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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与自然和社会的接触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意象感受。自然节律、四季变化、日出日落、人生场景、生老病死等，都会留在人的脑海中形成复杂的意象“库存”。当作家进入创作过程时，他必然要从自己的意象库存中进行选择，撷取最能发挥隐喻象征功能的意象，发现它与深层主旨之间的相似性、可喻性，也才能把自己的心理意象投射于其中，达到暗示和意指他物的目的。很多作家创作时，都从自己的意象库存中大量地选取疾病意象，用于他所描写的事物或人物，并赋予生理意义上的疾病以深刻的社会性和精神性内涵。
一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无意识总是与童年时期的创伤性体验和压抑有因果关系，潜意识因素对正常人的影响并不见得会比对精神病人更小。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称之为具有多栖性质的“意识形态素”。作为潜藏于繁复的文化表述和体系之下的原始材料，意识形态素所指的是一个双向构成，而非一个简单的表述：“正因为是人为的建造，所以它必须既能容纳概念式的描述，同时又可以通过叙事来展现”。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作家们童年、少年时期的心灵历程时，我们看到与“疾病意识”具有因果关系的创伤性记忆确实在作家们身上存在着。从疾病方面来思考问题是作家亲历的疾病和死亡留给他们的伤痛记忆所致，同时也由于自身的疾病造成的。疾病带来的痛苦经验已在作家心里留下深刻的痕迹，所以他们由人的生理疾病联想到人的精神疾病，因此从原来的医治人的生理疾病转变到对人的精神疾病的治疗。
20世纪后期，国内的鲁迅研究者对鲁迅的研究阐释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即开始从作家鲁迅的思想文化研究转向作家鲁迅内心深处的研究，并开始构建鲁迅的心灵图景。这样的研究者有钱理群、王晓明、吴俊等，譬如钱理群先生从作家鲁迅的“心灵辩证法”研究他的一颗敏感而痛苦的心灵，王晓明从作家鲁迅的心理世界探讨他的创作障碍，吴俊从作家鲁迅的生活实际探讨他鲜明的个性及复杂的内心世界……从他们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隐秘的东西，即鲁迅的很多作品中带有很大的传记色彩，尤其像他创作的小说更有这种心理倾向。对于这个问题，吴俊在《鲁迅个性心理研究》一书中说道①：
“……我则认为，鲁迅小说的自传性意义和价值，主要的恐怕并不在于实际方面的人事有所依托或影射，而在其深层心理和意识的强烈投射，即鲁迅的小说创作常常是他心理活动和自身灵魂的直接投射。”
在近年新见的周作人的集外佚文中发现，失和两年后周作人再次传递出绝交的信息。1925年10月2日，周作人在鲁迅常阅读的《京报副刊》上发表了他翻译的古希腊诗人喀都路斯的一首诗，题目就是《伤逝》。这首诗是诗人悼其兄弟之作，并附有一幅原书插图，画着一位男子伸出右臂，挥手道别，画面上写着“致声珍重”。译诗的全文是：
我走尽迢递的长途，渡过苍茫的灰土，作徒然的话别，因为她那命运的女神忽而给予又忽而收回，已经把你带走了。我照了古旧的遗风，将这些悲哀的祭品，来陈列在你的墓上。兄弟，你收了这些东西吧，都沁透了我的眼泪，从此永隔冥明。兄弟，只嘱咐你一声珍重。
借古希腊诗人的诗句，传递他与鲁迅兄弟间如生死情绝、永不相见的信息。写出《孤独者》后仅仅四天，1925年10月21日，鲁迅又写下了短篇小说《伤逝》。这其间的因果确实耐人寻味。晚年的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伤逝》不是普通的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②就创作的动机而言，《伤逝》和《孤独者》更为接近。魏连殳是“孤独者”，这孤独的尽头是毁灭。像《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的“我”一样，奋力挣扎，“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
二
