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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底至1949年初，国民党的政治、军事形势急转直下，正如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给马歇尔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除去蒋委员长的直属亲信人员和某些高级军官外，没有多少中国人继续心悦诚服地支持他了。这个政府，特别是蒋委员长……愈来愈众叛亲离了。”就连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也不得不承认，蒋介石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秋了”……
蒋宋同感：
“有了台湾，就有了一切”
眼看蒋家王朝大厦将倾，蒋介石开始考虑在惨败之际的退路了，对此，他曾有过多种打算：其一，将国民党军队转移到西康，建立以西昌为中心，以西南广大地区为依托的根据地。其二，撤退至海南岛，以该岛为中心，以东南沿海地区为凭借，作为国民党的最后坚守阵地。其三，以台湾作为最后的存身之地。
蒋介石在脑子里反复比较这三个方案的利弊得失的同时，又联想起了1946年10月偕同宋美龄视察台湾时的情景。那次察看后，他和宋美龄心里都十分高兴，私下曾十分赞许地说：“台湾尚未被共党分子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净土，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则俄、共虽狡诈百出，必欲亡我国家而甘心者，其将无如我何乎!”“有了台湾，就有了一切。”此外，台湾还有其独特的条件，它是中国沿海的最大岛屿，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又有丰富的矿藏而且在经过日本的长期霸占之后，台湾的经济脱离祖国大陆而独立存在，自成系统，尤其是它与祖国大陆之间隔了一条100多公里宽的海峡，没有现代化的海空军的“共军”是极难横渡的。这一切都给蒋氏夫妇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正当蒋介石患得患失、犹疑未定之际，美国为挽回在中国的败局，决定“换马”，暗中积极支持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向蒋进行“逼宫”，狠狠地在他的背后插上一刀。1949年1月20日，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在他下野之前的1月4日，其亲信将领祝绍周上呈了一封密信，直截了当地向蒋提出：“以台湾为核心，建立为军事及政治之基地”的建议。祝绍周认为：第一，建立以台湾为核心，包括浙，闽、粤和海南岛在内的军事基地。即使将来东南军事再受挫折，还可以台湾为基地，配合国际形势，反攻大陆。第二，鉴于台湾，海南岛在军事上互为犄角，应建立以张发奎和欧震为中心的海南岛军事机构，以加强台海之间的防务。第三，由于台湾形势相当复杂，应授权省政府主席统一管理从大陆来台的军事、政治机构。否则，听其自然演变，不仅部队相互纠纷，恐“二·二八事变”有重演之可能。第四，文化机构及学校最好不要迁到台湾。
显然，祝绍周深受蒋介石“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久必然爆发”的思想影响，因此其建议的核心是将台湾建成一个巩固的但又是短时间的军事基地，将在大陆扰得其“鸡犬不宁”的知识界、学生界排除于这个基地之外。至于蒋介石是否与之完全不谋而合，现在尚未知之，但这一建议无疑给本来对台就有好感的蒋以相当大的影响。蒋介石后来追溯说：“当时我下野还有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台湾地位的重要。在俄帝集团侵略下，宁可失了整个大陆，而台湾是不能不保的。如果我不下野，死守南京，那台湾就不能兼顾，亦就不能成为反共抗俄的坚强堡垒。三十六年(即1947年)我到台湾看了以后，在日记上曾经记着这样一句话，只要有了台湾，共产党就无可奈何，我就可以用来恢复大陆，因此，我就不顾一切，毅然决然下野。”其时，加上“第一夫人”对台湾赞不绝口的“枕边风”、形势的急剧逆转，蒋介石终于定下撤守台湾的决心。
蒋介石孤踞台湾的这段表白，虽然充满自誉溢美之词，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蒋当时的心态，所以蒋在下野之前，便制定了“建设台湾、闽粤，控制两广，开辟川滇”的计划，真可谓有“先见之明。”
