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马特是什么？
　　在不同的时间点、对不同的群体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截然不同。
　　对旁观者而言，2006年，人们用怪异的眼光打量它，认为它不过是一种极具夸张的发型、文身和服饰的代名词;2013年，它突然站在舆论嘲讽打压的风口浪尖，逐渐销声匿迹。
　　而对于局内人，起初，杀马特是他们的“家族”，它意味着个性、胆量、同伴与慰藉;后来，它却成了他们要撇清和改过自新的过往。
　　2020年，一部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把这个群体剖解于人们面前。
　　但这次无关猎奇和嘲讽，而是关于二代打工子弟如何在流水线上保存自我、如何在主流与规训之外艰难寻找自由。
　　纪录片导演李一凡和“杀马特教父”罗福兴，两个地域，两个阶层，两种人生，因为拍摄一部杀马特的纪录片而产生交集。
　　他们截然不同，骨子里却如此相似——在一个充满限制和异化的流水线世界里，主动选择边缘与自由。
　　如果你问我，我会说，这就是杀马特。

石排镇

　　招工启事随处可见。刚出火车站的电线杆上，路边小店的招牌边，汽车挡风玻璃的雨刷下。
　　白天的东莞石排镇，时间仿佛静止了。盛夏的阳光灼热，店门开着，店里没有人。马路上也没有人。李一凡觉得怪异，人都到哪里去了？
　　那是2017年，为了拍杀马特的纪录片，李一凡第一次来到石排。这一趟目的很明确：见见传说中的“杀马特教父”罗福兴。
　　后来他反复讲述那段“历史性”的会面：白天，开钟点房，空调坏了，满头大汗，一个多小时，罗福兴有些戒备，不怎么说话，两人鸡同鸭讲，啥也没聊清楚。李一凡一行三人，罗福兴一见面就把另两个赶走了，说你们两個走开，我只跟一个人谈。
　　那时的罗福兴已剪去夸张的杀马特长发，只用发胶喷了一个挺高的背头，也没染五彩斑斓的发色，一头规矩的黑，个子不高，除了胳膊手背上露出的文身外，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而瘦削的青年。剪掉杀马特头发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大概2016年之后，在媒体的报道里，罗福兴被描述为一个已经“洗心革面”的“杀马特教父”，一个从歧途回归正轨、剪去夸张发型、决定开个理发店谋生的正经人。
　　洗不洗心革面，罗福兴是无所谓的，杀不杀马特，他其实也无所谓。他唯一有所谓的是怎样能更好地活下去。2013年以后，杀马特成了反三俗、网络清洗的标靶，网上嘲讽一片，他顶着“杀马特教父”的帽子，站在被嘲讽的前线，一度宣布退出公众视野，等再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就成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而眼前这个老头子，他想干什么呢？
　　罗福兴抱臂打量对面的李一凡。这个自称来自重庆、想拍片子的老头儿，短不溜秋的寸头已经花白了一半，脸和身子都有点圆乎乎的，显得和善又随便的样子，甚至要请他吃石排公园边的麦当劳。
　　只是罗福兴不得不戒备。他接受过太多大大小小主流、非主流的记者采访，有些记者见面时和他称兄道弟，转头就写稀奇古怪的文章嘲讽他。最初他气得半死，但还是来者不拒，反正有人请吃饭，“管他谁，吃了再说。”不同的是完了不忘提醒，“我跟你说你别搞我啊。”
　　李一凡那天自始至终没掏出摄像机。在麦当劳，一杯冰激凌下肚，两人总算是把事情聊通了。
　　罗福兴问：你到底是想干嘛？要拍什么？
　　那会儿的他有点不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是杀马特了。几年前他在理发店当学徒，有顾客公然嫌弃他的杀马特发型，点名换人。他大概就是在那之后把头发剪掉的。
　　李一凡说：我想让你们杀马特自己说自己的故事，我想给你们“平反”。

五华县

　　大概跟着李一凡拍了一段时间后，罗福兴才模模糊糊意识到，几乎大部分杀马特的故事，都是从“我是几岁出来打工”开始的。
　　对生于1995年的罗福兴来说，这个答案是11岁或者13岁。
　　11岁，广东梅州五华县，初一的罗福兴被退学。他自认从不主动挑事欺凌人，但爱顶撞老师，因为“对抗权威很爽”。爸妈在外打工，他跟着外公外婆生活，家里没人管得了他。吵架、逃课去网吧，叛逆期的罗福兴成了学校老师眼里的小混混、不服管的嚣张学生。
　　退学后他开始在老家梅州的工业园打工，在生产微波炉的流水线上。罗福兴年纪小力气小，被安排在最简单的第一环节倒模成型，有人专门倒料，他只需负责开门、拿出成型的模具、关门，如此机械重复12个小时，两班倒。
　　没做两天罗福兴就跑了。“他妈的受不了这个苦。两班倒怎么做。”

　　那是2006到2008年左右，QQ空间的非主流、火星文在90后中已成潮流。罗福兴是被裹挟在这潮流中的一个。他从六年级开始就去网吧，和大部分90后一样，无非是聊QQ、玩小游戏、踩QQ空间、逛贴吧，流行的头像都是非主流的染色长发长刘海，配上一抹“明媚的忧伤”。网上玩非主流的年轻人流行建家族群，比如广为人知的“葬爱”。罗福兴也建了一个QQ群，为了蹭大家族的热度，他最初管它叫“葬爱·杀马特”。
　　没人说得清谁是始作俑者，后来被媒体称为“杀马特教父”的罗福兴同样说不清——
　　他只是建了一个叫“杀马特”的QQ群，之后又在百度百科新建了一个叫“罗福兴”的词条。 　　那还是百度百科可以自己创建、修改、编辑的时代。罗福兴给自己的词条里写;网络红人、杀马特创始人。
　　2009年微博上线，罗福兴在微博简介上写，“杀马特偶像教父”。
　　“我不会写自己是群主啊，太low了。”
　　“杀马特”是英文单词Smart的谐音。罗福兴百度过Smart的意思，被一个词抓住了眼球——“时髦”。
　　“时髦是吧，好，就它了。”
　　研究网络搜索引擎规则、研究怎么才能成为网络红人，那些过往，都被罗福兴归为“小时候”的事。但某种程度上，他成功了：后来，记者确实通过微博私信找到了“教父”罗福兴，从此以后，他被媒体推成了杀马特的代表，发言人一般的存在。
　　刚兴起的网络空间，是一片野蛮的荒原，罗福兴在那里找到了未曾有过的自由。那时候他给在深圳做包工头的爸爸打电话，永远是要钱。去网吧要钱，染头发要钱，以至于那两年他爸看到儿子打来的电话就挂断。有村里人说他父亲在外有不止一个情人和家庭，从小就不忌讳地在他面前说长道短，真真假假分辨不清。有老人跟他说：你爸爸在外面还有好多小孩，没活下来的那些可能会变成鬼。

