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流感”是真的来了!至少在历史爱好者中间。
　　无论是小说、网络还是电视剧论坛,《大秦帝国》引起的法儒之争已经不可开交。这里且不说法儒之争——儒已被后来的歪嘴和尚念得面目全非,最近一例可在百家讲坛上睹其“疯”采——单说变法。
　　变法,是指对国家的法令制度做重大的变革。当时,魏国的李悝、郑国的申不害、楚国的吴起、齐国的邹忌都进行过变法,但严格说来,真正在治国上取得实践性成功的,唯有商鞅。
　　商鞅变法,国家受益,但改革者本人最终受害。害商鞅者,当然是既得利益集团。那些权重位贵之流,因为改革触动了他们的利益,利益受损,当然要俟机报复。机会果然就来了——因为,没有几个改革者会为自己留后路,若留后路,必定会妥协,若有妥协,改革十之八九要流产。改革总是伴随着阵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大秦帝国》中商鞅和秦孝公面对的就是如此局面。外有强魏等敌国虎视眈眈,内有以甘龙为首的老贵族设局布阵阻碍革新,困境重重,举步维艰。好在,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他们没有辜负历史的重托,最终将秦国带上了兴旺发达之路。
　　《大秦帝国》中人们所追求的东西大都很纯粹。那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在于人人都想在乱世中有一番作为,人人都觉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秦帝国》就是战国乱世中的一部变法史,它展现了秦孝公与商鞅练新军、立官府、明法令,一步一步使秦国富强起来的过程。为此商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执着法令,为他博来的是残酷刻薄的评价。无知的说法是,商鞅用法过严,以至于害人害己。他被追杀,想躲入民房,因身无证件,众人怕受连坐之罪所以不敢接纳他,因而被擒获——这真是缘木求鱼、本末倒置的肤浅解释。
　　商鞅最终死于贵族之手,从某种意义上说,商鞅也是自愿牺牲的,只要自己的牺牲能换来变法的继续实行。改革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即使不妥协,也未必就一定成功。远的不说,就说戊戌变法,连皇帝光绪都已经摩拳擦掌,可谓自上而下人心思动,结果呢,细胳膊拧不过大腿,一夜之间,六君子人头落地。慈禧当然可恨,更可恨的是那帮老臣,嘴上口口声声“还得老太后主政,否则国将不国”,实际上却打着全力保卫自家利益的算盘。即使被老太后冷落的一小撮,反复掂量轻重,也觉得维持现状好过树立新规改辙易张,于是,连老太后本人也被历史挟持,身不由己,以己昏昏,置天下昏昏,不求改革生,只求安乐死,“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这两拨之外,最可恨的是袁世凯,站在支持改革的强光下,私下里伸黑手干另外的勾当,为自己网罗势力,做着可进可退、无论何时兵权在握的打算。改革于他,不过是一次投机。他不关心改革的方向与内容,只关心自己在改革中有多少好处,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骑墙派,哪边有利就往哪边靠,看不清方向时就捣糨糊,方向明朗了就捞利益,最愿意看到的结果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此人在历史上也最终等到了机会,因为又一次等到了相信他的人——孙中山,于是,孙中山一脚踏空,袁世凯当了皇帝。虽然,那只是一出历史的闹剧,可也满足了一个弄权者最大的虚荣和幻想。
　　从战国商鞅到宋代王安石,从明朝张居正到清末六君子,改革者总是一路坎坷,虽不断牺牲却总是前赴后继。原有的东西,即使已经陈旧不堪,但一旦要改,总会触及既得利益者的高枕美梦,也会打碎懒惰无能者的沉沉旧梦。于是乎,利益集团打着各种各样的幌子齐声反对,懒惰者糊里糊涂被利用,如野犬般不明就里汪汪狂吠。
　　如何用人,历来是改革最大的难题。改革者为什么常常用不对人?因为改革者大部分不善权术,改革是阳谋,而权术是阴谋。阳谋的出发点是团体命运,阴谋的核心是私人利益。
　　商鞅被车裂,谭嗣同砍头,二人都殉身改革。谭嗣同本来可以逃跑的,像康有为那样,但他选择了留下。因为,他看到了改革的严酷和艰难,尤其看到了国民对改革的麻木和无动于衷,他要让自己的牺牲来唤醒民众。可是昏昏民众醒来了吗?没有,他们睡惯了铁屋子,习惯了那一片死寂和黑暗,烈士死了,他们却拿烈士的血来蘸馒头——鲁迅曾为此大感哀痛,因此,他要将自己变成匕首和投枪,刺向无尽的黑暗。而无知者体会不到那种哀痛。直到今天,还嫌鲁迅不够温和,没有风度,说他太刻薄云云。
　　《大秦帝国》是以整整一个时代为题材,深刻展现国家命运与主流事件,再现了当时波澜壮阔的强势竞争与强势生存的画卷,看得人荡气回肠!整部剧一改所谓正史对商鞅的评价,观众看到的是一个有理想有报复,有雄才大略,坚决果断的强者,而非残忍偏狭、结网自缚的小人。《大秦帝国》不仅为商鞅翻案,也为一切改革时弊、兴利除害者翻了案,立了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