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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1968年出生于北京，1991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于1999年、2004年两度获得戏剧梅花奖。舞台剧代表作有《鸟人》《窝头会馆》《喜剧的忧伤》等，影视剧代表作有《空镜子》《大宋提刑官》《十二公民》等。2017年5月，由其主演的电视剧《白鹿原》热播。
前两年记者们联系何冰，给他本人打个电话就行。今年不大一样了，《环球人物》记者给他发去一条约邀采访的短信，他回了句：“好！我来安排。”接着就把宣传人员的联系方式发了过来——就在前不久，他签了经纪公司，有了自己的宣传团队。“以前我们参加这行是单打独斗，现在都成了团队作战。这年头啊，它变了。”最后一句话，透着浓浓的京味儿，还有股浓浓的话剧腔。
何冰出生、上学和工作，全在北京。在他身上，北京人的能说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往记者跟前一坐，左脚跷到右腿上，一句“您知道吗”开场，噼里啪啦说起了新戏《白鹿原》，20分钟不间断。
创作是辛苦的，可辛苦不是创作
北京人何冰最近饰演的角色，是陕北人鹿子霖。11年前，何冰所在的单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简称北京人艺）也排过一回话剧版《白鹿原》。当时，何冰就毛遂自荐演鹿子霖，但导演林兆华考虑到他和白嘉轩扮演者濮存昕年龄差距大，不搭，就没有用他。在那一版《白鹿原》里，扮演鹿子霖的演员，是郭达。
“您拍这部戏之前，和郭达老师交流过吗？”
“没有。我觉得演之前没有必要去讨论。一个人的理解就是一个人的理解，尤其在艺术创作上，我说一个不成熟的观点，可能就是主观的，艺术它没有客观。我来到这剧组了，我演鹿子霖了，这角色这回就姓何了，以后谁演那是人家的事情。”
在陈忠实的原著里，鹿子霖可不是个讨喜的角色，势利、精明、奸诈，典型的小人形象。年轻时何冰读原著，看到的是这个人的可恨之处；过了些年头又读，读的是可恨之人的可怜之处；2015年5月，电视剧《白鹿原》开拍，他演的成分里，鹿子霖有了些可爱之处。
“这个人可爱在哪儿？他特简单，他装复杂。他特别喜欢物质，喜欢发家致富，他不大认为人生还有第二条路。可是他又不好意思，这点小心眼不能让人看出来，就老躲。明明是私利，他非说成公家的事儿；明明他不相信白嘉轩，但又不得不半信半不信，半谋着自己的利益敷衍着。他这就可爱了。但他的人生是捯饬了一辈子，倒了一辈子霉，最后顿悟‘买房子、卖房子不过是一把小事情’，没有了精神信仰，没有了坚守的原则，成了一味附庸时代的墙头草，那也终将是可怜的。”
这个角色另一个可爱的点在于，他是一个有着些许喜剧潜力的人物。何冰说，在剧本、文字都十分完善的《白鹿原》里，演员已经不需要也不能有特别大的自由发挥，他唯一的成心设计就是“总试图想办法给鹿子霖在合适的场景、合适的情节里加点喜剧因素”。这样做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为了与其他角色形成鲜明对比。“其他人都不好演喜剧吧？鹿子霖可以。没有鹿子霖的鸡贼，那白嘉轩的高大上可就无的放矢了。”二是为了让观众接受起来舒服，“观众觉得有趣、觉得生动了，由此能有些思考，我们演戏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开机前1个月，何冰就已经在白鹿原体验生活了。日常就是干农活，吃当地饭，观察老乡们的作息，“面上看起来挺轻松，但其实心理压力很大”。他鲜少参加老乡们的聊天，更多的是坐在旁边看。他觉得对演员来说，观察比交流更重要。“交流那会儿就是进入谈话的系统了，你那份客观跟冷静可能就没有了，那捕捉的东西就少了。”
