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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敏噌一下站起来，疾步走到写字板前，只几笔，就勾出了一个房子的结构图。
那是朱敏在美国买的第一套房子，花了他几年来辛苦攒下的17万美元。有意思的是，那以后，每当攒足几百美元，夫妻俩就会开辆小卡车去Home Depot(家得宝)买建筑材料，业余时间，二人就在房子后面一砖一瓦地搭房子，就这样搭了一年多，加盖了大概100平方米，朱敏说，赶紧卖了，去买个新的。结果，这套房子卖了27万美元。朱敏拿着这笔钱，买了一幢50多万美元的大房子。
“那房子要是弄一下，卖个150万美元不成问题，所以，我当时还想过做房地产呢，后来一看，办公司比做这个还要赚钱，还要兴奋，就拉了个工程师，业余时间一起做。”
1991年，在自己家的车库里，朱敏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创业。
硅谷的神话总是这样开头的。
第一次体验生命价值
一直到30岁，朱敏才猛然发现了生命的价值。
当时，返城知青朱敏刚分到一个建筑工地做工。有一天，朱敏正骑在20米高的架子上做电焊活，忽然听到底下有人大喊，“朱敏，你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朱敏说自己“以前干活儿不要命的，反正是在社会最底层”，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抓牢一点儿，心想，我可千万别掉下去。”
拖拉机设计与制造，大学四年，朱敏学的就是这个。朱敏是浙江宁波人，宁波当时有两个很牛的大厂——动力机厂和拖拉机厂，拖拉机厂就在朱敏家对面。朱敏多年的理想就是，在“伟大的拖拉机厂里当个伟大的技术人员”。
朱敏没想到的是，等到自己大学毕业的时候，包产到户了，拖拉机没人买了，伟大的拖拉机厂关门了。
那是1981年，新四大件蔚为风行，朱敏于是被分配到了冰箱厂。
也是1981年，IBM推出了全球第一台个人电脑PC5150。
那时的朱敏，恐怕连电脑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可几年后，公派到斯坦福大学留学的朱敏居然帮IBM编程去了。
朱敏出国第二年，14岁的儿子朱磊考上了清华大学少年班，在父亲的劝说下，朱磊跟全家人一起搬到了美国。一年后，朱磊考入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19岁时便从该校毕业，并取得硕士学位。
在朱磊的记忆中，早年的美国生活是跟香蕉联系在一起的。“刚去的时候，父亲打工，母亲给别人当保姆，我自己假期也打过短工，生活还是很苦，不过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就很苦，所以也不觉得，至少当时美国的香蕉很便宜，一斤才0.2美元，我们吃了好多香蕉，吃得后来十几年都不想再吃了。”
对于下乡插队当了7年知青的朱敏来说，这点儿苦更是微不足道。当年，为了给水稻施肥，朱敏从早到晚跪在田里，把粪堆弄散，为了省1块钱，朱敏不惜跟牲口同坐一辆车回家。“旁边，我的一些同学骑着自行车去上班，而我却被告知，我一辈子都只能呆在这个村子里了。那才叫苦。”
一到美国，朱敏就走了一条跟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截然不同的道路。
大多数中国留学生都住在学校，朱敏刚来就住在校外，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喜欢扎堆，朱敏刚来就喜欢跟老美呆在一起。
他找了个管理公寓的活儿，房东有16套公寓，免费给朱敏他们住一套，剩下的，朱敏负责帮他管理。收房租了，朱敏跟房客们喝喝酒聊聊天;房客吵架了，朱敏操着宁波风味的英语挡在中间做调解人。有时候，朱敏也接一些小时工的活，帮别人扫扫地、洗洗马桶。
