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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奥塔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占有一席特殊的地位，尤其是在有关“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方面。20世纪70年代，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把“元叙事”看作是“现代性的标志”，把后现代定义为“不相信元叙事”，并以此为切入点，来对现代性进行“清算”。
关键词： 利奥塔 “元叙事” 现代性
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以下简称《后现代状况》）一书主要阐述了元叙事是现代性的标志，而后现代则是对元叙事的怀疑。他认为，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思想一直是靠哲学话语为科学知识提供合法性基础，并把这种话语模式称之为“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或“元叙事”（Metanarrative）。简言之，“元叙事”是指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著名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说，是利奥塔“首先使现代性概念变得如此著名”。［1］P2
利奥塔考察了西方存在的两种最重要的元叙事，它们对知识及知识体制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两种元叙事也就是两种合法性模式，即法国的启蒙叙事和德国的思辨叙事，但二者有着风格和本质上的不同。
一、现代性与“元叙事”的危机
法国启蒙叙事的核心是人道主义，主张人人平等、自由。在此观念的指导下，所有社会主体都拥有掌握科学的权利，都应该是科学知识的主体。所谓启蒙，就是要普及教育、普及新知识，使公民摆脱心智的愚昧状态。出于这样的前提，普通教育在法国受到重视，而高等教育机构也将目标锁定在培养国家管理人才上，以便使知识能够更有效地传播到公众当中。在此，科学的合法性被寓于平等自由的政治理念当中。德国的思辨叙事最早萌芽于19世纪初柏林大学建校之时。当时德国思想界就高等学校的发展方向问题提出了不同设想，最终德国著名教育家威廉·洪堡站在了施莱尔马赫一边，选择了自由主义的道路，即鼓励学术自由发展。不过，利奥塔指出，尽管洪堡坚持科学遵循自身的规则，科学机构要自我更新，但他也提出大学应该将科学引向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培养上。那么，如何从无功利的科学探索中推导出这样的教化作用呢？也就是说，民族和国家利益如何与“为科学而科学”的知识相调和呢？为使科学与道德意志共同体现在主体身上，洪堡提出“精神”概念，以此来造就理想的主体。
由此看来，尽管启蒙叙事和思辨叙事的思路不同，前者直接从政治理想出发，阐述科学对社会理想作用，后者试图通过抽象的“精神”概念将两者统一起来，但两种叙事的功能是一致的，它们都把科学知识纳入到一个总的、普遍性的社会理想框架内，使后者成为前者的目的，并以次方式“使社会和政治体制、法律、伦理、思想方式合法化”。而且这两种叙事的合法性功能，来自它们之中所包含的形而上学的成分，或者更直接地说，来自叙事中的形而上学的理念。
这类形而上学的理念是一种关涉到未来所要实现的目的，包括自由、启蒙、人类解放等。利奥塔认为，它们之所以被看作拥有合法化的价值，是因为它们被认作是普遍适用、对人类有指导意义的。包含形而上学成分的元叙事因此被用来指导现代性，并赋予其合法性及特有的形式。因此现代性表现为一些目标性追求：追求理性与自由的进一步解放；在资本主义的背景下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来实现整个人类的富有；并且如果把基督教也包括在现代性之中的话，还有通过让灵魂皈依爱，以使人们得救的基督教叙事，等等。利奥塔认为这类叙事集中体现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中，它把所有这些叙事一体化了，因此可以说，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本身就是思辨的现代性的凝聚，是元叙事的典型代表。
