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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晓原，1955年生，中国第一位天文学史专业博士。曾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15年，长期领导中国唯一的天文学史研究组。1999年春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并任首任系主任。现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以天文学史和性学史研究著称，并长期致力于科学文化传播工作，在国内外出版专著、文集、译著、主编丛书等70余种，在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40余篇，代表作有《天学真原》、《云雨——性张力下的中国人》等。
曾用中国古代史料解决了“天狼星颜色问题”，用天文学手段确定武王伐纣和孔子诞辰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准确日期。科研成果及学术思想在国内外受到高度评价并引起广泛反响。
科学是“一个有点危险的工具”，人文“当然高于科学”，科学与宗教可以并行不悖，对伪科学要多些宽容……
这是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教授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表达的看法。
自幼酷爱历史与文学的江晓原，在恢复高考后却以第一志愿考入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十年后，他实现了自己兼通文理的愿望—成为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的博士。他的代表性专著《天学真原》成为近年在天文学史、科学史和人文学术领域中知名度和引用率都很高的成果，被认为“开了天文学史研究的新纪元”。
自称“不务正业”的他，当年读研之余，还发奋研究起中国古代的“房中术”，写出了颇有分量的《中国十世纪以前的性科学初探》一文，为他开启了另一个研究领域—性学。他成为“文革”结束后国内最先发表性学史研究成果的学者，也是中国性学会的发起人之一。
1999年，江晓原调入上海交通大学，任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的首任系主任。
令人意外的是，他是一位坚定的反科学主义者。在他看来，“当一个学者告别科学主义立场时，并不意味着他从此就要‘否定’科学、‘反对’科学，而只是标明，他此后将会把科学置入一个更为宽阔的背景框架中去考察和认识而已。”
近日，本刊记者在上海交通大学专访了江晓原。话题从近来被热议的转基因技术延伸至科学与商业、科学与宗教、科学与人文、科学与伪科学等广泛领域。
“我们需要给科学重新定位。”江晓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认为，过去我们给了“科学”过高的地位，容易让其凌驾于别的知识体系之上。
“只要正确认识到科学已经告别了它的纯真年代，我们就很容易获得对科学的正确态度—科学只是一个工具而已，而且这个工具也是能伤人的，所以要对它有戒心。”江晓原说。
不用智能手机、不开微博、很少上网和看电视，这都是江晓原对科学保持“戒心”的方式。
转基因技术：可以研究，不要推广
《望东方周刊》：围绕转基因的争论近几年一直没有停歇。2010年初，你曾参与起草发出了《关于暂缓推广转基因主粮的呼吁书》，而你新近主编的ISIS书库的丛书中也有一本《孟山都眼中的世界》，讲述的正是转基因的历史和争论。对于转基因技术，你的态度是怎样的？
江晓原：我认为转基因技术现在研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应该推广转基因主粮。
一个理由是，这个技术现在有争议，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判断它对人和环境是否有害，并且也没有什么必要急着要推广它。急着推广转基因技术的人，说服我们的理由之一就是说它是无害的。但是即使无害也不一定要急着推广啊！我们也没看见它有什么好处啊！转基因技术对产量现在看来没有什么大的提高，而在防治病虫害这一点上争议也很大，因为可能会带来其他方面的问题。