周末，如果不锻炼，朱敏就会去帮人种园子，他觉得干这活要比去中国饭店刷盘子好得多，一来也算是户外运动，二来还能跟老美交流，“一边干活一边吹牛，又学习了英语，又积累了很多本地文化的知识”。
有个暑假，朱敏在学校看到一张IBM招募程序员的广告。朱敏在斯坦福学的是工程经济系统，对电脑知之甚少，晃了一个夏天，他愣是没敢去。暑假完了，广告还在，朱敏硬着头皮去敲教授的门，教授看着这个成绩单全A的学生说：“我就在等你啊，你怎么不早点来？”当即任命他为项目组长。在IBM，朱敏有问题也不敢问别人，只敢向自己的儿子求助。朱敏后来编程上的功夫便得益于这段经历，WebEx(网讯)的前身网络软件会议的程序有一大半是他自己写的。
第一笔种子投资
在车库捣鼓Future Labs(未来实验室公司)之前，朱敏已经在好几家美国企业做过工程师。
如果非要较真，这还不算是朱敏的第一次创业。
插队的时候，朱敏就经营过一家社队企业，生产各种零部件。那时候流行缝纫机，朱敏他们就跑去上海揽活儿，做点螺丝钉之类的配件。“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去上海出个差，还得去县里开证明，偌大一个上海，只有一家旅馆。”
活儿是揽到了，可朱敏他们既不懂技术，又没有材料，怎么办？
机缘巧合。朱敏听说，在上海，有些技术工人因为个人问题被缝纫机厂开除了，他就跑到上海去找，说服他们来给企业做技术指导。
找材料的故事更有趣。“当时生产一种零件，要用铜，有人告诉我甘肃有个铜矿，我就赶紧带了几个人去找，矿是找到了，可人家不卖。幸好，那边有很多人是从上海过去的，还可以套套近乎，我就问他们有没有什么东西特别想要，他们说特想吃带鱼。我马上让人到舟山去买，用冰冻上带到甘肃。后来，矿上就贴出海报了：今天有带鱼，谁想吃带鱼就来加班。”
就这样，朱敏他们以物易物，用舟山的鱼换来了甘肃的铜。
可如今的Future Labs跟当年那个社队企业可是两码事，最大的问题不是技术，更不是材料，而是钱。
朱敏很早就意识到了资本的力量。
上世纪80年代末，朱敏就开始接触投资人了。当时，朱敏想做ERP，一位美国朋友给他介绍了个台湾人。第一次见面，美国朋友买咖啡去了，两人面对面坐着，我看看你，你看看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憋了半天，台湾人开口问了一句话——你们大陆是不是有两个人拼一条裤子穿的？
“他们会觉得，你们这么穷，怎么还会想去做企业。”朱敏说。
可想而知，这个投资黄了。
而当时的朱敏，还不知道有正式的VC。
朱敏后来觉得，还是要“把东西做起来再去找投资”。Future Labs的第一笔种子投资是一个新加坡人投的，1996年，Future Labs以13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Quarterdeck的时候，公司已经发展到了二三十人的规模。
第一重要的创业伙伴
就是这个时候，朱敏结识了他后来患难与共的创业伙伴苏布尔·伊亚(Subrah S.Iyar)。
苏布尔曾在英特尔、苹果电脑等公司负责市场开发，1995年，他加入Quarter deck，担任北加利福尼亚因特网业务分部的总经理，Quarterdeck把Future Labs收入囊中后，苏布尔被任命为Future Labs的总裁。
那时，用朱敏自己的话说，他已经“慢慢引退了”。在并购之前，Future Labs策略性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包装，这包括，从外面请一些有名的人来做CTO、副总裁之类，当然，这些人大多不知道Future Labs到底是干嘛的。
苏布尔特别喜欢Future Labs的产品，他四处寻找这些产品的创始人。后来，苏布尔偶然碰到朱敏，两人聊了大概三分钟，苏布尔之后告诉朱敏，他当时心里就想，这个人是我一生要一起做事业的人，朱敏说自己也深有同感。