“观察是为了建立信心。当陕北人的特点在心中有了之后，你再往外表现的时候，它就好像经过了一番浸泡，这份浸泡让你觉得自己现在就是百分之百的陕北人。有了这自信再上台，就够了。”开机后没多久，一天，何冰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向镜头，突然有了種“我要来啦”的感觉，“非常轻松、非常自由”，那就是自信的时候了。
《白鹿原》一共拍了8个月，作为一部大戏，算是准时交稿，“而且质量还不错”。提到现在一些电视剧赶工、抢活的问题，何冰认为都是前期准备不充分的原因。“没有任何一组人马拍一个戏是想成心拍快了，成心拍次了。”他说，“我老说所有事情咱先在房间里喝着茶，抽着烟把它解决了。不行！大家非要到现场去点灯熬油，饿着肚子吹着风，拍到最后几个月都急了，演员也觉得这戏没什么前景了，最后肯定出问题。”
他拿前年上映的电影《十二公民》举例，该片改编自美国经典电影《十二怒汉》，讲述了一个由富二代杀人案引发的法庭争论，何冰饰演一名检察官。“我们找了一酒店，12个演员围在那儿模仿现场，对了大概俩星期的台词，这俩星期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开拍时，每天九十点钟才开机，下午四五点钟就拍完了，出来效果还不错。”
“现在人们老是偷换一个概念，就是把辛苦当创作了。创作是辛苦的，但辛苦可不是创作。剧本没那么好，活没那么齐，前期准备不充分，一天拍18个小时也没辙。”
永远保持对表演的敬畏
何冰有一句口头禅，爱说“我们这一行”。
“我们这一行开机就像打仗，一旦开战了，一意孤行就这么办。”
“我们这一行就这特点，小组赛成绩不带入复赛，这回演得还行，下回指不定就折了。”
“我们这一行，还是折的多，成的少。”
……
他为自己是“行”里人而骄傲。
八九岁时，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要做个演员。那时候还没有春节联欢晚会，过年时人们看的是上海电影演员剧团办的“迎新春联欢会”。何冰守着家里12英寸的黑白电视，看着屏幕上孙道临、赵丹穿着西装，弹着钢琴，唱着外国歌，羡慕得不得了。“我的天，那时候表演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对他们那种浪漫的生活方式向往极了。”
但浪漫这东西，是胜者为王败者寇，成功的人叫浪漫，不成功就是矫情了。何冰怕说早了让人笑话，从没和别人透露过自己的小心思。高考时报考中央戏剧学院，他瞒着家里人，找小姨借了5块钱，骑着车、翘了课就去了。 那是1987年，北京人艺第一次在中央戏剧学院设置“人艺班”，考官阵容空前强大。在戏剧学院顶楼的小剧场，台上大幕紧闭，台下坐着几十位“老头”“老太太”。何冰就在台上呆站着，身边的考生全说自己嘴巴干、感冒了、喉咙痒，不停乱走，神情严峻。他偷偷拉开大幕一瞧，吓傻了，《茶馆》的主演全来了——于是之坐在正中间，戏剧学院的院长徐晓钟陪着说话。何冰心想，这就是王利发！那一刻，他感受到了演员的气派。
读大学时，何冰又一次见到于是之，是在人艺三楼的排练厅，以“人艺班”学生的身份近距离看了一回大师的表演。“那次是话剧《太平湖》联排，我们就坐在前面地上，比头一排演员的座位离舞台还近。”他看到于是之扮演的老舍上台，拖着拐杖，倒背双手，没有台词地缓缓走来。
“我刚能看清他脸的时候，就听见后面传来低低的哭声，回头望去，不是吕中就是金昭，反正是一位老阿姨，泣不成声。”现场不知谁说了一句：“哎哟，老舍先生的魂儿回来啦！”何冰对那个场景记忆犹新，那一刻，他感受到了演员的魅力。
