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月，湖南省博物馆举办“王门艺事——王闿运和他的弟子们”专题展览，引发了观众们对王闿运的极大兴趣。要全面、公允地评介王闿运是非常困难的！有人认为他是“狂人”，有人认为他是“名士”，也有人觉得他“忠诚友人、实心办事”。王闿运是湖湘名士，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自七岁随善化李鼎臣读书，到十七岁应“童子试”后，逐渐声名鹊起，终成一代宗师。平生与晚清唐训方、曾国藩、胡林翼、肃顺、彭玉麟、郭嵩焘、丁宝桢、李鸿章、陈士杰、陈宝箴、夏时、张之洞等公卿名流交往，但从未出仕任职，死后却由民国总统黎元洪派人携碑文来祭奠。他教授了杨度、杨庄、杨钧、夏寿田、齐白石、八指头陀、宋育仁、杨锐、刘光弟、廖平、胡元仪、易顺鼎、刘揆一、马宗霍等弟子，搅动了晚清民国的风云。
　　王闿运能得享盛名、周游列卿、生徒满门，虽与学问优长、行事张狂有关，但恐怕不能跟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截然分割开来，或者说与晚清湘军的崛起、湖湘文化的兴盛息息相关。可以说，王闿运是应运而生，为时势所造就，虽然不曾仕进，但却是晚清最成功的教书先生。
　　一、王闿运的生卒
　　王闿运生于清道光十二年壬辰（1832）十一月二十九日，卒于民国五年丙辰（1916）九月二十四日，享年八十五岁。虽然，我们通常说他是湘潭人，多以其祖、父之因罢了。其实他出生在善化学宫巷的宅子里，也就是今天的长沙市中心。据记载，王闿运的祖父王之骏是湘潭县学附生，父亲王士璠[fán]是例赠的文林郎，都葬在长沙南门外的林子冲。
　　王闿运出生的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按公历计算，已经是1833年1月19日了。
　　二、王闿运的功名
　　王闿运的学术道路很顺畅，但科考之路却是曲折的。据《清史稿》载，王闿运自幼好学，但是“质鲁”，资质平庸、愚钝，“日诵不能及百言”，却极其勤奋和自律，“发愤自责，勉强而行之”，早上学的背不出来就不吃饭，晚上背熟的弄不明白就不睡觉，所以到二十八岁的时候就能通晓《春秋》的微言大义，乃至“通诸经”，自此后就“潜心著述，尤肆力於文”。
　　王闿运虽然科举考试不大顺利，但还是比绝大多数人幸运，毕竟在咸丰七年（1857）考中了举人。后来他又两次参加会试，均未中。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又在晚年被清政府赐予“非进士不得入”的翰林院官职呢？这就不得不提及王闿运毕生的学问和事业。
　　三、王闿运的事业
　　说到王闿运的学问和事业，其自挽联“春秋表仅传，正有佳儿学诗礼;纵横志不就，空留高咏满江山”中已有精到的概括。王闿运一生当中，对经、史、百家没有不曾诵习的，而且“笺、注、抄、校”的任务每天都按规定完成，所以才能学富五车，著述等身。
　　从其著作看，王闿运平生最大和最持续的工作就是对儒家经典的注解，留下了《诗经补笺》《周官笺》《礼记笺》《春秋公羊传笺》《谷梁传笺》等经学著作十余种二百多卷。
　　王闿运注解经传的方法和目的是很明确，就是“寻其宏旨”，了解大意即可，不懂的地方也不勉强去解释，只要通经达用，实现“佐治道，存先典，明古训，雄文章”的意图就行。这正与“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不谋而合。而且，中国古代读书人向来有对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的追求，王闿运所处的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读书与事功更是密不可分。
