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他租种的田地总共1.96万亩，除少数林地、菜地外，1.67万亩用于种粮，超过了农业部相关网站公布的2007年全国最大的种粮大户；
他聘请管理人员。从各省引进种田能手，拥有80多台农机具，实现了耕种、打药、收脱、运输全程机械化作业：
他始终不愿透露他种田的年收益，说其他人会眼红来和他争地，但承认肯定比开矿强。
这个51岁的“粮王”，就是湖北省大冶市大箕铺镇的农民侯安杰。
替35个村的1.8万农户种田
侯安杰租种的土地，都是农民的承包地，其范围包括本市和毗邻的阳新县8个乡镇35个村，涉及1.8万多农户。其中，签有书面租种合同的1.57万亩，其余为口头协商。
在侯安杰家里，他拿出一摞摞合同给我们看。按收益期长短合同期限有所不同，丘岗林地为20年，每年每亩租金15元，平原田地为5年，每年每亩租金按田块质量，分别为100元或120元，合同由侯安杰与村委会签订，均附有同意出租承包地农户盖有手印的名单。此外，侯安杰种上粮食后，国家的种粮补贴，也归出租地的农户所有。
大冶、阳新两地人多地少，人均耕地分别只有6分和8分。侯安杰告诉记者，这点土地，只够养活自己，加上农资价格上涨，农民养活自己的成本增加，还不如外出打工。当地工矿企业多，有的是打工的机会，土地抛荒不少。把这些土地集中起来，规模效益就出来了。
侯安杰高中毕业后回家种田，自家的承包田有1.83亩，懂得如何种田。后来办过工厂、开过金矿，并靠自学获得经济师职称，有些资金，也有管理经验。2001年他最初承包了520亩山场造林尝到甜头，2003年承包了230亩地种植蔬菜，当年获利颇丰，大大激发了他扩大种田的积极性。
土地的经营者和粮食生产的组织者
侯安杰把租来的土地，再以两种方式转包转租给他人种，自己则成了一个土地的经营者和粮食生产的组织者，并从中获取自己的利益。
第一种方式，与转包者三七分成，转包占总面积的70％。侯安杰承担租金、农资、农机等所有投入，并对土地进行统一规划、统一耕整、统一播种、统一管理、统一收割、统一销售和统一结算，转包者负责集体生产和技术。侯安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亩田种粮主要成本为肥料、种子、地租、水电等，总共530元左右。而一亩地按1000斤稻谷、卖1000元计算，自己可收入700元，扣除成本净赚170元左右。转包者如果承包1000亩土地，一年毛收入有30万元，扣除请工费，剩下的就是自己的收入，风险小，收入可观。
第二种方式，再转租给他人种，所有种田投入也由转租者负担，这种形式占总面积的30％。侯安杰每亩收管理费30元，提供相关服务，主要服务内容包括：病虫害预报、相关信息提供、肥料代购、协调矛盾纠纷等。
无论是转包的，还是转租的，都要向侯安杰交纳风险抵押金，保证土地的用途和不得弃耕，每亩转包者交50元，转租者交10至15元不等，这笔资金收起来后，也减轻了侯安杰的资金压力。
侯安杰说，他以1500元的月薪，聘请了6名管理人员，负责管理并为下设的生产队服务。他还从山东、湖南、江西和本省引进种田种地能手，组成10支生产队。
侯安杰购有大型拖拉机4台、联合收割机6台、大小旋耕机7台，加上机动喷雾器、柴油机等，有80多台农机具。收割时，还要租联合收割机20多台。以供种田者使用。
侯安杰聘请了一批农业科技人员，帮他选择优良品种和提高种植技术，加上机械化操作，种粮效益远高于一般农户。据大冶市农办计算：扣除全部投入(含劳力折价)，侯安杰种粮亩均产量600公斤，高于侯安杰自报水平，获利300元以上，市里一般种粮户亩均产量500公斤，获利仅110元。
大治市农口的同志告诉记者，在支付获取土地和种田的成本后，仍可实现可观的经营效益，是侯安杰这种大规模经营土地种粮现象出现的最重要的内在原因。
三大难题待破解
“侯安杰现象”的出现，已在湖北引起广泛关注，并被认为是代表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一个新趋势，应予肯定。但“侯安杰现象”也提出了一些新命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租种时间短，基础配套设施投入陷“两难”。
