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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寒冷的冬日清晨,凯拉·奈特莉一个人坐在伦敦市中心一家酒店的图书馆里。她搭档裘德·洛、亚伦·约翰逊主演的新片《安娜·卡列妮娜》离杀青不远了。不过,她说她还没有拍那场著名的卧轨戏。那场戏自然要留到拍摄的最后一天,作为一份大礼,送给剧组里的每一个成员。
“有工作机会,就接下来。”这是奈特莉的座右铭。她对自己的魅力持保留态度,对于自己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她只是“随缘”。“我们这行没有铁饭碗。”她时刻保持警醒,“随时有可能连着做出三个错误的决定,就此葬送整个职业生涯。”
当然,作为一个年纪轻轻就已经获得过奥斯卡和英国电影学院奖提名,而且据说片酬十分可观的女演员,奈特莉一时半会儿无须为前途发愁。
家里墙壁贴满培根的画作
入行这么久,凯拉·奈特莉已经渐渐磨练出一副刀枪不入的身板。另一方面,她说演员必需敏感多情。所以,如今的她时而散漫随性,时而又谨小慎微。她说,她经常会因为听到一句关于她的闲言碎语,立马在舞厅中央放声大哭。但有时,同样的情况下,她却可以不屑一顾,“我到底会有怎样的反应?完全看心情!”
她非常钟爱《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妮娜》也曾是她的心头好,不过她最近觉得托尔斯泰这位俄国大文豪对安娜·卡列妮娜这个角色的态度有点不公正。“我16岁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时十分喜欢,觉得这个小说太浪漫了。”她说,“但筹备这部电影时我重读了小说,有意思的是,我对同一个故事的理解完全不同了。过去,我从未觉得托尔斯泰讨厌安娜,但现在却开始意识到,天哪,他好像真的很不喜欢这个角色!”
扮演安娜·卡列妮娜不算容易,但若跟她在加拿大导演大卫·柯南伯格执导的《危险方法》中的角色相比,还是容易多了。在《危险方法》中,扮演卡尔·荣格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分别是两位当红演技派男星──迈克尔·法斯宾德和维果·莫特森,但这部电影中最难演的角色其实是凯拉·奈特莉所扮演的俄国女人萨比娜·斯皮尔瑞恩。萨比娜是对荣格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研究起到重要作用的一位女性。她曾是荣格的病人,然后成为他的助手,再后来是情人。她是一个受虐狂,在被鞭打中寻求性快感。扮演这个角色的难度,跟奈特莉以往的《我爱贝克汉姆》、《加勒比海盗》可绝不是一回事。
对于萨比娜一边遭受着荣格(迈克尔·法斯宾德饰)鞭打,一边望向镜中自己这样的桥段,凯拉·奈特莉确实有过疑虑。当柯南伯格最初向她递上剧本时,她曾一口拒绝,“就是因为这些桥段太过火”。她知道,一旦接拍这部电影,将来她一定得没完没了地回答关于裸露、性虐待之类的问题,她的裸照也会迅速在网上流传开。然而,最终她决定冒险,因为她认为:“如此展现萨比娜内心的痛苦挣扎是必要的。需要将一切具像化。”
为了准备这个精神错乱的角色,奈特莉在自己家的墙壁上贴满了英国著名画家弗朗西斯·培根画作的照片——扭曲的人形、狰狞恐怖的面孔,这些让人看了不寒而栗的面容就这样从四面八方望着她。奈特莉8岁时,母亲就曾带她看过培根的画展,“我只记得当时自己害怕极了。我恨他的画。我现在依然不敢去他的画展,因为对我来说,他的画就意味着疯狂。所以要进入这样的状态,我第一个就想起了他。”
奈特莉还请教了不少弗洛伊德和荣格学说的专家,看了不少尼采的著作。她请人将萨比娜的日记翻译成英语,仔细阅读,对于萨比娜将自己描述成“像条狗,或者像个鬼”的段落,她尤为认真地研读,“这些句子让人不寒而栗,但都没有写进剧本里!”
