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卷（原版12卷）的“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丛书，我首先阅读的是最后一卷《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这本书讲述的清末和中华民国，正是我关注和研究的范围。读后颇为失望，远的来说，不如1934年陈恭禄先生的《中国近代史》、1938年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大纲》（尽管这两本书都对国民党的党化有过高评价，但对中外关系有精到阐述）;近的来说，不如80年代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尽管语言稍显陈旧，却旧瓶装出新酒）。至于这二三十年中国近代史学界的研究，在这本书中几乎全无展现。整本书的参考文献全是日文著作，其中寥寥无几的被译为日文的中文著作，是黄仁宇先生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金冲及先生主编的《毛泽东传》、《周恩来传》等。对于前者，杨天石先生曾指出：黄仁宇没有读过任何蒋介石日记的手稿本、仿抄本或类抄本，只是根据《蒋总统秘录》和《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撰写了该书。
　　这本书的腰封上写着“南来之风挽救了濒死的中国”，“南来之风”是作者菊池秀明先生用来解读这段历史的关键词。序章“南来之风——来自边地的复兴中华的尝试”，认为“近代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南方开始复兴之路的时代”。作者所理解的“南方”似乎不限于中国通常所说的“华南”，也包括“华中”，比如曾国藩和毛泽东所在的湖南。第116页至第117页之间的彩色插页称，洪秀全、曾国藩、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虽然政治立场激烈对立，但都以南方边地为起点寻求振兴中国，是“拉开中华复兴之幕的男人们”。
　　“南来之风”是近代中国的重要现象，但以此作为理解整个近代中国的视角，显得过于单薄。如果使用这种地域视角，同样可以写出一部“西北之风”或“东北之风”如何影响近代中国的著作。近代中国诸多关键人物来自南方，但具有决定性的苏联因素却来自北方以北。全书最后一章“边境的街道和人们”，通过罗列发生在香港、台湾和上海的一些史实说明边地的重要性，最后认为这些城市的人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靠自己的双手改变命运，铁骨铮铮，不屈服于权力和体制。他们还拥有不忘记与弱者同呼吸的勇气。”这种对边境城市的解读是无效的，反抗权力、同情弱者，更接近于知识精英的职业道德，与城市没有太密切的关系。
　　作者菊池秀明以研究太平天国而见长，或许出于这个原因，全书第一章即是太平天国，有50页的篇幅，其中用2页的篇幅将第二次鸦片战争一笔带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完全没有涉及，而是出现在讲述明清时代的上一卷《海与帝国》。近代中国的起源，通常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源头，有时也会追溯到1792年的马戛尔尼访华。把太平天国作为“清末”的开端，这种分期非常少见。作者有创立历史分期的权利，从当时的影响而言，第一次鸦片战争对清朝朝野并无太大触动，把太平天国视为“清末”的起点，可以成立。但问题在于，作者对太平天国虽是专业研究，研究的结果却是那些耳熟能详的结论，比如太平天国“对经历鸦片战争却仍然顽固的清王朝予以沉重打击”，“揭开了其后中国抵抗列强入侵的序幕”，这种观点今天的初中乃至小学学生可能都倒背如流。用2页篇幅回顾第二次鸦片战争，也过于草率了一些。
　　作者很少参考中文文献，但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理解，与中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讲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仅说英国用“亚罗号”事件为借口企图用军事压力来大幅度修改条约，没有讲述为什么“修约”、“修约”的过程以及清朝皇帝对“修约”的态度。作者称欧洲各国“未能按照近代条约体系的常识，向北京派设常驻公使”，仅从这句话来看，没有派设公使似乎是欧洲各国的责任。但是当初“修约”，其中一个重要分歧就是各国希望派驻公使，而清朝坚决反对。讲到戊戌变法，作者依然采取了变法派和保守派的二分法，可是已有的历史研究已经证明把光绪（帝党）称为变法派，把慈禧（后党）称为保守派是难以成立的。在甲午海战之后，变法已经成为朝野共识，慈禧对光绪的不满主要是后者过于激进的行动对她的权力构成了威胁。