“某种意义上，这相当于一见钟情。”朱敏大笑。他已经不记得这三分钟他们具体聊了些什么。
1996年，朱敏仍然看好网络人际交流的市场，他和苏布尔用200多万美元把Future Labs的知识产权买了回来，创办了网讯。苏布尔和朱敏，一个做CEO，一个做CTO（首席技术官），一个主外，一个主内，股权一样，年薪一样。
最大的问题，在朱敏看来，还是钱。
“要有很多钱，像网讯，有人说，我技术比你好，我说，你明天就会完蛋，为什么？很简单。在美国，做一个网讯这样的企业，你至少需要拿到1亿美元才行。有几个投资人会相信你，给你1亿美元去花？特别是一个中国人在美国。所以，这才是最大的挑战，你要让投资人觉得，你的团队是一个winning team。”
2000年7月，网讯在纳斯达克上市，那真不是一个好年头，网络泡沫破灭，以科技股为代表的纳斯达克股市崩盘，网讯好不容易上了市，却被投资者看成是另一个泡沫，股价一度跌至5美元。
危难关头，Jan Baan站了出来，这位ERP软件业的先驱正是网讯的一位投资人，他牵头为网讯做了一次2000万美元私募。事实上，Jan Baan当时没有多少闲钱，他的公司也受到了冲击，但他还是咬着牙说，网讯很好，这2000万美元我都出了。投资银行一听，也跟着投，最后，Jan Baan自己出了500万。
“我们当时还有七八千万美元，并不需要那么多钱。我们一个季度差不多要烧2000万，投资者这样算，钱如果够烧5个季度就能活，否则就是死路一条，我们反复解释，我们的销售会上来，成本会下去，没人相信。私募的目的，就是让他们看看，我们很有钱，我们不会死。”
与此同时，朱敏自己也披挂上阵，统管财务和运营，果然，成本下降了300万美元，销售额上升了300万美元。网讯的股票很快又涨到了十几美元，危机过去了。
可以说，没有风险投资，没有纳斯达克，就没有现在的朱敏。
朱敏很早就在跟人谈收购的事。对此，他有个妙论，他说：“硅谷的高科技公司，就像空中的风筝，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向上飘，有的停在半空，而有的已经开始向下坠了。企业家们的任务是，向上抛出绳索，让自己的风筝钩住向上飘的风筝，向下砍断绳索，让自己的风筝挣脱向下坠的风筝。”
2007年3月15日，Cisco(思科)宣布以32亿美元现金收购WebEx。网讯，这只朱敏在硅谷亲手放飞的“风筝”总算钩住了一只飞得更高的大“风筝”。
但此时，朱敏人已不在硅谷，两年前，他辞去网讯首席技术官的职位，回到了中国。3月15日当天，硅谷刚过凌晨两点，苏布尔就迫不及待地给朱敏打了个电话，碍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规定，朱敏这位“除了脑袋，其他都可以换”的印度朋友没有明说，但朱敏已经猜到“有重大事情发生了。”
“就像女儿嫁出去了一样。”朱敏向记者形容自己当时的感觉。
第一次角色转型
回来还是不回来，朱敏想了整整3年。毕竟，从美国到中国、从做企业到做投资、从做高科技行业到做偏传统行业，无论哪一个转型，对“年纪已经不小”的朱敏来说，都不啻一场赌博。
如果你问朱敏为什么回国，他一定会告诉你，他是为了“还邓小平两万美元的贷款”。
你也许会觉得他矫情，但也有人相信他的真诚，例如邓锋。
邓锋第一次见到朱敏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那时，在硅谷的清华大学毕业生搞了个企业家俱乐部，常常请一些有经验的人过来讲课，有一次朱敏过来了。“他上来就讲‘我们能出来要感谢邓小平’之类的话，在留学生圈子里，很少能听到这样的话，我感觉他是用心来讲的。”邓锋说。
不光对邓小平，朱敏对中国也是爱得深沉，一个典型事例是，尽管在美国安居乐业了十多年，朱敏进进出出拿的一直都是中国护照。
现在，回国已有两年的朱敏说自己“慢慢找到一点感觉了”，他的赛伯乐(中国)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紧挨着他的母校浙江大学，赛伯乐的对面，是他和儿子朱磊共同出资创办的红杉树(中国)信息公司。