做到以上这些,对凯拉·奈特莉而言实在不易,因为她曾是个有诵读困难症的小孩。六岁时,她的父母发现她有诵读困难症的迹象,但在老师和家长的帮助下,她渐渐克服了这个难题。“我看书很慢,我喜欢盯着一个个词语看,但又念不出来。” 奈特莉回忆道。其实,至今她仍不能流畅地朗读句子,“现在你如果给我一本书让我大声读出来,估计我做不到。”
“电影比戏剧寂寞多了”
有一点,在关于奈特莉的报道中很少见到──她在三岁那年就给自己找了一个经纪人。一个三岁的小孩如何知道经纪人是怎么回事?“我的母亲是一个作家,我的父亲是一名演员,他们的经纪人老往我家打电话找他们。” 奈特莉解释了原委,“我想我当时并不真的理解经纪人的
意义,但当有经纪人打电话来找我时,我就很激动!”
从事文艺事业常会遇到生活堪虞的情况。奈特莉的母亲怀上她时,这对年轻的家长都没有工作,只能吃菜叶、啃面包过活。就在怀孕期间,奈特莉的母亲──作家莎曼·麦克唐娜创作出她的第一个剧本When I Was a Girl, I Used to Scream and Shout,后来这个剧本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家境不好,让奈特莉从小把“财务状况良好”和经济独立当做重要的人生追求。六岁那年,在得到父母允许后,她同一个儿童经纪公司签了约。她的父母只允许她利用寒暑假接活,一年也就一两个。在班主任的启发下,她的父母将“从事表演事业”的自由当作鼓励奈特莉好好学习的奖赏,这让她渐渐克服了诵读困难症,越发努力学习。
谈起刚开始成为电影演员的那几年,奈特莉的记忆中可没有多少美好的回忆。她的父母从事的是舞台演出,经常到各地演出,参加彩排,与同剧组的伙伴们亲密无间,但拍电影完全不同。“与戏剧相比,电影是一份孤独得多的事业。排演戏剧常有其乐融融的家庭气氛,但拍电影可没有排练的时间,没有和搭档演员磨合的机会。”她说,“在表演这行里,电影比戏剧寂寞多了!”
不过,一对从事文艺事业的父母让她从小明白,机会这种东西,稍纵即逝,所以她对眼前的机会紧抓不放。她本计划上大学或读表演学校,但《我爱贝克汉姆》让她一夜成名,她收到了许多片约──她都接了下来。
过去10年里,奈特莉渐渐从童星转型成为英伦一线明星。“跟所有的事一样,有高潮,也有低谷。我有过一些非凡的经历,有快乐的,也有不快乐的,还有一些非常寂寞。而最近的五年,我非常满足。不过,即使有一些不开心,也怨不得别人。你得找到自己的工作方法。”奈特莉说。
野路子出身的奈特莉必须靠自学磨练演技,她的表演学校就是片场。与她合作过的导演都称赞她有活力、有自信,有“星”相。然而,她却说自己十分害羞。在试镜时,她可能看起来很有自信,“但走到人群中,我却很不一样。我有社交恐惧。半夜里下楼,到酒吧里去认识新朋友,这种事我可做不到”。
“我不喜欢派对。在派对上,我要么独自坐在角落里,找个熟人聊天,要么就走进舞池中央,喝个烂醉……”因为《傲慢与偏见》获得奥斯卡影后提名时,她曾跟家人一起出席一些庆祝派对,“我们只是站在角落里,表现得与环境格格不入”。
奈特莉有这样一些底线。她从不看影评。“万一你看到一篇赞赏你的影评,你会忍不住继续看,然后你总会看到一篇恶评,然后是更恶的恶评──然后恶评就将在你的脑中挥之不去了。”
她不谈私生活,尽管我们都知道,她曾与在《傲慢与偏见》片场结识的英国演员鲁珀特·弗兰德谈过五年恋爱。最近,她的新男友是Klaxons乐队的主唱兼贝司手詹姆斯·莱顿。后来这段恋情,比上一段低调得多。
她也不谈钱。出演《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片酬一定不菲,加上代言Chanel香水的合约,让她已经在英国30岁以下富豪榜上找到了一个位置。但问起她将这些收入用到了哪里时,她口风很紧,只肯承认她拥有一套很不错的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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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工作机会,就接下来。”这是奈特莉的座右铭。她对自己的魅力持保留态度,对于自己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她只是“随缘”。“我们这行没有铁饭碗。”她时刻保持警醒,“随时有可能连着做出三个错误的决定,就此葬送整个职业生涯。”
当然,作为一个年纪轻轻就已经获得过奥斯卡和英国电影学院奖提名,而且据说片酬十分可观的女演员,奈特莉一时半会儿无须为前途发愁。
家里墙壁贴满培根的画作
入行这么久,凯拉·奈特莉已经渐渐磨练出一副刀枪不入的身板。另一方面,她说演员必需敏感多情。所以,如今的她时而散漫随性,时而又谨小慎微。她说,她经常会因为听到一句关于她的闲言碎语,立马在舞厅中央放声大哭。但有时,同样的情况下,她却可以不屑一顾,“我到底会有怎样的反应?完全看心情!”