　　这本书的难得之处是作者认识到“独裁的诱惑”不仅吞噬了袁世凯，也吞噬了革命派组织，认识到国民党根据自己的“正确”重新讲述历史。遗憾的是，作者对《临时约法》、宋教仁案、“二十一条”等事件的认知，依然沿袭了国民党一系的旧说。限于篇幅，这里不去一一辨析。以《临时约法》为例，作者认为这是“辛亥革命的伟大成果”，可是从宪制的角度来看，《临时约法》赋予国会太多权力，为后来的民初乱象埋下地雷。
　　这本书不仅在观点上与历史教科书常有雷同，在语言上也有神似之处，整本书让人有“旧瓶装旧酒”之感。作者称“接到起义消息的清政府意识到了拜上帝会是一种与天地会完全不同的革命团体”，这不可能是清政府的意识，只是作者的意识。清政府既不会把太平天国视为“起义”，也不会把拜上帝会视为“革命团体”。作者根据太平天国的军纪和李秀成、杨秀清的言行，认为太平军“实现了领先于时代的高度的道德标准”，但是从历史研究的规范来说，不能仅从某一方的叙述进行判断。讲到章炳麟，作者贴上了“反孙文派的急先锋”的标签，至于章炳麟为什么反对孙文，却没有详细解释。讲到三湾，作者用不少篇幅讲述毛泽东怎么给士兵讲故事以鼓舞士气，却只字未提三湾改编如何确立党与军队的关系。讲到西安事变时周恩来和蒋介石的见面，作者将两人的对话场景生动地呈现出来，但资料来自何处，作者没有标明。这段对话与叶永烈在《西安斗智》中的描述如出一辙，叶永烈的著作《西安斗智》刊发于《人民文学》而非历史专业研究杂志上。
　　在很多细节上，不知是作者、译者还是校对、编辑的问题，有存疑之处。第17页把洪仁玕称为洪秀全的“表兄”，但是第44页、第331页称为“族弟”，后者较为接近事实。第39页称英国厌恶清朝的“中华思想”（即把中国视为世界中心，把周边诸国作为属国），把“中华思想”称为“天朝思想”，更为准确。第126页称孙中山“在香港的西医书院成为第一位取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这是把医生（“Dr.”）误认为博士。第186页称陈独秀是北大“文学部长”，此前未曾听说，常见说法是“文科学长”。第194页称《狂人日记》的主人公是“俺”，强行把“狂人”从南方人改籍为北方人，搜寻《狂人日记》全文，只有“我”，没有“俺”。第209页称苏维埃政府发布加拉罕宣言“宣布无条件返还沙俄帝国从中国获取的权益”，但没有说明苏俄非但没有履行这一宣言，还在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上对中国利益造成巨大伤害。第211页出现非常陌生的“黑汗宣言”，不知是不是“加拉罕宣言”的另一种说法。
　　虽然对《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有以上诸多批评，但是这种批评不应连坐到“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丛书。这套书是2014年最为重要的历史类出版物之一，由10位作者分别撰写，其中一本不能代表整套丛书的水准。在中国历史里，近代部分是最难撰写的部分。大约四五年前，九州出版社引进台湾学者傅乐成先生主编的7卷本《中国通史》，段昌国先生撰写的近代史部分同样让人失望。
　　《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对近代中国的日本因素着力颇多，呈现了很多常被忽略的历史图景。对于孙文与日本的关系，作者有着比较充分的论述，比如指出在袁世凯与日本就“二十一条”（最终签署的应称为“中日民四条约”，这点作者似乎没有区别）进行交涉的时候，孙中山向日本外务省提交了《中日盟约》，与“二十一条”非常相似。“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丛书有一卷“中日关系史”，可惜未能译成中文，否则将更为丰富。
　　比《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更糟的近代史读物比比皆是，但对于这么重要的一套历史读物，读者有着很高的期望值，评判标准也会随之更加严格。更何况，这些年近代史研究领域已经发表了很多可供参考的研究成果，对这些研究成果的忽略是不可理解的。对于出版方的艰难努力，我始终抱有敬意，不会因为对《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的批评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