浪漫、气派、魅力，构成了何冰对演员这个职业的期待，只是他没想到，期待之后竟是漫长的等待。1991年中戏毕业，何冰在人艺坐了多年板凳。那些年，他闲来无事就到剧场看戏，没戏看就看书，有次看到劳伦斯·奥利弗（英国著名导演、演员，曾凭借电影《哈姆雷特》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故事，说的是奥利弗成名之前带着剧团演《哈姆雷特》，演到哈姆雷特死后他躺在那儿，太累就睡着了。迷糊中，奥利弗听见有人说：“这演员真差，死人都演不好。”那时他意识到，演员如果自己不投入、不享受，就无法感染观众，观众也不会买账。这个故事对何冰影响很大。
当时在人艺，于是之是领导，不演戏了，“他说内行人做了领导，就变成两个外行人了”。真正顶起人艺的台柱子是林连昆。“我们年轻人一见到林先生，立马就起立。《狗儿爷涅槃》《天下第一楼》《鸟人》都是把我们看傻了的戏。”1993年人艺排话剧《鸟人》，何冰在里面演一个叫“黄毛”的小角色，不到7分钟的戏，“但我目睹了心目中最伟大的一场排练”。当时，林连昆进组晚了一个月，之前一直由别人代替他对词，“可是他一上场，不光直接丢本，出来的效果仿佛他一直和我们排练一样。而且三爷（林连昆饰演的戏中主角，是个票友）的唱段他唱得有模有样，大导（即林兆华）听了合不拢嘴——后来我才知道，林先生以前一句京戏不会，甚至五音不全。”
在何冰坐板凳、跑龙套期间，同班同学徐帆、胡军、陈小艺都已经走红了，他常常心里想着林连昆安慰自己：林先生47岁才演主角，还不是什么正面人物（《左邻右舍》里的反派），不照样成了一代大师，我着什么急？！
2009年6月，《鸟人》复排，导演依然是林兆华，但林连昆已经演不了戏了，何冰升级为主演，接替了偶像的角色，成为新“三爷”。“不敢演啊”，他说，“一推再推推不过，最后才大着胆子上了。”1个多月后，新版《鸟人》首演，座无虚席。
至今，许多话剧迷对北京人艺的感情依然浓烈——亲切、敬重、崇拜。何冰也时常思考，为什么人艺能成为一个文化标签？原因大概有三：一是“人艺始终有自己的一套表演体系，京腔京韵”；二是不论什么戏，人艺坚持用中国人“听得懂”的话表达出来，他们也演过不少国外大戏，但从翻译到表演全都彻彻底底本土化；三就是人艺的演员，永远保持对表演的敬畏，对职业的谦卑。濮存昕、宋丹丹、何冰，这些大咖不论在外名气多大，片酬多高，回到人艺，没有助理，没有高价，老老实实排练。“我们平时也会怨天尤人，说这待遇太低了，演这么多是為了什么？可是真到了排练厅，一切就全撂下了。”再市侩的念头，再不饶人的嘴皮子，再浑不吝的态度，到了舞台上，就只剩下戏痴——这就是把演戏当作天职的人。
何冰说，他仍然不敢看自己演的影视剧，因为觉得“不行”。“我老觉着自己一般，可能树立的英雄太高了，就是想像我们北京人艺的那些老艺术家一样，于先生、林先生、朱旭先生……但是显然，目前我还达不到那个状态。”
“我也有物欲，但抵挡它的能力越来越强了”
导演徐昂和何冰合作过许多次，最著名的当属话剧《喜剧的忧伤》和电影《十二公民》，前者2011年票房破千万，创造了北京人艺60多年历史上的纪录。“排练时这部剧1小时55分钟，正式演出是2小时15分钟，整整20分钟都是观众在笑，我们等着。”徐昂评价何冰：“冰哥很单纯，但内心有恐惧。他的单纯和恐惧包裹在对事物特别强烈的看法里面。外人看来他特别明确，实际上他内心里可能不完全是。”
何冰回应：“他说得很准确。”
恐惧从何而来？因为他高中是重点班里成绩最差的那一个；因为他在中戏云集的帅哥美女中“颜值欠佳”；也因为他曾看着好友走红而默默羡慕，即便是淡定如何冰，也有耐不住的时候。“说真的，我没有那么坚守，别把自己说那么伟大，对物质我也有欲望。年轻时经常是为钱拍戏的，物价那么贵，你得生活，得买房子，然后娶媳妇。”他与妻子是初中同桌，1999年，两人毕业20年后再见面，吃过三顿饭后她对他说：“你娶我吧？！”何冰说：“好。”两人便定下了婚约。主持人金星称这是“北京人谈恋爱特有的洒脱”，何冰却笑称：“嘴上应得干脆，心里直打鼓，没钱啊。”