伴随着西方近代科学的确立，西方哲学也发生重大转变，理性逐渐取代上帝成为思想最终的归依所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既肯定了理性（思），又肯定了理性主体（我思）的基础性作用。同时，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为理性概念注入操作层面的含义，使它又包含一层工具理性的意义。上面所述两种叙事都表达了对理性的信仰：科学技术的发展既能够推动人类历史的进步、发展，又能够给人类带来更文明的生活。这样的理性是合法性的源泉，也是“现代性”的实质。所谓“现代性”（modernity）的实质内容就是双重理性，即形而上的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它是一个发展的理念，它将理性的最终实现投射到未来的现实，同时工具理性也意味着对完善的无限追求。但问题是，作为一个全新的理念，一个全新的时代标志，正如德国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所说的，现代性不能也不会再从其它时代寻求引导自己的标尺，它必须从自身之中寻找规范性，即合法性。而且，哈贝马斯把现代性看作一项未竟的事业（an unfinished project），也就是说，这个合法性尚未完全建立起来。
相比之下，利奥塔不像哈贝马斯那样乐观，他对现代性持根本怀疑态度。在他看来，科学技术以完成现代性的形式破坏了现代性，说它完成是因为“人使自己成了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说它破坏是因为“当代科学技术又深刻地颠覆了这一事业”，“当代科学和技术生产的主体对客体的把握并未带来更大的自由、更多的公共教育或更多的、分配更平均的财富”。［2］P168也就是说，“真”与“善”没有达成统一，相反，它们之间的裂隙、矛盾日益增大，科学技术越是发达，它离理性所允诺的合理现实就越远，它的合法性问题越是严重，因此，科学技术并未完成普遍的社会理想的实现，相反，它“加快了合法性丧失的过程”。［2］P168
回顾西方现代历史的进程，利奥塔指出：“合法性丧失早已是现代性的一部分。”［2］P168在现代民族国家确立之后，合法性建立在民族这个理念之上，利奥塔认为，为了争取到正确的民族理念，人们付出的是争论和战争，19世纪和20世纪频繁的民族战争实际是一个民族政府对另一个民族政府合法性的质疑。“奥斯维辛”对一个民族的毁灭实际是对民族理念的否定，它再次展示了合法性的深刻危机。这种危机不仅表明民族理念的困窘处境，而且表明普遍理性的困境。西方现代历史的发展表明，人类并没有按照普遍的社会理想所指明的道路发展，理性给人类未来勾画的蓝图并未实现，相反，我们在现代性的行程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利奥塔所说的合法性危机实际上就是理性的危机、社会理想的危机。
在这样的情形下，提供合法性的元叙事便失去可信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利奥塔引入“后现代”概念，他说：“一言以蔽之，我把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毫无疑问，这种怀疑是科学进步的产物；但是，这一进步反过来又以这一怀疑为前提。”［3］P24也就是说，后现代的意思是指元叙事的合法性危机，是对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方向的质疑。这种合法性危机发生在现代性进程之中，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利奥塔提出的“后现代”概念不是“现代”概念的对立面，而是对现代性困境的描述，是对现代性疑难的再思考，利奥塔的工作目的就是“重写现代性”。
二、利奥塔对总体性的解构与悖谬逻辑
元叙事意味着用一种普遍原则统合不同的领域，这种统合导致总体性（totality）的产生。利奥塔认为，总体性体现了一种压迫关系，即一种话语对另一种话语的压迫。因此，后现代哲学必须向总体性开战。在他看来，德国的思辨叙事与法国的启蒙叙事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总体性特征，而他的后现代哲学则致力于消解总体性原则，解除总体性原则对不同知识的束缚，为它们松绑。
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利奥塔是强烈反对的。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是论证理性化的人们可以在一个理想的言谈的环境中，对社会与政治问题广泛参与，通过自由、平等的对话，在交往过程中达成共识，以此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对哈贝马斯来说，“共识”是政治决定、亦即民主的合法性的基础。在利奥塔看来，这属于1945年以后德国思想家们的思想倾向。共识是一种永远不可企及的境地，其理由如下：其一，哈贝马斯将共识看作是具有认知理智与自由意志的人们之间的一种“同意”，但这种说法依赖于解放叙事的有效性，也就是说，是启蒙运动的那种认为理性双方总是理想的伦理目标，从而可以就真命题达成一致意见、取得共识的说法的翻版。其二，社会语用学并非像科学语学那样的单纯，它是由各种不同的话语网络交织而成的，如指称的、规范的、技术的、评价的等。因此，各种语言游戏是异质的，它们从属于不同性质的语用规则，因而不可能有一个对所有的语言游戏来说是共同的元规范（metaprescriptive），或在科学共同体中有一种能够包含所有那些在社会中流行的元规范的共识。如果去追求所谓共识，结果只能是破坏语言游戏规则之间的异质多样性。其三，哈贝马斯把对话的目的看作是达成共识，但共识只是讨论的一种特殊状态，而不是它的目的。相反，讨论的目的是追求悖谬（paralogy）。基于上述理由，利奥塔认为不能同意哈贝马斯通过对话来寻求一种普遍共识的方式以解决合法化问题的思路，认为这既不可能，又不慎重。在他看来，共识已经是一种过时的、令人怀疑的价值。
