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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认识张颖时，她总说：“我又不是名人，有什么好写的。”的确，与许多声名显赫的人物相比，她算不上名流，然而，又有多少人拥有她那样特殊的经历呢？
1937年，15岁的张颖从广州前往延安，成为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的首届毕业生。1939年，她被选派至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以《解放日报》文化记者的公开身份，负责周恩来与戏剧界人士的联系，亲历了重庆文化界的剧变。在重庆，她与章文晋相识、相爱。1946年冬天，两人在南京梅园结婚。章文晋是周恩来的秘书兼翻译，在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解国共关系时，担任三方或中共方面与美方谈判的主翻。他们夫妇一起亲历了国共停战谈判的全过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张颖担任中国剧协书记处书记和《剧本》杂志主编，后来走进外交部，与丈夫经历了“文革”期间的外交风云。中美建交后，章文晋于1983年出任驻美大使，张颖同行，见证了中美关系的新发展……
张颖以特殊身份亲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漩涡，在她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中，有许多值得书写的故事。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年过花甲的张颖就以笔名发表了一篇长篇纪实作品，讲述“文革”期间轰动一时的“红都女皇”事件。
1972年，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的张颖，陪同美国作家维特克采访了江青，次年，一本影射江青的书——《红都女皇》，由香港流入大陆，被传为维特克所写，引起轩然大波。实际上，维特克所写的《江青同志》1977年才出版。张颖后来写道：“维特克的这本书与《红都女皇》风马牛不相及，但至今这件事仍是非颠倒，有些人甚至借此造谣生事，令人始料未及。”
第一次读这篇纪实小说，我觉得其中情绪化的戏剧效果过多，不是我所期待的纯粹历史实录性质的作品。但从具体国情出发，当时涉及上层政治交锋的作品，恐怕只能以“纪实小说”的形式出版。
张颖本人也意识到这一形式在表现历史真实方面的局限，因而在上世纪90年代，按照回忆录的形式重新记述了这段历史，即收录在《外交风云亲历记》中的第三部分《“红都女皇”真相——维特克采访江青的前前后后》。
我与张颖结缘正因为她这篇纪实小说。当时，萧乾先生建议我为王海容女士写一本传记。萧乾在担任中央文史馆馆长时，与时任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的王海容往来颇多。他不止一次对我说，王海容作为毛泽东的侄孙女，身份极为特殊，了解许多政治内幕，如果能够说服她，请她回忆往事，写一本她的传记，一定很有分量和价值。后来经过萧乾的介绍和疏通，多年保持沉默的王海容，同意接受我的采访。交谈了一年多时间后，我曾动笔写出了几万字，可越写越感觉到其中的难度，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把握如此重大的政治题材，更怀疑完全按照传主个人所述，是否能够确保作品的客观性。我意识到，要想真实地、较完整地描写传主所经历的时代，需要尽可能地采访与之有关的各方人士。而在张颖的那篇纪实小说中，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的王海容恰好作为重要人物多次出现。为了写好王海容的传记，我第一次去拜访了张颖，并从此与她建立联系。
回忆往事，对于张颖，是新的尝试，也是一次重要的转向。数十年来，她在政治漩涡中主动或被动地旋转，晚年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开始。她清醒地意识到，作为历史过来人，她有责任把亲身经历的诸多往事，真实而具体地告诉后人。
从张颖的回忆作品中，我们了解到诸多历史细节：如何在延安搭乘汽车；与博古、董必武等乘同一辆车前往重庆；年龄相仿的一群年轻男女，在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和周公馆长大、成熟；彼此间爱情的悲欢离合，如何在政治大背景下铺陈开来……由于是历史现场的目击者，她所描述的上世纪40年代重庆左翼文化界对夏衍话剧《清明前后》的批评，60年代上演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曲折过程，江青到排演场直接指导样板戏的修改，都不是泛泛而谈，而是着眼于具体细节的勾勒。从上层人物的积极参与和微妙心理，到当事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乃至自己身陷其中的是非恩怨，娓娓道来，有声有色。她在细节中触摸历史，历史也因此而愈加可信，愈加丰满。这些重大事件的回忆，无疑为20世纪中国戏剧史乃至政治史，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我所熟悉的不少文化界老人，特别是黄苗子、郁风等，早在重庆时期就与张颖认识，有时我们会一起聚会。张颖年过八十依然步履轻盈，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位老人。“别看我80多了，有人说从后面看，像是年轻人哩！”说起这一点，她总是颇为得意。她爱锻炼，每天打桥牌，散步一走就是几公里。她特别爱旅行，年纪大了，依然如年轻人一般渴望畅游天地间。她说：“我很多地方都想去，但人家一听我80多岁了，就不敢陪我去。其实，我比六七十岁的人强得多！”