　　罗福兴经常梦到婴儿。有一个噩梦做过两次：一个婴儿在出生，在哭叫，不知道是人是鬼。他特别害怕，梦的最后他跳下了悬崖。
　　没钱还得回工厂。回来了又跑，三天两头地干。一两年后家里亲戚托关系让罗福兴重回学校，但他已经读不下去了：
　　“这个教育有问题，我本身基础也没打好。它太快你知道吧？有时候你稍微停一下，链子断了一下就很难连上去了，没有太多喘息的机会，九年义务教育很快的你知道吧？”
　　13岁，罗福兴再次辍学，這次是主动的。他离开梅州，去父母所在的深圳，去过各种工厂、发廊，找不到活的时候，也跟着父母在工地造过砖。儿子出来闯，父亲开始接他电话，因为通常不再是要钱，而是真的遇上事，比如工厂老板欠薪赖账，得替儿子出面要钱。模仿日本视觉系乐队X Japan的发型，罗福兴的头发也桀骜不驯地立了起来——
　　他不知道的是，许多年后，立起来的头发，将成为一个60后判断“杀马特”与否的标志。

黄桷坪

　　这个“60后”自然是李一凡。
　　作为罗福兴的上一代，生于1966年的李一凡看起来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
　　四川美术学院的职工子女，土生土长在重庆黄桷坪，学油画、上川美附中，1986年考进中央戏剧学院综合班。同样的年纪，罗福兴在一个又一个工厂、一个再一个发廊间三天两头地辞工游荡时，李一凡骑着单车在中戏、北电、中传、北大、清华、北师大等各大高校之间穿梭，晃荡着听课，听朋友们辩论、高谈哲学与艺术。
　　但李一凡好像没有哪里要去。
　　1990年，整整八九个月时间，李一凡都在四川瞎逛。有时坐长途汽车，有时搭顺风车，有时徒步翻山越岭，说是毕业创作体验生活，结果连画板都没掏出来。在川西，一个人背着书包从重庆走到康定，翻二郎山从天光爬到夜黑。看到破庙就进去看看，遇到采药人也跟着满山找虫草，爬高到雪线边上。遇到滑坡塌方也不怕，他搭车的司机曾快准狠地一轮盘踩油门，从仅剩的半条路边压过去，旁边就是悬崖下的大渡河，底下全是掉下去的车。完了司机还得意：“我要是开慢一点……”没有目的地，像自我放逐。

　　他想这大概全得追溯到黄桷坪。在黄桷坪他也是这么长大的——上川美附中时，学校里有一群川北乡土画派的老师，动不动就拉着他们这帮十多岁的初中生在穷乡僻壤乱逛，美其名曰体验生活。全是最穷最偏远闭塞的地方，大凉山、黔西北、阿坝、甘南，几人一组在乡民家里吃饭借宿，一住就是几礼拜一个月，带点感冒药、抗生素之类的和村民们交换。
　　老师也不像老师，总之没个老师样子。有次把他们拉到贵州，没钱了，老师还想去看黄果树瀑布，就打开地图：同学们啊你们看，这地图上从这儿到这儿只有这么远，我们看大家就走过去吧。我们帮大家押行李，我们坐车过去，你们自己走过去吧。
　　李一凡和男同学们算走得快的，早上七八点走到下午5点。有走得慢的女生，晚上就借宿在山区农民的谷堆上、酒窖里，第二天中午才走到。女孩刚到，老师说嗨等你们好久才到，好大家可以走了。
　　“哇这个女孩一顿大哭，给老师一顿乱骂。‘好，今天不走了再待一天！’”李一凡模仿完大笑，“老师挺有意思。”
　　“平等”是李一凡经常用来形容师生关系及其他各种关系的词。这种平等还延续在今天的黄桷坪，也还流转在李一凡和他的艺术家朋友们身上——比如永远是老师请学生吃饭，比如学生从不叫李一凡“老师”而叫“凡哥”，比如吃饭不假客套、最近卖画卖得最好的那个买单……
　　大约在2012年左右，年近50的李一凡第一次看到杀马特的照片。
　　对于怪异和夸张，一个艺术家的包容度远高于常人。那时候李一凡已是川美油画系的老师，尽管说来也是误打误撞——他这辈子几乎就没正经上过朝九晚五的班，先是被分到广州某文艺单位的闲职，后来做广告，两年间钱赚了不少，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可能饿死，此后便获得了自由。离穗归渝，后来当上报纸主编，偶然来到奉节，看到因三峡建设而搬迁的村落城镇，站在码头上一个电话便辞了职，几年后拍出了《淹没》。

　　总之生活自由，全凭兴致。再后来川美的老同学请他去教课，不坐班、课时少、待遇好，教着教着便转了正。“四五十岁有了铁饭碗，哈，也行吧。”
　　他带的学生里，也有好几个小时候玩过非主流的。凭着一个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直觉，看到杀马特那些五彩斑斓、高高耸起刺向天空的头发时，李一凡的第一反应是：
　　“不错，中国终于有朋克、有嬉皮了！”