鲁迅曾有过与“狂人”相处的亲身经历。在鲁迅1916年的日记中，有“下午久孙病颇恶，至夜愈甚，急延池田医士诊视……旋雇车送之入池田医院，并别雇工一人守视”等记载。而且，根据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关于阮久孙病症的描述，发现阮久孙的某些疯狂状态与《狂人日记》中狂人的某些症状极为相似。阮久孙最后被送回家乡，恢复了健康，而狂人也病愈，“赴某地候补矣”。因而可以推测《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以阮久孙为一个模型的。小说中的狂人患有“迫害狂”，主人公在面对所处的世界有一种被人遗弃被人放逐的感觉。狂人常带着惊恐的目光去面对周围的人，但常常被周围的人当做疯子。不难发现，狂人的这种深层的“心理活动和自身灵魂”是作家自己体验的结果。正因为这种特殊的体验使得鲁迅能够在叙述时是那样的从容，清晰地展现出他通过自我描述和自我解剖来把握自己内心的苦难历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狂人日记》应是一篇属于作家鲁迅自传性质的小说。王晓明在编选《鲁迅：自剖小说》时就将《狂人日记》收入了书中。他在此书前言中说道③：
至于《狂人日记》、《孔乙己》和《故乡》那样的作品，自我描写的成分就更是淡薄，在某种一样上，你简直只能将它们看成是《孤独者》那样的自剖小说的先声。但是，尽管有这些不同，这一批作品却共同成了鲁迅小说中的自我形象，清晰地展现出他通过自我描述和自我解剖来把握自己的艰难的内心历程。
从少年时起染上的肺结核，像隐形伴侣跟着他走完人生的长途。资料显示，鲁迅七八岁时即患龋齿，体质孱弱，已有肺结核的伏根。1923年8月2日，兄弟失和后的鲁迅和朱安迁进砖塔胡同一家绍兴同乡的房子暂住，几个星期后，鲁迅肺病发作，病情严重，只能食流质食物，卧病一个多月。许广平曾在写给常玉书等人的信中谈到1925年到1926年之间大病中的鲁迅“面面受敌，心力交瘁……病甚沉重，医生有最后警告，但他抱厌世置病不顾。”④1936年9月3日，他于病中写给母亲的信说，“男所生之病，报上虽说是神经衰弱，其实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经生了二三十年。”1936年10月20日，鲁迅逝世的当天，周作人对《大公报》的记者说：“谈起鲁迅的肺病来，本来在十年前就已经隐伏了，医生劝他少生气，多静养，可是他的个性偏偏很强，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就和人家冲突起来，动不动就生气，静养更没有那一回事……”
现实的疾病与死亡的威胁，显然对于鲁迅的思想、心理及情绪起着影响。有人研究鲁迅晚年杂文风格与他的疾病的关系，认为肺结核带来的长期低烧、咳嗽、虚弱，容易让人出现焦虑、偏执情况，身体不好，长期的疾病折磨使鲁迅晚年杂文特别尖锐，具有战斗力。“无论鲁迅自觉或不自觉，他都不相信自己会被疾病所战胜；但是，也无论他自觉或不自觉，他都不能不暗暗把疾病看作是不可战胜的敌人”。⑤在他的作品《药》中我们看到对华小栓肺病的详细描写。由于鲁迅接受西学从睡梦醒来以后也曾在无奈的现实中求助过“精神胜利法”，所以才有他对阿Q病态灵魂的透彻解析和描述。我们不敢说二者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鲁迅对民族精神痼疾的发现与揭露，很大程度上是主体体悟与自我剖析的结果。由于鲁迅长期紧张和高压的情绪状态，得不到释放就较易引发抑郁症，小说中的人物狂人(《狂人日记》)、疯子(《长明灯》)、孔乙己(《孔乙己》)、先生(《头发的故事》)、陈士成(《白光》)、祥林嫂(《祝福》)等，精神都变得异常、丧失理智，甚至处于癫狂状态。
父亲的病也在鲁迅心里留下深刻的痕迹。在《父亲的病》中，他不断地强调“我很爱我的父亲”，并对扰乱了父亲的死表示内疚，然而文中又有这样一段描写：“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道：‘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便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想。”鲁迅选择学医是为“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的疾苦”。
1933年初，鲁迅在回顾自己的创作经验时，明确地指出《狂人日记》等作品问世，“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无疑，鲁迅这里所说的医学知识，首先是指他在日本仙台求学期间所接受的现代医学知识体系。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选读医科，因为他(鲁迅)相信医学最足以救助国人，他虽然在预科和本科学校中为他的医生行业而努力读书，但同时也对西方文学和哲学发生兴趣，并且读了不少尼采、达尔文，以及果戈理、契诃夫和安德烈耶夫等小说家的作品，这些对于他以后的写作生涯和思想，一直有很大的影响。”⑥鲁迅在《藤野先生》中明确提示的就有骨学、解剖学、血管学、神经学、霉菌学等。1934年4月30日，鲁迅在致曹聚仁的信中说：“习西医大须记忆，基础科学等等，至少四年，然尚不过一毛胚，此后非多年练习不可。我学理论两年后，持听诊器试听人们之胸，健者病者，其声如一，大不如书上所记之了然。”可见鲁迅学医不仅理论修养有素，而且于诊断学上也多有实践。有观点就认为，“《阿Q正传》的结构就有点像医生看病似的”，其“开头通常都是病的自然情况，如姓名、年龄、单位、住址、婚史、家族病史等”，“《阿Q正传》的第二章、第三章犹如病情检查”，“第四章以后则是病情演变史”等。⑦