（编辑/秋荻）
那是朱敏在美国买的第一套房子，花了他几年来辛苦攒下的17万美元。有意思的是，那以后，每当攒足几百美元，夫妻俩就会开辆小卡车去Home Depot(家得宝)买建筑材料，业余时间，二人就在房子后面一砖一瓦地搭房子，就这样搭了一年多，加盖了大概100平方米，朱敏说，赶紧卖了，去买个新的。结果，这套房子卖了27万美元。朱敏拿着这笔钱，买了一幢50多万美元的大房子。
“那房子要是弄一下，卖个150万美元不成问题，所以，我当时还想过做房地产呢，后来一看，办公司比做这个还要赚钱，还要兴奋，就拉了个工程师，业余时间一起做。”
1991年，在自己家的车库里，朱敏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创业。
硅谷的神话总是这样开头的。
第一次体验生命价值
一直到30岁，朱敏才猛然发现了生命的价值。
当时，返城知青朱敏刚分到一个建筑工地做工。有一天，朱敏正骑在20米高的架子上做电焊活，忽然听到底下有人大喊，“朱敏，你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朱敏说自己“以前干活儿不要命的，反正是在社会最底层”，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抓牢一点儿，心想，我可千万别掉下去。”
拖拉机设计与制造，大学四年，朱敏学的就是这个。朱敏是浙江宁波人，宁波当时有两个很牛的大厂——动力机厂和拖拉机厂，拖拉机厂就在朱敏家对面。朱敏多年的理想就是，在“伟大的拖拉机厂里当个伟大的技术人员”。
朱敏没想到的是，等到自己大学毕业的时候，包产到户了，拖拉机没人买了，伟大的拖拉机厂关门了。
那是1981年，新四大件蔚为风行，朱敏于是被分配到了冰箱厂。
也是1981年，IBM推出了全球第一台个人电脑PC5150。
那时的朱敏，恐怕连电脑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可几年后，公派到斯坦福大学留学的朱敏居然帮IBM编程去了。
朱敏出国第二年，14岁的儿子朱磊考上了清华大学少年班，在父亲的劝说下，朱磊跟全家人一起搬到了美国。一年后，朱磊考入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19岁时便从该校毕业，并取得硕士学位。
在朱磊的记忆中，早年的美国生活是跟香蕉联系在一起的。“刚去的时候，父亲打工，母亲给别人当保姆，我自己假期也打过短工，生活还是很苦，不过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就很苦，所以也不觉得，至少当时美国的香蕉很便宜，一斤才0.2美元，我们吃了好多香蕉，吃得后来十几年都不想再吃了。”
对于下乡插队当了7年知青的朱敏来说，这点儿苦更是微不足道。当年，为了给水稻施肥，朱敏从早到晚跪在田里，把粪堆弄散，为了省1块钱，朱敏不惜跟牲口同坐一辆车回家。“旁边，我的一些同学骑着自行车去上班，而我却被告知，我一辈子都只能呆在这个村子里了。那才叫苦。”
一到美国，朱敏就走了一条跟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截然不同的道路。
大多数中国留学生都住在学校，朱敏刚来就住在校外，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喜欢扎堆，朱敏刚来就喜欢跟老美呆在一起。
他找了个管理公寓的活儿，房东有16套公寓，免费给朱敏他们住一套，剩下的，朱敏负责帮他管理。收房租了，朱敏跟房客们喝喝酒聊聊天;房客吵架了，朱敏操着宁波风味的英语挡在中间做调解人。有时候，朱敏也接一些小时工的活，帮别人扫扫地、洗洗马桶。
周末，如果不锻炼，朱敏就会去帮人种园子，他觉得干这活要比去中国饭店刷盘子好得多，一来也算是户外运动，二来还能跟老美交流，“一边干活一边吹牛，又学习了英语，又积累了很多本地文化的知识”。
