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据不完全统计重庆市外出打工者约300万人，而各个区县在市内的打工者，也有300万人左右。
2008年11月13日，重庆市劳务办、市劳动保障局公布，截至1明底，该市有10多万在外务工的农民工返乡，但未出现明显的大规模返乡潮。
相关人士指出，随着年关临近，民工将会有一次大规模的返乡高潮。
做“棒棒儿”(帮别人挑东西的职业)一天能赚多少钱?
好的时候三四十元，一般只有二十元。还是在深圳当库管舒服些，不冷，—个月还能定期领钱。
还出去么?
想出去，挣钱多，能给父母多买些药。但我没得文化，也没啥子经验，怕别人又不要我了。
没有技术可以学啊。
嗯，镇上现在举办了培训班。啥子电焊、缝纫之类的，可惜家里急着用钱，我只能出来。
2008年12月14日晚6时，重庆北站。
一位拎着两个大包的中年男子闯入舒方明的视线，他跑过去想挣点“业务”，对方没有理他，顺手招来一辆出租。而大多数乘客虽然大小包—大堆，可他们不会打车，不会喊“棒棒儿”，他们一定去挤公交车。
舒方明知道这趟列车是广州来的，慢车!一个月前，他也坐过这趟列车。
35岁的舒方明家住合川区双槐镇，家里5口人，上有生病的父母，下有读初中的儿子；2008年4月，父亲被查出心脑血管疾病，他不得不南下打工。因为没有任何经验，经同乡介绍，他好不容易到深圳一家玩具厂当了库管员，工资只有1000元，但每月可以定时给父母买药，他很满足。
原本对于是否要回家过年，舒方明有些犹豫，他不想将辛苦钱花在火车轮子上，“回一趟要好几百元，顶娃儿上学一年的费用呢!”可2008年10月，现实让他的假设提前告吹，他所在的工厂倒闭，他失业了。
舒方明从老板口中听到了他不太瞳的四个字：金融危机。
舒方明在随后找工作的20天里处处遭遇尴尬，“我没有(打工)经验，也没有文化，别人一问我的情况，根本就不愿和我谈。”深圳就业无望，他和老乡到广州碰“运气”，可那里的情况比深圳还糟，连工地上都民工爆满，3天的等待后，舒方明无奈选择了回家。
“我不知道啥子‘金融危机’，只希望能找个事做，哪怕(金融危机)晚来几年都行，等我将老汉(重庆方言：父亲)的病治好再说嘛。”
到家后，舒方明发现。村里很多人都提前回来了。
据了解，舒方明所在的双槐镇外出务工人员达2万多人，约占农业人口的1/3。在该镇外出务工密集的长梁村等地，除了过年外，平时很难看到中青年男女。据合川区劳务办统计2008年返乡农民工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38.25％，其中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占回流总数的50.98％。
这段时间都在干嘛?
主要在参加招聘会，不知道投多少简历了。
如果无法就业，有何打算?
就业肯定有难度，只要调整好心态，迟早会找到工作。如果在春节前还不能在重庆就业，等年过了我还是要出去，不是东莞就是北京。
“你是不是农民工哦?”以前工友常和叶立开玩笑。叶立戴着厚厚的黑框眼镜，穿着也不像农民工，“他们说我在装，其实我真的近视。”
叶立，重庆市开县人。1997年，21岁的他到广东东莞一家机械零件生产企业打工。第一个月，他绝大部分时间都蹲在操作间，做最呆板的零件加工，老板给了他1500元。机械的工作重复76年，直到他“跳槽”到一家日资企业，他开始尝试技术工种，收入也成倍增长。
2006年，他用省吃俭用省下来的积蓄，在重庆主城渝北区全款买了一套商品房，“那一刻，我觉得变成城里人了!”当他憧憬更完美的未来时，金融危机来了。
“开始并没有意识到，只觉得老板请员工聚餐的次数少了。”叶立说，随着公司的订单大幅减少，传出了裁员消息。10月上旬，失业的叶立踏上返乡的火车，“路上想起打工11年的点点滴滴，有种说不出的感受，很不舒服。”
“我在东莞的工资平均5000元左右，现在只要能找到离家近点儿的公司，2000多元就行。’，找工作的过程中，叶立对工作性质以及薪酬的要求一降再降，可两个多月过去了，还是没有着落。
外出打工有什么感受?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不属于我，至少现在不属于我。
知道金融危机么?