国父遗训：
“外战不出川，内战不出湾”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在全面突破了蒋介石精心策划的“长江防线”后，占领了其“首都”南京，国民党的江南“半壁江山”已支离破碎、心急如焚的蒋介石立即在浙江定海举行了紧急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便引述了一句所谓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外战不出(四)川，内战不出(台)湾”，以说明自己撒守台湾乃源于先总理事先已确定的“伟大思想”，可谓用心良苦。这“外战不出川”的灵验，已由八年抗日战争，在蛾眉山躲过这一劫所印证。现如今国破如此，也只有“内战不出湾”的圣言可信了。会议结束后，蒋介石拍板：撤守台湾，建立“反攻大陆，复兴党国”之基地。
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命令国民党海空军主力南移，以台湾为中心，把经营的重点放在上海、福建沿海及西南地区。并且早在1948年12月24日，蒋介石任命心腹陈诚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蒋经国为省党部主任委员，随即，他又加委陈诚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和省党部主任委员之职。这项任命，使李宗仁颇感意外，他说：“此次就职突然发表，前主席魏道明事前竟毫无所知，陈诚得令后，立即自草山迁入台北。1949年1月5日便在台北就职视事。行动之敏捷，为国民党执政以来所鲜见，由此可知蒋先生事前布置的周密。”与此同时，蒋于1949年1月18日任命另一心腹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将40万大军交由汤指挥，以便“一旦中国大陆万一发生意外，可有一支可靠的军队随政府迁来台湾，免使台湾受到亲共阴谋的威胁，而以该省作为政府最后坚守与力图复兴之基地”，并下令俞鸿钧、席得懋2人立即将国库3.7亿美元黄金、白银和外汇移存台湾；同时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存入私人户头，以免无法提取。为拱卫台湾外围，蒋还任命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福建省政府主席”，方天为“江西省政府主席”、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张发奎为“海南警备司令”。还特别派儿子蒋经国担任定海机场修建工作的督导。
蒋经国后来回忆说：“记得父亲引退之后，交我办理的第一件事情，是希望空军总部，快把定海机场建筑起来，那时我们不大明白父亲的用意；只能遵照命令去做。父亲对这件事显得非常关心，差不多每星期都要问问，机场的工程已完成到何种程度。后来催得更紧，几乎三天一催，两天一催，直到机场全部竣工为止。到了淞沪弃守，才知道汤恩伯的部队，就是靠了由定海机场起飞的空军掩护，才能安全地经过舟山撤退到台湾。”
此后不久，蒋还“富有战略眼光”地提出了一个更庞大的设想，即建立一条“北连青岛、长山列岛，中段为舟山群岛，南到台湾、海南岛”的海上锁链，以便更全面地封锁大陆。既为配合大陆残余的国民党军队的垂死挣扎，也为将来的“反攻”奠定更可靠、便捷的基础和条件。
同时，蒋立即前往福建视察，极力给朱绍良等人打气，他说：“比方台湾是头颅，福建就是手足，没有福建就无以确保台湾。以福建而言守不住闽江以北，闽南也难以确保。今后大家要树立雄心壮志，和‘共匪’顽强斗争下去，最迟到明年春，世界反共联军就会和我们一道驱逐赤俄势力，清除赤色恐怖。”
依此计划，7月中旬，蒋介石在台北阳明山成立了“总裁办公室”，作为指挥东南及全国军事的中心，内设党务、经济、军事、宣传、国际问题研究、秘书、情报、警卫等9个小组和1个设计委员会。在同时召开的东南区军事会议上，蒋介石还提出了“半年整训，巩固基地，一年反攻，三年成功”的“反攻计划”。蒋后来追忆及此事说：“那时候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绥远、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各省及陕南，都还在我们国军的手中，所以我认为东南区一年内开始反攻，绝对没有问题。”为具体组织这一计划的实施，还设立了“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任命陈诚为该长官公署的军政长官，统一负责苏、浙、闽、粤及海南的军事与政治。黄少谷在解释设立“总裁办公室”时极力宣称“总裁因不能常住中央党部所在地，事实上须有少数必需人员随同办事，故成立一个小规模办事机构”，其性质属于“总裁之私人秘书机构”。但是当时一些国民党高层人物就看出来了，蒋此举目的有二：其一，是为恢复和巩固蒋氏“独裁”，以便垂死挣扎；其二，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台湾，为“最后撤守”作“政治上之准备”。