作为一个不研究转基因技术的人，对于这些细节都是不清楚的。我们能确定的一点，就是对于这项技术有争议。有争议的事情为什么还要急着推广它呢？为什么不可以缓一缓，先进一步研究呢？
在不久前方舟子和崔永元对这一问题的争议中，方舟子说崔永元不是专家，不懂这个技术，所以没资格说话。这个逻辑就是只有专家才有资格说话。但这是一件涉及公众和整个国家利益的事情，所以每个人对这件事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西方国家在解决这类问题上的基本原则是，科学家觉得做某件事情好，就应该去说服公众究竟好在哪，一直到取得公众的认同才可以做。如果公众不同意，那么就坚决不能做。
比如美国当年的超级超导对撞机项目，都已经花了20亿美元了，但因为公众意见很大，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民意代表没有被说服，最后这个项目只好下马。科学家对此很愤怒，抱怨公众阻碍了他们的科学研究，可是这个项目所需的资金是来自纳税人，那就得说服纳税人同意。
《望东方周刊》：现在西方国家说服公众推广转基因技术了吗？
江晓原：在转基因作物这个事情上，经济问题是很敏感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他的新书《未来》一书中说得很清楚：孟山都公司控制着世界上90%的转基因种子的基因。所以，不管转基因作物到底有没有害，孟山都公司肯定是获利的。既然如此，为什么有些人要急着替孟山都公司在中国获利呢？推广转基因技术的人应该正面回应自己同孟山都公司到底是什么关系，应该正面回应这个技术中自主研发的比例到底占多少。为什么他们面对公众和媒体时，对于经济利益的问题总是讳莫如深呢？
他们竭力把这个问题转化为一个科学问题—吃转基因食品对人有害没害。你如果同意转基因作物的推广是一个科学问题，话语权就到他那里去了。因为你又不懂，只有他懂啊！
还有一个理由是对安全问题的看法。这个也容易让人误解。很多人以为安全是一个客观的东西，其实安全是不客观的，你自己觉得不安全，这本身就是不安全的内容之一。不可能由别人宣布你安全与否，就像不能由别人来宣布你幸福与否一样。杯弓蛇影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你以为自己吃进一条蛇的时候，你的身心健康就受到伤害了。所以北大刘华杰教授说，人民群众觉得转基因食品是不安全的，那么它就是不安全的。 《望东方周刊》：能否谈谈科学和人文之间的关系？你的态度是怎样的？
江晓原：在我现在的观念里，人文当然是高于科学的。科学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有点危险的工具。它要依靠人文来规范。一个人的人文素养是最重要的。
有人采访我，问我学龄前儿童推荐看什么科学书籍，我说他们现在不要看科学书籍，这个时候应该看的是能提升人文素养的东西。学习科学有什么可急的？从小学开始不就有科学教育吗？
人文肯定应该高于科学，工具怎么能比人重要？科学只是用来做事的，人文是用来做人的。路甬祥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时，就曾在很多次演讲中提到，要用法律、伦理规范科学。
《望东方周刊》：你觉得科学和人文之间现在产生了矛盾，根源究竟是什么？
江晓原：冲突的产生是由于科学企图凌驾于人文之上。科学被赋予了不恰当的地位，这就使得某些人觉得科学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正是这样的科学主义导致了科学和人文之间的冲突。
《望东方周刊》：要调和这种矛盾有什么可能的路径吗？
江晓原：可能的路径就是重新给科学定位—科学就是一个有危险性的工具。有了这个定位，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
科学和宗教并非你死我活
《望东方周刊》：你在《科学十五讲》中说到：科学和宗教信仰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并行不悖的关系。你能否具体解释一下？
江晓原：从科学史的角度看，科学和宗教的关系一直是并行不悖的。在大部分情况下，宗教甚至帮助了科学。在中世纪，是谁保存了知识的种子？正是教会的修道院。
科学和宗教之间其实并非你死我活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我们以前自己建构出来的。我们为了把科学的地位抬得至高无上，就建构出这样的故事来，好像科学一直在受迫害，科学和宗教是不相容的。