解构了总体性和“共识”概念，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应当用什么样的逻辑标准以及思维规则取而代之。对此，利奥塔提出了“悖谬逻辑”的思想，把它作为后现代思维的标准与法则。通过对当时知识状况的考察，利奥塔认为各种科学领域中普遍出现“悖论”现象，如在各门科学里，不单单是假设或甚至是“范式”在受到修改，而且曾被认为是“自然的”或不可违反的推理方式或逻辑也在受到修改—悖论大量存在于数学、物理学、天体物理学和生理学的理论里面。利奥塔还从数学的歌德尔定理以及动力学的角度来进行论证，以此确立“悖谬”作为后现代知识的基础与特征。
基于这些论证的结果，利奥塔宣称各种语言游戏（包括科学探索的游戏）的目的是探求“悖谬逻辑”。他在《后现代状况》的一个注释中说：“……有关开开放体系的研究，局部决定论，反方法论——总之，这一切都被我归纳于悖谬逻辑之中。”这段话给我们勾勒出了他心目中的悖谬逻辑的主要内同。
在这里，“有关开放体系的研究”指的是他所强调的“科学是一个开放系统的模式”，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语言游戏中不存在什么普遍的“元语言”、“元叙事”，即不存在什么能够规定与评价科学研究极其学说的绝对真理或方法的思想。通过这些有关科学以及所有语言游戏的性质的论述，他要达到的方法论方面的一个具体结论是：“局部决定论”（local determinism），即有关游戏规则的任何共识，以及在游戏中可以走出的任何“走法”，都必须是局部的，只是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内有效的，或者说，都必须是当时的游戏者所同意并且是可以最终取消的。
这种“局部决定论”首先是由语言游戏本身的系统开放性、多元性所决定的，也就是说，语言游戏作为一个多元的系统，其中有着指称性的，即知识的游戏，与规范性的，即行为的语言游戏，等等。这些不同的语言游戏元素是异质的，并有着各自不同的规则。利奥塔把着称之为“语言粒子语用学”。其次，它是反对“共识论”与反对“系统论”的一个替代物。在利奥塔看来，按照这种理论进行社会管理的决策，就会单纯追求效益，仅仅根据输入与输出的原则来优化系统操作。因为决策者遵从的是这样一种逻辑，即一切语言要素都是可以通约的，整体是可以决定的。他认为，这将会给我们的科学与社会游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就是，它们要么只能像机器般地运转，要么就消亡。在他看来，未来社会更大的可能是语言粒子语用学的规律，也就是说，各种各样的异质的语言游戏产生的结果，只会使运作机制裂为碎片，即服从于局部决定论。
三、结语
利奥塔认为，共识与歧见是相对的，并论证了共识是不可能达到的东西，他随之强调科学研究重要的是对歧见的探求，并把它界定为语言游戏的目的。这与他对后现代知识的状况与性质的判断是一致的。他认为后现代知识的关注问题及其理论上的进展可表达为非连续性、灾变、不可修正性、悖谬性等概念，并且知识的意义也由此相应地得到改变。因此可以说，利奥塔所提出的“悖谬逻辑”，并非个人一时之奇想，而是有其思想背景与延续性的，是一种时代思想倾向与思维方式变化的产物。
不论是规则的异质性、局部决定论还是反方法论，利奥塔的悖谬逻辑所反对的对象是追求总体性、普遍性的现代哲学思想方法。他的后现代哲学也开启了对理性、启蒙主义构成的现代性传统的重新思考，开启了对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重新思考，但它无意提供一种新的总体性理想，相反，它试图通过论证总体性的虚妄、保持“语言”的歧义来达到拒绝综合的社会理想。对总体性的躲避使利奥塔对社会理想的表达陷入一种欲说不能的境地。
参考文献：
［1］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2］谈瀛洲.后现代性与公众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利奥塔著.岛子译.（1984英文版）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
［4］利奥塔.重写现代性［A］.李惠国，黄长著，杨雁斌.重写现代性——当代西方学术话语［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第1版.