有个暑假，朱敏在学校看到一张IBM招募程序员的广告。朱敏在斯坦福学的是工程经济系统，对电脑知之甚少，晃了一个夏天，他愣是没敢去。暑假完了，广告还在，朱敏硬着头皮去敲教授的门，教授看着这个成绩单全A的学生说：“我就在等你啊，你怎么不早点来？”当即任命他为项目组长。在IBM，朱敏有问题也不敢问别人，只敢向自己的儿子求助。朱敏后来编程上的功夫便得益于这段经历，WebEx(网讯)的前身网络软件会议的程序有一大半是他自己写的。
第一笔种子投资
在车库捣鼓Future Labs(未来实验室公司)之前，朱敏已经在好几家美国企业做过工程师。
如果非要较真，这还不算是朱敏的第一次创业。
插队的时候，朱敏就经营过一家社队企业，生产各种零部件。那时候流行缝纫机，朱敏他们就跑去上海揽活儿，做点螺丝钉之类的配件。“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去上海出个差，还得去县里开证明，偌大一个上海，只有一家旅馆。”
活儿是揽到了，可朱敏他们既不懂技术，又没有材料，怎么办？
机缘巧合。朱敏听说，在上海，有些技术工人因为个人问题被缝纫机厂开除了，他就跑到上海去找，说服他们来给企业做技术指导。
找材料的故事更有趣。“当时生产一种零件，要用铜，有人告诉我甘肃有个铜矿，我就赶紧带了几个人去找，矿是找到了，可人家不卖。幸好，那边有很多人是从上海过去的，还可以套套近乎，我就问他们有没有什么东西特别想要，他们说特想吃带鱼。我马上让人到舟山去买，用冰冻上带到甘肃。后来，矿上就贴出海报了：今天有带鱼，谁想吃带鱼就来加班。”
就这样，朱敏他们以物易物，用舟山的鱼换来了甘肃的铜。
可如今的Future Labs跟当年那个社队企业可是两码事，最大的问题不是技术，更不是材料，而是钱。
朱敏很早就意识到了资本的力量。
上世纪80年代末，朱敏就开始接触投资人了。当时，朱敏想做ERP，一位美国朋友给他介绍了个台湾人。第一次见面，美国朋友买咖啡去了，两人面对面坐着，我看看你，你看看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憋了半天，台湾人开口问了一句话——你们大陆是不是有两个人拼一条裤子穿的？
“他们会觉得，你们这么穷，怎么还会想去做企业。”朱敏说。
可想而知，这个投资黄了。
而当时的朱敏，还不知道有正式的VC。
朱敏后来觉得，还是要“把东西做起来再去找投资”。Future Labs的第一笔种子投资是一个新加坡人投的，1996年，Future Labs以13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Quarterdeck的时候，公司已经发展到了二三十人的规模。
第一重要的创业伙伴
就是这个时候，朱敏结识了他后来患难与共的创业伙伴苏布尔·伊亚(Subrah S.Iyar)。
苏布尔曾在英特尔、苹果电脑等公司负责市场开发，1995年，他加入Quarter deck，担任北加利福尼亚因特网业务分部的总经理，Quarterdeck把Future Labs收入囊中后，苏布尔被任命为Future Labs的总裁。
那时，用朱敏自己的话说，他已经“慢慢引退了”。在并购之前，Future Labs策略性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包装，这包括，从外面请一些有名的人来做CTO、副总裁之类，当然，这些人大多不知道Future Labs到底是干嘛的。
苏布尔特别喜欢Future Labs的产品，他四处寻找这些产品的创始人。后来，苏布尔偶然碰到朱敏，两人聊了大概三分钟，苏布尔之后告诉朱敏，他当时心里就想，这个人是我一生要一起做事业的人，朱敏说自己也深有同感。
“某种意义上，这相当于一见钟情。”朱敏大笑。他已经不记得这三分钟他们具体聊了些什么。