那时，他在人艺的舞台上已经有了些名气，1996年演过冯小刚的《甲方乙方》后机会更多了。“当时我处在一个特别希望被委以重任的心态，希望能让观众认识我，舞台能接纳我。”2001年，何冰出演电视剧《空镜子》，这部剧通过讲述一对姐妹的爱情故事和人生轨迹展现了北京城里的世事变迁，被称为近30年来中国最有代表性的电视剧之一。何冰饰演妹妹孙燕的丈夫，生动演绎了一个男人的小气、多疑，导演杨亚洲称赞他在剧中的表演“堪称载入中国电视剧史”。
但演惯了这种带着点小机灵、小狡猾的市井人物，何冰也很想突破这种形象限定，2005年，他接了央视大戏《大宋提刑官》。没想到一炮而红，收视率一度超过《新闻联播》，大概是央视除了《亮剑》外复播率最高的一部电视剧，成了大批“90后”的集体记忆。如今何冰在Acfun、Bilibili等视频网站的弹幕数量远远高于同辈，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正到不能再正的宋慈大人。
“我绝不标榜说自己是在艺术上多么笃定的一个人，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能吃上饭了，我抵挡物欲的能力越来越强了。如果剧本特别烂，就是真给钱，我也不会去。因为这是我特别热爱的职业，如果它变成买卖了，我还真有点接受不了。”所以这两年，何冰的产量不高，因为爱惜自己的羽毛。“我判断角色，最简单的是我演出来是否有趣。如果这个我束手无策，那就受罪了，何必呢？”
他挑戏，至于什么是“好戏”，在何冰的判断里，只有一个标准，“好戏只面对一个东西，就是人，人心和欲望。人无非是有这么几个矛盾：跟社会的矛盾，跟他人的矛盾，最重要的是我们跟自己的矛盾，最谈不妥的就是这个。”
何冰也幻想过做导演，“可自知之明告诉我还得再等等”。于是当下，演得爽才是最好的犒赏，选择《十二公民》《白鹿原》皆是因此。
何冰说起2009年自己主演《窝头会馆》时的一个故事。这部话剧讲述了北平解放前夕一个四合院里的荒诞事，一场演出最后，何冰把手里的酒瓶砸出去，扑倒在地，结果酒瓶碎了，在他手上剌了个大口子。“血湿了整个袖子，丹丹姐都要出戏上来扶我了。”他却站起来，坐在台上心无旁骛地继续说着台词，说了3分钟。戏结束后，包扎完回到家，他心想：那真是人戏一体的3分钟，因为已经没有任何能力再去抖机灵了。第二天再演同一出戏，却再也没了昨天的状态。
他说：那种感觉，真想再经历一次啊！
前两年记者们联系何冰，给他本人打个电话就行。今年不大一样了，《环球人物》记者给他发去一条约邀采访的短信，他回了句：“好！我来安排。”接着就把宣传人员的联系方式发了过来——就在前不久，他签了经纪公司，有了自己的宣传团队。“以前我们参加这行是单打独斗，现在都成了团队作战。这年头啊，它变了。”最后一句话，透着浓浓的京味儿，还有股浓浓的话剧腔。
何冰出生、上学和工作，全在北京。在他身上，北京人的能说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往记者跟前一坐，左脚跷到右腿上，一句“您知道吗”开场，噼里啪啦说起了新戏《白鹿原》，20分钟不间断。
创作是辛苦的，可辛苦不是创作
北京人何冰最近饰演的角色，是陕北人鹿子霖。11年前，何冰所在的单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简称北京人艺）也排过一回话剧版《白鹿原》。当时，何冰就毛遂自荐演鹿子霖，但导演林兆华考虑到他和白嘉轩扮演者濮存昕年龄差距大，不搭，就没有用他。在那一版《白鹿原》里，扮演鹿子霖的演员，是郭达。
“您拍这部戏之前，和郭达老师交流过吗？”
“没有。我觉得演之前没有必要去讨论。一个人的理解就是一个人的理解，尤其在艺术创作上，我说一个不成熟的观点，可能就是主观的，艺术它没有客观。我来到这剧组了，我演鹿子霖了，这角色这回就姓何了，以后谁演那是人家的事情。”
在陈忠实的原著里，鹿子霖可不是个讨喜的角色，势利、精明、奸诈，典型的小人形象。年轻时何冰读原著，看到的是这个人的可恨之处；过了些年头又读，读的是可恨之人的可怜之处；2015年5月，电视剧《白鹿原》开拍，他演的成分里，鹿子霖有了些可爱之处。
