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经同事欧阳诗蕾的推荐而正式了解小说作者林培源的。在北京单向空间林培源新书发布活动上，我又听到作家阿乙对他赞不绝口——这样的场合免不了会有前辈对后辈说些饱含寄望的漂亮话。看了《神童与录音机》的前两个短篇，确实是凝练的好文字，简单思索后，我便和编辑建平报了选题。
　　从看林培源作品到采访写稿期间我一直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困惑：除了作者今年出了一本不错的小说可作为选题“由头”外，做这一类报道的意义在何处？
　　如果以获得文学奖的数量为一个衡量标准，林培源一定不是在纯文学道路上走得最远、最好的。他并没有国内最重要的那些文学奖来加持。当然，我并不认为国内文学奖的权威程度足以作为还没看作品就确定采访对象的决定性指标（如果一位作家是布克奖、龚古尔或卡夫卡奖得主，对其作品质量我就能报以多得多的信任，以上仅为个人偏见）。
　　在他曾经签约的最世文化公司，他也不是知名度最大、最有商业价值的作者。有报道称同公司的笛安为“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间的桥梁”，在我阅读完她的大部分作品和报道后，我认为这是一个夸大的标签，但能让读者高效地理解采访者试图传达的笛安在文学界的坐标。
　　但可以让读者理解林培源的标签是什么呢？
　　他出生于1987年，潮汕人，在清华读博，出版了以家乡为背景的八部长短篇小说。倘若在“林培源”三个字前加上“85后青年作家”“（未来的）学者作家”“乡土作家”之类的限定词，都有缩小比较范围之嫌，显得拘谨而不坦荡，作者本人无意造成这样的认知，记者如此草率地界定也不负责。
　　后来的采访中， 最打动我的一个地方在于与林培源共生的焦虑感。这与他幼时的成长环境有关——家里人口多、不富裕，他是长子，自然无法松弛。长大后他走上与同乡老友不同的道路，又为了追求纯文学离开有商业资本的文学公司，经济压力一直存在。虽然他也交结不少同行好友，有一定文学声名，但到底不在一种稳定状态;偏偏他是一个追求安稳、严于律己、精密计划自己每日行程的人。这种焦虑被有意无意注入他的创作里，甚至他在一篇小说里畅想未来能有一种焦虑贩售机。比起作家、批评家或博士身份，他更是一个焦虑的小镇青年。
　　同样令我感兴趣的是，他的文学之路走得很传统：陆续在各文学期刊发表小说，再集结成书。在自我表达可以得到各种媒介支持的时代，我很好奇这种缺乏传播效果的途径对写作者的吸引力。阿乙给出的答案是，文学编辑是很好的专业鉴定师，你能在上面发表小说，说明你经受住了一次考验。这让作家听起来像是在不断争取某种积分券，积分越多，通关越多，就离文学场的中心越近。
　　那么，文学场的准入制度可以直接沿用到文化报道领域吗？积分越多的，越适合做一个采访对象？
　　看那些三十来岁就进入当代文学史的作家：余华、苏童、马原……就像司马长风说的，鸟瞰一条长河，视线清清楚楚，无需再拿什么标尺衡量。可新生的写作者呢？他们的作品尚未经过时间的筛检，出版社的营销和圈内的喧哗更增添了迷惑性。褒或贬都有马前炮的紧张感。
　　读学者金理的书我得到一点启发。他近年文学批评写作的对象大多是他的同代人，他们既未获得社会学命名（比如“第四代人”），也未获得文学史命名（比如“晚生代”）。他说，这是“将自己化作置身于此一河段中的石头”，“在水里研究水”，预测很可能与未来文学史的“结局”不一致，是一场“审美与智性的冒险”。
　　这也是我认为做文化报道（或文学报道）可以努力的方向之一。靠近那些新生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年轻作家，可以感同身受水流的质感。当然，“丧失了后见之明的支撑”，更需要拥有文学史的视野，不被多方声音影响的能力，还要接受随时可能出现的嗅觉失灵的挫败。
　　也许最理想的状态便如波德莱尔所言：“从流行的东西中提取出它可能包含着的在历史中富有诗意的东西，从过渡中抽出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