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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首都南京的陷落，中华民国的首都西迁至中国的西南城市——重庆，史称重庆国民政府。重庆国民政府坚持“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原则没有改变，对于后方的建设也没有掉以轻心，随着东中部地区的高校西迁，大量的人才涌入重庆城，在全国教育蒙受重大损失的大背景下，重庆国民政府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和方针，把重庆市的教育发展的如火如荼，重庆市的高校教育和中学教育、基础教育面貌也焕然一新，随之重庆的教育史也进入了新的篇章。
关键词：国民政府；重庆；教育
一、抗战前重庆市的学校教育基本情况
重庆近代化的教育出现时间较晚，就高等教育而言，重庆地区出现最早的具有大学意义的高校是在1906年创立的官立川东师范学堂（现重庆西南大学）。该学堂是清政府“新政”时期所立，虽然出现了高等院校，但就当时的教育资源而言，重庆依然是十分落后的，向西不如成都，往东不如武汉。故当时的四川省主席刘湘于1929年又通过“杀猪交钱”的方式筹资创建重庆大学，到1935年时改名为省立重庆大学。虽然做了很多地建设，可是就当时的教育背景而言重庆没有一所全国知名的大学。就中小学教育而言，清时期最早在重庆设立了“重庆府中学堂”。[1]清朝灭亡以后，南京国民政府也开始推行自己的中小学改革方针，中华民国在1912年（壬子）至1913年（癸丑）制定公布的学制后人称为“壬子癸丑学制”。当时重庆政府的各州县都按照四川省蜀军政府通令，将所有的清学堂改为民国学校。[2]但是对于当时一个人口只有30万的中型城市而言，重庆的教育依然是较为落后的，四川内部军阀的火拼使得政府的精力未较大地投入学校教育中，从而也引发了很多问题，总的来说有三个：首先是学校少，基础设施落后；其次是人才缺乏，高素养人才在当时鲜有入川的举动；最后是军阀内战，四川地区儿童入军极多，学生资源缺乏。所以就当时而言，重庆的教育自身比较落后，而迁入的学校又相对先进，所以为了权衡统筹发展，重庆国民政府在1937-1945年期间单单是对教育方面的立法就有560多件。[3]故当时的重庆政府是怀有任重而道远的态度对待教育问题的。
二、重庆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颁布了《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在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高校内迁”和“战区教育”。1937年12月，淞沪战役结束，南京丢失。中华民国政府正式迁往重庆。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认为：教育是发展经济和武力的总枢纽。[4]因此，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年财政预算除主要用于战争的军费外，对发展教育拨款最多。在对待重庆市教育问题上，1938年，重庆国民政府开始对高校进行选址和公费的帮助，对中学进行鼓励学龄人入学，把政府办学和私人办学结合起来。在对待基础教育问题上，重庆国民政府实行改良西方学制的——“多轨制”，推行“每一保必设一国民学校，每一镇必设一中心国民学校”的政策。[5]通过国民政府的帮助，东西部高校的内迁，高级人才的涌入，地方百姓的帮助，在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下，重庆市的教育出现空前的繁荣景象。
三、重庆国民政府时期重庆高校的发展
重庆高校的发展主要是得益于高校的内迁，抗日战争时期高校内迁主要是分为3个阶段，第一时期是1937年到1939年，主要是淞沪战役和武汉会战失败而西迁的高校为主，比如：国立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私立复旦大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国立药学专科学校等。除此之外，一部分具有行政色彩的高校也迁入重庆，例如：兵工学校、陆军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等。第二时期是1940年到1943年，这期间在中国租介里面的高校因为日本對英国和美国的开战，上海租介内的高校也开始变得岌岌可危，于是这期间又有很多高校迁入重庆，主要有中央国术馆体育专科学校、国立上海医学院、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私立沪江大学、国立交通大学、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院、私立东吴大学。第三个时期是1944年，同样是因为豫湘桂战役的失利，中南地区的高校也迁入重庆。一时之间，重庆高校林立，学府众多，高校数量是战前的20倍。
虽然重庆是抗战的大后方，但是由于湖北的丢失，日军飞机已经能够飞入重庆领空，因而，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对战时中华民国首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中心是重庆市渝中区，渝中区处于一个半岛上面，亦便于轰炸。故而幅员面积23.71k㎡的渝中区成为了重点轰炸对象，当时的国民政府考虑到学校的安全问题，将当时内迁的高校多安排在沙坪坝、夏坝、白沙坝。这三个地方除沙坪坝距离渝中区有13公里距离，夏坝和白沙坝距离重庆市渝中区都超过了40公里，因此基本上可以避开日军的轰炸。