此外，蒋介石还在国际上积极展开活动，以图建立“远东反共国际联盟”。7月间，蒋飞往与台湾一水之隔的菲律宾避暑圣地——碧瑶，会见了菲律宾总统季里诺。8月，蒋又风尘仆仆地赶往南朝鲜，在镇海会见了韩国总统李承晚。在谈到筹建“远东反共国际联盟”一事时，蒋说：“因美国不肯积极负起领导远东的责任，我等不得不自动起而联盟。”但是，由于形势所迫，蒋这个如意算盘落空了。
山姆大叔：
难舍觊觎一个世纪的“福摩萨”
1948年11月，美国国务院鉴于中国形势的发展，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作出估计：“一旦共产党在中国大陆掌权，台湾陷于一个受克里姆林宫指使的政府统治之下，这种情况将会对美国的安全产生何种战略上的影响。”经过一番争论，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如果台湾落入共产党的控制，从战略上必对美国的安全极为不利，因为台湾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有潜力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他们再次搬出美国”世纪海军将领帕里的建议，作为上述认识的依据。
帕里曾于1853年向华盛顿政府建议：“我们仍必须……对一切足以改变中国、日本及更南的国家，特别是台湾的政治及内务的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建议，予以鼓励。美国就应该单独采取这个主动……台湾在海军及陆战上的有利位置，是值得考虑的。另外一点，该岛直接地面对中国许多主要商业口岸，只要在该岛泊驻足够的海军，它不但可以控制这些口岸并且可以控制中国海面的东北人口。”
最后，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1月24日形成了一份原名叫《台湾的战略意义》的备忘录，上交给国务院。该备忘录得出如下结论：如果能阻止共产党对“福摩萨”(即台湾)的统治，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最为有利。但是考虑到美国的全球战线过长，力不从心，建议争取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防止共产党统治台湾。随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这个备忘录，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报告。报告称：“美国基本目标是不让福摩萨和佩斯卡多尔群岛(即台湾和澎湖群岛)落入共产党手中。为此目标，目前最实际可行的办法是把这些岛与中国大陆隔离开来。”该委员会还策划了四项“隔离”方案，第一，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由美军直接占领台湾；第二，与国民党签定协定，让美国在台湾拥有“租界和基地”；第三，“支持在福摩萨的国民党政府及其残余，承认他们是中国政府”；第四，“支持当地的非共产党人继续控制福摩萨”，“不使福摩萨成为国民党政府残余分子的避难地”。
蒋介石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了维护其集团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为确保最后一块栖身之地的安全，对美国的上述立场予以坚决抵制，蒋介石说：“台湾移归或由联合国托管之拟议，实际为中国政府无法接受之办法，因此种办法，违反了中国国民心理，尤与中正本人自开罗会议争回台澎一贯努力与立场，根本相反。”另据蒋经国的日记记载，蒋介石曾指示说：“英、美恐我不能固守台湾，为共军夺取而入于俄国势力范围，使南太平洋诸岛防线发生缺口，亟谋由我交还美国管理，而英则在幕后积极怂恿，以间接加强其香港声势。对此一问题最足顾虑，故对美应有坚决表示，余必死守台湾，确保领土，尽我国民天职，决不能交归盟国。如彼愿助我力量共同防守，则不拒绝。”面对又硬又顽的蒋介石，美国人无计可施，几乎陷于绝望。