避难所

　　直到见到罗福兴，李一凡才发现，他那些从审美角度出发的知识分子解读——一种对消费社会、流行审美的自觉抵抗，对所谓“视觉盛宴”的自黑——统统是误读。
　　有个小孩，来石排找工的第一天，在公园手机被抢了。他转头去名流理发店做了一个杀马特发型，把头发立起來，立马有胆了——然后去石排公园抢了另一个人的手机。
　　四川大凉山的彝族女孩安暁蕙到广东打工时才12岁，还扎着两个小鬏鬏。每天打几千上万个螺丝到凌晨一两点，赶工时要做到第二天早上5点，趴着睡五分钟再继续做，不久却发现那个把她们从家乡带到广东、所谓介绍工作的远方亲戚每个月从他们的工资中抽成。她拿那些被克扣剩下的微薄工资把头发染色、做了杀马特发型，从第一家工厂逃了出来，投靠在另一家厂里做工的堂姐，两人一起玩起了杀马特。
　　有男孩被分手，女孩找的新男友就是杀马特发型。男孩恨不过，自己也去理发店把头发立了起来，自认加入“葬爱”家族，此后八年不谈恋爱。他割腕，把“那么爱你为什么离开我”之类的句子刻在手臂，皮肤上渗出血来。他们觉得在女孩眼里，做杀马特发型的人更酷、更帅气、更有个性，这样更容易得到女孩子的青睐。
　　有人背井离乡来打工，人生地不熟，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在工厂流水线上每天做着日复一日的工作，一天说不上一句话。做了杀马特发型后，“走在路上人家总会多看你几眼，哪怕骂你、跟你吵架，那也是有人跟你说话了。”说这话时，本来盯着镜头的眼睛看向天花板的另一侧，男孩微仰起了头。
　　有个在工厂得抑郁症的女孩，梦想是办一个杀马特婚礼。她的父母也是从农村进城务工的打工者，无法理解女儿为何不能忍受流水线的重复和枯燥。他们当年、乃至现在，都能毫无怨言地承受这一切，而他们的下一代，显然过分“矫情”和“娇气”了。女孩常和父母在电话里吵架，看着工厂宿舍窗外的铁丝网，时常想到死。某种意义上，玩杀马特救了她。
　　在跟着李一凡拍片之前，罗福兴从没意识到，杀马特可以被看成一个群体性的故事——
　　而这些故事里竟然不只有夸张的发型和溜冰场，不只有群嘲和被异样眼光注视与讽刺，不只有改过自新重新做人，更有这么多他先前从未看到过的困境。
　　“本来就很累的，谁他妈有时间去想这些。”
　　在李一凡的叙述逻辑中，杀马特中的大多数，和罗福兴有着类似的轨迹：
　　农村或小县城的留守儿童，农民工二代，早早辍学进城打工，青春期与中国互联网逐渐兴起普及的时期重合。
　　罗福兴跟了大多数采访，虽然多数时候他只是把人带到、然后睡觉——他的主要工作是联系愿意接受采访的杀马特，牵线、引荐。李一凡用三四千的月薪换来了罗福兴的加入，后来去云贵川拍摄时，三千涨成了八千：那时候临近春节，罗福兴要求双薪，理由是春节前后是他们理发行业的旺季——尽管那时他那家仅维持半年不到的理发店已经关了。
　　“你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会心酸吗？”后来我问罗福兴。
　　“肯定有的。最后到我这边采访的时候都是沉默的，都不说话了你知道吗？我压根就消化不完，因为看到太多杀马特包括这些东西是吧？”他吐出一口烟，“没有一年半载我消化不了。怎么说嘛我×。”
　　甚至此前，他在现实生活里就不认识几个杀马特。
　　李一凡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有些许绝望——他本以为找到“教父”之后，找到更多杀马特的目标就能水到渠成。在那个传播甚广的一席演讲里，罗福兴被李一凡形容为“宅男”（尽管看到演讲后罗福兴用“老宅男”对李一凡进行了反击），长期处于无业游民的状态，偶尔去发廊给别人吹头发赚点钱，没事的时候，抱着手机在床上滚来滚去能躺一整天，刷抖音、玩游戏、聊天。就算聊天，聊的也无非是做什么发型、去哪里溜冰。
　　杀马特家族，似乎更真实地活在QQ群上、活在贴吧里。从机械无聊的流水线上下来，一天里短暂的由机器零部件变成“人”的时刻，他们打开手机，对着网线那头的“家族成员们”说上几句，哪怕虚幻也是温暖。
　　罗福兴想得更实际：“至少可以互相介绍工作。”

理发店

　　在石排，做个杀马特发型只需要三五十块钱。杀马特常去的名流理发店就开在工业园门口，老板刘哥回忆，杀马特鼎盛时期大概在2008到2013年左右，那会儿一个周日他从早到晚能吹一两百个杀马特头发——工厂的杀马特小哥小妹通常只有周日放假。
　　杀马特是刘哥眼中的优质客户，事少、稳定，一个月少说来四次，每次来一群。尤其是云南来的打工男孩，不大说话但性格温和。当年，杀马特客人的地域，几乎就是打工者的家乡地图——最开始来自广东周边乡镇、客家村落，之后以云贵川为主，再后来湖北、湖南、江西等中部省份的也多了起来。
　　为了琢磨怎么把头发立起来，刘哥上网查视频、问有经验的客人别家店是怎么做的，总结了每个店不同做法的好处，仔细研究了一套杀马特发型的制作方法：打毛发根、把头发分层分缕立起、喷发胶、烘吹定型，刘海遮半边脸，最后用染发剂上色，在立起的头发上喷出彩虹或者爱心形状。
　　“最怀念那时候赚的钱，一天最少4000块。干活我不怀念，太累了，真的太累了。” 　　发胶味道刺鼻，喷杀马特发型时，刘哥通常要戴两层口罩，到了夏天几乎没法呼吸。发胶难免喷到杀马特脸上，他们也只是皱紧眉头闭紧眼睛。刘哥觉得他们都是打工仔里比较注重个性的人——他倾向于只把杀马特当作那个时期的一种潮流，就像现在00后打工者开始流行的锅盖头——但他还是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连饭钱都不剩了，还要来吹发型。
　　他是绝对不允许赊账的。
　　李一凡和助理乌鸦都收到过不少杀马特的借钱信息。总是几十块几十块地借，最多不超过一百，理由细致到让人无法拒绝：老板拖工资了没钱吃饭，借10块;骑车去隔壁镇看小姐姐被骗了，借个油费20块……