鲁迅最终没有成为医生，但学医的背景经历和医学知识，却在成为作家的鲁迅的思想和创作中产生了或隐或显的影响，使他的创作特别是小说叙事中蕴含着作家与医生的双重视角和医学视景，也使作家鲁迅成为揭示、诊断和治疗国民精神病患的“思想医生”和“民族医生”。
三
正是由于鲁迅在生活中看到了太多的病人和太多的死亡，这种创伤性体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目睹更多的人间灾难与丑恶，日久深化定型了。他对自己的经历总是记忆犹新，对疾病耿耿于怀，疾病进而成为他创作的潜在因素。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中说，“他(鲁迅)诅咒中国的医药，这是在他的作品里时常见到的，显著的，更有以《药》作为题目的一篇小说，在《呐喊》的自序里也有着颇为详尽的自剖。因为咒恨中国的医药，他就咒恨中国的医药所盘踞的整个传统的封建文化的堡垒了”。⑧通观鲁迅小说，疾病意象设置，是一个联结现代医学和鲁迅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中介环节。鲁迅以小说的形式，将自己深层的心理活动和自身灵魂直接地投射到小说中的主人公身上，从而反映自己的艰难的内心历程。
注释：
①吴俊：《鲁迅个性心理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②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③王晓明：《鲁迅：自剖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
④王得后：《两地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⑤冯雪峰：《回忆鲁迅·雪峰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⑥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⑦汪应果：《科学与缪斯》，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⑧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3。
（作者为河南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编校：郑艳
一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无意识总是与童年时期的创伤性体验和压抑有因果关系，潜意识因素对正常人的影响并不见得会比对精神病人更小。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称之为具有多栖性质的“意识形态素”。作为潜藏于繁复的文化表述和体系之下的原始材料，意识形态素所指的是一个双向构成，而非一个简单的表述：“正因为是人为的建造，所以它必须既能容纳概念式的描述，同时又可以通过叙事来展现”。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作家们童年、少年时期的心灵历程时，我们看到与“疾病意识”具有因果关系的创伤性记忆确实在作家们身上存在着。从疾病方面来思考问题是作家亲历的疾病和死亡留给他们的伤痛记忆所致，同时也由于自身的疾病造成的。疾病带来的痛苦经验已在作家心里留下深刻的痕迹，所以他们由人的生理疾病联想到人的精神疾病，因此从原来的医治人的生理疾病转变到对人的精神疾病的治疗。
20世纪后期，国内的鲁迅研究者对鲁迅的研究阐释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即开始从作家鲁迅的思想文化研究转向作家鲁迅内心深处的研究，并开始构建鲁迅的心灵图景。这样的研究者有钱理群、王晓明、吴俊等，譬如钱理群先生从作家鲁迅的“心灵辩证法”研究他的一颗敏感而痛苦的心灵，王晓明从作家鲁迅的心理世界探讨他的创作障碍，吴俊从作家鲁迅的生活实际探讨他鲜明的个性及复杂的内心世界……从他们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隐秘的东西，即鲁迅的很多作品中带有很大的传记色彩，尤其像他创作的小说更有这种心理倾向。对于这个问题，吴俊在《鲁迅个性心理研究》一书中说道①：
“……我则认为，鲁迅小说的自传性意义和价值，主要的恐怕并不在于实际方面的人事有所依托或影射，而在其深层心理和意识的强烈投射，即鲁迅的小说创作常常是他心理活动和自身灵魂的直接投射。”