重庆国民政府对高校师生的问题尤为关切，首先为了解决学生的学费问题，实行了公费制度，同时也号召当时的重庆市民对广大的学生进行一系列的捐助，包括经济捐助，食物捐助，衣物捐助等。同时在高校教师问题上，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当时规定教师的每月薪金最高为600元，最低为80元。[6]按此标准，助教的月薪收入在当时的国统区公教人员中也算中薪阶层，而教授就算市高薪阶层了。与此同时，重庆国民政府对当时的课程安排也进行了一定的补充，即加入了“战时课程”，主要包含军事理论知识传授和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也加入了“名流讲堂”，当时政坛上的陈立夫、周恩来。社会上的老舍、梁漱溟、郭沫若都时常到高校演讲，学校学术之风和民族觉醒之风混为一体，大大推动了重庆高校自由学术风气。在抗战结束，高校回迁后，重庆市的高校教育水平大幅度下降，但是因为原有的一些设备和人才留在重庆，又成立了新的学校，重庆市的大学教育还在继续发展，例如现重庆医科大学其前身就是国立上海医学院。
四、重庆国民政府时期中学教育的发展
大量的高校内迁必定需要众多的中学生去注入新鲜的血液，重庆国民政府为了增加重庆市中学生数量，一方面政府官办中学，例如重庆市中正中学（现重庆一中）。同时也鼓励高校和地方私人办学，例如重庆市重点清华中学，是由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委派傅任敢先生创办。重庆市重点中学兼善中学，是由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建立。重庆市重点中学育才中学是由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重庆市重点中学南开中学由当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依托南开大学实力在重庆创办。可以说现在重庆市市区内的众多重点高校都有抗战时期的影子，同时，外部迁入的学校也在充实重庆市区的中学教育，蜀都中学、建川中学都是由外地中学迁入后改名而来。[7]重庆的中学数量虽然增长很快，但是对于学生的要求却是极为严格的，重庆国民政府把中学的等级做了严格的划分一共分为7种：国立、省立、市立、县立、联立、单位立和私立。重庆国民政府市将中学招生的权利让给各个学校，特别优秀的学校在招生时又多颇为严格，唯有成绩出类拔萃者才可能被录取。录取后也并非就万事大吉，在学校有紧张的课程安排和严格的考试制度，由于是战争时期所以重庆国民政府又要求学校在原本的国语、外文、物理化、政史地的基础上加入军训课程，这些课程都极为重要，有一门不过就需要留级学习，如果有3门科目不过，那么就会被劝退。虽然十分严格，但是选拔人才的目的也基本达到了，同时教育出来的人都是爱国主义和知识丰富的复合人才。 五、重庆国民政府时期小学教育的发展
国民政府时期的小学教育发展就相对滞后了些，虽然重庆的小学也蓬勃发展，私立小学的数量越来越多，但是私立小学的财力物力都是比不上私立中学的。1938年，重庆国民政府就提出了对于小学教育在学制上实行“多轨制”的方针，但是到1941年才确立督导制度，国民政府在重庆市的每个区派一个驻督学，由此来推行国民的基础教育。对于市区的儿童鼓励其就近入学，学习基础课本文化知识。由于当时重庆时常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而且难民的涌入又带来了很多的难童，重庆国民政府对这些难童进行了文化教育和职业教育。文化教育方面，根据儿童受教育程度和智识高低，按照小学制度编组班次，统一实行国民教育。职业教育方面，凡年龄10岁以上者，根据其兴趣爱好，编入各生产部门，各生产部门有：印刷、装订、制鞋、园艺、牧畜、刺绣和纸工。[8]虽然国民政府也极为重视小学教育这一块，但是重庆市小学生的失学率依然很高，在1941年统计市，全市学龄儿童93505人，入学儿童仅26062人，约占学龄儿童的26.9%。[9]基本上可以说重庆国民政府在对儿童的教育问题上是相对失策的，虽然国民政府的基础教育政策让重庆市区的儿童文化水平得到提高，接受到了东部的教育思想，学校的课程多样化，儿童接触的人和事更加丰富，不過因为基础设施的落后，受益儿童也仅限于重庆市核心区内，所以其基础教育的普及很不成功。但是基于当时的特殊背景及国民政府的努力下得出这样的“成果”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不过国民政府的教育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2]重庆市教委汇编.重庆教育志[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
[3]李露.抗战时期的教育立法[J].集美大学学报，2012（02）.
[4]谢儒第.蒋介石的陪都岁月[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214.
[5]薛新力.抗战时期的重庆教育[J].渝州大学学报，1997（01）.
[6]隗瀛涛.近代重庆城市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707.
[7]重庆市江北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江北区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1994：53.