不久，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上海相继解放，中国的国内局势发生巨变，在中国大陆已无立身之地的蒋介石，只好退居台湾。
（摘自《军事史林》2008.9.25）B12
蒋宋同感：
“有了台湾，就有了一切”
眼看蒋家王朝大厦将倾，蒋介石开始考虑在惨败之际的退路了，对此，他曾有过多种打算：其一，将国民党军队转移到西康，建立以西昌为中心，以西南广大地区为依托的根据地。其二，撤退至海南岛，以该岛为中心，以东南沿海地区为凭借，作为国民党的最后坚守阵地。其三，以台湾作为最后的存身之地。
蒋介石在脑子里反复比较这三个方案的利弊得失的同时，又联想起了1946年10月偕同宋美龄视察台湾时的情景。那次察看后，他和宋美龄心里都十分高兴，私下曾十分赞许地说：“台湾尚未被共党分子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净土，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则俄、共虽狡诈百出，必欲亡我国家而甘心者，其将无如我何乎!”“有了台湾，就有了一切。”此外，台湾还有其独特的条件，它是中国沿海的最大岛屿，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又有丰富的矿藏而且在经过日本的长期霸占之后，台湾的经济脱离祖国大陆而独立存在，自成系统，尤其是它与祖国大陆之间隔了一条100多公里宽的海峡，没有现代化的海空军的“共军”是极难横渡的。这一切都给蒋氏夫妇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正当蒋介石患得患失、犹疑未定之际，美国为挽回在中国的败局，决定“换马”，暗中积极支持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向蒋进行“逼宫”，狠狠地在他的背后插上一刀。1949年1月20日，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在他下野之前的1月4日，其亲信将领祝绍周上呈了一封密信，直截了当地向蒋提出：“以台湾为核心，建立为军事及政治之基地”的建议。祝绍周认为：第一，建立以台湾为核心，包括浙，闽、粤和海南岛在内的军事基地。即使将来东南军事再受挫折，还可以台湾为基地，配合国际形势，反攻大陆。第二，鉴于台湾，海南岛在军事上互为犄角，应建立以张发奎和欧震为中心的海南岛军事机构，以加强台海之间的防务。第三，由于台湾形势相当复杂，应授权省政府主席统一管理从大陆来台的军事、政治机构。否则，听其自然演变，不仅部队相互纠纷，恐“二·二八事变”有重演之可能。第四，文化机构及学校最好不要迁到台湾。
显然，祝绍周深受蒋介石“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久必然爆发”的思想影响，因此其建议的核心是将台湾建成一个巩固的但又是短时间的军事基地，将在大陆扰得其“鸡犬不宁”的知识界、学生界排除于这个基地之外。至于蒋介石是否与之完全不谋而合，现在尚未知之，但这一建议无疑给本来对台就有好感的蒋以相当大的影响。蒋介石后来追溯说：“当时我下野还有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台湾地位的重要。在俄帝集团侵略下，宁可失了整个大陆，而台湾是不能不保的。如果我不下野，死守南京，那台湾就不能兼顾，亦就不能成为反共抗俄的坚强堡垒。三十六年(即1947年)我到台湾看了以后，在日记上曾经记着这样一句话，只要有了台湾，共产党就无可奈何，我就可以用来恢复大陆，因此，我就不顾一切，毅然决然下野。”其时，加上“第一夫人”对台湾赞不绝口的“枕边风”、形势的急剧逆转，蒋介石终于定下撤守台湾的决心。
蒋介石孤踞台湾的这段表白，虽然充满自誉溢美之词，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蒋当时的心态，所以蒋在下野之前，便制定了“建设台湾、闽粤，控制两广，开辟川滇”的计划，真可谓有“先见之明。”
国父遗训：