有个典型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在中国的教课书中，都说布鲁诺是因为宣传“日心说”被烧死的，而西方几十年前早已研究证明，布鲁诺被烧死主要是因为他鼓吹宗教改革，与日心说没什么关系。但是我们一直把这个故事作为“宗教是科学的敌人”的典型案例。
《望东方周刊》：那科学和宗教是怎样相互影响的呢？有没有具体的例证？
江晓原：比如中世纪的那些神学的论争，无论是对于思维的训练，还是直接的思想方法上，对科学都有借鉴和帮助作用。往往论证一个神学问题时所遵循的程序，当被用来讨论科学问题时也一样适用。
随着科学的发展，宗教也一直在修改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比如《天体运行论》曾经出现在他们的《禁书目录》上，不久不是也拿掉了吗？
《望东方周刊》：你觉得科学最终会取代宗教吗？
江晓原：不可能。这两者的功能不同，是难以相互替代的。科学是人们处理物质世界时的工具，宗教用来安慰人的心灵。人们的心理出了问题，一般不会在科学那里找答案吧？在西方，即使是一些科学主义者，也有很多还是信宗教的。
不过，什么都可以发展，如果这两者中的某一个发展到具备另一方的功能时，取代也未尝不可。但现在我们至少还看不到这样的趋势。
对伪科学要宽容
《望东方周刊》：从古至今，公众对于神秘事物与现象的兴趣一直不减。公众，甚至一些科技工作者都对风水、算命、气功、星座占卜、人体特异功能等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伪科学表现出兴趣，对此，你怎么看？科学、伪科学之间的界限何在？
江晓原：科学和伪科学之间的区分，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这正如科学哲学上说的，划界问题是没办法解决的。
但是，具体到某件事情上，哪个是科学，哪个是伪科学，有些是可以判断的。因为通常我们认为那些按照现有的科学理论和规范来操作的东西就是科学，反之则不是。但不是也并不一定就是伪科学，只有当那些东西照现在科学的规范来判断不是科学，但又要宣称自己是科学的时候，才能被称为“伪科学”。
《望东方周刊》：能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吗？
江晓原：比如中医。为什么有人要把中医称为伪科学呢？是因为有些中医觉得自己被说成不是科学很难受，而非为自己正名是“科学”——当他们这么说的时候，就被人说成是“伪科学”了。如果中医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不是科学，谁会说你是伪的呢？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不是科学的东西存在么。艺术、宗教等等也都不是科学，为什么我们不称它们是伪科学呢？
有许多昨天被确认为伪科学的东西，今天就变成了科学。很多今天科学能够实现的事情，在古代就被认为是魔法。
我主张对伪科学要宽容。我认为伪科学只要不危害社会公众的利益，不危害他人的利益，就让它存在着好了，不要去打压它。有人要把伪科学想象成科学的敌人，对伪科学要斩尽杀绝，这是不对的，对科学的发展也没好处。伪科学也可以成为科学的温床。在西方发达国家，他们的科学比我们先进，同时他们的伪科学也比我们更发达。
如果有人利用伪科学犯了罪，也不用罪及伪科学本身；就像利用科学犯了罪，我们通常也不罪及科学本身。
《望东方周刊》：伪科学是否也可能会对科学的发展有某些促进作用？
江晓原：历史上是有过的。比如炼金术催生了化学，占星术对数理天文学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
《望东方周刊》：你刚才讲到了中医，你曾提出“对待中医要有新思路”，能否具体谈谈？
江晓原：我不是中医，也并不懂中医，所以我对中医的看法纯粹是我从科学哲学这方面思考的结果。我觉得今天中医的一个重要的宣传策略，应该是不要把自己打扮成科学，这样容易被别人说成是伪科学。
其实中医自有一套看待世界的图像，与科学是不同的。中医的图像里有阴阳五行、经络穴位，这在科学那里都没有。中医说用一根针扎进某个穴位中就能对肉体产生影响，这在西医的理论中是不能解释的，但在中医确是行之有效的。
在西医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人的健康几千年来都是由中医呵护的，所以你得承认中医的有效性。另外，今天在医德日渐败坏的情况下，让西医有一个竞争对手，这不是符合反垄断法的基本思想吗？让公众有另外一个选项，有什么不好呢？
事实上，西医在西方人那里也不是科学，只是在进入中国时被我们说成是科学。在西方的学科分类里，科学、数学、医学三者是并列的。这就说明医学不是科学的一部分。