［5］陈嘉明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2，第1版.
［6］秦喜清.让-弗·利奥塔 独树一帜的后现代理论家［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8，第1版.
关键词： 利奥塔 “元叙事” 现代性
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以下简称《后现代状况》）一书主要阐述了元叙事是现代性的标志，而后现代则是对元叙事的怀疑。他认为，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思想一直是靠哲学话语为科学知识提供合法性基础，并把这种话语模式称之为“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或“元叙事”（Metanarrative）。简言之，“元叙事”是指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著名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说，是利奥塔“首先使现代性概念变得如此著名”。［1］P2
利奥塔考察了西方存在的两种最重要的元叙事，它们对知识及知识体制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两种元叙事也就是两种合法性模式，即法国的启蒙叙事和德国的思辨叙事，但二者有着风格和本质上的不同。
一、现代性与“元叙事”的危机
法国启蒙叙事的核心是人道主义，主张人人平等、自由。在此观念的指导下，所有社会主体都拥有掌握科学的权利，都应该是科学知识的主体。所谓启蒙，就是要普及教育、普及新知识，使公民摆脱心智的愚昧状态。出于这样的前提，普通教育在法国受到重视，而高等教育机构也将目标锁定在培养国家管理人才上，以便使知识能够更有效地传播到公众当中。在此，科学的合法性被寓于平等自由的政治理念当中。德国的思辨叙事最早萌芽于19世纪初柏林大学建校之时。当时德国思想界就高等学校的发展方向问题提出了不同设想，最终德国著名教育家威廉·洪堡站在了施莱尔马赫一边，选择了自由主义的道路，即鼓励学术自由发展。不过，利奥塔指出，尽管洪堡坚持科学遵循自身的规则，科学机构要自我更新，但他也提出大学应该将科学引向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培养上。那么，如何从无功利的科学探索中推导出这样的教化作用呢？也就是说，民族和国家利益如何与“为科学而科学”的知识相调和呢？为使科学与道德意志共同体现在主体身上，洪堡提出“精神”概念，以此来造就理想的主体。
由此看来，尽管启蒙叙事和思辨叙事的思路不同，前者直接从政治理想出发，阐述科学对社会理想作用，后者试图通过抽象的“精神”概念将两者统一起来，但两种叙事的功能是一致的，它们都把科学知识纳入到一个总的、普遍性的社会理想框架内，使后者成为前者的目的，并以次方式“使社会和政治体制、法律、伦理、思想方式合法化”。而且这两种叙事的合法性功能，来自它们之中所包含的形而上学的成分，或者更直接地说，来自叙事中的形而上学的理念。
这类形而上学的理念是一种关涉到未来所要实现的目的，包括自由、启蒙、人类解放等。利奥塔认为，它们之所以被看作拥有合法化的价值，是因为它们被认作是普遍适用、对人类有指导意义的。包含形而上学成分的元叙事因此被用来指导现代性，并赋予其合法性及特有的形式。因此现代性表现为一些目标性追求：追求理性与自由的进一步解放；在资本主义的背景下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来实现整个人类的富有；并且如果把基督教也包括在现代性之中的话，还有通过让灵魂皈依爱，以使人们得救的基督教叙事，等等。利奥塔认为这类叙事集中体现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中，它把所有这些叙事一体化了，因此可以说，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本身就是思辨的现代性的凝聚，是元叙事的典型代表。
伴随着西方近代科学的确立，西方哲学也发生重大转变，理性逐渐取代上帝成为思想最终的归依所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既肯定了理性（思），又肯定了理性主体（我思）的基础性作用。同时，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为理性概念注入操作层面的含义，使它又包含一层工具理性的意义。上面所述两种叙事都表达了对理性的信仰：科学技术的发展既能够推动人类历史的进步、发展，又能够给人类带来更文明的生活。这样的理性是合法性的源泉，也是“现代性”的实质。所谓“现代性”（modernity）的实质内容就是双重理性，即形而上的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它是一个发展的理念，它将理性的最终实现投射到未来的现实，同时工具理性也意味着对完善的无限追求。但问题是，作为一个全新的理念，一个全新的时代标志，正如德国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所说的，现代性不能也不会再从其它时代寻求引导自己的标尺，它必须从自身之中寻找规范性，即合法性。而且，哈贝马斯把现代性看作一项未竟的事业（an unfinished project），也就是说，这个合法性尚未完全建立起来。
