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么“盖棺论定”刘师培？这个年仅三十六岁就夭亡的文化天才不仅留下七十四种著述，更因其脑筋急转弯般的政治变节而为当时与后世诟病：从弱冠之年算起，由热心科举的试子到提倡“光复”的志士，再到出卖革命友朋的清廷密探，乃至跻身拥戴袁世凯恢复帝制的筹安会六君子，“晚岁”职掌北大教习则领衔《国故》月刊对抗新文化运动……真真“翻脸如翻书”。无怪乎冯自由会拟之为“扬雄华歆之流亚”，难怪通达爱才如蔡元培虽深许其“勤敏可惊”也要抱憾其没有委身学术。仪征才子似乎有着对“背叛”行为本身的痴迷？比背叛行为本身更加不能被原谅的，甚至还有对背叛自我不肯自我承载，“外恨党人，内惧艳妻”的说辞或许可以算作时人爱才的有意护短，但1907年刘师培自家“输诚”的《致端方书》中解说自己误入“排满”歧途，也是一股脑把“诱胁”行为归因在蔡元培、黄兴等人账下。好一个被教唆犯罪的清纯少年。
　　刘师培出身文化世家，其家三世传经，申叔堪称集其大成，所谓“家传朴学，奕世载德，蕴蓄既富，思力又敏”。清学殿军章太炎（枚叔）不是容易服人的人，但对于刘氏经学一直称赏有加，“海内二叔”交谊洵为佳话。学问好外还有文章好，能把劝进陈情的《君政复古论》都写得铿锵有力、字润腔圆的刘师培，在《清儒得失论》、《南北文学不同论》、《中古文学史》中溢彩流光的不仅是眼光识力，更有词采华茂。
　　刘师培也正经写过白话文章，主要集中在他投身反清革命的时期。作为《中国白话报》的写手，发表在该刊的系列文章以1904年第八期《论激烈的好处》最为学者关注。但第六期、第七期经学天才两篇“白话明儒”也相当有趣，这就是署名“光汉”的《黄黎州先生的学说》与《王船山先生的学说》。两文前者其实是针对黄宗羲名著《明夷待访录》的白话演说，将《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方镇》、《阉宦》诸篇用白话“一层一层的演说出来”，“这书上说的话，句句是说自由平等的，但是这书说自由平等，都是实在有道理的，共现在新党说两句自由平等空话，却是大大不同”，不能说作者此语单纯是在“厚古薄今”，学术自有渊源的刘师培不满“空话”的论断自有其意旨。有意思的是，年华未及双十的小经师即使写作这样通俗的白话文字，也要动辄上法三代、于秦汉以前寻求救国攘夷之道，亦算特点非常鲜明。
　　刘师培白话版本的梨洲学说虽然主要立意也不脱以民权对抗君权的大要，但“此前的人，不晓得这部书的好处”，只有到了现在，在西学的引导之下黄宗羲才被重新发现：“外国的人都是个个谋民权的，所行的法子，也是共黄先生说的差不多。”小经师的与时俱进乃至急功近利，其实已显端倪。在他这一期间另一白话文章《中国排外大英雄郑成功传》（《白话报》1904年第二十期）中，刘赋予郑成功种种近代化特征，例如开设学校、台湾自治、联络友邦……似乎郑一身作为就可以解决晚清遭遇的所有问题，实行泰西各国的政治，进而建设海外新中国。
　　记忆中的刘师培倡论晚明学术，多是那个下笔行云、以为“顾、黄、王、颜，修身践行，词无迂远，民生利病，了若指掌，求道德之统纪，识治乱之条贯”、“以济世之弘才，抱艰贞之大节，而说经稽古亦深，兼具儒材节义”，但这个热衷于白话启蒙的不乏好奇矜异的“光汉子”也不应该被忘记——算起来那时节他十足是个孩子（刘生于1884年），甚至他开始“政治失足”的时候也只有二十三岁，他没有长到“不惑之年”就死了。
　　“千枝灯帽白如霜，郎照归朝妾倚廊。叫起守关银甲队，令人夫婿有辉光”，刘成禺诗中所言，是刘师培担任袁政府参议时日暮归家的体面场面，这位“凭栏逆之”的女子就是被称为“通文翰而淫悍”却又艳名甚噪的刘太太何震。如果刘成禺的诗行不是谑虐而是纪实的话，看来这位号“志剑”、曾在日本主持过《天义报》的新女性的确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有些虚荣？做她的丈夫如果不讲究一点利势嗜欲而仅仅“皓首穷经”，也许真的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