“这个人可爱在哪儿？他特简单，他装复杂。他特别喜欢物质，喜欢发家致富，他不大认为人生还有第二条路。可是他又不好意思，这点小心眼不能让人看出来，就老躲。明明是私利，他非说成公家的事儿；明明他不相信白嘉轩，但又不得不半信半不信，半谋着自己的利益敷衍着。他这就可爱了。但他的人生是捯饬了一辈子，倒了一辈子霉，最后顿悟‘买房子、卖房子不过是一把小事情’，没有了精神信仰，没有了坚守的原则，成了一味附庸时代的墙头草，那也终将是可怜的。”
这个角色另一个可爱的点在于，他是一个有着些许喜剧潜力的人物。何冰说，在剧本、文字都十分完善的《白鹿原》里，演员已经不需要也不能有特别大的自由发挥，他唯一的成心设计就是“总试图想办法给鹿子霖在合适的场景、合适的情节里加点喜剧因素”。这样做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为了与其他角色形成鲜明对比。“其他人都不好演喜剧吧？鹿子霖可以。没有鹿子霖的鸡贼，那白嘉轩的高大上可就无的放矢了。”二是为了让观众接受起来舒服，“观众觉得有趣、觉得生动了，由此能有些思考，我们演戏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开机前1个月，何冰就已经在白鹿原体验生活了。日常就是干农活，吃当地饭，观察老乡们的作息，“面上看起来挺轻松，但其实心理压力很大”。他鲜少参加老乡们的聊天，更多的是坐在旁边看。他觉得对演员来说，观察比交流更重要。“交流那会儿就是进入谈话的系统了，你那份客观跟冷静可能就没有了，那捕捉的东西就少了。”
“观察是为了建立信心。当陕北人的特点在心中有了之后，你再往外表现的时候，它就好像经过了一番浸泡，这份浸泡让你觉得自己现在就是百分之百的陕北人。有了这自信再上台，就够了。”开机后没多久，一天，何冰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向镜头，突然有了種“我要来啦”的感觉，“非常轻松、非常自由”，那就是自信的时候了。
《白鹿原》一共拍了8个月，作为一部大戏，算是准时交稿，“而且质量还不错”。提到现在一些电视剧赶工、抢活的问题，何冰认为都是前期准备不充分的原因。“没有任何一组人马拍一个戏是想成心拍快了，成心拍次了。”他说，“我老说所有事情咱先在房间里喝着茶，抽着烟把它解决了。不行！大家非要到现场去点灯熬油，饿着肚子吹着风，拍到最后几个月都急了，演员也觉得这戏没什么前景了，最后肯定出问题。”
他拿前年上映的电影《十二公民》举例，该片改编自美国经典电影《十二怒汉》，讲述了一个由富二代杀人案引发的法庭争论，何冰饰演一名检察官。“我们找了一酒店，12个演员围在那儿模仿现场，对了大概俩星期的台词，这俩星期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开拍时，每天九十点钟才开机，下午四五点钟就拍完了，出来效果还不错。”
“现在人们老是偷换一个概念，就是把辛苦当创作了。创作是辛苦的，但辛苦可不是创作。剧本没那么好，活没那么齐，前期准备不充分，一天拍18个小时也没辙。”
永远保持对表演的敬畏
何冰有一句口头禅，爱说“我们这一行”。
“我们这一行开机就像打仗，一旦开战了，一意孤行就这么办。”
“我们这一行就这特点，小组赛成绩不带入复赛，这回演得还行，下回指不定就折了。”
“我们这一行，还是折的多，成的少。”
……
他为自己是“行”里人而骄傲。
八九岁时，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要做个演员。那时候还没有春节联欢晚会，过年时人们看的是上海电影演员剧团办的“迎新春联欢会”。何冰守着家里12英寸的黑白电视，看着屏幕上孙道临、赵丹穿着西装，弹着钢琴，唱着外国歌，羡慕得不得了。“我的天，那时候表演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对他们那种浪漫的生活方式向往极了。”
