着去。和农村基层干部一接触,胡耀邦看到了、听到了本来他不愿意看到、听到的事情。
安国到处都在“竖红旗,拔白旗”,但老百姓对胡耀邦说:“红旗好看,白旗吃饭。”意思说那些“插白旗”——落后的地方百姓还有饭吃。至于红旗,那是给上面看的。在农村,高勇更加感受到胡耀邦的坦率。这位团中央第一书记说,我们不能对基层干部这要求那要求,在基层,许多不那么好的东西其实是我们上面压出来的。胡耀邦对向他反映实情的农民说:“你们不要去当什么红旗。”这话把高勇吓了一跳。
这时,“大跃进”恶果已经在农村显现出来,距离北京不算远的安国已经相当困难了。胡耀邦带秘书下乡劳动,吃住在农民家里,公社找来一个炊事员专门做饭,主食为玉米面窝头,再加一点白薯干。胡耀邦的胃不太好。吃这些东西有时会不舒服,但别无选择。
每天早晨,胡耀邦总是先起床,叫上秘书、卫士,吃完饭就走。年轻的秘书和卫士劳动了一天,早上还没有睡醒呢,就听到胡耀邦在门外召唤。
高勇说,我们还没有刷牙呢。胡耀邦说:“刷什么牙,走吧。”当地团支部书记是一个年轻姑娘,名叫彩姑,很照顾胡耀邦。每回干了一阵子活,她就说:“胡书记,休息休息。”胡耀邦说:“你这个傻闺女,我们来劳动,你怎么老叫我们休息呀。”
胡耀邦喜欢和青年们一起劳动,很快就和大家熟悉起来。田间休息时,青年人将胡耀邦团团围住,要他唱刚刚放映的电影《柳堡的故事》中的主题歌《九九艳阳天》。胡耀邦没有看过这个电影,不会唱《九九艳阳天》。不过胡耀邦答应大家,他一回北京就学这支歌。他说话算话,回北京后很快找来简谱,没有几遍就唱熟了《九九艳阳天》。
浮夸风中,大饥荒逼近了
胡耀邦此次下乡,事先没有告诉县里。他说,我们就是来劳动的嘛,还要惊动县里做什么?但高勇心里犯嘀咕,对李汉平说,应该告诉县委一声,不然,万一出了事怎么办?李汉平一听有理,一个人坐上车到安国县委走了一趟。他回来的时候就把县委书记和县公安局长一起带来了。县委书记见到胡耀邦,要求他住到县城里去。胡耀邦坚持不去,说:我在这里和群众住在一起,没有什么不安全的。县委书记没有办法,就把县公安局长留下,住到胡耀邦房东的隔壁。胡耀邦虽心中不满,但也没有办法。
在齐村,胡耀邦认真地参加劳动,点种、除草、推水车,这些活儿都干。大家休息的时候,他才坐下来抽一支香烟。回到住处,农民吃什么,他也吃什么。
齐村人吃的大多是白薯干、玉米面糊糊和白薯面窝头。农村条件差,农民晾白薯的时候会沾上不少尘土,吃起来满嘴是沙子。还有一些白薯发了霉,苦涩难咽。有一天,胡耀邦悄悄地对高勇说:“我今天吃了一块鸡屎。”高勇忍不住发笑,问是怎么一回事。胡耀邦说:“有一块东西我以为是白薯干,吃到嘴里发臭,咽下去以后才想到可能是鸡屎。”高勇对胡耀邦说:“那可能是晾白薯干的时候混进去的。”
“大跃进”产生了严重的命令作风,一层一层的高指标将农村基层干部和社员压得喘不过气来,人际关系相当紧张。胡耀邦在劳动之余,利用晚上的时间和村干部们座谈,了解情况。他支持农村基层干部大胆工作。当地农民说:“红旗好看,白旗吃饭。”胡耀邦就借用这个说法,说明有的地方为了“竖红旗”,浮夸虚报,发生了高指标、高征购。征粮过了头。结果这个“红旗”好看是好看,农民却吃不饱。而有的地方敢于实事求是,不怕“插白旗”,没有征过头粮,群众还能吃饱饭。胡耀邦说:归根到底,不要怕批判,不要怕“插白旗”,敢于实事求是,才符合党和群众的利益。
在齐村带领一批“右派”或“中右”人员劳动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燕生,胡耀邦了解了这批“被改造者”的情况后对燕生说:“这些干部长期吃不饱会损伤身体的,你们应该买点饼干之类的东西,让大家晚上悄悄地加点吃的。当地群众也不是完全靠食堂的,晚上回家还不是要偷偷做一点吃。”
将近一周的劳动很快就过去了。劳动结束,县委书记邀请胡耀邦一行在回北京的时候到县城坐一坐,要请团中央第一书记吃一顿白面。胡耀邦答应了,高勇一听有这好事,心里很高兴。他年轻,劳动很累,每天吃不饱肚子,已经有些日子没有见到白面了。
胡耀邦一行来到安国县招待所,县委负责人安排他们吃面条。一个不怎么大的碗端上来。里面只有半碗面条。胡耀邦等人已经饿了。半碗面条几下就见底了。过了一会儿,服务员又为每人端来半碗面条。团中央来客又是风卷残云一般吃下肚去。胡耀邦吃得少些,吃完两个半碗面条离席而去。可是秘书、卫士,还有司机没有吃饱,他们颇有信心地认为主人还会把面条端上来。谁知道第三回端上来的不是面条,而是一碗面条汤,汤里一根面条也没有。高勇等人以为厨师正在现做面条,也不客气,将端来的面条汤喝下,继续等。
又是片刻过去,服务员第四次端碗过来,还是面条汤,而且明显地比上一碗稀得多了。大家将第二碗面条汤喝下后说,看来面条不会再有了,只好半饱着离开饭堂。
这就是“大跃进”后的中国农村吗?胡耀邦带着思索和疑问回了北京。秘书刘崇文认为,1959年春夏之间,胡耀邦肯定反复思考过人民公社的事情。有一天,他们不知为什么事谈到人民公社,胡耀邦说:“人民公社要是晚办几年就好了。”这话把刘崇文吓了一跳。后来。他将这个话悄悄告诉了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德林,把曾德林也吓了一跳,说:“怎么耀邦说这个话!”他们相约再不能把这个话透露出去。
到知识青年典型徐建春所在地再劳动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