而且西医的历史更不堪问—和中医相比，西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那样的低级、野蛮。只是最近一两百年才被弄成很“科学”的样子，动辄弄个很大的仪器检查人体，即使这样，西方人也没承认它是精密科学。
以天文学史和性学史研究著称，并长期致力于科学文化传播工作，在国内外出版专著、文集、译著、主编丛书等70余种，在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40余篇，代表作有《天学真原》、《云雨——性张力下的中国人》等。
曾用中国古代史料解决了“天狼星颜色问题”，用天文学手段确定武王伐纣和孔子诞辰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准确日期。科研成果及学术思想在国内外受到高度评价并引起广泛反响。
科学是“一个有点危险的工具”，人文“当然高于科学”，科学与宗教可以并行不悖，对伪科学要多些宽容……
这是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教授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表达的看法。
自幼酷爱历史与文学的江晓原，在恢复高考后却以第一志愿考入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十年后，他实现了自己兼通文理的愿望—成为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的博士。他的代表性专著《天学真原》成为近年在天文学史、科学史和人文学术领域中知名度和引用率都很高的成果，被认为“开了天文学史研究的新纪元”。
自称“不务正业”的他，当年读研之余，还发奋研究起中国古代的“房中术”，写出了颇有分量的《中国十世纪以前的性科学初探》一文，为他开启了另一个研究领域—性学。他成为“文革”结束后国内最先发表性学史研究成果的学者，也是中国性学会的发起人之一。
1999年，江晓原调入上海交通大学，任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的首任系主任。
令人意外的是，他是一位坚定的反科学主义者。在他看来，“当一个学者告别科学主义立场时，并不意味着他从此就要‘否定’科学、‘反对’科学，而只是标明，他此后将会把科学置入一个更为宽阔的背景框架中去考察和认识而已。”
近日，本刊记者在上海交通大学专访了江晓原。话题从近来被热议的转基因技术延伸至科学与商业、科学与宗教、科学与人文、科学与伪科学等广泛领域。
“我们需要给科学重新定位。”江晓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认为，过去我们给了“科学”过高的地位，容易让其凌驾于别的知识体系之上。
“只要正确认识到科学已经告别了它的纯真年代，我们就很容易获得对科学的正确态度—科学只是一个工具而已，而且这个工具也是能伤人的，所以要对它有戒心。”江晓原说。
不用智能手机、不开微博、很少上网和看电视，这都是江晓原对科学保持“戒心”的方式。
转基因技术：可以研究，不要推广
《望东方周刊》：围绕转基因的争论近几年一直没有停歇。2010年初，你曾参与起草发出了《关于暂缓推广转基因主粮的呼吁书》，而你新近主编的ISIS书库的丛书中也有一本《孟山都眼中的世界》，讲述的正是转基因的历史和争论。对于转基因技术，你的态度是怎样的？
江晓原：我认为转基因技术现在研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应该推广转基因主粮。
一个理由是，这个技术现在有争议，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判断它对人和环境是否有害，并且也没有什么必要急着要推广它。急着推广转基因技术的人，说服我们的理由之一就是说它是无害的。但是即使无害也不一定要急着推广啊！我们也没看见它有什么好处啊！转基因技术对产量现在看来没有什么大的提高，而在防治病虫害这一点上争议也很大，因为可能会带来其他方面的问题。
作为一个不研究转基因技术的人，对于这些细节都是不清楚的。我们能确定的一点，就是对于这项技术有争议。有争议的事情为什么还要急着推广它呢？为什么不可以缓一缓，先进一步研究呢？
在不久前方舟子和崔永元对这一问题的争议中，方舟子说崔永元不是专家，不懂这个技术，所以没资格说话。这个逻辑就是只有专家才有资格说话。但这是一件涉及公众和整个国家利益的事情，所以每个人对这件事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西方国家在解决这类问题上的基本原则是，科学家觉得做某件事情好，就应该去说服公众究竟好在哪，一直到取得公众的认同才可以做。如果公众不同意，那么就坚决不能做。