张颖的年轻更体现在她的写作精神。人至暮年，对历史的看法，对一些重要政治人物的认识，很容易落入窠臼，难以改变。但张颖的思想与写作始终在不断深化。读张颖的作品，可以看出其写作思想的演变，愈到后来，笔锋愈加不落俗套，坦诚、大胆、有力。比如近几年她写龚澎与乔冠华，如实道来，不虚饰，不溢美，不扭曲，还原历史场景中真实的人物性格，读来令人可信。她写夏衍，从上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几十年的个人交往，文坛、政坛的风云变幻，两相交融，坦诚而真实，令人慨叹。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我带着吉林卫视的“回家”剧组，陪同83岁的张颖前往重庆。每到一个地方，她都兴奋不已。面对摄影机，她对往事如数家珍：“总理呀，他就住在这儿，总理住这儿，就是这儿。我住在3楼，我在这儿。这边也有一个房子。不过这是总理和邓大姐住的。这下面是个小会客室……”
曾家岩50号周公馆，是周恩来以个人名义租下的一个院落，也是中共南方局在重庆的一个秘密办公地，南方局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就设在这里。张颖回忆道：
这个房子原来是隔成两间的，我就记得在这儿总理给我发脾气。就是这个桌子，夏衍那个剧本，他是写的上海，后来不大卖座。他（周恩来）说，张颖你怎么不写一篇呢？写一篇吧介绍介绍。我说好，我就应了，但过了3天我也写不出来。后来有一天我来找总理汇报工作，他就问我。他说张颖你的文章呢？我说怎么还记住了，没写。你怎么不写呀？我说不好写嘛——！写不出来嘛！一讲完我就跑出去了。
他一看我往外跑就火了，一拍桌子站起来了，给我回来，给我回来。你这么多年在这儿工作，这么一点组织性都没有呀？我是什么人呢？我是领导，能这么样吗？
当时我坐在这儿，眼泪好像直往下要掉。后来他就说，你还给我写，今天晚上就写出来。明天见报，就这样。
我心里觉得这不大讲理嘛，就跑出去了，就跑去自己的办公室，在办公室写起来。不管稿子写不写得下去，我还是一直写，一直写到时间很晚了，办公室只剩我一个人，还在那儿写。我心里挺委屈的。
后来有人上楼我也不知道。过了一会儿，有人站在我的后面。我没想到是谁，结果一看，哟，总理站在那儿。我就马上站起来了。他就按着我的肩膀让我坐下，坐下。他说这个有毛病嘛改了就好。怎么样呀写的？
我说写好了，但写的不好。他說好不好没有关系嘛。马上去叫通信员拿稿，明天见报。
发过的唯一一次脾气。
张颖晚年把很多的精力都放在出版工作上：《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文坛风云亲历记》……鲜为人知的历史被她一一记录。我们在张颖的回忆中，走进纷繁如烟的往事，走进历史。
2015年12月，张颖去世，享年93岁，最终也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1937年，15岁的张颖从广州前往延安，成为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的首届毕业生。1939年，她被选派至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以《解放日报》文化记者的公开身份，负责周恩来与戏剧界人士的联系，亲历了重庆文化界的剧变。在重庆，她与章文晋相识、相爱。1946年冬天，两人在南京梅园结婚。章文晋是周恩来的秘书兼翻译，在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解国共关系时，担任三方或中共方面与美方谈判的主翻。他们夫妇一起亲历了国共停战谈判的全过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张颖担任中国剧协书记处书记和《剧本》杂志主编，后来走进外交部，与丈夫经历了“文革”期间的外交风云。中美建交后，章文晋于1983年出任驻美大使，张颖同行，见证了中美关系的新发展……
张颖以特殊身份亲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漩涡，在她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中，有许多值得书写的故事。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年过花甲的张颖就以笔名发表了一篇长篇纪实作品，讲述“文革”期间轰动一时的“红都女皇”事件。
1972年，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的张颖，陪同美国作家维特克采访了江青，次年，一本影射江青的书——《红都女皇》，由香港流入大陆，被传为维特克所写，引起轩然大波。实际上，维特克所写的《江青同志》1977年才出版。张颖后来写道：“维特克的这本书与《红都女皇》风马牛不相及，但至今这件事仍是非颠倒，有些人甚至借此造谣生事，令人始料未及。”
第一次读这篇纪实小说，我觉得其中情绪化的戏剧效果过多，不是我所期待的纯粹历史实录性质的作品。但从具体国情出发，当时涉及上层政治交锋的作品，恐怕只能以“纪实小说”的形式出版。
张颖本人也意识到这一形式在表现历史真实方面的局限，因而在上世纪90年代，按照回忆录的形式重新记述了这段历史，即收录在《外交风云亲历记》中的第三部分《“红都女皇”真相——维特克采访江青的前前后后》。