知道，不是很清楚，我就是因为这个被炒鱿鱼回重庆的。
想过将来么?
想过，这次出去的感受很深。人还得要有知识。起码要有生存的一技之长。我打算回学校，哪怕再交点钱也得毕业了。
以后还出去么?
要，我一定要去上海看一看。
魏群华现在很烦，他最怕村里小孩问“广州好耍不”!
魏群华的家依山而建，出门就能看到长江，在库区万州的搬迁中，他们家有幸留了下来。懂事的时候，魏群华就喜欢站在岸边，想长江那头的上海。“电视上的上海太繁华，比大山里精彩多了。”
初中毕业后，魏群华到万州上了一所职高，专业是计算机。但他一直盘算着“闯世界”。2008年9月，他拿着生活费私自跑到广州，寻找同村的外出务工人员。
因为他只有17岁，老乡费了不少力气，“请人家吃饭又喝酒，才勉强答应我当操作工!”魏群华说，“那样的生活简直就不是人干的，味道特别呛，还常加班。”虽然生活和当初想象的“混社会”有别，但为了“给父母看看”，他一直坚持到11月。
魏群华记得那天是星期五，厂里聚集了很多工友，车间里的机器并没有转动。“老板说要裁人，主要是皮鞋的销量不好。”和老员工相比，他没有任何优势。结完工资的那刻，魏群华并没有丧失信心，他将希望寄托在老乡身上，可这次老乡们也自身难保。在这个外销型企业偏多的地方，工人大有“谈金融危机色变”的阵势。
11月14日，魏群华回家。
2008年11月13日，重庆市劳务办、市劳动保障局公布，截至1明底，该市有10多万在外务工的农民工返乡，但未出现明显的大规模返乡潮。
相关人士指出，随着年关临近，民工将会有一次大规模的返乡高潮。
做“棒棒儿”(帮别人挑东西的职业)一天能赚多少钱?
好的时候三四十元，一般只有二十元。还是在深圳当库管舒服些，不冷，—个月还能定期领钱。
还出去么?
想出去，挣钱多，能给父母多买些药。但我没得文化，也没啥子经验，怕别人又不要我了。
没有技术可以学啊。
嗯，镇上现在举办了培训班。啥子电焊、缝纫之类的，可惜家里急着用钱，我只能出来。
2008年12月14日晚6时，重庆北站。
一位拎着两个大包的中年男子闯入舒方明的视线，他跑过去想挣点“业务”，对方没有理他，顺手招来一辆出租。而大多数乘客虽然大小包—大堆，可他们不会打车，不会喊“棒棒儿”，他们一定去挤公交车。
舒方明知道这趟列车是广州来的，慢车!一个月前，他也坐过这趟列车。
35岁的舒方明家住合川区双槐镇，家里5口人，上有生病的父母，下有读初中的儿子；2008年4月，父亲被查出心脑血管疾病，他不得不南下打工。因为没有任何经验，经同乡介绍，他好不容易到深圳一家玩具厂当了库管员，工资只有1000元，但每月可以定时给父母买药，他很满足。
原本对于是否要回家过年，舒方明有些犹豫，他不想将辛苦钱花在火车轮子上，“回一趟要好几百元，顶娃儿上学一年的费用呢!”可2008年10月，现实让他的假设提前告吹，他所在的工厂倒闭，他失业了。
舒方明从老板口中听到了他不太瞳的四个字：金融危机。
舒方明在随后找工作的20天里处处遭遇尴尬，“我没有(打工)经验，也没有文化，别人一问我的情况，根本就不愿和我谈。”深圳就业无望，他和老乡到广州碰“运气”，可那里的情况比深圳还糟，连工地上都民工爆满，3天的等待后，舒方明无奈选择了回家。
“我不知道啥子‘金融危机’，只希望能找个事做，哪怕(金融危机)晚来几年都行，等我将老汉(重庆方言：父亲)的病治好再说嘛。”
到家后，舒方明发现。村里很多人都提前回来了。
据了解，舒方明所在的双槐镇外出务工人员达2万多人，约占农业人口的1/3。在该镇外出务工密集的长梁村等地，除了过年外，平时很难看到中青年男女。据合川区劳务办统计2008年返乡农民工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38.25％，其中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占回流总数的50.98％。
这段时间都在干嘛?