　　在当时，读书人做学问、写文章就是为了成就一番事业。而太平军的兴起，则让王闿运在参加科举考试之外又多了一种选择。咸丰二年（1852），在太平军袭击长沙的时候，王闿运就在长沙城外帮忙研究抗敌之策，并且“究心兵法，有从军之志”，由于是家中独子，所以才没去参军打仗。此后，他还是不断与湘军将领交往，给曾国藩上书言事，持续到清军攻破南京。期间，他不仅学问有成，而且考中了举人，先后参预肃顺、曾国藩幕府，虽然胡林翼、彭玉麟等对其礼敬有加，但其自视甚高，给人出主意、提意见老是不被采纳，因此受到极大的挫折，于是在同治四年（1865）正式归隐，定居衡阳石门村，潜心研究经史，教授生徒。
　　出仕做官固然能改变世界，但著书立说同样可以教化天下。在从政之路上无法愉快玩耍的王闿运，终于“无复用世之志。唯出所学以教后进”，走上了最成功“先生”的道路。他先是隐居衡阳著述，后于1878年应丁宝桢之聘主持成都尊经书院八年，回湘后1887年又应郭嵩焘之请主持长沙思贤讲舍、受“雪帅”彭玉麟再三邀请于1891年入主衡阳船山书院，后又在1903年应夏时之请赴江西办学，前后五十年间门生遍布天下，多达数千人。
　　刚开始隐居衡阳的十年，王闿运只是读书、著书、教书，顺便接受陈士杰、彭玉麟等老朋友们的邀请，替他们的家乡修县志，偶尔也给李鸿章代笔、请郭嵩焘吃蟹、与张之洞议事。那时候，他在衡州讲学，从游的弟子众多。但十年后的1875年，一件“不得已而诺之”的事情，后来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那就是应曾国藩之子曾纪泽所请修《湘军志》。
　　对于修《湘军志》，他实在是碍于曾国藩的情面，无法拒绝。从1875年到1881年间，王闿运历时七年，搜集无数的官方文件、私人著作、奏稿、传记，再加上对相关当事人的亲自采访与一部分自己的亲身经历，终于完成了《湘军志》。
　　王闿运对自己撰写的这部史书是相当满意的。但没想到的是，当他携书版归湘时，却引发了曾国荃、郭嵩焘等一众湘军首领极大的愤怒。曾国荃将其贬为“谤书”，甚至要杀他以解恨。最后，迫于各方压力，王闿运只能“遣人送《湘军志》版及所刷书与郭嵩焘”，方得免祸，返回成都尊经书院。明明可以名利兼收的事情，王闿运在《湘军志》里到底写了什么，以致落到如此田地？
　　首先，《湘军志》中没有突出曾国藩的首领地位，特别是在《湖北篇》中，王闿运着重赞扬了湘军首领胡林翼的功劳，被郭嵩焘等人看作是将胡林翼的地位和曾国藩对等，自然更加不满。
　　其次，《湘军志》对湘军胜利的描写太少，反倒对“敌人”着墨过多，这是湘军将领们断然无法接受的。
　　再次，《湘军志》对湘军错误毫不隐瞒。书中不仅没有掩盖湘军所犯的错误，还详尽记述了一些湘军将领不想公之于众的事情，如湘军早期面对太平军时屡战屡败的狼狈状况、在一些战争胜利后的屠城与劫掠、曾國荃攻破南京后烧杀抢掠的丑行以及湘军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等。原本，身为湖南人的王闿运，被期望能在著书时“为袍泽隐”，可他却坚持史家的风骨与操守，秉笔直书，可算是把曾国荃、郭嵩焘等人得罪透了。
　　除了通经、撰史之外，王闿运还是诗文大家，以能诗、文著称。其文渊源子、史，典丽渊厚，卓然成家。其诗摹拟汉魏六朝，是晚清湖湘诗派的领袖。《清史稿》就说：“（其文）溯庄、列，探贾、董，其骈俪则揖颜、庾，诗歌则抗阮、左”。而且，王闿运也工于书法，但书名为其学名所掩。符铸曾云：“湘绮书，笔重墨凝，朴茂多姿，盖从北碑中出，虽为文章所掩，然极堪宝玩也”。王氏书法凝厚，无一笔苟且，也不轻有误字，直到晚年的应酬文字都不潦草，从中亦可见他为人、为学的严谨作风。这样一个在学问上无所不能的“先生”，怎会事业不成功？！也难怪清政府一“发通知”让地方举荐人才时，湖南巡抚立马就把他的情况给上报了，并且他迅速就获得了“翰林检讨”这种清望官职的封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