　　乌鸦前前后后给同一个杀马特借出近两百块后，终于拒绝了对方，并友情提醒他先还再借，对方二话不说把她拉黑了。
　　还钱的只有一个在家具厂做木工活儿的“副总裁”。第一次接受采访时结结巴巴，第二次普通话说清楚了、人也自信了，一问原来是涨了工资——以前在石排每小时拿十三四块，那会儿涨到了每小时18到20块的“高工资”。
　　混久了，李一凡明白过来，不少杀马特的财务状况都是一笔借东补西的烂账，而他们说没钱的时候，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块钱都没有。工厂有个规矩叫一押一结，工人第一个月的工资要当作押金，也就是说有两个月完全没有收入，借小额网贷、提前支取花呗额度是许多人的应对方案。要是频繁辞职换工，确实有可能身无分文。
　　“不交社保”因此在石排招工启事上变成了一个吸引人的选项——大多数工人不知道社保是什么，不知道劳保局也不知道《劳动法》，只知道交社保会扣去一部分他们的账面工资，因此坚决拒绝。
　　至于吃饭钱都没了也要借钱搞头发，刘哥只能形容为“潇洒”，就像他打趣形容罗福兴一样：“你们教主呢，他每天潇洒得要死嘛。不上班。”
　　“一个星期只有一天的时间，或者一个月可能就那么两天的时间，这两天时间不潇洒一点，下次是什么时候？”罗福兴替那些还被困在工厂里的打工仔说。

逃出工厂

　　安暁蕙就属于“没钱也要搞头发”的那种人。在东莞，逃出第一家工厂、投奔堂姐一起玩杀马特之后，她们彻底解放自我，过上了一种“不开心就辞职”的任性人生。一群杀马特姐妹在街边蹲成一排，顶着颜色各异的爆炸头，口袋里一分钱没有，有一次整整饿了一礼拜，头晕脚软。
　　饿了倒也有对策，可以捡地上别人啃过的甘蔗、可以骗网恋男生请吃饭、可以博得陌生的小男孩同情让他请姐妹们吃几个馒头，但为了进工厂剪掉杀马特头发？
　　“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的。”
　　这个瘦小的女孩大笑——尽管李一凡带我在重庆郭家沱见到她时，她已经因为当了妈妈、要照顾孩子而不得不把头发梳成规矩的麻花辫，因为“杀马特头发会扎着小孩”——不过黑麻花辫中还有一缕清晰的紫发。说起来，她的丈夫韩暁琳当年也是个杀马特，两人一个在广东、一个在重庆，通过网恋相识，最初互相吸引完全是因为QQ头像的发型：“沒见过这么大的头发，真的，全宇宙最大！”安暁蕙这样形容韩暁琳的发型，用发胶垂直固定住的齐臀长发从头顶直指天空。

　　大厂对工人的头发是有要求的，尤其在2013年以后，随着舆论的恶化，不能奇装异服、不能染发烫发是明面上的规定。不愿放弃发型的杀马特们，基本只剩下几条出路：规矩少的小厂、发廊、酒吧舞厅、快手抖音，或者回农村种地。
　　安暁蕙饿到不行时，也试过去找工作。顶着红色的爆炸头，她一家家问工厂门口的保安。大部分保安态度恶劣，直言“你们这种人还想进厂”，她直接开怼：“我们哪种人？你觉得我丑我还觉得你土呢！”
　　最后她找到一家态度还算友善的小厂，保安说，把头发染黑就行了。
　　安暁蕙和韩暁琳至今还是真心实意地热爱着杀马特的发型。第一次见安暁蕙时，韩暁琳是管安暁蕙要的路费，他身无长物，但依旧随身带了一把吹风机，以保证自己的发型挺立。为了保住头发，他选择在发廊干活，从学徒开始学剪发烫发——虽然也常常干不了多久就辞职，理由多种多样，几乎呆遍了重庆所有的发廊。
　　当然，韩暁琳最爱的永远是给人吹杀马特发型。可近五年，他几乎再没有接到要求做杀马特发型的客人。
　　两个杀马特，曾在彼此的城市交替着供养彼此。他们也刷快手、加入杀马特的家族群，知道杀马特内部当时最知名的“圈子明星”是安子轩、李东旭，知道快手上最火的杀马特是安小剑——至于罗福兴的名字，韩暁琳知道，安暁蕙却不曾听说。
　　快手最火的那段时间，他们一度羡慕安小剑和他的杀马特朋友们。不用在工厂打工，回农村拍短视频、开直播，没人管、生活成本低，最好的时候团队每个人月收入一万以上——比在工厂流水线当个没感情的工具累死累活、月薪几千块、动不动被克扣要好太多。
　　而要做的，不过是“装疯卖傻”、“扮小丑”，一群头发五颜六色的人一起跳进泥坑鱼塘，在水泥灰里打托马斯旋转。
　　“城里人就爱看这些嘛。”对此罗福兴相当鄙夷，“搞得别人以为我们的青春都是一帮土狗我×。”
　　但不得不承认，通过快手抖音，安小剑们似乎获得了杀马特最欣羡的自由。
　　包括韩暁琳在内，许多杀马特都开了自己的快手号，但绝大多数都是小打小闹，粉丝几百是正常水平，少有上万的大号。更何况，舆论形势突然急转直下——2013年，安小剑和其他一大批杀马特突然被封杀，“为了净化网络空间”。 　　杀马特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一夜之间，那些账号就消失了。慕名来石排投奔“教父”的杀马特小陆曾经养过一个粉丝几万的大号，被封之后，他甚至特意为此去过一趟北京，站在快手的总部楼下，想从官方讨一个说法，得到一个电话人工客服无法给到的申诉结果。
　　没有结果，只有北京冬天的冷风。
　　还能怎么办，从头再来呗。只不过，他们把快手抖音的简介，由之前的QQ号联系方式改成了：“感谢××平台给我机会。”

