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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宿迁到昆明，仇和一路走来，而新闻媒体中的仇和、市民话语中的仇和与真实的仇和等不同影像，在这个过程中相互交织与叠加。自从就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用一种“旋风式”的执政方式搅动起这座“软绵绵”的西南城市。
面对发展环境的深刻改变，仇和是如何谋划昆明发展的?他对自己的执行理念与工作风格又是如何评述的?仇和将会如何顺势而为?他的所思所想分别是什么?围绕这些不同层面的焦点话题，本刊记者与仇和面对面，进行了一次独家专访，为读者呈现一位地方主政者的深度思考。
昆明是在集成创新
《决策》：长期以来，很多人都在关注着您，尤其是新闻媒体对您的报道特别多。从宿迁到昆明，时间段不同了，外部环境也改变了，您又是如何思考改革的?
仇和：我们国家的改革空间很大，就看你能不能在这个空间里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子。大环境昆明改变不了，但可以营造小环境，进行自主探索。但是政策见效的周期长于干部的任期，在目前的体制下，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冒这个风险突破常规，更多的是在“排队”等精神、等指示。我们搞的全国公选就是在打破常规，因为按照正常情况的时间进度一步不落，—个人大学毕业从主任科员开始干到正部长，要到73岁。
另一方面就是目前的干部制度，每个人都想干大事、干成事、干好事，但是十件事中成功一件都很不容易，一旦考核下来，一件事不好决定一个人其他的所有事，结果是少干事宁愿不干事也要保证求稳不出事。
《决策》：这些因素对每个地方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具体到昆明来说，您作为主要领导者与决策者，应如何推进改革与发展?
仇和：具体到昆明来说，市级在中国的位置，上有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下有县区、乡镇，市级是五级政府的中间层次，只要找到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结合点、宏观与微观的结合点、广度与深度的结合点、全局与局部的结合点，我们改革开放的空间就大了。但相对于直辖市来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直辖市是一个高度集中的经济体。我认为省再小也是国家的缩小，直辖市再大也是市县的放大。
带动一个区域的发展要靠城市带动，所以昆明为什么先抓交通建设?交通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是关键性的。对于城市来说，交通就好比是企业的自动化生产线，一条自动化生产线的速度是3米、4米还是5米，对一个企业的产能影响是根本性的。同样的道理，一座城市的交通运行速度是40公里，小时，还是30公里，小时或者是20公里，小时，其所发挥的的效率、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昆明城市建设上，二环路一通，地铁才开始建设，这样就有了城市主动权，否则昆明就将会变成“死城”。
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那么，城市如何让生活更有效率、更有效益、更有效果?城市应该是配置资源效率最高、效果最好、效益最明显的地方，我们国家的城市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在追求如何提高速度，结果却是交通瓶颈让大都市变成了“大堵市”。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40％多，就已经堵车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主要是因为都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才是城市的第一基础，什么是第二、第三基础。
我认为城市发展中的交通对接非常关键，有大交通就有大交流，就会变成大流通，才会有大物流，有大物流就会有大商务，有大商务才能带来大发展。
总的来说，昆明很多方面是在学习借鉴其他地方的好做法，是集成创新，就像“汽车组装总厂”一样，最后做出来的是一件成品。
《决策》：您长期主政地方，昆明更是面临诸如滇池治理等重大问题。目前阶段，转变发展方式是各级各地党委政府一致关注的核心问题，您是如何思考的?