她非常钟爱《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妮娜》也曾是她的心头好,不过她最近觉得托尔斯泰这位俄国大文豪对安娜·卡列妮娜这个角色的态度有点不公正。“我16岁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时十分喜欢,觉得这个小说太浪漫了。”她说,“但筹备这部电影时我重读了小说,有意思的是,我对同一个故事的理解完全不同了。过去,我从未觉得托尔斯泰讨厌安娜,但现在却开始意识到,天哪,他好像真的很不喜欢这个角色!”
扮演安娜·卡列妮娜不算容易,但若跟她在加拿大导演大卫·柯南伯格执导的《危险方法》中的角色相比,还是容易多了。在《危险方法》中,扮演卡尔·荣格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分别是两位当红演技派男星──迈克尔·法斯宾德和维果·莫特森,但这部电影中最难演的角色其实是凯拉·奈特莉所扮演的俄国女人萨比娜·斯皮尔瑞恩。萨比娜是对荣格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研究起到重要作用的一位女性。她曾是荣格的病人,然后成为他的助手,再后来是情人。她是一个受虐狂,在被鞭打中寻求性快感。扮演这个角色的难度,跟奈特莉以往的《我爱贝克汉姆》、《加勒比海盗》可绝不是一回事。
对于萨比娜一边遭受着荣格(迈克尔·法斯宾德饰)鞭打,一边望向镜中自己这样的桥段,凯拉·奈特莉确实有过疑虑。当柯南伯格最初向她递上剧本时,她曾一口拒绝,“就是因为这些桥段太过火”。她知道,一旦接拍这部电影,将来她一定得没完没了地回答关于裸露、性虐待之类的问题,她的裸照也会迅速在网上流传开。然而,最终她决定冒险,因为她认为:“如此展现萨比娜内心的痛苦挣扎是必要的。需要将一切具像化。”
为了准备这个精神错乱的角色,奈特莉在自己家的墙壁上贴满了英国著名画家弗朗西斯·培根画作的照片——扭曲的人形、狰狞恐怖的面孔,这些让人看了不寒而栗的面容就这样从四面八方望着她。奈特莉8岁时,母亲就曾带她看过培根的画展,“我只记得当时自己害怕极了。我恨他的画。我现在依然不敢去他的画展,因为对我来说,他的画就意味着疯狂。所以要进入这样的状态,我第一个就想起了他。”
奈特莉还请教了不少弗洛伊德和荣格学说的专家,看了不少尼采的著作。她请人将萨比娜的日记翻译成英语,仔细阅读,对于萨比娜将自己描述成“像条狗,或者像个鬼”的段落,她尤为认真地研读,“这些句子让人不寒而栗,但都没有写进剧本里!”