在近年新见的周作人的集外佚文中发现，失和两年后周作人再次传递出绝交的信息。1925年10月2日，周作人在鲁迅常阅读的《京报副刊》上发表了他翻译的古希腊诗人喀都路斯的一首诗，题目就是《伤逝》。这首诗是诗人悼其兄弟之作，并附有一幅原书插图，画着一位男子伸出右臂，挥手道别，画面上写着“致声珍重”。译诗的全文是：
我走尽迢递的长途，渡过苍茫的灰土，作徒然的话别，因为她那命运的女神忽而给予又忽而收回，已经把你带走了。我照了古旧的遗风，将这些悲哀的祭品，来陈列在你的墓上。兄弟，你收了这些东西吧，都沁透了我的眼泪，从此永隔冥明。兄弟，只嘱咐你一声珍重。
借古希腊诗人的诗句，传递他与鲁迅兄弟间如生死情绝、永不相见的信息。写出《孤独者》后仅仅四天，1925年10月21日，鲁迅又写下了短篇小说《伤逝》。这其间的因果确实耐人寻味。晚年的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伤逝》不是普通的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②就创作的动机而言，《伤逝》和《孤独者》更为接近。魏连殳是“孤独者”，这孤独的尽头是毁灭。像《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的“我”一样，奋力挣扎，“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
二
鲁迅曾有过与“狂人”相处的亲身经历。在鲁迅1916年的日记中，有“下午久孙病颇恶，至夜愈甚，急延池田医士诊视……旋雇车送之入池田医院，并别雇工一人守视”等记载。而且，根据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关于阮久孙病症的描述，发现阮久孙的某些疯狂状态与《狂人日记》中狂人的某些症状极为相似。阮久孙最后被送回家乡，恢复了健康，而狂人也病愈，“赴某地候补矣”。因而可以推测《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以阮久孙为一个模型的。小说中的狂人患有“迫害狂”，主人公在面对所处的世界有一种被人遗弃被人放逐的感觉。狂人常带着惊恐的目光去面对周围的人，但常常被周围的人当做疯子。不难发现，狂人的这种深层的“心理活动和自身灵魂”是作家自己体验的结果。正因为这种特殊的体验使得鲁迅能够在叙述时是那样的从容，清晰地展现出他通过自我描述和自我解剖来把握自己内心的苦难历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狂人日记》应是一篇属于作家鲁迅自传性质的小说。王晓明在编选《鲁迅：自剖小说》时就将《狂人日记》收入了书中。他在此书前言中说道③：
至于《狂人日记》、《孔乙己》和《故乡》那样的作品，自我描写的成分就更是淡薄，在某种一样上，你简直只能将它们看成是《孤独者》那样的自剖小说的先声。但是，尽管有这些不同，这一批作品却共同成了鲁迅小说中的自我形象，清晰地展现出他通过自我描述和自我解剖来把握自己的艰难的内心历程。
从少年时起染上的肺结核，像隐形伴侣跟着他走完人生的长途。资料显示，鲁迅七八岁时即患龋齿，体质孱弱，已有肺结核的伏根。1923年8月2日，兄弟失和后的鲁迅和朱安迁进砖塔胡同一家绍兴同乡的房子暂住，几个星期后，鲁迅肺病发作，病情严重，只能食流质食物，卧病一个多月。许广平曾在写给常玉书等人的信中谈到1925年到1926年之间大病中的鲁迅“面面受敌，心力交瘁……病甚沉重，医生有最后警告，但他抱厌世置病不顾。”④1936年9月3日，他于病中写给母亲的信说，“男所生之病，报上虽说是神经衰弱，其实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经生了二三十年。”1936年10月20日，鲁迅逝世的当天，周作人对《大公报》的记者说：“谈起鲁迅的肺病来，本来在十年前就已经隐伏了，医生劝他少生气，多静养，可是他的个性偏偏很强，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就和人家冲突起来，动不动就生气，静养更没有那一回事……”
现实的疾病与死亡的威胁，显然对于鲁迅的思想、心理及情绪起着影响。有人研究鲁迅晚年杂文风格与他的疾病的关系，认为肺结核带来的长期低烧、咳嗽、虚弱，容易让人出现焦虑、偏执情况，身体不好，长期的疾病折磨使鲁迅晚年杂文特别尖锐，具有战斗力。“无论鲁迅自觉或不自觉，他都不相信自己会被疾病所战胜；但是，也无论他自觉或不自觉，他都不能不暗暗把疾病看作是不可战胜的敌人”。⑤在他的作品《药》中我们看到对华小栓肺病的详细描写。由于鲁迅接受西学从睡梦醒来以后也曾在无奈的现实中求助过“精神胜利法”，所以才有他对阿Q病态灵魂的透彻解析和描述。我们不敢说二者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鲁迅对民族精神痼疾的发现与揭露，很大程度上是主体体悟与自我剖析的结果。由于鲁迅长期紧张和高压的情绪状态，得不到释放就较易引发抑郁症，小说中的人物狂人(《狂人日记》)、疯子(《长明灯》)、孔乙己(《孔乙己》)、先生(《头发的故事》)、陈士成(《白光》)、祥林嫂(《祝福》)等，精神都变得异常、丧失理智，甚至处于癫狂状态。