仇和：说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按照传统的考核指标，东部最，陕，中部第二，我们西部第三；如果把指标调整180度，西部就领先在最前面，东部在最后。我在东部的江苏工作过，现在又在西部工作，我认为如果严格按照资源的真实价格来汁算，东部就不是现在的经济表现了，东部很多省都是在一种低价格下的资源支撑来发展的，还有劳动力资源成本低来支持东部的经济。
中国为什么经济总量上得很快，但是经济竞争力提升得不快?因为一是没有鼓励自主创新；二是中国目前是基础性资源在国土上流动性最高的国家，而虚拟性资源流动是最低的。经济资源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基础性资源，二是发展性资源。100亿元的基础性资源的转移成本是等量发展性资源转移成本的几万倍甚至上亿倍。道理很简单，举例来说，100亿元的煤炭或石油的运输成本，是100亿元的人才、知识产权、专利转移成本的上亿倍，知识是虚拟的，转移甚至不需要成本。
把中西部的资源一刻不停的转移到东部去，面临着五大问题：土地、交通、能耗、环保、安全生产。中国目前是在用消耗石油的汽车去运输煤炭。欧盟与美国法律明确禁止用汽车运输矿石、煤炭，只能用水路，没有水路的情况下用铁路；二是用法律强制规定运输的距离，超出距离的不能去。中国现阶段的这种运输模式是浪费了全社会的资源。
总的来说，发展的主要内容就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这五大建设再加上党的建设，但是有几个地方是在真正抓生态文明建设的?都是在抓经济建设，这些是好量化好考核好观摩的。各个地方干的都是容易的、好表扬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求是地讲，我们没有经历过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洗礼，很多人还缺乏驾驭市场经济和国内、国际复杂局面的能力。英国经历了200多年，美国经历了130多年，中国才仅仅30年，在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上，讲效率兼顾公平，但是谁来讲效率?谁来做“蛋糕”?
体制是沙坑、机制是裁判员、制度是横杠
《决策》：任何改革都是利益格局的调整，总能引发争论。不管是宿迁还是昆明，争论一直如影随形，对此，您是怎么看的?这其中，是不是还隐合什么样的深层次问题?
仇和：在做任何事时，都会遇到阴暗面的放大效应，一项决策如果有99％的人赞成，1％的人不赞成，这1％的人什么手段方法都会使出来，上访、群访、自焚等搞各种极端，往往就会把1％放大到95％。
现在中国管理中最薄弱的就是社会管理和体制创新。打个比喻，体制是沙坑，是有弹性的，机制是裁判员，制度是横杆。这个横杆很重要，只有横杆的移动才能显示运动员跳过的是一米八还是一米八五，也只有这个横杆才能促使运动员不断的向上跳得更高，从一米八到一米八一到一米八五甚至是一米九五，所以说制度要不断的创新，要与时俱进，要解放思想。
《决策》：您用一个生动的比喻，阐释了制度的重要性，为什么格外强调制度的作用?
仇和：举例来说，“两型社会”提出已经好几年了，但是法制没有跟上去，制度规范没有跟上去，往往停在喊口号上。所 以说，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包括文化都要进行制度创新，制度比人强，制度比技术强。
我觉得导致东西部地区差距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还是制度上的差距。概括来说，区域竞争的本质是打“四差”：一是时间差——改革，二是空间差——开放，三是信息差——创新，四是制度差一治理。而制度创新最重要、最根本。
《决策》：说到制度建设，自然会联系到民主建设的问题，您在主政地方的过程中，进行了多个方面的探索，您是如何看待这些基层政治改革行为的?
仇和：我们搞任前公示是探索知情权、公推公选是探索参与权、公推直选是探索选举权、全民公示是探索监督权。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民主经济，股份制就是民主，每一个股民都有一份权利。民主建设也要一步一步进行，先从经济开始，然后才是政治、社会等领域的改革。
现在为什么上学贵、看病贵这么明显，就是因为社会领域的改革太慢了。我们国家有两个问题尤为突出，一个是资源总量太小，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二是优质资源占比太低，不能满足多数人的需要。所以说，就要通过改革发展把资源总量做大，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把优质资源占比提高，满足多层次人的需求。实质上就是如何把市场无形之手与政府有形之手进行两手“掌心对握”。
民主的一个核心内容是知情权，要用民意来倒逼民主。如果老百姓连知道都不知道，还怎么来当家作主?昆明为什么要公布领导电话号码?就是因为现在的主人都找不到公仆了，主人不能打电话给公仆，出问题了嘛。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公民转性
《决策》：从宿迁到昆明，作为地方的主要领导者，您是如何思考发展的?或者说，一个区域和一个城市发展的本义应该是什么?