我与张颖结缘正因为她这篇纪实小说。当时，萧乾先生建议我为王海容女士写一本传记。萧乾在担任中央文史馆馆长时，与时任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的王海容往来颇多。他不止一次对我说，王海容作为毛泽东的侄孙女，身份极为特殊，了解许多政治内幕，如果能够说服她，请她回忆往事，写一本她的传记，一定很有分量和价值。后来经过萧乾的介绍和疏通，多年保持沉默的王海容，同意接受我的采访。交谈了一年多时间后，我曾动笔写出了几万字，可越写越感觉到其中的难度，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把握如此重大的政治题材，更怀疑完全按照传主个人所述，是否能够确保作品的客观性。我意识到，要想真实地、较完整地描写传主所经历的时代，需要尽可能地采访与之有关的各方人士。而在张颖的那篇纪实小说中，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的王海容恰好作为重要人物多次出现。为了写好王海容的传记，我第一次去拜访了张颖，并从此与她建立联系。
回忆往事，对于张颖，是新的尝试，也是一次重要的转向。数十年来，她在政治漩涡中主动或被动地旋转，晚年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开始。她清醒地意识到，作为历史过来人，她有责任把亲身经历的诸多往事，真实而具体地告诉后人。
从张颖的回忆作品中，我们了解到诸多历史细节：如何在延安搭乘汽车；与博古、董必武等乘同一辆车前往重庆；年龄相仿的一群年轻男女，在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和周公馆长大、成熟；彼此间爱情的悲欢离合，如何在政治大背景下铺陈开来……由于是历史现场的目击者，她所描述的上世纪40年代重庆左翼文化界对夏衍话剧《清明前后》的批评，60年代上演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曲折过程，江青到排演场直接指导样板戏的修改，都不是泛泛而谈，而是着眼于具体细节的勾勒。从上层人物的积极参与和微妙心理，到当事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乃至自己身陷其中的是非恩怨，娓娓道来，有声有色。她在细节中触摸历史，历史也因此而愈加可信，愈加丰满。这些重大事件的回忆，无疑为20世纪中国戏剧史乃至政治史，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我所熟悉的不少文化界老人，特别是黄苗子、郁风等，早在重庆时期就与张颖认识，有时我们会一起聚会。张颖年过八十依然步履轻盈，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位老人。“别看我80多了，有人说从后面看，像是年轻人哩！”说起这一点，她总是颇为得意。她爱锻炼，每天打桥牌，散步一走就是几公里。她特别爱旅行，年纪大了，依然如年轻人一般渴望畅游天地间。她说：“我很多地方都想去，但人家一听我80多岁了，就不敢陪我去。其实，我比六七十岁的人强得多！”
张颖的年轻更体现在她的写作精神。人至暮年，对历史的看法，对一些重要政治人物的认识，很容易落入窠臼，难以改变。但张颖的思想与写作始终在不断深化。读张颖的作品，可以看出其写作思想的演变，愈到后来，笔锋愈加不落俗套，坦诚、大胆、有力。比如近几年她写龚澎与乔冠华，如实道来，不虚饰，不溢美，不扭曲，还原历史场景中真实的人物性格，读来令人可信。她写夏衍，从上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几十年的个人交往，文坛、政坛的风云变幻，两相交融，坦诚而真实，令人慨叹。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我带着吉林卫视的“回家”剧组，陪同83岁的张颖前往重庆。每到一个地方，她都兴奋不已。面对摄影机，她对往事如数家珍：“总理呀，他就住在这儿，总理住这儿，就是这儿。我住在3楼，我在这儿。这边也有一个房子。不过这是总理和邓大姐住的。这下面是个小会客室……”
曾家岩50号周公馆，是周恩来以个人名义租下的一个院落，也是中共南方局在重庆的一个秘密办公地，南方局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就设在这里。张颖回忆道：
这个房子原来是隔成两间的，我就记得在这儿总理给我发脾气。就是这个桌子，夏衍那个剧本，他是写的上海，后来不大卖座。他（周恩来）说，张颖你怎么不写一篇呢？写一篇吧介绍介绍。我说好，我就应了，但过了3天我也写不出来。后来有一天我来找总理汇报工作，他就问我。他说张颖你的文章呢？我说怎么还记住了，没写。你怎么不写呀？我说不好写嘛——！写不出来嘛！一讲完我就跑出去了。
他一看我往外跑就火了，一拍桌子站起来了，给我回来，给我回来。你这么多年在这儿工作，这么一点组织性都没有呀？我是什么人呢？我是领导，能这么样吗？
当时我坐在这儿，眼泪好像直往下要掉。后来他就说，你还给我写，今天晚上就写出来。明天见报，就这样。
我心里觉得这不大讲理嘛，就跑出去了，就跑去自己的办公室，在办公室写起来。不管稿子写不写得下去，我还是一直写，一直写到时间很晚了，办公室只剩我一个人，还在那儿写。我心里挺委屈的。
后来有人上楼我也不知道。过了一会儿，有人站在我的后面。我没想到是谁，结果一看，哟，总理站在那儿。我就马上站起来了。他就按着我的肩膀让我坐下，坐下。他说这个有毛病嘛改了就好。怎么样呀写的？
我说写好了，但写的不好。他說好不好没有关系嘛。马上去叫通信员拿稿，明天见报。
发过的唯一一次脾气。
张颖晚年把很多的精力都放在出版工作上：《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文坛风云亲历记》……鲜为人知的历史被她一一记录。我们在张颖的回忆中，走进纷繁如烟的往事，走进历史。
2015年12月，张颖去世，享年93岁，最终也成了历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