比如美国当年的超级超导对撞机项目，都已经花了20亿美元了，但因为公众意见很大，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民意代表没有被说服，最后这个项目只好下马。科学家对此很愤怒，抱怨公众阻碍了他们的科学研究，可是这个项目所需的资金是来自纳税人，那就得说服纳税人同意。
《望东方周刊》：现在西方国家说服公众推广转基因技术了吗？
江晓原：在转基因作物这个事情上，经济问题是很敏感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他的新书《未来》一书中说得很清楚：孟山都公司控制着世界上90%的转基因种子的基因。所以，不管转基因作物到底有没有害，孟山都公司肯定是获利的。既然如此，为什么有些人要急着替孟山都公司在中国获利呢？推广转基因技术的人应该正面回应自己同孟山都公司到底是什么关系，应该正面回应这个技术中自主研发的比例到底占多少。为什么他们面对公众和媒体时，对于经济利益的问题总是讳莫如深呢？
他们竭力把这个问题转化为一个科学问题—吃转基因食品对人有害没害。你如果同意转基因作物的推广是一个科学问题，话语权就到他那里去了。因为你又不懂，只有他懂啊！
还有一个理由是对安全问题的看法。这个也容易让人误解。很多人以为安全是一个客观的东西，其实安全是不客观的，你自己觉得不安全，这本身就是不安全的内容之一。不可能由别人宣布你安全与否，就像不能由别人来宣布你幸福与否一样。杯弓蛇影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你以为自己吃进一条蛇的时候，你的身心健康就受到伤害了。所以北大刘华杰教授说，人民群众觉得转基因食品是不安全的，那么它就是不安全的。 《望东方周刊》：能否谈谈科学和人文之间的关系？你的态度是怎样的？
江晓原：在我现在的观念里，人文当然是高于科学的。科学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有点危险的工具。它要依靠人文来规范。一个人的人文素养是最重要的。
有人采访我，问我学龄前儿童推荐看什么科学书籍，我说他们现在不要看科学书籍，这个时候应该看的是能提升人文素养的东西。学习科学有什么可急的？从小学开始不就有科学教育吗？
人文肯定应该高于科学，工具怎么能比人重要？科学只是用来做事的，人文是用来做人的。路甬祥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时，就曾在很多次演讲中提到，要用法律、伦理规范科学。
《望东方周刊》：你觉得科学和人文之间现在产生了矛盾，根源究竟是什么？
江晓原：冲突的产生是由于科学企图凌驾于人文之上。科学被赋予了不恰当的地位，这就使得某些人觉得科学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正是这样的科学主义导致了科学和人文之间的冲突。
《望东方周刊》：要调和这种矛盾有什么可能的路径吗？
江晓原：可能的路径就是重新给科学定位—科学就是一个有危险性的工具。有了这个定位，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
科学和宗教并非你死我活
《望东方周刊》：你在《科学十五讲》中说到：科学和宗教信仰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并行不悖的关系。你能否具体解释一下？
江晓原：从科学史的角度看，科学和宗教的关系一直是并行不悖的。在大部分情况下，宗教甚至帮助了科学。在中世纪，是谁保存了知识的种子？正是教会的修道院。
科学和宗教之间其实并非你死我活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我们以前自己建构出来的。我们为了把科学的地位抬得至高无上，就建构出这样的故事来，好像科学一直在受迫害，科学和宗教是不相容的。
有个典型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在中国的教课书中，都说布鲁诺是因为宣传“日心说”被烧死的，而西方几十年前早已研究证明，布鲁诺被烧死主要是因为他鼓吹宗教改革，与日心说没什么关系。但是我们一直把这个故事作为“宗教是科学的敌人”的典型案例。
《望东方周刊》：那科学和宗教是怎样相互影响的呢？有没有具体的例证？
江晓原：比如中世纪的那些神学的论争，无论是对于思维的训练，还是直接的思想方法上，对科学都有借鉴和帮助作用。往往论证一个神学问题时所遵循的程序，当被用来讨论科学问题时也一样适用。