为了提高种田效益特别是开垦抛荒地，侯安杰近年来在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上投了不少钱，但却不愿多投资。原因很简单，他租赁的粮田，与农户订的都是5年流转合。只订5年，在于双方对更长一些时间会有什么变化，心里都没底。记者问侯安杰：“如果这些土地都是你的承包地，你会怎么办?”他毫不犹豫地说：“那我就要从长远统筹考虑了，挣的钱要尽量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花了钱，又管不了多长时间，像花8万元搞简易通水渠道这样的事，就要尽量少搞。”
按现行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一户农户，不管种多少田，一年原则上只能在规定范围内享受一台(套)农机补贴。湖北省委政研室调研员余爱民调研“侯安杰现象”后提出，侯安杰租种的面积相当于一个乡镇，能不能像乡镇一样向国家申报有关基础建设或者新农村建设的项目呢?有关部门应该研究这些问题，出台一些鼓励性措施。
——投入巨大，化解风险有待政策创新。
侯安杰租种的田多，投资大，风险高。为分担风险，从2005年起，他找了多家保险公司，想办农业保险。开始时，说没这个险种，后来有了，却没有一家保险公司愿意承接这项业务。
大冶市农口的负责同志认为，侯安杰之所以敢于租种这么多土地，除了眼光、能力、环境等因素外，还在于“土地承包法”和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的政策支持，但从长远看，如果没有防范市场风险的办法，他的生存空间也会受到制约。
——规模经营难题多，组织管理面临挑战。
大冶市农委主任胡美娇说，从一家一户到规模经营的跨越，对侯安杰及其管理方式都是一个新的考验。侯安杰租种有两市县8乡镇35个村的土地。首先就有异地管理的难题。
侯安杰也说，属地好管好找人，异地不好管也不好找人。他在阳新县种的田，原定由当地水库放水灌溉，有一段时间他们不给放水了，因为你是大冶人，不是我们阳新人，不该我们管了。
记者几次采访侯安杰，他都难得安静坐下来，为找政府部门、找有关单位办事，忙得团团转。需要由他去协调的事，涉及人力、水源、电力、农机、柴油等诸多方面。
他聘请管理人员。从各省引进种田能手，拥有80多台农机具，实现了耕种、打药、收脱、运输全程机械化作业：
他始终不愿透露他种田的年收益，说其他人会眼红来和他争地，但承认肯定比开矿强。
这个51岁的“粮王”，就是湖北省大冶市大箕铺镇的农民侯安杰。
替35个村的1.8万农户种田
侯安杰租种的土地，都是农民的承包地，其范围包括本市和毗邻的阳新县8个乡镇35个村，涉及1.8万多农户。其中，签有书面租种合同的1.57万亩，其余为口头协商。
在侯安杰家里，他拿出一摞摞合同给我们看。按收益期长短合同期限有所不同，丘岗林地为20年，每年每亩租金15元，平原田地为5年，每年每亩租金按田块质量，分别为100元或120元，合同由侯安杰与村委会签订，均附有同意出租承包地农户盖有手印的名单。此外，侯安杰种上粮食后，国家的种粮补贴，也归出租地的农户所有。
大冶、阳新两地人多地少，人均耕地分别只有6分和8分。侯安杰告诉记者，这点土地，只够养活自己，加上农资价格上涨，农民养活自己的成本增加，还不如外出打工。当地工矿企业多，有的是打工的机会，土地抛荒不少。把这些土地集中起来，规模效益就出来了。
侯安杰高中毕业后回家种田，自家的承包田有1.83亩，懂得如何种田。后来办过工厂、开过金矿，并靠自学获得经济师职称，有些资金，也有管理经验。2001年他最初承包了520亩山场造林尝到甜头，2003年承包了230亩地种植蔬菜，当年获利颇丰，大大激发了他扩大种田的积极性。
土地的经营者和粮食生产的组织者
侯安杰把租来的土地，再以两种方式转包转租给他人种，自己则成了一个土地的经营者和粮食生产的组织者，并从中获取自己的利益。
第一种方式，与转包者三七分成，转包占总面积的70％。侯安杰承担租金、农资、农机等所有投入，并对土地进行统一规划、统一耕整、统一播种、统一管理、统一收割、统一销售和统一结算，转包者负责集体生产和技术。侯安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亩田种粮主要成本为肥料、种子、地租、水电等，总共530元左右。而一亩地按1000斤稻谷、卖1000元计算，自己可收入700元，扣除成本净赚170元左右。转包者如果承包1000亩土地，一年毛收入有30万元，扣除请工费，剩下的就是自己的收入，风险小，收入可观。