但浪漫这东西，是胜者为王败者寇，成功的人叫浪漫，不成功就是矫情了。何冰怕说早了让人笑话，从没和别人透露过自己的小心思。高考时报考中央戏剧学院，他瞒着家里人，找小姨借了5块钱，骑着车、翘了课就去了。 那是1987年，北京人艺第一次在中央戏剧学院设置“人艺班”，考官阵容空前强大。在戏剧学院顶楼的小剧场，台上大幕紧闭，台下坐着几十位“老头”“老太太”。何冰就在台上呆站着，身边的考生全说自己嘴巴干、感冒了、喉咙痒，不停乱走，神情严峻。他偷偷拉开大幕一瞧，吓傻了，《茶馆》的主演全来了——于是之坐在正中间，戏剧学院的院长徐晓钟陪着说话。何冰心想，这就是王利发！那一刻，他感受到了演员的气派。
读大学时，何冰又一次见到于是之，是在人艺三楼的排练厅，以“人艺班”学生的身份近距离看了一回大师的表演。“那次是话剧《太平湖》联排，我们就坐在前面地上，比头一排演员的座位离舞台还近。”他看到于是之扮演的老舍上台，拖着拐杖，倒背双手，没有台词地缓缓走来。
“我刚能看清他脸的时候，就听见后面传来低低的哭声，回头望去，不是吕中就是金昭，反正是一位老阿姨，泣不成声。”现场不知谁说了一句：“哎哟，老舍先生的魂儿回来啦！”何冰对那个场景记忆犹新，那一刻，他感受到了演员的魅力。
浪漫、气派、魅力，构成了何冰对演员这个职业的期待，只是他没想到，期待之后竟是漫长的等待。1991年中戏毕业，何冰在人艺坐了多年板凳。那些年，他闲来无事就到剧场看戏，没戏看就看书，有次看到劳伦斯·奥利弗（英国著名导演、演员，曾凭借电影《哈姆雷特》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故事，说的是奥利弗成名之前带着剧团演《哈姆雷特》，演到哈姆雷特死后他躺在那儿，太累就睡着了。迷糊中，奥利弗听见有人说：“这演员真差，死人都演不好。”那时他意识到，演员如果自己不投入、不享受，就无法感染观众，观众也不会买账。这个故事对何冰影响很大。
当时在人艺，于是之是领导，不演戏了，“他说内行人做了领导，就变成两个外行人了”。真正顶起人艺的台柱子是林连昆。“我们年轻人一见到林先生，立马就起立。《狗儿爷涅槃》《天下第一楼》《鸟人》都是把我们看傻了的戏。”1993年人艺排话剧《鸟人》，何冰在里面演一个叫“黄毛”的小角色，不到7分钟的戏，“但我目睹了心目中最伟大的一场排练”。当时，林连昆进组晚了一个月，之前一直由别人代替他对词，“可是他一上场，不光直接丢本，出来的效果仿佛他一直和我们排练一样。而且三爷（林连昆饰演的戏中主角，是个票友）的唱段他唱得有模有样，大导（即林兆华）听了合不拢嘴——后来我才知道，林先生以前一句京戏不会，甚至五音不全。”
在何冰坐板凳、跑龙套期间，同班同学徐帆、胡军、陈小艺都已经走红了，他常常心里想着林连昆安慰自己：林先生47岁才演主角，还不是什么正面人物（《左邻右舍》里的反派），不照样成了一代大师，我着什么急？！
2009年6月，《鸟人》复排，导演依然是林兆华，但林连昆已经演不了戏了，何冰升级为主演，接替了偶像的角色，成为新“三爷”。“不敢演啊”，他说，“一推再推推不过，最后才大着胆子上了。”1个多月后，新版《鸟人》首演，座无虚席。
至今，许多话剧迷对北京人艺的感情依然浓烈——亲切、敬重、崇拜。何冰也时常思考，为什么人艺能成为一个文化标签？原因大概有三：一是“人艺始终有自己的一套表演体系，京腔京韵”；二是不论什么戏，人艺坚持用中国人“听得懂”的话表达出来，他们也演过不少国外大戏，但从翻译到表演全都彻彻底底本土化；三就是人艺的演员，永远保持对表演的敬畏，对职业的谦卑。濮存昕、宋丹丹、何冰，这些大咖不论在外名气多大，片酬多高，回到人艺，没有助理，没有高价，老老实实排练。“我们平时也会怨天尤人，说这待遇太低了，演这么多是為了什么？可是真到了排练厅，一切就全撂下了。”再市侩的念头，再不饶人的嘴皮子，再浑不吝的态度，到了舞台上，就只剩下戏痴——这就是把演戏当作天职的人。