“教父”的改变

　　后来罗福兴开始跟李一凡说，他觉得杀马特也挺好的，“玩杀马特至少不会自杀。”
　　曾经和媒体说要退隐的他今年开了抖音号。
　　在一条全网播放量过千万的短视频里，罗福兴头顶红色卷发，身后跟着一小群发色造型各异的杀马特，脸上挂着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单手插口袋，自信帅气地从石排公园的拱桥上走下来，走近时举起剪刀手比耶。
　　短短十秒的视频，配上背景音乐和文字：“杀马特创始人罗福兴正式回归，寻找曾经的族人归队。”
　　李一凡和乌鸦都觉得罗福兴变了，而且“变了好多”。
　　刚拍片时，他们带罗福兴在深圳找发廊。那会正是媒体报道罗福兴“洗心革面”“留起寸头回归主流”的时候，连一些央媒都在转关于罗福兴开发廊的新闻，他还上了浙江台的一档节目《中国梦想秀》（但后来关于罗福兴的内容并未播出），说自己的梦想是开家发廊。罗福兴找了个朋友各贷了一两万块钱，李一凡跟着他在深圳找合适的店面。在路上，李一凡想拍一段，罗福兴一下子变得很紧张，“生怕被人听见他是个杀马特，走也不会走了，慌里慌张的样子。”
　　罗福兴在深圳市区很少抬头看，在他概念里，那些高楼和自己没什么关系。在蔡屋围，深圳最热闹的商圈之一，他们找到一家费用不太高的发廊，但罗福兴没看上，偏要选在龙岗坪地工厂区附近，一个在李一凡看来“根本没人的地方”。三四个月后，发廊关了，李一凡想，果不其然。
　　李一凡只能把这解释为罗福兴对另一种阶层生活的不自在。有时候李一凡会带罗福兴见自己的艺术家朋友，或者一起参加艺术圈的饭局、参加深圳双年展，只要艺术家们开始用知识分子那套话语谈些罗福兴听不懂的东西，他会起身就走。
　　还有些不知从何而来的“莫名其妙的别扭”。每当罗福兴突然情绪低落时，李一凡和乌鸦就会面面相觑，惶恐地自我检讨：今天我们又做错什么了？哪里又惹到罗福兴不开心了？
　　然而罗福兴确实帮了他们大忙。67个接受采访的杀马特，只有两三个是李一凡和乌鸦自己搞定的，剩下的全是罗福兴通过QQ、快手一个个问来的，还没算上被拒绝的那些。为了征集工厂内部视频片段，他们写了老长一段，被罗福兴鄙夷地一秒否决，“你就写：不要押金！日赚千元不是梦！”视频果然如雪片飞来。
　　他们很快发现，自己和杀马特之间的語言方式隔着鸿沟。最初找上杀马特时，乌鸦说“想拍纪录片”，几乎没有几个能听懂她到底要干嘛;后来她改说“想拍长视频”，效果立竿见影。
　　实际上，罗福兴自己也不知道那些情绪是因为什么。
　　乌鸦记得有一次，罗福兴突然不愿意拍了，说“你们拍这些有什么意义”“你们以为拍了就能改变什么吗”。大概是在云贵川期间，罗福兴跟着他们听过、看过了更多和自己境遇类似、或许更糟糕的杀马特，去过最穷的一家，房子是破烂的稻草和黄泥，墙上都是裂缝豁口，家里老人生着重病瘫痪在床。杀马特讲述的工厂史、所有的心酸，也正是他自己所经历过的一切。
　　那次乌鸦苦口婆心和他谈：“至少让更多人看到，改变才有可能发生。”
　　罗福兴被暂时安抚住了。但情况依旧反复，直到有一次他再次发话“我要回去不拍了”，李一凡动真格地发了火：“你要走就走吧哎呀！”
　　骂了一顿之后，罗福兴反而好了，此后再没提过类似的话。
　　在李一凡眼里，罗福兴其实是一个聪明而善于学习的人，他把罗福兴的大脑比喻成一个能重装系统升级的硬盘，能从4G一直升级到8G、16G、64G。罗福兴粗读过不少社会学写杀马特的论文，一开始只是出于好奇点进去，后来发现搜索引擎会给他推送越来越多的类似内容，“他妈的以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为了拍片，李一凡在石排镇租房住过一个月，罗福兴作为工作人员也同住。刚搬来的第一天，罗福兴提了个行李箱，打开后所有人吓了一跳：那里面一半都是书——资本论、社会学……
　　“都是之前采访他的记者留给他的，”李一凡说，“也不知道他看了多少，反正目录是翻了翻的。”
　　当我把这个问题转述给罗福兴时，他坦诚地回答：“不多，太厚了。×，吓都吓死了。”
　　但他随身背的白色布包上有五个歪扭的大字，“革命的一天”。
　　那是他自己用黑色水笔写的，包已经有些蹭灰了。问他是什么意思，他先用“随便写的”糊弄一番，然后又说：
　　“就是说，一个人，只要他自己在今天做出了改变、有变化是吧，它就是一场个体的革命。”