第二种方式，再转租给他人种，所有种田投入也由转租者负担，这种形式占总面积的30％。侯安杰每亩收管理费30元，提供相关服务，主要服务内容包括：病虫害预报、相关信息提供、肥料代购、协调矛盾纠纷等。
无论是转包的，还是转租的，都要向侯安杰交纳风险抵押金，保证土地的用途和不得弃耕，每亩转包者交50元，转租者交10至15元不等，这笔资金收起来后，也减轻了侯安杰的资金压力。
侯安杰说，他以1500元的月薪，聘请了6名管理人员，负责管理并为下设的生产队服务。他还从山东、湖南、江西和本省引进种田种地能手，组成10支生产队。
侯安杰购有大型拖拉机4台、联合收割机6台、大小旋耕机7台，加上机动喷雾器、柴油机等，有80多台农机具。收割时，还要租联合收割机20多台。以供种田者使用。
侯安杰聘请了一批农业科技人员，帮他选择优良品种和提高种植技术，加上机械化操作，种粮效益远高于一般农户。据大冶市农办计算：扣除全部投入(含劳力折价)，侯安杰种粮亩均产量600公斤，高于侯安杰自报水平，获利300元以上，市里一般种粮户亩均产量500公斤，获利仅110元。
大治市农口的同志告诉记者，在支付获取土地和种田的成本后，仍可实现可观的经营效益，是侯安杰这种大规模经营土地种粮现象出现的最重要的内在原因。
三大难题待破解
“侯安杰现象”的出现，已在湖北引起广泛关注，并被认为是代表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一个新趋势，应予肯定。但“侯安杰现象”也提出了一些新命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租种时间短，基础配套设施投入陷“两难”。
为了提高种田效益特别是开垦抛荒地，侯安杰近年来在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上投了不少钱，但却不愿多投资。原因很简单，他租赁的粮田，与农户订的都是5年流转合。只订5年，在于双方对更长一些时间会有什么变化，心里都没底。记者问侯安杰：“如果这些土地都是你的承包地，你会怎么办?”他毫不犹豫地说：“那我就要从长远统筹考虑了，挣的钱要尽量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花了钱，又管不了多长时间，像花8万元搞简易通水渠道这样的事，就要尽量少搞。”
按现行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一户农户，不管种多少田，一年原则上只能在规定范围内享受一台(套)农机补贴。湖北省委政研室调研员余爱民调研“侯安杰现象”后提出，侯安杰租种的面积相当于一个乡镇，能不能像乡镇一样向国家申报有关基础建设或者新农村建设的项目呢?有关部门应该研究这些问题，出台一些鼓励性措施。
——投入巨大，化解风险有待政策创新。
侯安杰租种的田多，投资大，风险高。为分担风险，从2005年起，他找了多家保险公司，想办农业保险。开始时，说没这个险种，后来有了，却没有一家保险公司愿意承接这项业务。
大冶市农口的负责同志认为，侯安杰之所以敢于租种这么多土地，除了眼光、能力、环境等因素外，还在于“土地承包法”和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的政策支持，但从长远看，如果没有防范市场风险的办法，他的生存空间也会受到制约。
——规模经营难题多，组织管理面临挑战。
大冶市农委主任胡美娇说，从一家一户到规模经营的跨越，对侯安杰及其管理方式都是一个新的考验。侯安杰租种有两市县8乡镇35个村的土地。首先就有异地管理的难题。
侯安杰也说，属地好管好找人，异地不好管也不好找人。他在阳新县种的田，原定由当地水库放水灌溉，有一段时间他们不给放水了，因为你是大冶人，不是我们阳新人，不该我们管了。
记者几次采访侯安杰，他都难得安静坐下来，为找政府部门、找有关单位办事，忙得团团转。需要由他去协调的事，涉及人力、水源、电力、农机、柴油等诸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