仇和：物质层面好改变，人的层面很难；改变城乡面貌很容易，改变人的精神面貌很难，但是不改变人的精神面貌，即便是改变了城乡面貌和经济结构，也不具有可持续性。改革开放已经走过的30年是体制转轨、机制转换，接下来的30年将是社会转型、公民转性。如果没有社会转型和公民转性，就巩固不了体制转轨和机制转换的成果。
经济发展不是单纯追求GDP，是要体现在人的发展上。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发展什么、提高什么?发展的核心是人，而不是物。任何一个人到一个地方去，都会在三五年内实现城乡面貌巨大改变，实现物质上的增长，但是，最终的发展成果还是要看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能不能适应甚至是引领生产方式。目前的状况是生活方式滞后于生产方式，思维方式落后于生活方式，各个地方都是在抓生产方式的改变，但是不关心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改变。所以说，昆明的问题不是发展瓶颈的问题，而是思维瓶颈的问题。
《决策》：如何理解“公民转性”?
仇和：刚才讲了前30年是抓体制转轨和机制转换，现在开始就要抓社会转型、公民转陛。什么是公民转性?我的理解是要把与农耕社会相适应的道德人、感性人、封闭人，转变成与开放社会相适应的开明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竞争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现代人、与未来社会相适应的文明人。
《决策》：应该如何在经济发展、城市物质进步的过程中实现人的改变?
仇和：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要通过市场运作、产业发展的手段来实现。和谐的发展我认为是行政资源与市场资源进行“掌心对握”，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进行“掌心对握”。真正的以人为本，就是要实现以人为目标、以人为目的的发展，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和人的发展质量，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经济生活的受益人、民主政治的参与人、先进文化的分享人、和谐社会的新主人。要实现这“四种人”，就要围绕老百姓建没“五种能力”：第一是生存能力、第二是就业能力、第三是创业能力、第四是创新能力、第五是竞争能力。政府抓经济工作就是要抓人力资源的转化，中国是人口大国，昆明是人口大市，要把人口转化成人力，人力转化成人才，人才转化成资本，资本转化成财富。
人才集聚是发展的关键要素。看一个地方发达还是不发达，就看人口的结构，第一是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二是创业人口占就业人口的比例，三是全部人才占总人口的比例。发展区域经济、城市经济的方法手段就是运作资源、运作产业、运作资本、运作知识产权、运作人才。美国为什么趾高气扬?因为走在高端，美国只要运作人才就够了，我们还是在运作资源、运作产业，所以两者之间的差距很明显。
面对发展环境的深刻改变，仇和是如何谋划昆明发展的?他对自己的执行理念与工作风格又是如何评述的?仇和将会如何顺势而为?他的所思所想分别是什么?围绕这些不同层面的焦点话题，本刊记者与仇和面对面，进行了一次独家专访，为读者呈现一位地方主政者的深度思考。
昆明是在集成创新
《决策》：长期以来，很多人都在关注着您，尤其是新闻媒体对您的报道特别多。从宿迁到昆明，时间段不同了，外部环境也改变了，您又是如何思考改革的?
仇和：我们国家的改革空间很大，就看你能不能在这个空间里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子。大环境昆明改变不了，但可以营造小环境，进行自主探索。但是政策见效的周期长于干部的任期，在目前的体制下，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冒这个风险突破常规，更多的是在“排队”等精神、等指示。我们搞的全国公选就是在打破常规，因为按照正常情况的时间进度一步不落，—个人大学毕业从主任科员开始干到正部长，要到73岁。
另一方面就是目前的干部制度，每个人都想干大事、干成事、干好事，但是十件事中成功一件都很不容易，一旦考核下来，一件事不好决定一个人其他的所有事，结果是少干事宁愿不干事也要保证求稳不出事。
《决策》：这些因素对每个地方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具体到昆明来说，您作为主要领导者与决策者，应如何推进改革与发展?