随着科学的发展，宗教也一直在修改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比如《天体运行论》曾经出现在他们的《禁书目录》上，不久不是也拿掉了吗？
《望东方周刊》：你觉得科学最终会取代宗教吗？
江晓原：不可能。这两者的功能不同，是难以相互替代的。科学是人们处理物质世界时的工具，宗教用来安慰人的心灵。人们的心理出了问题，一般不会在科学那里找答案吧？在西方，即使是一些科学主义者，也有很多还是信宗教的。
不过，什么都可以发展，如果这两者中的某一个发展到具备另一方的功能时，取代也未尝不可。但现在我们至少还看不到这样的趋势。
对伪科学要宽容
《望东方周刊》：从古至今，公众对于神秘事物与现象的兴趣一直不减。公众，甚至一些科技工作者都对风水、算命、气功、星座占卜、人体特异功能等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伪科学表现出兴趣，对此，你怎么看？科学、伪科学之间的界限何在？
江晓原：科学和伪科学之间的区分，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这正如科学哲学上说的，划界问题是没办法解决的。
但是，具体到某件事情上，哪个是科学，哪个是伪科学，有些是可以判断的。因为通常我们认为那些按照现有的科学理论和规范来操作的东西就是科学，反之则不是。但不是也并不一定就是伪科学，只有当那些东西照现在科学的规范来判断不是科学，但又要宣称自己是科学的时候，才能被称为“伪科学”。
《望东方周刊》：能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吗？
江晓原：比如中医。为什么有人要把中医称为伪科学呢？是因为有些中医觉得自己被说成不是科学很难受，而非为自己正名是“科学”——当他们这么说的时候，就被人说成是“伪科学”了。如果中医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不是科学，谁会说你是伪的呢？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不是科学的东西存在么。艺术、宗教等等也都不是科学，为什么我们不称它们是伪科学呢？
有许多昨天被确认为伪科学的东西，今天就变成了科学。很多今天科学能够实现的事情，在古代就被认为是魔法。
我主张对伪科学要宽容。我认为伪科学只要不危害社会公众的利益，不危害他人的利益，就让它存在着好了，不要去打压它。有人要把伪科学想象成科学的敌人，对伪科学要斩尽杀绝，这是不对的，对科学的发展也没好处。伪科学也可以成为科学的温床。在西方发达国家，他们的科学比我们先进，同时他们的伪科学也比我们更发达。
如果有人利用伪科学犯了罪，也不用罪及伪科学本身；就像利用科学犯了罪，我们通常也不罪及科学本身。
《望东方周刊》：伪科学是否也可能会对科学的发展有某些促进作用？
江晓原：历史上是有过的。比如炼金术催生了化学，占星术对数理天文学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
《望东方周刊》：你刚才讲到了中医，你曾提出“对待中医要有新思路”，能否具体谈谈？
江晓原：我不是中医，也并不懂中医，所以我对中医的看法纯粹是我从科学哲学这方面思考的结果。我觉得今天中医的一个重要的宣传策略，应该是不要把自己打扮成科学，这样容易被别人说成是伪科学。
其实中医自有一套看待世界的图像，与科学是不同的。中医的图像里有阴阳五行、经络穴位，这在科学那里都没有。中医说用一根针扎进某个穴位中就能对肉体产生影响，这在西医的理论中是不能解释的，但在中医确是行之有效的。
在西医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人的健康几千年来都是由中医呵护的，所以你得承认中医的有效性。另外，今天在医德日渐败坏的情况下，让西医有一个竞争对手，这不是符合反垄断法的基本思想吗？让公众有另外一个选项，有什么不好呢？
事实上，西医在西方人那里也不是科学，只是在进入中国时被我们说成是科学。在西方的学科分类里，科学、数学、医学三者是并列的。这就说明医学不是科学的一部分。
而且西医的历史更不堪问—和中医相比，西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那样的低级、野蛮。只是最近一两百年才被弄成很“科学”的样子，动辄弄个很大的仪器检查人体，即使这样，西方人也没承认它是精密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