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昱是清末学者、名士、藏书大家。身为天潢贵胄的宗室，他聪颖夙成，英华早露，光绪三年（1877）高中进士，由翰林官至国子监祭酒，以风雅不羁、惜士擢才为士林推重，英才髦俊慕名多往其家，时有“龙门”之誉。作为朝中的清流之士，他在政治上屡不如意，遂引疾家居，筑意园，以郁华阁广储芸编秘笈，时与戚好朋旧诗酒雅集。李佳继昌《左庵琐语》载：“宗室伯羲祭酒盛昱，才博雅，家藏书籍金石颇富，喜结纳，座上客常满，矫然一时雅望。”盛氏文采风流，通中外舆地，尤谙掌故，精鉴赏，满族文人中纳兰性德以外，无人能与之抗衡。然而，盛昱丰才寿啬，中年殂谢，后嗣难以世守，不数年园圮书散，为海内外耽悦古版珍籍的藏家辗转收贮。

景廉、景贤辨正

　　盛氏遗书佳本多为景朴孙所得，这一说法首倡者为伦明，他撰写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最初发表于1935年《正风》半月刊，分期连载，文中记述盛昱：“清宗室伯羲祭酒盛昱，殁于庚子（1900）乱前。所藏书分次散出，至癸丑（1913）而尽。佳本多为景朴孙所得。”同文“景廉”诗云：“意园风雅继梧门，一脉相承有朴孙。”注云：“蒙古景廉字朴孙，收藏之富，可匹意园。有宋刊《张于湖集》、《纂图互注周礼》、《绝妙好词选》等，后归袁寒云;宋抄《洪范政鉴》，后归傅沅叔;《翁覃溪诗文杂著》手稿三十余册，后归李赞侯，转归叶誉甫。”世人习焉不察，踵袭此说。吴则虞《续藏书纪事诗》：“秘本瑶签尽旧镌，都人犹说朴荪廉。”案云：“伯羲祭酒藏书佳本亦多为朴荪所得。”并称，藏印有“完颜景廉精鉴”朱文方印。此殊不可解。
　　《清史稿》本传：“景廉，字秋坪，颜札氏，隶满洲正黄旗。父彦德，官绥远城将军。”《清史列传》亦作如是说。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景廉字俭卿，一字秋坪，号季泉，一号偶斋，满洲正黄旗人。咸丰二年（1852）进士。”撰有《度岭吟》诗集。“完颜”为满族大姓，而“颜札”为蒙古族姓氏，两不相属，何来“完颜景廉精鉴”印章？不知吴氏何据，是目验还是耳食？徐雁、谭华军《续补藏书纪事诗传》对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景廉》增补：“景廉，字朴孙，又作满洲正黄旗人，姓颜札氏。生年不详，卒于清光绪中。咸丰进士，授编修，历任刑部右侍郎、伊犁参赞大臣、乌鲁木齐都统，官至兵部尚书。”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据神道碑、李慈铭《越缦堂文集》称，景廉（1823—1895），字俭卿，号季泉、隅斋。景廉卒于光绪二十年（1894），盛昱卒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景廉何能得盛氏遗书而充牣其藏书？范凤书对此有所驳正，他在《中国私家藏书史》记载“清代宗室诸王及满族藏书”中记云：“完颜景贤（？—1927），字朴孙，生年不详，主要生活于清末同光年间和民初。他富收藏，精鉴赏。因收有唐代虞永兴《庙堂碑册》、《汝南公主墓志铭》稿卷和《破邪论》卷三件珍品，故命名其室曰‘三虞堂’，并编有《三虞堂书画目》……民国壬子（1912）夏，盛昱遗书散出，又多为景贤所得，变为半亩园中小如庵之宝。”启功《启功丛稿》中有一则“景贤买物券”，记述景贤收购盛氏遗书之事：“家叔德甫公于隆福寺书肆中得旧券一纸，八行笺，边刊‘异趣萧斋’四字。券云：今得旧藏宋板《礼记》四十本，黄、苏合璧《寒食帖》一卷，元人字册一十页，刁光胤《牡丹图》轴，及《礼堂图》一轴，情愿卖与景朴孙，价洋一万二千元正，绝无反悔。日后倘有亲友欲收回各件，必须倍价方能认可。恐口无凭，立此为据。”上有盛氏后人善宝押印，时间为旧历壬子年（1912）五月二十日。对此，邓之诚《骨董琐记》有记载，并称：“后《礼记》为粤人潘明训所得，《寒食帖》归于日本人菊池惺堂;《牡丹图》初归蒋孟萍，复卖于美国人。”可知，得盛氏遗书者为景贤，而非景廉。伦明张冠李戴，未遑深究，讹传多年，应予纠谬。
　　完颜氏，金源世胄，金世宗后裔。北京的完颜氏是金朝天兴二年（1234）蒙古大军围攻南京开封城时“青城之难”的幸存者。金灭亡后，这支完颜氏踏上艰难的东归之路，辗转数千里，返回金源故地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市白城）会宁府，徙居长白山下。明初，被称为海西女真。明末，努尔哈赤兴兵反明，崛起于黑山白水间，完颜氏十四世鲁克素举族投附，追随努尔哈赤东征西讨，战功卓著，编入满洲镶黄旗，屡受封赏。后从龙入关，定居北京。景贤是完颜氏东归第二十五世。有清一代，完颜氏在政治、文化上多有建树，累世诗礼簪缨，名宦輩出，称得上是文化世家。