[8]王利霞.论抗战时期的重庆难童救助[J].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01）.
[9]万子霖.重庆市教育之发展[J].新重庆，1947（01）.
作者简介：邹懿臻（1992.1-），男，重庆人，湘潭大学。研究方向：中国史。
关键词：国民政府；重庆；教育
一、抗战前重庆市的学校教育基本情况
重庆近代化的教育出现时间较晚，就高等教育而言，重庆地区出现最早的具有大学意义的高校是在1906年创立的官立川东师范学堂（现重庆西南大学）。该学堂是清政府“新政”时期所立，虽然出现了高等院校，但就当时的教育资源而言，重庆依然是十分落后的，向西不如成都，往东不如武汉。故当时的四川省主席刘湘于1929年又通过“杀猪交钱”的方式筹资创建重庆大学，到1935年时改名为省立重庆大学。虽然做了很多地建设，可是就当时的教育背景而言重庆没有一所全国知名的大学。就中小学教育而言，清时期最早在重庆设立了“重庆府中学堂”。[1]清朝灭亡以后，南京国民政府也开始推行自己的中小学改革方针，中华民国在1912年（壬子）至1913年（癸丑）制定公布的学制后人称为“壬子癸丑学制”。当时重庆政府的各州县都按照四川省蜀军政府通令，将所有的清学堂改为民国学校。[2]但是对于当时一个人口只有30万的中型城市而言，重庆的教育依然是较为落后的，四川内部军阀的火拼使得政府的精力未较大地投入学校教育中，从而也引发了很多问题，总的来说有三个：首先是学校少，基础设施落后；其次是人才缺乏，高素养人才在当时鲜有入川的举动；最后是军阀内战，四川地区儿童入军极多，学生资源缺乏。所以就当时而言，重庆的教育自身比较落后，而迁入的学校又相对先进，所以为了权衡统筹发展，重庆国民政府在1937-1945年期间单单是对教育方面的立法就有560多件。[3]故当时的重庆政府是怀有任重而道远的态度对待教育问题的。
二、重庆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颁布了《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在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高校内迁”和“战区教育”。1937年12月，淞沪战役结束，南京丢失。中华民国政府正式迁往重庆。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认为：教育是发展经济和武力的总枢纽。[4]因此，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年财政预算除主要用于战争的军费外，对发展教育拨款最多。在对待重庆市教育问题上，1938年，重庆国民政府开始对高校进行选址和公费的帮助，对中学进行鼓励学龄人入学，把政府办学和私人办学结合起来。在对待基础教育问题上，重庆国民政府实行改良西方学制的——“多轨制”，推行“每一保必设一国民学校，每一镇必设一中心国民学校”的政策。[5]通过国民政府的帮助，东西部高校的内迁，高级人才的涌入，地方百姓的帮助，在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下，重庆市的教育出现空前的繁荣景象。
三、重庆国民政府时期重庆高校的发展
重庆高校的发展主要是得益于高校的内迁，抗日战争时期高校内迁主要是分为3个阶段，第一时期是1937年到1939年，主要是淞沪战役和武汉会战失败而西迁的高校为主，比如：国立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私立复旦大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国立药学专科学校等。除此之外，一部分具有行政色彩的高校也迁入重庆，例如：兵工学校、陆军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等。第二时期是1940年到1943年，这期间在中国租介里面的高校因为日本對英国和美国的开战，上海租介内的高校也开始变得岌岌可危，于是这期间又有很多高校迁入重庆，主要有中央国术馆体育专科学校、国立上海医学院、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私立沪江大学、国立交通大学、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院、私立东吴大学。第三个时期是1944年，同样是因为豫湘桂战役的失利，中南地区的高校也迁入重庆。一时之间，重庆高校林立，学府众多，高校数量是战前的20倍。
虽然重庆是抗战的大后方，但是由于湖北的丢失，日军飞机已经能够飞入重庆领空，因而，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对战时中华民国首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中心是重庆市渝中区，渝中区处于一个半岛上面，亦便于轰炸。故而幅员面积23.71k㎡的渝中区成为了重点轰炸对象，当时的国民政府考虑到学校的安全问题，将当时内迁的高校多安排在沙坪坝、夏坝、白沙坝。这三个地方除沙坪坝距离渝中区有13公里距离，夏坝和白沙坝距离重庆市渝中区都超过了40公里，因此基本上可以避开日军的轰炸。