仇和：具体到昆明来说，市级在中国的位置，上有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下有县区、乡镇，市级是五级政府的中间层次，只要找到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结合点、宏观与微观的结合点、广度与深度的结合点、全局与局部的结合点，我们改革开放的空间就大了。但相对于直辖市来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直辖市是一个高度集中的经济体。我认为省再小也是国家的缩小，直辖市再大也是市县的放大。
带动一个区域的发展要靠城市带动，所以昆明为什么先抓交通建设?交通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是关键性的。对于城市来说，交通就好比是企业的自动化生产线，一条自动化生产线的速度是3米、4米还是5米，对一个企业的产能影响是根本性的。同样的道理，一座城市的交通运行速度是40公里，小时，还是30公里，小时或者是20公里，小时，其所发挥的的效率、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昆明城市建设上，二环路一通，地铁才开始建设，这样就有了城市主动权，否则昆明就将会变成“死城”。
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那么，城市如何让生活更有效率、更有效益、更有效果?城市应该是配置资源效率最高、效果最好、效益最明显的地方，我们国家的城市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在追求如何提高速度，结果却是交通瓶颈让大都市变成了“大堵市”。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40％多，就已经堵车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主要是因为都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才是城市的第一基础，什么是第二、第三基础。
我认为城市发展中的交通对接非常关键，有大交通就有大交流，就会变成大流通，才会有大物流，有大物流就会有大商务，有大商务才能带来大发展。
总的来说，昆明很多方面是在学习借鉴其他地方的好做法，是集成创新，就像“汽车组装总厂”一样，最后做出来的是一件成品。
《决策》：您长期主政地方，昆明更是面临诸如滇池治理等重大问题。目前阶段，转变发展方式是各级各地党委政府一致关注的核心问题，您是如何思考的?
仇和：说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按照传统的考核指标，东部最，陕，中部第二，我们西部第三；如果把指标调整180度，西部就领先在最前面，东部在最后。我在东部的江苏工作过，现在又在西部工作，我认为如果严格按照资源的真实价格来汁算，东部就不是现在的经济表现了，东部很多省都是在一种低价格下的资源支撑来发展的，还有劳动力资源成本低来支持东部的经济。
中国为什么经济总量上得很快，但是经济竞争力提升得不快?因为一是没有鼓励自主创新；二是中国目前是基础性资源在国土上流动性最高的国家，而虚拟性资源流动是最低的。经济资源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基础性资源，二是发展性资源。100亿元的基础性资源的转移成本是等量发展性资源转移成本的几万倍甚至上亿倍。道理很简单，举例来说，100亿元的煤炭或石油的运输成本，是100亿元的人才、知识产权、专利转移成本的上亿倍，知识是虚拟的，转移甚至不需要成本。
把中西部的资源一刻不停的转移到东部去，面临着五大问题：土地、交通、能耗、环保、安全生产。中国目前是在用消耗石油的汽车去运输煤炭。欧盟与美国法律明确禁止用汽车运输矿石、煤炭，只能用水路，没有水路的情况下用铁路；二是用法律强制规定运输的距离，超出距离的不能去。中国现阶段的这种运输模式是浪费了全社会的资源。
总的来说，发展的主要内容就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这五大建设再加上党的建设，但是有几个地方是在真正抓生态文明建设的?都是在抓经济建设，这些是好量化好考核好观摩的。各个地方干的都是容易的、好表扬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求是地讲，我们没有经历过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洗礼，很多人还缺乏驾驭市场经济和国内、国际复杂局面的能力。英国经历了200多年，美国经历了130多年，中国才仅仅30年，在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上，讲效率兼顾公平，但是谁来讲效率?谁来做“蛋糕”?
体制是沙坑、机制是裁判员、制度是横杠
《决策》：任何改革都是利益格局的调整，总能引发争论。不管是宿迁还是昆明，争论一直如影随形，对此，您是怎么看的?这其中，是不是还隐合什么样的深层次问题?
仇和：在做任何事时，都会遇到阴暗面的放大效应，一项决策如果有99％的人赞成，1％的人不赞成，这1％的人什么手段方法都会使出来，上访、群访、自焚等搞各种极端，往往就会把1％放大到95％。
现在中国管理中最薄弱的就是社会管理和体制创新。打个比喻，体制是沙坑，是有弹性的，机制是裁判员，制度是横杆。这个横杆很重要，只有横杆的移动才能显示运动员跳过的是一米八还是一米八五，也只有这个横杆才能促使运动员不断的向上跳得更高，从一米八到一米八一到一米八五甚至是一米九五，所以说制度要不断的创新，要与时俱进，要解放思想。
《决策》：您用一个生动的比喻，阐释了制度的重要性，为什么格外强调制度的作用?