“外战不出川，内战不出湾”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在全面突破了蒋介石精心策划的“长江防线”后，占领了其“首都”南京，国民党的江南“半壁江山”已支离破碎、心急如焚的蒋介石立即在浙江定海举行了紧急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便引述了一句所谓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外战不出(四)川，内战不出(台)湾”，以说明自己撒守台湾乃源于先总理事先已确定的“伟大思想”，可谓用心良苦。这“外战不出川”的灵验，已由八年抗日战争，在蛾眉山躲过这一劫所印证。现如今国破如此，也只有“内战不出湾”的圣言可信了。会议结束后，蒋介石拍板：撤守台湾，建立“反攻大陆，复兴党国”之基地。
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命令国民党海空军主力南移，以台湾为中心，把经营的重点放在上海、福建沿海及西南地区。并且早在1948年12月24日，蒋介石任命心腹陈诚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蒋经国为省党部主任委员，随即，他又加委陈诚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和省党部主任委员之职。这项任命，使李宗仁颇感意外，他说：“此次就职突然发表，前主席魏道明事前竟毫无所知，陈诚得令后，立即自草山迁入台北。1949年1月5日便在台北就职视事。行动之敏捷，为国民党执政以来所鲜见，由此可知蒋先生事前布置的周密。”与此同时，蒋于1949年1月18日任命另一心腹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将40万大军交由汤指挥，以便“一旦中国大陆万一发生意外，可有一支可靠的军队随政府迁来台湾，免使台湾受到亲共阴谋的威胁，而以该省作为政府最后坚守与力图复兴之基地”，并下令俞鸿钧、席得懋2人立即将国库3.7亿美元黄金、白银和外汇移存台湾；同时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存入私人户头，以免无法提取。为拱卫台湾外围，蒋还任命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福建省政府主席”，方天为“江西省政府主席”、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张发奎为“海南警备司令”。还特别派儿子蒋经国担任定海机场修建工作的督导。
蒋经国后来回忆说：“记得父亲引退之后，交我办理的第一件事情，是希望空军总部，快把定海机场建筑起来，那时我们不大明白父亲的用意；只能遵照命令去做。父亲对这件事显得非常关心，差不多每星期都要问问，机场的工程已完成到何种程度。后来催得更紧，几乎三天一催，两天一催，直到机场全部竣工为止。到了淞沪弃守，才知道汤恩伯的部队，就是靠了由定海机场起飞的空军掩护，才能安全地经过舟山撤退到台湾。”
此后不久，蒋还“富有战略眼光”地提出了一个更庞大的设想，即建立一条“北连青岛、长山列岛，中段为舟山群岛，南到台湾、海南岛”的海上锁链，以便更全面地封锁大陆。既为配合大陆残余的国民党军队的垂死挣扎，也为将来的“反攻”奠定更可靠、便捷的基础和条件。
同时，蒋立即前往福建视察，极力给朱绍良等人打气，他说：“比方台湾是头颅，福建就是手足，没有福建就无以确保台湾。以福建而言守不住闽江以北，闽南也难以确保。今后大家要树立雄心壮志，和‘共匪’顽强斗争下去，最迟到明年春，世界反共联军就会和我们一道驱逐赤俄势力，清除赤色恐怖。”
依此计划，7月中旬，蒋介石在台北阳明山成立了“总裁办公室”，作为指挥东南及全国军事的中心，内设党务、经济、军事、宣传、国际问题研究、秘书、情报、警卫等9个小组和1个设计委员会。在同时召开的东南区军事会议上，蒋介石还提出了“半年整训，巩固基地，一年反攻，三年成功”的“反攻计划”。蒋后来追忆及此事说：“那时候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绥远、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各省及陕南，都还在我们国军的手中，所以我认为东南区一年内开始反攻，绝对没有问题。”为具体组织这一计划的实施，还设立了“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任命陈诚为该长官公署的军政长官，统一负责苏、浙、闽、粤及海南的军事与政治。黄少谷在解释设立“总裁办公室”时极力宣称“总裁因不能常住中央党部所在地，事实上须有少数必需人员随同办事，故成立一个小规模办事机构”，其性质属于“总裁之私人秘书机构”。但是当时一些国民党高层人物就看出来了，蒋此举目的有二：其一，是为恢复和巩固蒋氏“独裁”，以便垂死挣扎；其二，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台湾，为“最后撤守”作“政治上之准备”。