1996年，朱敏仍然看好网络人际交流的市场，他和苏布尔用200多万美元把Future Labs的知识产权买了回来，创办了网讯。苏布尔和朱敏，一个做CEO，一个做CTO（首席技术官），一个主外，一个主内，股权一样，年薪一样。
最大的问题，在朱敏看来，还是钱。
“要有很多钱，像网讯，有人说，我技术比你好，我说，你明天就会完蛋，为什么？很简单。在美国，做一个网讯这样的企业，你至少需要拿到1亿美元才行。有几个投资人会相信你，给你1亿美元去花？特别是一个中国人在美国。所以，这才是最大的挑战，你要让投资人觉得，你的团队是一个winning team。”
2000年7月，网讯在纳斯达克上市，那真不是一个好年头，网络泡沫破灭，以科技股为代表的纳斯达克股市崩盘，网讯好不容易上了市，却被投资者看成是另一个泡沫，股价一度跌至5美元。
危难关头，Jan Baan站了出来，这位ERP软件业的先驱正是网讯的一位投资人，他牵头为网讯做了一次2000万美元私募。事实上，Jan Baan当时没有多少闲钱，他的公司也受到了冲击，但他还是咬着牙说，网讯很好，这2000万美元我都出了。投资银行一听，也跟着投，最后，Jan Baan自己出了500万。
“我们当时还有七八千万美元，并不需要那么多钱。我们一个季度差不多要烧2000万，投资者这样算，钱如果够烧5个季度就能活，否则就是死路一条，我们反复解释，我们的销售会上来，成本会下去，没人相信。私募的目的，就是让他们看看，我们很有钱，我们不会死。”
与此同时，朱敏自己也披挂上阵，统管财务和运营，果然，成本下降了300万美元，销售额上升了300万美元。网讯的股票很快又涨到了十几美元，危机过去了。
可以说，没有风险投资，没有纳斯达克，就没有现在的朱敏。
朱敏很早就在跟人谈收购的事。对此，他有个妙论，他说：“硅谷的高科技公司，就像空中的风筝，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向上飘，有的停在半空，而有的已经开始向下坠了。企业家们的任务是，向上抛出绳索，让自己的风筝钩住向上飘的风筝，向下砍断绳索，让自己的风筝挣脱向下坠的风筝。”
2007年3月15日，Cisco(思科)宣布以32亿美元现金收购WebEx。网讯，这只朱敏在硅谷亲手放飞的“风筝”总算钩住了一只飞得更高的大“风筝”。
但此时，朱敏人已不在硅谷，两年前，他辞去网讯首席技术官的职位，回到了中国。3月15日当天，硅谷刚过凌晨两点，苏布尔就迫不及待地给朱敏打了个电话，碍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规定，朱敏这位“除了脑袋，其他都可以换”的印度朋友没有明说，但朱敏已经猜到“有重大事情发生了。”
“就像女儿嫁出去了一样。”朱敏向记者形容自己当时的感觉。
第一次角色转型
回来还是不回来，朱敏想了整整3年。毕竟，从美国到中国、从做企业到做投资、从做高科技行业到做偏传统行业，无论哪一个转型，对“年纪已经不小”的朱敏来说，都不啻一场赌博。
如果你问朱敏为什么回国，他一定会告诉你，他是为了“还邓小平两万美元的贷款”。
你也许会觉得他矫情，但也有人相信他的真诚，例如邓锋。
邓锋第一次见到朱敏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那时，在硅谷的清华大学毕业生搞了个企业家俱乐部，常常请一些有经验的人过来讲课，有一次朱敏过来了。“他上来就讲‘我们能出来要感谢邓小平’之类的话，在留学生圈子里，很少能听到这样的话，我感觉他是用心来讲的。”邓锋说。
不光对邓小平，朱敏对中国也是爱得深沉，一个典型事例是，尽管在美国安居乐业了十多年，朱敏进进出出拿的一直都是中国护照。
现在，回国已有两年的朱敏说自己“慢慢找到一点感觉了”，他的赛伯乐(中国)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紧挨着他的母校浙江大学，赛伯乐的对面，是他和儿子朱磊共同出资创办的红杉树(中国)信息公司。
（编辑/秋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