重庆国民政府对高校师生的问题尤为关切，首先为了解决学生的学费问题，实行了公费制度，同时也号召当时的重庆市民对广大的学生进行一系列的捐助，包括经济捐助，食物捐助，衣物捐助等。同时在高校教师问题上，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当时规定教师的每月薪金最高为600元，最低为80元。[6]按此标准，助教的月薪收入在当时的国统区公教人员中也算中薪阶层，而教授就算市高薪阶层了。与此同时，重庆国民政府对当时的课程安排也进行了一定的补充，即加入了“战时课程”，主要包含军事理论知识传授和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也加入了“名流讲堂”，当时政坛上的陈立夫、周恩来。社会上的老舍、梁漱溟、郭沫若都时常到高校演讲，学校学术之风和民族觉醒之风混为一体，大大推动了重庆高校自由学术风气。在抗战结束，高校回迁后，重庆市的高校教育水平大幅度下降，但是因为原有的一些设备和人才留在重庆，又成立了新的学校，重庆市的大学教育还在继续发展，例如现重庆医科大学其前身就是国立上海医学院。
四、重庆国民政府时期中学教育的发展
大量的高校内迁必定需要众多的中学生去注入新鲜的血液，重庆国民政府为了增加重庆市中学生数量，一方面政府官办中学，例如重庆市中正中学（现重庆一中）。同时也鼓励高校和地方私人办学，例如重庆市重点清华中学，是由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委派傅任敢先生创办。重庆市重点中学兼善中学，是由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建立。重庆市重点中学育才中学是由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重庆市重点中学南开中学由当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依托南开大学实力在重庆创办。可以说现在重庆市市区内的众多重点高校都有抗战时期的影子，同时，外部迁入的学校也在充实重庆市区的中学教育，蜀都中学、建川中学都是由外地中学迁入后改名而来。[7]重庆的中学数量虽然增长很快，但是对于学生的要求却是极为严格的，重庆国民政府把中学的等级做了严格的划分一共分为7种：国立、省立、市立、县立、联立、单位立和私立。重庆国民政府市将中学招生的权利让给各个学校，特别优秀的学校在招生时又多颇为严格，唯有成绩出类拔萃者才可能被录取。录取后也并非就万事大吉，在学校有紧张的课程安排和严格的考试制度，由于是战争时期所以重庆国民政府又要求学校在原本的国语、外文、物理化、政史地的基础上加入军训课程，这些课程都极为重要，有一门不过就需要留级学习，如果有3门科目不过，那么就会被劝退。虽然十分严格，但是选拔人才的目的也基本达到了，同时教育出来的人都是爱国主义和知识丰富的复合人才。 五、重庆国民政府时期小学教育的发展
国民政府时期的小学教育发展就相对滞后了些，虽然重庆的小学也蓬勃发展，私立小学的数量越来越多，但是私立小学的财力物力都是比不上私立中学的。1938年，重庆国民政府就提出了对于小学教育在学制上实行“多轨制”的方针，但是到1941年才确立督导制度，国民政府在重庆市的每个区派一个驻督学，由此来推行国民的基础教育。对于市区的儿童鼓励其就近入学，学习基础课本文化知识。由于当时重庆时常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而且难民的涌入又带来了很多的难童，重庆国民政府对这些难童进行了文化教育和职业教育。文化教育方面，根据儿童受教育程度和智识高低，按照小学制度编组班次，统一实行国民教育。职业教育方面，凡年龄10岁以上者，根据其兴趣爱好，编入各生产部门，各生产部门有：印刷、装订、制鞋、园艺、牧畜、刺绣和纸工。[8]虽然国民政府也极为重视小学教育这一块，但是重庆市小学生的失学率依然很高，在1941年统计市，全市学龄儿童93505人，入学儿童仅26062人，约占学龄儿童的26.9%。[9]基本上可以说重庆国民政府在对儿童的教育问题上是相对失策的，虽然国民政府的基础教育政策让重庆市区的儿童文化水平得到提高，接受到了东部的教育思想，学校的课程多样化，儿童接触的人和事更加丰富，不過因为基础设施的落后，受益儿童也仅限于重庆市核心区内，所以其基础教育的普及很不成功。但是基于当时的特殊背景及国民政府的努力下得出这样的“成果”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不过国民政府的教育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2]重庆市教委汇编.重庆教育志[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
[3]李露.抗战时期的教育立法[J].集美大学学报，2012（02）.
[4]谢儒第.蒋介石的陪都岁月[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214.
[5]薛新力.抗战时期的重庆教育[J].渝州大学学报，1997（01）.
[6]隗瀛涛.近代重庆城市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707.
[7]重庆市江北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江北区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1994：53.
[8]王利霞.论抗战时期的重庆难童救助[J].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01）.
[9]万子霖.重庆市教育之发展[J].新重庆，1947（01）.
作者简介：邹懿臻（1992.1-），男，重庆人，湘潭大学。研究方向：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