仇和：举例来说，“两型社会”提出已经好几年了，但是法制没有跟上去，制度规范没有跟上去，往往停在喊口号上。所 以说，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包括文化都要进行制度创新，制度比人强，制度比技术强。
我觉得导致东西部地区差距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还是制度上的差距。概括来说，区域竞争的本质是打“四差”：一是时间差——改革，二是空间差——开放，三是信息差——创新，四是制度差一治理。而制度创新最重要、最根本。
《决策》：说到制度建设，自然会联系到民主建设的问题，您在主政地方的过程中，进行了多个方面的探索，您是如何看待这些基层政治改革行为的?
仇和：我们搞任前公示是探索知情权、公推公选是探索参与权、公推直选是探索选举权、全民公示是探索监督权。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民主经济，股份制就是民主，每一个股民都有一份权利。民主建设也要一步一步进行，先从经济开始，然后才是政治、社会等领域的改革。
现在为什么上学贵、看病贵这么明显，就是因为社会领域的改革太慢了。我们国家有两个问题尤为突出，一个是资源总量太小，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二是优质资源占比太低，不能满足多数人的需要。所以说，就要通过改革发展把资源总量做大，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把优质资源占比提高，满足多层次人的需求。实质上就是如何把市场无形之手与政府有形之手进行两手“掌心对握”。
民主的一个核心内容是知情权，要用民意来倒逼民主。如果老百姓连知道都不知道，还怎么来当家作主?昆明为什么要公布领导电话号码?就是因为现在的主人都找不到公仆了，主人不能打电话给公仆，出问题了嘛。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公民转性
《决策》：从宿迁到昆明，作为地方的主要领导者，您是如何思考发展的?或者说，一个区域和一个城市发展的本义应该是什么?
仇和：物质层面好改变，人的层面很难；改变城乡面貌很容易，改变人的精神面貌很难，但是不改变人的精神面貌，即便是改变了城乡面貌和经济结构，也不具有可持续性。改革开放已经走过的30年是体制转轨、机制转换，接下来的30年将是社会转型、公民转性。如果没有社会转型和公民转性，就巩固不了体制转轨和机制转换的成果。
经济发展不是单纯追求GDP，是要体现在人的发展上。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发展什么、提高什么?发展的核心是人，而不是物。任何一个人到一个地方去，都会在三五年内实现城乡面貌巨大改变，实现物质上的增长，但是，最终的发展成果还是要看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能不能适应甚至是引领生产方式。目前的状况是生活方式滞后于生产方式，思维方式落后于生活方式，各个地方都是在抓生产方式的改变，但是不关心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改变。所以说，昆明的问题不是发展瓶颈的问题，而是思维瓶颈的问题。
《决策》：如何理解“公民转性”?
仇和：刚才讲了前30年是抓体制转轨和机制转换，现在开始就要抓社会转型、公民转陛。什么是公民转性?我的理解是要把与农耕社会相适应的道德人、感性人、封闭人，转变成与开放社会相适应的开明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竞争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现代人、与未来社会相适应的文明人。
《决策》：应该如何在经济发展、城市物质进步的过程中实现人的改变?
仇和：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要通过市场运作、产业发展的手段来实现。和谐的发展我认为是行政资源与市场资源进行“掌心对握”，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进行“掌心对握”。真正的以人为本，就是要实现以人为目标、以人为目的的发展，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和人的发展质量，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经济生活的受益人、民主政治的参与人、先进文化的分享人、和谐社会的新主人。要实现这“四种人”，就要围绕老百姓建没“五种能力”：第一是生存能力、第二是就业能力、第三是创业能力、第四是创新能力、第五是竞争能力。政府抓经济工作就是要抓人力资源的转化，中国是人口大国，昆明是人口大市，要把人口转化成人力，人力转化成人才，人才转化成资本，资本转化成财富。
人才集聚是发展的关键要素。看一个地方发达还是不发达，就看人口的结构，第一是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二是创业人口占就业人口的比例，三是全部人才占总人口的比例。发展区域经济、城市经济的方法手段就是运作资源、运作产业、运作资本、运作知识产权、运作人才。美国为什么趾高气扬?因为走在高端，美国只要运作人才就够了，我们还是在运作资源、运作产业，所以两者之间的差距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