《雪屐寻碑录》从稿本到出版

　　盛昱著述多种，生前缮刻以传外，尚有数种未竟之作未能付梓，乃至散佚不传。据震钧《天咫偶闻》记载，盛昱撰有《蒙古世系表》未刊文稿。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对此书极为关注，屡求未得。盛氏遗稿中还有《国朝满汉大臣沿革表》，为王懿荣所经见，称“卷帙繁重，尚未脱稿”。《雪屐寻碑录》是记录清代京畿地区碑文的专著，盛氏作古后，经中、日学者合作，终于镌印问世。盛昱厌倦官场，辞官归隐后，常在京城远近郊游览，寄情山水，探寻北京史迹，寻访金石碑文。他与杨钟羲谈及此事，其《郁华阁遗集》中《梦横塘·送子勤表弟乞外》中有“三百年来，吾乡文献，丛残谁与收拾”，“年年雪屐寻碑，更风裳阅肆，寸铢裒积。何幸得君，吾此愿居然能毕”的诗句。
　　在游览探访中，他褰裳孤往，履霜踏雪，凌险涉奇，裹粮四出，往来于徐河沟水之间，广觅拓工，遍拓近畿碑碣，得碑拓近千篇，多褒封谕祭碑文，留存了珍贵的文献史料。凡与清代有关者，上自崇德元年（1636）迄至光绪三年（1877）间的碑文细大不捐，悉以收录，所辑碑文多王公、宗室、觉罗，如克勤郡王（平郡王）府在木樨地，京西田村坟茔碑文多在收罗之列;此外也荟萃了不少名臣名人，如洪承畴、孔有德、石廷柱、鳌拜、遏必隆、索尼、王熙、鄂尔泰、铁保、松筠等人的碑文。还有部分外戚的碑文，对了解名门之间联姻与亲戚关系大有裨益。各朝清帝为其功臣名宦赐予的御制碑文、祭文也收寻无遗，也有部分亡者家人所撰的碑文、明堂文和祠堂祭文。碑文中汇集了众多官职名称，可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参照，除达官贵人的碑文之外，不少寂寂无名的平民碑刻也予收录，特别是一些节妇烈女的碑文。中国史学源流绵长，品类繁多，正史之外，私家撰述的碑、传可补正史之不足。如宋代欧阳修、赵明诚等利用石刻资料以证史;合碑传为一书者，如宋代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集》。明代焦竑有《献征录》，徐紘《明名臣琬琰前后录》、王元《续录》，汇集明代碑传文。清代钱仪吉编《碑传集》，汇编两千余人的碑文，成清代第一部大型碑传文集，开清人汇集碑传文的风气，后世多有踵继之作。盛昱对清代金石碑刻十分关注，苦心搜求，终成《雪屐寻碑录》一书。 　　盛昱未及整理编定碑录而谢世，拓片也多有散失。杨钟羲存有碑文副本，他在《雪桥诗话》中叙及。盛昱生前未自定书名，杨氏根据盛昱诗词中“雪屐寻碑”之语命其书名，符合《意园事略》中“寻碑阅肆，裒集丛残”之义。此书引起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关注，他特意嘱托在中国留学的学生仓石武四郎代为寻访。仓石于1928年至1930年被日本文部省派往北京留学，他从桥川时雄主编的《文字同盟》杂志上看到杨钟羲在北京开办了一个雪桥讲舍，萌生谒见杨氏问学之意。在一次宴席上，仓石遇到北京大学教授馬衡，求其作津筏拜见杨氏。马衡介绍亲炙杨氏多年的尹炎武与仓石相识，后经尹炎武引导，1929年盛夏时与杨氏晤面，入秋后仓石与日人吉川幸次郎加入雪桥讲舍受业，以旧式的拜师方式每周一次听杨氏讲学。有此因缘，仓石询问《雪屐寻碑录》的下落，杨氏答以副本尚存其行箧。后仓石转达了内藤湖南借瓻此书的请求，得到杨氏首肯。《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载，1929年末，“雪桥先生特遣其令嗣携书来寓，并言内藤先生如欲广其传，即任其便云云”。根据内藤湖南的函示，仓石请吉川幸次郎费时半年，将书稿全部誊录，经杨氏校阅后，书稿清本转交内藤湖南，藏于日本恭仁山庄。1933年，杨钟羲应日本汉学家狩野直喜之邀赴日本访书，访日期间在恭仁山庄与内藤湖南晤会。1934年，内藤湖南去世，未及亲见《雪屐寻碑录》付梓。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史学家、东北文献学家金毓黻锐意搜求东北地方文献，致力于乡邦舆地故实之学。他殚精竭虑，积有岁年，收集、整理、校勘、编印东北地区往修先贤遗著，多世所罕见之本，用以追念前徽，传衍民族精神，保存赓扬传统文化，除编印《辽东文献征略》、《辽海书征》、《辽海书录》等书之外，还裒集编印了集东北地方文献大观的“辽海丛书”，于1933年至1936年刊行于沈阳。全书分正集和附集。正集共十集百册，收书八十三种，附集收书四种，合计收书八十七种，堪称鸿编巨帙。所收群书分为专著、杂志、文征、存目四大类，历时数载，陆续刊发。盛昱《雪屐寻碑录》赫然在列。金氏广收辽东先贤遗书，曾亲赴日本，将盛氏书稿清样从内藤湖南后人处借阅录副，编入“辽海丛书”。《雪屐寻碑录》凡十六卷，收录清代碑文八百八十一篇，内容丰富。书中附有碑传主人人名通检（索引），俾便寻检。1935年刊行于世，以广其传。据《辽海丛书总目提要》载：“所录诸碑皆属旗籍，可备八旗掌故。”《雪屐寻碑录》的曲折出版历程，见证了几代中、日学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1984年，辽海书社影印出版了“辽海丛书”正集，分装五册，《雪屐寻碑录》收入第五册中，使之世传不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