主要在参加招聘会，不知道投多少简历了。
如果无法就业，有何打算?
就业肯定有难度，只要调整好心态，迟早会找到工作。如果在春节前还不能在重庆就业，等年过了我还是要出去，不是东莞就是北京。
“你是不是农民工哦?”以前工友常和叶立开玩笑。叶立戴着厚厚的黑框眼镜，穿着也不像农民工，“他们说我在装，其实我真的近视。”
叶立，重庆市开县人。1997年，21岁的他到广东东莞一家机械零件生产企业打工。第一个月，他绝大部分时间都蹲在操作间，做最呆板的零件加工，老板给了他1500元。机械的工作重复76年，直到他“跳槽”到一家日资企业，他开始尝试技术工种，收入也成倍增长。
2006年，他用省吃俭用省下来的积蓄，在重庆主城渝北区全款买了一套商品房，“那一刻，我觉得变成城里人了!”当他憧憬更完美的未来时，金融危机来了。
“开始并没有意识到，只觉得老板请员工聚餐的次数少了。”叶立说，随着公司的订单大幅减少，传出了裁员消息。10月上旬，失业的叶立踏上返乡的火车，“路上想起打工11年的点点滴滴，有种说不出的感受，很不舒服。”
“我在东莞的工资平均5000元左右，现在只要能找到离家近点儿的公司，2000多元就行。’，找工作的过程中，叶立对工作性质以及薪酬的要求一降再降，可两个多月过去了，还是没有着落。
外出打工有什么感受?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不属于我，至少现在不属于我。
知道金融危机么?
知道，不是很清楚，我就是因为这个被炒鱿鱼回重庆的。
想过将来么?
想过，这次出去的感受很深。人还得要有知识。起码要有生存的一技之长。我打算回学校，哪怕再交点钱也得毕业了。
以后还出去么?
要，我一定要去上海看一看。
魏群华现在很烦，他最怕村里小孩问“广州好耍不”!
魏群华的家依山而建，出门就能看到长江，在库区万州的搬迁中，他们家有幸留了下来。懂事的时候，魏群华就喜欢站在岸边，想长江那头的上海。“电视上的上海太繁华，比大山里精彩多了。”
初中毕业后，魏群华到万州上了一所职高，专业是计算机。但他一直盘算着“闯世界”。2008年9月，他拿着生活费私自跑到广州，寻找同村的外出务工人员。
因为他只有17岁，老乡费了不少力气，“请人家吃饭又喝酒，才勉强答应我当操作工!”魏群华说，“那样的生活简直就不是人干的，味道特别呛，还常加班。”虽然生活和当初想象的“混社会”有别，但为了“给父母看看”，他一直坚持到11月。
魏群华记得那天是星期五，厂里聚集了很多工友，车间里的机器并没有转动。“老板说要裁人，主要是皮鞋的销量不好。”和老员工相比，他没有任何优势。结完工资的那刻，魏群华并没有丧失信心，他将希望寄托在老乡身上，可这次老乡们也自身难保。在这个外销型企业偏多的地方，工人大有“谈金融危机色变”的阵势。
11月14日，魏群华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