被裹挟的命运

　　不过对于发廊选址的问题，罗福兴有自己的解释。
　　我一开始就不想开。这个东西我本身就很无所谓的，你知道吧？无所谓。店没开的时候我就想清楚了，老子才不陪你们玩，我他妈自己玩，自己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你们怎么写之类的，我才不鸟呢。
　　开完理发店之后休息了一段时间，那一年还挺莫名其妙的。东困西困妈的搞不清楚。太被动了你知道吧？全程被动。有时候，整个氛围是这么回事的时候，你好像看到一条路子，这么走对不对其实也不清楚，但整个氛围都告诉你这条是光明大道。 　　比方说你来写罗福兴是吧？你写他稍微坏一点，他就稍微坏一点;你写他稍微好一点点，他又好一点点，然后可能会更好了。你一笔他一笔的，你铺垫一下他铺垫一下，一人一块砖一样，他妈的一下变成条路了。
　　洗心革面也好，什么也好，你心想这么大的一条路，肯定不会迷路，跟着这条路走肯定安全一点。安全过头了是吧？安全得我自己都害怕。走着走着，这也是个悬崖。好好你们骗我，我就走回自己的什么独木桥，自己想干嘛干嘛，又回到了起点。
　　害怕啥？太安全了嘛，安全了就是娶老婆生孩子的是吧？这么一辈子过去，就是平平稳稳地这么过去了。平庸就是安全的。
　　小时候在工厂时，罗福兴下班后会幻想自己以后会怎么死去。肯定不会老死和病死，因为“老死病死本身就意味着平庸”。他宁愿自己是在战场上战死，这都算“他妈的轰轰烈烈”。几年前，父亲生重病，在他的怀里挣扎着死去。“我看着他挣扎死的。你肯定会反省×这么死去什么的。这一生就这么完了，自己都看着害怕。”

　　他和父亲的关系一直复杂，说恨又是“假恨”，说爱又好像更是利益。罗福兴倾向于把世间的一切关系都认为是某种利益的交换，比如采访者与被访者，也比如父母和子女，因为“连家庭都挺像一个谎言”。
　　纯粹的善意存不存在？李一凡在重庆认识一名最早为农民工打工伤官司的律师周立太，两人关系甚好。好些年前，李一凡想拍个和劳动法有关的片子，花了两三年时间跟拍周立太和他周边的农民工，但片子最终夭折。我把这位律师的故事告诉罗福兴，问，这算不算纯粹的善意？
　　罗福兴想了想反问我：“律师他有啥利益吗？还搞这些。没有完全义务的，这里面有些东西你看不到。佛陀也是很自私的……但这已经是对工人的一个善意了，这个东西已经很牛逼了是吧？他要是义务帮工人打官司，他妈就是善意啊。”
　　“你有被这样的善意打动过吗？发生在你身上的？”
　　“没有啊我×，我的善意都被狗吃了。”他答得半真半假，接着讲了一个小时候的故事：
　　上小学一年级时，因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没有深圳学籍，他离开在深圳打工的父母，转学回到梅州五华县的村子。那时他还不太会讲客家话。有一次放学，看到河边有一大捆零票，大概有一两百块钱。人来人往，小小年纪的他站在河边不敢捡——他还记得自己之前在深圳受到的教育是，捡到一分钱也要交给警察叔叔。他就站在那用蹩脚的客家话混着普通话喊：这是谁的钱？谁的钱掉了？
　　他以为这样喊，在附近的失主听到就会过来认领。喊了十多声，终于有一个骑凤凰牌单车的老人看到，脚一踢就跳车了，单车翻了好几个圈，链子也掉了，老人也不管，一把把钱搂走，稍微挂一下链子就骑车走了。
　　罗福兴以为自己做了件好事，妈妈却说他被人骗了。他一直不信，直到稍微大些、他进了社会，有一天突然想起这个场景：“一句谢谢也没有，又慌慌张张地拿了钱就跑。妈的就是骗我。”
　　罗福兴后来会被记者问到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你的人生可以重来，在哪一个节点发生改变，可能会让故事的走向截然不同？
　　比如，一年级时没有因为外地打工子弟学籍问题离开深圳;比如，初中遇到了更包容他的老师;又或者，有一个更负责任、没有在年少时抛下妻儿的父亲……
　　罗福兴从来不去想这些假设，因为毫无意义，思考的结果只能是“我怎么还在这个鬼地方呢，我怎么还没去MOMA（现代艺术博物馆）呢？”
　　何况就算一切顺遂“老老实实读完一个普通大学”，他想自己大概只能“选择一个往死里干”，比如成为来采访他的无数记者的同行，或者坐在城市的某个格子间里，为了高昂的房价焦虑，996加班加点地敲无尽的代码。
　　又有多少差别呢？如今他至少是自由的，哪怕也许只是一种脆弱的、及时行乐的自由。

自由与规训

　　今年10月，罗福兴组织的国庆节杀马特聚会突然被取消了。
　　9月27日，他在自己名为“罗福兴”的公众号里发了篇简短的聚会取消公告，署名为“杀马特官方”，表示“当地发生了一些我们无法对抗的因素，已经被强制性取消”。
　　“小腿扭不过大腿”，他在里面这样写道。公众号里，这场聚会的报名通知就发在三天前，地点在东莞石排公园，口吻轻松而友善地写着“只要你是杀马特、或者喜欢杀马特，都可以参加我们的聚会”，“活动结束后大家一起喝酒唱歌”。

　　他事后想，今年的聚会声势弄得太大了。其实每年石排公园都有杀马特的聚会，无非是拍照聊天瞎玩，也没什么组织性，多半最后就变成了一个个小团体，关系好的朋友们自行聚会。但今年，重振旗鼓的他在各种网络平台上发布了聚会消息，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以至于生生把它变成了一个引起特别关注的事件。 　　最后罗福兴的家门被敲响了。一轮警告又一轮劝告：“你们这个也可以搞，不要出现在公共场合嘛，公园这些地方就不要去了。你们可以去农家乐，自己吃随你们便嘛。”
　　罗福兴吃软不吃硬，总之好言好语沟通一番后，就出了那份公告。并不新鲜，他在抖音上的直播也常常面临类似的困境——播着播着就突然断播，显示“不符合规范”。