此外，蒋介石还在国际上积极展开活动，以图建立“远东反共国际联盟”。7月间，蒋飞往与台湾一水之隔的菲律宾避暑圣地——碧瑶，会见了菲律宾总统季里诺。8月，蒋又风尘仆仆地赶往南朝鲜，在镇海会见了韩国总统李承晚。在谈到筹建“远东反共国际联盟”一事时，蒋说：“因美国不肯积极负起领导远东的责任，我等不得不自动起而联盟。”但是，由于形势所迫，蒋这个如意算盘落空了。
山姆大叔：
难舍觊觎一个世纪的“福摩萨”
1948年11月，美国国务院鉴于中国形势的发展，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作出估计：“一旦共产党在中国大陆掌权，台湾陷于一个受克里姆林宫指使的政府统治之下，这种情况将会对美国的安全产生何种战略上的影响。”经过一番争论，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如果台湾落入共产党的控制，从战略上必对美国的安全极为不利，因为台湾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有潜力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他们再次搬出美国”世纪海军将领帕里的建议，作为上述认识的依据。
帕里曾于1853年向华盛顿政府建议：“我们仍必须……对一切足以改变中国、日本及更南的国家，特别是台湾的政治及内务的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建议，予以鼓励。美国就应该单独采取这个主动……台湾在海军及陆战上的有利位置，是值得考虑的。另外一点，该岛直接地面对中国许多主要商业口岸，只要在该岛泊驻足够的海军，它不但可以控制这些口岸并且可以控制中国海面的东北人口。”
最后，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1月24日形成了一份原名叫《台湾的战略意义》的备忘录，上交给国务院。该备忘录得出如下结论：如果能阻止共产党对“福摩萨”(即台湾)的统治，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最为有利。但是考虑到美国的全球战线过长，力不从心，建议争取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防止共产党统治台湾。随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这个备忘录，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报告。报告称：“美国基本目标是不让福摩萨和佩斯卡多尔群岛(即台湾和澎湖群岛)落入共产党手中。为此目标，目前最实际可行的办法是把这些岛与中国大陆隔离开来。”该委员会还策划了四项“隔离”方案，第一，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由美军直接占领台湾；第二，与国民党签定协定，让美国在台湾拥有“租界和基地”；第三，“支持在福摩萨的国民党政府及其残余，承认他们是中国政府”；第四，“支持当地的非共产党人继续控制福摩萨”，“不使福摩萨成为国民党政府残余分子的避难地”。
蒋介石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了维护其集团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为确保最后一块栖身之地的安全，对美国的上述立场予以坚决抵制，蒋介石说：“台湾移归或由联合国托管之拟议，实际为中国政府无法接受之办法，因此种办法，违反了中国国民心理，尤与中正本人自开罗会议争回台澎一贯努力与立场，根本相反。”另据蒋经国的日记记载，蒋介石曾指示说：“英、美恐我不能固守台湾，为共军夺取而入于俄国势力范围，使南太平洋诸岛防线发生缺口，亟谋由我交还美国管理，而英则在幕后积极怂恿，以间接加强其香港声势。对此一问题最足顾虑，故对美应有坚决表示，余必死守台湾，确保领土，尽我国民天职，决不能交归盟国。如彼愿助我力量共同防守，则不拒绝。”面对又硬又顽的蒋介石，美国人无计可施，几乎陷于绝望。
不久，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上海相继解放，中国的国内局势发生巨变，在中国大陆已无立身之地的蒋介石，只好退居台湾。
（摘自《军事史林》2008.9.25）B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