父亲的病也在鲁迅心里留下深刻的痕迹。在《父亲的病》中，他不断地强调“我很爱我的父亲”，并对扰乱了父亲的死表示内疚，然而文中又有这样一段描写：“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道：‘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便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想。”鲁迅选择学医是为“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的疾苦”。
1933年初，鲁迅在回顾自己的创作经验时，明确地指出《狂人日记》等作品问世，“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无疑，鲁迅这里所说的医学知识，首先是指他在日本仙台求学期间所接受的现代医学知识体系。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选读医科，因为他(鲁迅)相信医学最足以救助国人，他虽然在预科和本科学校中为他的医生行业而努力读书，但同时也对西方文学和哲学发生兴趣，并且读了不少尼采、达尔文，以及果戈理、契诃夫和安德烈耶夫等小说家的作品，这些对于他以后的写作生涯和思想，一直有很大的影响。”⑥鲁迅在《藤野先生》中明确提示的就有骨学、解剖学、血管学、神经学、霉菌学等。1934年4月30日，鲁迅在致曹聚仁的信中说：“习西医大须记忆，基础科学等等，至少四年，然尚不过一毛胚，此后非多年练习不可。我学理论两年后，持听诊器试听人们之胸，健者病者，其声如一，大不如书上所记之了然。”可见鲁迅学医不仅理论修养有素，而且于诊断学上也多有实践。有观点就认为，“《阿Q正传》的结构就有点像医生看病似的”，其“开头通常都是病的自然情况，如姓名、年龄、单位、住址、婚史、家族病史等”，“《阿Q正传》的第二章、第三章犹如病情检查”，“第四章以后则是病情演变史”等。⑦
鲁迅最终没有成为医生，但学医的背景经历和医学知识，却在成为作家的鲁迅的思想和创作中产生了或隐或显的影响，使他的创作特别是小说叙事中蕴含着作家与医生的双重视角和医学视景，也使作家鲁迅成为揭示、诊断和治疗国民精神病患的“思想医生”和“民族医生”。
三
正是由于鲁迅在生活中看到了太多的病人和太多的死亡，这种创伤性体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目睹更多的人间灾难与丑恶，日久深化定型了。他对自己的经历总是记忆犹新，对疾病耿耿于怀，疾病进而成为他创作的潜在因素。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中说，“他(鲁迅)诅咒中国的医药，这是在他的作品里时常见到的，显著的，更有以《药》作为题目的一篇小说，在《呐喊》的自序里也有着颇为详尽的自剖。因为咒恨中国的医药，他就咒恨中国的医药所盘踞的整个传统的封建文化的堡垒了”。⑧通观鲁迅小说，疾病意象设置，是一个联结现代医学和鲁迅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中介环节。鲁迅以小说的形式，将自己深层的心理活动和自身灵魂直接地投射到小说中的主人公身上，从而反映自己的艰难的内心历程。
注释：
①吴俊：《鲁迅个性心理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②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③王晓明：《鲁迅：自剖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
④王得后：《两地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⑤冯雪峰：《回忆鲁迅·雪峰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⑥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⑦汪应果：《科学与缪斯》，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⑧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3。
（作者为河南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编校：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