　　有时他把断播的截图发给李一凡。每天和抖音斗智斗勇，他原以为自己已经尽量规避一些会触发禁播的关键词了，很多时候他直播也只是聊天，或者和其他杀马特朋友连线玩游戏。哪里不符合规范呢？不知道。
　　这次重新复出，他曾和媒体说，目的很明确，就是想赚钱。11月，他把上个月直播打赏的收入截图晒给李一凡，7900多，以在石排月租600块的生活成本而言，相当可观。李一凡采访过的杀马特中也有给罗福兴直播刷礼物的，说“因为他在做复兴家族的事情”。
　　“教父”月租六百的房子在石排镇的旧街上，几乎已被废弃和遗忘的一片地方，有过去的老粮仓、窄街巷，晚上黑黢黢的没有路灯，只有一块“成人用品”的霓虹灯标牌在黑暗中一闪一闪。
　　用罗福兴的话说，晚上一个人走在那里很可能被人从背后蒙头打一棍。
　　在他租的那个阳台透风、只有铁栏杆没有窗玻璃、仿佛马上就要被废弃的破房子里，客厅茶几上叠放了一小摞书，最顶上是一本《拿破仑传》。“不好看，”他评价，“我也看书的好吧？”
　　就在这间房子里，他收容了从云南来的杀马特小陆，还产生过一个挺妙的想法，办一个“杀马特驻留计划”或者杀马特艺术展。
　　这个“驻留计划”的灵感大概来源于李一凡和艺术家朋友们曾经在川美做的“青年艺术家驻留计划”，为青年艺术家提供免费或便宜的工作室，每月提供一两千元资助，好让一些有才华却囊中羞涩的艺术家得以度过最初的蛰伏积累期。罗福兴如法炮制，只不过计划里，他的资助对象是杀马特，而出资人可以是艺术家，也可以是络绎不绝来采访他的记者们。
　　“哪个记者要来，100块门票，进不进？欸，逮着了！带了个兄弟，两个，200！”
　　他擅长漫无边际的幻想，而且往往细节丰富。“这是杀马特用过的脸盆，这是杀马特喝剩的啤酒瓶……走到里面一看，发现杀马特在卖东西，买水吗买水吗？中间再撒两把水泥，你们跳着玩吧哈哈哈哈。”
　　话虽是说着玩，但这想法和他先前在微信拉杀马特复兴群、每人收十元入群费如出一辙。他倒没觉得有什么：“管理群也很耗精力的好不好。”那个群大概有两百多人加入，真玩杀马特的、好奇的、看热闹的什么都有，但很快被微信官方停了。如此种种，罗福兴早已习惯。
　　杀马特驻留计划的事情，他也和李一凡说过，自然是想要些资助。但他也早已发现，艺术家“他们挺穷的，跟我差不多，苹果都是分期的”。
　　李一凡倒愿意拿几千块支持，但国庆的聚会被取消后，罗福兴一下子没劲儿了。他突然意识到类似想法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打架了怎么办？出事了怎么办？连他们以前常去的金丰溜冰场今年都被关了，因为治安不可控。
　　“能活着我就不容易，你知道吧？”罗福兴因此不愿去触碰那些真实的和工人现状相关的事情，比如工伤。有一个曾接受采访的杀马特小孩，后来被机器砸断了根手指，把血淋淋的手指照片发给乌鸦，说不知道该怎么办，说老板到医院把他所有的入院记录和缴费单都拿走了。他找劳动局，劳动局说需要资料;他找老板，老板说这东西我不可能给你的，你要么拿半个月工资现在给我走，要么你就自己去告吧。

　　类似的事情，光是乌鸦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就看到了三个。罗福兴也偶遇过一个，在石排公园，对方主动和他打招呼，说当初拍片时给他们带过路。再一看对方的手指，两根骨头都被夹碎了。
　　“我现在怎么看杀马特？”罗福兴尝试重新整理他曾在李一凡的镜头前说不出的话，“挺了不起的，但也挺悲哀的。”

后杀马特时代

　　李一凡后来想，杀马特就是年轻工人中的文艺青年，脆弱又敏感的文艺青年。
　　有个女孩说要来深圳找他们，只为了想看看海。
　　有个T恤上写着“何以解忧，唯有暴富”的男孩和他们说了很多关于画画、考古的事情，提到打算和表哥去缅甸原始森林里挖宝藏时眉飞色舞充满细节，说自己常常在工厂里累到什么都不想说，只有一天结束后，他会跑上房顶，站在深夜的房顶上吹风，想象自己如果掉下去的感觉，“肯定特别爽”。
　　有个男孩真的去了一趟想象中的大城市深圳，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水往上，有光”——乌鸦想了想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喷泉。但是“太贵了”，那趟旅行花了他一千多块钱，男孩说，以后再不去了。
　　大多数时候，就算在深圳打工，他們的活动范围也局限于厂区。在富士康拍片尾最后的旋转镜头时，罗福兴的杀马特朋友抬头看员工宿舍大楼，和罗聊天说，你看深圳的楼，没有贵阳的高。
　　2019年12月底，《杀马特我爱你》在深圳双年展上展映，李一凡和乌鸦把消息告诉他们拍过的杀马特，结果只有两个来了，其他的无一例外告诉他们，厂里请不到假。罗福兴自然来了，但坚决不看成片，觉得尴尬;另一个男孩请假来了，进去看了一半又出来，和乌鸦说，太心酸了，“这就是我平常的生活。” 　　哪怕在李一凡刚开始拍片的三年前，正在进行时的杀马特也已经不多了。
　　结婚成家的，为了进入主流而剪成短发的，甚至“前杀马特”退出后反过来嘲笑杀马特的，罗福兴看过太多。他因此觉得悲哀：
　　“审美可能是需要站队的。普通人都在这个宏观、洪流之中是吧？他没得选择。当十个人觉得杀马特都是精神病的时候……你之前可能很喜欢杀马特，但当你站在中间、你从杀马特已经出来了，你想进这个（主流的）圈子那怎么办呢？你只能跟着大家嘲讽他。就相当于否定了自己是吧？当然大家也认可了，你知道吗？就是这么残酷，你必须这么做。”
　　曾经不管去哪都要带上一把吹风机的韩暁琳，几个月前刚把头发剪短。为此他纠结了很久——杀马特曾经是他的精神支柱，直到今天依旧是他最热爱的东西。“杀马特对很多人来说只是一个青春期的过渡嘛。但我们一直就停在这个过渡里了。那时候人家把妹有钱有车有房，我有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只有这头头发。”
　　但一年多前，他当了爸爸，思来想去还是隐约觉得，自己该“融入社会”了。