何冰说，他仍然不敢看自己演的影视剧，因为觉得“不行”。“我老觉着自己一般，可能树立的英雄太高了，就是想像我们北京人艺的那些老艺术家一样，于先生、林先生、朱旭先生……但是显然，目前我还达不到那个状态。”
“我也有物欲，但抵挡它的能力越来越强了”
导演徐昂和何冰合作过许多次，最著名的当属话剧《喜剧的忧伤》和电影《十二公民》，前者2011年票房破千万，创造了北京人艺60多年历史上的纪录。“排练时这部剧1小时55分钟，正式演出是2小时15分钟，整整20分钟都是观众在笑，我们等着。”徐昂评价何冰：“冰哥很单纯，但内心有恐惧。他的单纯和恐惧包裹在对事物特别强烈的看法里面。外人看来他特别明确，实际上他内心里可能不完全是。”
何冰回应：“他说得很准确。”
恐惧从何而来？因为他高中是重点班里成绩最差的那一个；因为他在中戏云集的帅哥美女中“颜值欠佳”；也因为他曾看着好友走红而默默羡慕，即便是淡定如何冰，也有耐不住的时候。“说真的，我没有那么坚守，别把自己说那么伟大，对物质我也有欲望。年轻时经常是为钱拍戏的，物价那么贵，你得生活，得买房子，然后娶媳妇。”他与妻子是初中同桌，1999年，两人毕业20年后再见面，吃过三顿饭后她对他说：“你娶我吧？！”何冰说：“好。”两人便定下了婚约。主持人金星称这是“北京人谈恋爱特有的洒脱”，何冰却笑称：“嘴上应得干脆，心里直打鼓，没钱啊。”
那时，他在人艺的舞台上已经有了些名气，1996年演过冯小刚的《甲方乙方》后机会更多了。“当时我处在一个特别希望被委以重任的心态，希望能让观众认识我，舞台能接纳我。”2001年，何冰出演电视剧《空镜子》，这部剧通过讲述一对姐妹的爱情故事和人生轨迹展现了北京城里的世事变迁，被称为近30年来中国最有代表性的电视剧之一。何冰饰演妹妹孙燕的丈夫，生动演绎了一个男人的小气、多疑，导演杨亚洲称赞他在剧中的表演“堪称载入中国电视剧史”。
但演惯了这种带着点小机灵、小狡猾的市井人物，何冰也很想突破这种形象限定，2005年，他接了央视大戏《大宋提刑官》。没想到一炮而红，收视率一度超过《新闻联播》，大概是央视除了《亮剑》外复播率最高的一部电视剧，成了大批“90后”的集体记忆。如今何冰在Acfun、Bilibili等视频网站的弹幕数量远远高于同辈，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正到不能再正的宋慈大人。
“我绝不标榜说自己是在艺术上多么笃定的一个人，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能吃上饭了，我抵挡物欲的能力越来越强了。如果剧本特别烂，就是真给钱，我也不会去。因为这是我特别热爱的职业，如果它变成买卖了，我还真有点接受不了。”所以这两年，何冰的产量不高，因为爱惜自己的羽毛。“我判断角色，最简单的是我演出来是否有趣。如果这个我束手无策，那就受罪了，何必呢？”
他挑戏，至于什么是“好戏”，在何冰的判断里，只有一个标准，“好戏只面对一个东西，就是人，人心和欲望。人无非是有这么几个矛盾：跟社会的矛盾，跟他人的矛盾，最重要的是我们跟自己的矛盾，最谈不妥的就是这个。”
何冰也幻想过做导演，“可自知之明告诉我还得再等等”。于是当下，演得爽才是最好的犒赏，选择《十二公民》《白鹿原》皆是因此。
何冰说起2009年自己主演《窝头会馆》时的一个故事。这部话剧讲述了北平解放前夕一个四合院里的荒诞事，一场演出最后，何冰把手里的酒瓶砸出去，扑倒在地，结果酒瓶碎了，在他手上剌了个大口子。“血湿了整个袖子，丹丹姐都要出戏上来扶我了。”他却站起来，坐在台上心无旁骛地继续说着台词，说了3分钟。戏结束后，包扎完回到家，他心想：那真是人戏一体的3分钟，因为已经没有任何能力再去抖机灵了。第二天再演同一出戏，却再也没了昨天的状态。
他说：那种感觉，真想再经历一次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