相比之下，利奥塔不像哈贝马斯那样乐观，他对现代性持根本怀疑态度。在他看来，科学技术以完成现代性的形式破坏了现代性，说它完成是因为“人使自己成了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说它破坏是因为“当代科学技术又深刻地颠覆了这一事业”，“当代科学和技术生产的主体对客体的把握并未带来更大的自由、更多的公共教育或更多的、分配更平均的财富”。［2］P168也就是说，“真”与“善”没有达成统一，相反，它们之间的裂隙、矛盾日益增大，科学技术越是发达，它离理性所允诺的合理现实就越远，它的合法性问题越是严重，因此，科学技术并未完成普遍的社会理想的实现，相反，它“加快了合法性丧失的过程”。［2］P168
回顾西方现代历史的进程，利奥塔指出：“合法性丧失早已是现代性的一部分。”［2］P168在现代民族国家确立之后，合法性建立在民族这个理念之上，利奥塔认为，为了争取到正确的民族理念，人们付出的是争论和战争，19世纪和20世纪频繁的民族战争实际是一个民族政府对另一个民族政府合法性的质疑。“奥斯维辛”对一个民族的毁灭实际是对民族理念的否定，它再次展示了合法性的深刻危机。这种危机不仅表明民族理念的困窘处境，而且表明普遍理性的困境。西方现代历史的发展表明，人类并没有按照普遍的社会理想所指明的道路发展，理性给人类未来勾画的蓝图并未实现，相反，我们在现代性的行程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利奥塔所说的合法性危机实际上就是理性的危机、社会理想的危机。
在这样的情形下，提供合法性的元叙事便失去可信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利奥塔引入“后现代”概念，他说：“一言以蔽之，我把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毫无疑问，这种怀疑是科学进步的产物；但是，这一进步反过来又以这一怀疑为前提。”［3］P24也就是说，后现代的意思是指元叙事的合法性危机，是对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方向的质疑。这种合法性危机发生在现代性进程之中，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利奥塔提出的“后现代”概念不是“现代”概念的对立面，而是对现代性困境的描述，是对现代性疑难的再思考，利奥塔的工作目的就是“重写现代性”。
二、利奥塔对总体性的解构与悖谬逻辑
元叙事意味着用一种普遍原则统合不同的领域，这种统合导致总体性（totality）的产生。利奥塔认为，总体性体现了一种压迫关系，即一种话语对另一种话语的压迫。因此，后现代哲学必须向总体性开战。在他看来，德国的思辨叙事与法国的启蒙叙事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总体性特征，而他的后现代哲学则致力于消解总体性原则，解除总体性原则对不同知识的束缚，为它们松绑。
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利奥塔是强烈反对的。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是论证理性化的人们可以在一个理想的言谈的环境中，对社会与政治问题广泛参与，通过自由、平等的对话，在交往过程中达成共识，以此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对哈贝马斯来说，“共识”是政治决定、亦即民主的合法性的基础。在利奥塔看来，这属于1945年以后德国思想家们的思想倾向。共识是一种永远不可企及的境地，其理由如下：其一，哈贝马斯将共识看作是具有认知理智与自由意志的人们之间的一种“同意”，但这种说法依赖于解放叙事的有效性，也就是说，是启蒙运动的那种认为理性双方总是理想的伦理目标，从而可以就真命题达成一致意见、取得共识的说法的翻版。其二，社会语用学并非像科学语学那样的单纯，它是由各种不同的话语网络交织而成的，如指称的、规范的、技术的、评价的等。因此，各种语言游戏是异质的，它们从属于不同性质的语用规则，因而不可能有一个对所有的语言游戏来说是共同的元规范（metaprescriptive），或在科学共同体中有一种能够包含所有那些在社会中流行的元规范的共识。如果去追求所谓共识，结果只能是破坏语言游戏规则之间的异质多样性。其三，哈贝马斯把对话的目的看作是达成共识，但共识只是讨论的一种特殊状态，而不是它的目的。相反，讨论的目的是追求悖谬（paralogy）。基于上述理由，利奥塔认为不能同意哈贝马斯通过对话来寻求一种普遍共识的方式以解决合法化问题的思路，认为这既不可能，又不慎重。在他看来，共识已经是一种过时的、令人怀疑的价值。