　　他和安暁蕙命运的改变不是因为打工，而是农村征地拆迁。韩暁琳家里分得了两套重庆城郊的回迁房，不出一年，两人有车有房还有了娃。韩暁琳还是在给人剪头吹头，营生没变，只不过场地变成了自家的发廊。
　　或许他和安暁蕙，都不再需要那头夸张的发型来支撑他们的自我。孩子出生后，他们发现这个娃头顶有三个“旋”，奇怪的三角排列方式让中间一溜头发倔强地竖了起来，两人都笑：“这家伙以后怕不是个小杀马特。”
　　孩子长大后，还让他玩杀马特吗？
　　“看他自己嘛。他想玩就让他玩，我们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嘛。不过他们那个时候，杀马特可能早就不流行了喔。每一代年轻人都有自己的玩法，是吧？”
　　然而韩暁琳依旧对任何一句可能贬低杀马特审美的话都极其敏感，比如当我问：“你现在还觉得杀马特发型是好看的吗？”
　　“当然啊。你这么问就是觉得不好看。别嘛，来都来了，你要尊重杀马特。”

五华县与黄桷坪

　　对罗福兴来说，发型，或者杀马特，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其实都已经不再有所谓了。
　　重要的是活下去，怎么更好地活下去。有一天他觉得自己突然想通了，人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上——不是为了自己的家庭或是为了母亲，而是“我本身对生的渴望”。
　　自己算半个人物了吗？好像也没有，但“杀马特教父罗福兴回梅州老家过年”竟然可以上新闻，出现在当地报纸和电视上。村里人迷迷糊糊地知道，读过大学的舅舅也知道，但报纸上的文章写得奇奇怪怪，总有人看不上，“就这么回事”。
　　最为他骄傲的只有外公。外公是当地村里小学的老师，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培养成了大学生，罗福兴回到梅州读小学时，也是外公外婆替父母照看他。罗福兴想自己的性格大概和外公比较像。外公生前最后一段时光得了重病，躺在病床上，罗福兴去看他，就在那个聚会被取消的10月。外公用漏风的牙齿含糊不清地喊他：
　　“光头（罗福兴小名），我在报纸上看到你了，（版面）这么大！你的头发这么大！把报纸一半都占掉了。那些领导说话就这么一小小点，你这比他们大，”外公边说边用双手在空气里比划出一个大圈，“你这么大！”
　　梅州五华县的那个小村落，是他为自己设想的最后归宿——如果在城里活不下去了，村里还有地，他或许可以回去养鸡养鸭养猪养牛，说不定发展成“杀鸡特”“杀鸭特”“杀猪特”特色农场，再赚一波城里人的钱。
　　但想想也不敢确定，因为在农村，他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在城市或许还热闹点。
　　李一凡知道有些杀马特已经回到农村的老家了，有的是家里人生病需要照顾，有的是回家帮忙种地养殖，也有想在农村创业搞搞电商的，但难，基本还没人做起规模。
　　片子在线下场合放映后，也有人质疑：杀马特，难道一定与打工群体有关吗？有没有跳脱于这个叙事逻辑之外的个例？还有评论说，“李一凡完全搞错了拍摄对象”，杀马特的形成是一种城乡信息差的结果。
　　个例当然也有，但是少，比如家境尚可、纯粹觉得杀马特时尚的青年，67个采访对象里，李一凡只在大理周边的农村遇见过一个，但“绝对没有富二代”，也没有碰到一个“发了财的杀马特”。既然是大多数，就有了成立的理由——何况，“审美是个很神奇的东西，它自动把一些社会经历、生活背景、家庭条件相似的人聚集起来。”
　　不過李一凡心里清楚地知道，杀马特只是一个壳子。
　　从一开始，他就决定不沉溺于那些谁也说不清的亚文化来源。他要做的从来不是梳理杀马特历史，而是讲述那些他一直关注的长久被遮蔽的底层声音和故事。
　　因为他是在黄桷坪长大的，那是一个路的这边谈论着文艺复兴塞尚梵高、路对面就是苍蝇馆子交通茶馆夜宵摊的地方，一个棒棒在艺术家的工作室穿梭搬运、当模特甚至画画的地方，一个能同时看见码头轮船、铁轨上的火车、天上的飞机、甚至公交车与坦克相撞的地方，一个看似杂乱无章却野蛮生长的地方。

　　无论飞到北京、上海、深圳还是杜塞尔多夫，在那些干净敞亮的机场大厅、艺术馆里时，只要想起黄桷坪，他就会想起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底层生活从来就是黄桷坪的一部分，也是他的一部分。
　　有时他也会想起年少时那些在大山深处毫无目的的乱逛。不知不觉，他似乎已这样晃过了大半生。其实，那是罗福兴也幻想过的场景：
　　荒原上，一条笔直的路，两边有连绵不绝的树。他骑着一个人的摩托车，最好是川崎摩托，没有止境地开。他一个人，没有终点，没有目的地，眼前，是漫天黄昏。
　　（除文中提到的采访对象外，特别感谢杨述、陈卫闽、李强等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