做到以上这些,对凯拉·奈特莉而言实在不易,因为她曾是个有诵读困难症的小孩。六岁时,她的父母发现她有诵读困难症的迹象,但在老师和家长的帮助下,她渐渐克服了这个难题。“我看书很慢,我喜欢盯着一个个词语看,但又念不出来。” 奈特莉回忆道。其实,至今她仍不能流畅地朗读句子,“现在你如果给我一本书让我大声读出来,估计我做不到。”
“电影比戏剧寂寞多了”
有一点,在关于奈特莉的报道中很少见到──她在三岁那年就给自己找了一个经纪人。一个三岁的小孩如何知道经纪人是怎么回事?“我的母亲是一个作家,我的父亲是一名演员,他们的经纪人老往我家打电话找他们。” 奈特莉解释了原委,“我想我当时并不真的理解经纪人的
意义,但当有经纪人打电话来找我时,我就很激动!”
从事文艺事业常会遇到生活堪虞的情况。奈特莉的母亲怀上她时,这对年轻的家长都没有工作,只能吃菜叶、啃面包过活。就在怀孕期间,奈特莉的母亲──作家莎曼·麦克唐娜创作出她的第一个剧本When I Was a Girl, I Used to Scream and Shout,后来这个剧本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家境不好,让奈特莉从小把“财务状况良好”和经济独立当做重要的人生追求。六岁那年,在得到父母允许后,她同一个儿童经纪公司签了约。她的父母只允许她利用寒暑假接活,一年也就一两个。在班主任的启发下,她的父母将“从事表演事业”的自由当作鼓励奈特莉好好学习的奖赏,这让她渐渐克服了诵读困难症,越发努力学习。
谈起刚开始成为电影演员的那几年,奈特莉的记忆中可没有多少美好的回忆。她的父母从事的是舞台演出,经常到各地演出,参加彩排,与同剧组的伙伴们亲密无间,但拍电影完全不同。“与戏剧相比,电影是一份孤独得多的事业。排演戏剧常有其乐融融的家庭气氛,但拍电影可没有排练的时间,没有和搭档演员磨合的机会。”她说,“在表演这行里,电影比戏剧寂寞多了!”
不过,一对从事文艺事业的父母让她从小明白,机会这种东西,稍纵即逝,所以她对眼前的机会紧抓不放。她本计划上大学或读表演学校,但《我爱贝克汉姆》让她一夜成名,她收到了许多片约──她都接了下来。
过去10年里,奈特莉渐渐从童星转型成为英伦一线明星。“跟所有的事一样,有高潮,也有低谷。我有过一些非凡的经历,有快乐的,也有不快乐的,还有一些非常寂寞。而最近的五年,我非常满足。不过,即使有一些不开心,也怨不得别人。你得找到自己的工作方法。”奈特莉说。
野路子出身的奈特莉必须靠自学磨练演技,她的表演学校就是片场。与她合作过的导演都称赞她有活力、有自信,有“星”相。然而,她却说自己十分害羞。在试镜时,她可能看起来很有自信,“但走到人群中,我却很不一样。我有社交恐惧。半夜里下楼,到酒吧里去认识新朋友,这种事我可做不到”。
“我不喜欢派对。在派对上,我要么独自坐在角落里,找个熟人聊天,要么就走进舞池中央,喝个烂醉……”因为《傲慢与偏见》获得奥斯卡影后提名时,她曾跟家人一起出席一些庆祝派对,“我们只是站在角落里,表现得与环境格格不入”。
奈特莉有这样一些底线。她从不看影评。“万一你看到一篇赞赏你的影评,你会忍不住继续看,然后你总会看到一篇恶评,然后是更恶的恶评──然后恶评就将在你的脑中挥之不去了。”
她不谈私生活,尽管我们都知道,她曾与在《傲慢与偏见》片场结识的英国演员鲁珀特·弗兰德谈过五年恋爱。最近,她的新男友是Klaxons乐队的主唱兼贝司手詹姆斯·莱顿。后来这段恋情,比上一段低调得多。
她也不谈钱。出演《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片酬一定不菲,加上代言Chanel香水的合约,让她已经在英国30岁以下富豪榜上找到了一个位置。但问起她将这些收入用到了哪里时,她口风很紧,只肯承认她拥有一套很不错的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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