解构了总体性和“共识”概念，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应当用什么样的逻辑标准以及思维规则取而代之。对此，利奥塔提出了“悖谬逻辑”的思想，把它作为后现代思维的标准与法则。通过对当时知识状况的考察，利奥塔认为各种科学领域中普遍出现“悖论”现象，如在各门科学里，不单单是假设或甚至是“范式”在受到修改，而且曾被认为是“自然的”或不可违反的推理方式或逻辑也在受到修改—悖论大量存在于数学、物理学、天体物理学和生理学的理论里面。利奥塔还从数学的歌德尔定理以及动力学的角度来进行论证，以此确立“悖谬”作为后现代知识的基础与特征。
基于这些论证的结果，利奥塔宣称各种语言游戏（包括科学探索的游戏）的目的是探求“悖谬逻辑”。他在《后现代状况》的一个注释中说：“……有关开开放体系的研究，局部决定论，反方法论——总之，这一切都被我归纳于悖谬逻辑之中。”这段话给我们勾勒出了他心目中的悖谬逻辑的主要内同。
在这里，“有关开放体系的研究”指的是他所强调的“科学是一个开放系统的模式”，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语言游戏中不存在什么普遍的“元语言”、“元叙事”，即不存在什么能够规定与评价科学研究极其学说的绝对真理或方法的思想。通过这些有关科学以及所有语言游戏的性质的论述，他要达到的方法论方面的一个具体结论是：“局部决定论”（local determinism），即有关游戏规则的任何共识，以及在游戏中可以走出的任何“走法”，都必须是局部的，只是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内有效的，或者说，都必须是当时的游戏者所同意并且是可以最终取消的。
这种“局部决定论”首先是由语言游戏本身的系统开放性、多元性所决定的，也就是说，语言游戏作为一个多元的系统，其中有着指称性的，即知识的游戏，与规范性的，即行为的语言游戏，等等。这些不同的语言游戏元素是异质的，并有着各自不同的规则。利奥塔把着称之为“语言粒子语用学”。其次，它是反对“共识论”与反对“系统论”的一个替代物。在利奥塔看来，按照这种理论进行社会管理的决策，就会单纯追求效益，仅仅根据输入与输出的原则来优化系统操作。因为决策者遵从的是这样一种逻辑，即一切语言要素都是可以通约的，整体是可以决定的。他认为，这将会给我们的科学与社会游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就是，它们要么只能像机器般地运转，要么就消亡。在他看来，未来社会更大的可能是语言粒子语用学的规律，也就是说，各种各样的异质的语言游戏产生的结果，只会使运作机制裂为碎片，即服从于局部决定论。
三、结语
利奥塔认为，共识与歧见是相对的，并论证了共识是不可能达到的东西，他随之强调科学研究重要的是对歧见的探求，并把它界定为语言游戏的目的。这与他对后现代知识的状况与性质的判断是一致的。他认为后现代知识的关注问题及其理论上的进展可表达为非连续性、灾变、不可修正性、悖谬性等概念，并且知识的意义也由此相应地得到改变。因此可以说，利奥塔所提出的“悖谬逻辑”，并非个人一时之奇想，而是有其思想背景与延续性的，是一种时代思想倾向与思维方式变化的产物。
不论是规则的异质性、局部决定论还是反方法论，利奥塔的悖谬逻辑所反对的对象是追求总体性、普遍性的现代哲学思想方法。他的后现代哲学也开启了对理性、启蒙主义构成的现代性传统的重新思考，开启了对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重新思考，但它无意提供一种新的总体性理想，相反，它试图通过论证总体性的虚妄、保持“语言”的歧义来达到拒绝综合的社会理想。对总体性的躲避使利奥塔对社会理想的表达陷入一种欲说不能的境地。
参考文献：
［1］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2］谈瀛洲.后现代性与公众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利奥塔著.岛子译.（1984英文版）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
［4］利奥塔.重写现代性［A］.李惠国，黄长著，杨雁斌.重写现代性——当代西方学术话语［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第1版.
［5］陈嘉明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2，第1版.
［6］秦喜清.让-弗·利奥塔 独树一帜的后现代理论家［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8，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