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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是中国史学的奠基者，对后世史学影响极大。梁启超说：“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见盛观衰”、“承敝易变”是司马迁考察历史的重要方法，史学著作能给政治家以智慧以启迪，这两点是需要特别强调的。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中说，他写《史记》，目的在于“述往事，思来者”；他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这是说，他写历史是为了未来；搜集天下的史料，考证史实，是为了探讨历史上成败兴亡的道理。他给自己提出很高的要求，那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用史学家特有的方式——“原始察终”即考察事件发展的完整过程，来认识历史。在考察中，他注重“见盛观衰”；在历史发展的转折处，特别是社会弊端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他主张“承敝易变”。“承敝易变”既是他通过研究历史得出的一条经验，也反映了他的政治主张。
在司马迁的笔下，大到一个朝代，小到一个人物，其历史都是一个盛衰荣辱的变化过程。他写盛衰变化，有其独特的历史洞察力，即他善于从事物的内部，发现催促事物走向反面的因素。如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也是威震四海，不可一世。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焚百家之书，堕名城，杀豪杰，收天下兵器聚于咸阳，销锋铸鐻，自以为关中稳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可达万世之业。但是这种强大的表象下面蕴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秦始皇抛弃了秦统一六国以前的改革进取精神，到处刻石颂功，宣扬“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焚烧典籍，坑杀儒生，任用酷吏钳绝天下人口，实行愚民政策。这些做法意味着他的统治基础极其脆弱。果然，没过几年，陈涉一呼，“山东豪俊遂并亡秦族”，“强大”的秦皇朝一下子崩溃了。秦朝的灭亡，完全是咎由自取。项羽的失败同样如此。项羽当年很是强大，“分裂天下，而封诸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但他也有走向衰亡的致命弱点：“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为人专横、残忍、猜疑，在关键时刻优柔寡断。项羽对自己的弱点毫不知晓，到死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失败，还说：“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司马迁评论他说：“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司马迁认为“变”是事物的属性，他吸收《易》学、道家学术中的富有辩证法因素的通变思想，提出“物盛而衰，固其变也。”“是以物盛而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司马迁不仅在考察前代历史时注意“见盛观衰”，考察当代史时也是如此。西汉经过70余年的休养生息，到武帝即位时，社会已是一番盛世景象：“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但在这种繁荣的下面，却有危机的因素存在，司马迁也沉痛地指出了这一点：“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即大地主横行乡里，上层社会争相奢侈，说明在盛世之后，隐藏着衰败的因素和迹象。在《万石张叔列传》、《汲郑列传》、《匈奴列传》、《李将军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酷吏列传》等篇章中，司马迁用了比较曲折的笔法，揭示了武帝统治下的政治危机。在《平津侯主父列传》中，还直接引用了主父偃、徐乐、严安等人对汉武帝的上书，对汉武帝的穷兵黩武政策提出了批评。武帝听到他们的言论，受到震动，说：“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颇有相见恨晚之意。汉武帝晚年能够改弦更张，与他能够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有着很大的关系。
与“见盛观衰”关系密切的是“变”的问题。“变”是一种客观现象，特别是当社会出现种种弊端的时候，怎样应对，则是摆在当政者面前的一个政治问题。司马迁通过总结历史经验，认为应“承敝易变”。就是说，要针对弊病，进行变革。敝而不改就极其危险：“周失之弱，秦失之强，不变之患也。”而变革的原则是要让民众得到好处。他说：“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而稍陵迟衰微”。这一观点，从思想来源上看，受到《周易》的启示，《周易？系辞下》：“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里既强调了“变”，又说明了变的准则，那就是“使民不倦”、“使民宜之”。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的论赞，充分表述了他的“承敝易变”思想：“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民不倦，得天统也”。把“承敝易变，使民不倦”说成是“得天统”，这无异于把它说成一条“通变”的标准。也就是说，“变”不是无条件的，要针对“敝”而变，“变”的结果是“使民不倦”。司马迁写了许多变革的事例，这些变革之所以获得成功，就是由于遵循了这个原则。如商鞅变法，开始老百姓不习惯，“卒用鞅法，百姓苦之。”但实行了一段时间后，老百姓从中受到益处，“居三年，百姓便之”，“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皆贺。”“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商鞅的变法获得巨大成功，使百姓安定，国力富强，为秦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一度“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这是因为管仲的变革取得成功。而其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变革使齐民受益，得到了齐国人的拥护。管仲“与鲍叔、隰朋、高溪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悦”。由此可见，司马迁“承敝易变”思想，不仅指出了“变通”的重要性，还对如何变通，变通的原则进行了历史的总结。
司马迁“见盛观衰”、“承敝易变”的历史见识，為后来史学家所称赞和继承。宋代史学家郑樵、朱熹、吕祖谦等都很重视对历史盛衰的考察，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所提出的社会变革主张更是发挥了司马迁的“通变”思想。“见盛观衰”与“承敝易变”，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史家的历史智慧，对历代政治家汲取历史经验教训，适时因势地进行改革，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中说，他写《史记》，目的在于“述往事，思来者”；他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这是说，他写历史是为了未来；搜集天下的史料，考证史实，是为了探讨历史上成败兴亡的道理。他给自己提出很高的要求，那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用史学家特有的方式——“原始察终”即考察事件发展的完整过程，来认识历史。在考察中，他注重“见盛观衰”；在历史发展的转折处，特别是社会弊端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他主张“承敝易变”。“承敝易变”既是他通过研究历史得出的一条经验，也反映了他的政治主张。
在司马迁的笔下，大到一个朝代，小到一个人物，其历史都是一个盛衰荣辱的变化过程。他写盛衰变化，有其独特的历史洞察力，即他善于从事物的内部，发现催促事物走向反面的因素。如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也是威震四海，不可一世。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焚百家之书，堕名城，杀豪杰，收天下兵器聚于咸阳，销锋铸鐻，自以为关中稳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可达万世之业。但是这种强大的表象下面蕴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秦始皇抛弃了秦统一六国以前的改革进取精神，到处刻石颂功，宣扬“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焚烧典籍，坑杀儒生，任用酷吏钳绝天下人口，实行愚民政策。这些做法意味着他的统治基础极其脆弱。果然，没过几年，陈涉一呼，“山东豪俊遂并亡秦族”，“强大”的秦皇朝一下子崩溃了。秦朝的灭亡，完全是咎由自取。项羽的失败同样如此。项羽当年很是强大，“分裂天下，而封诸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但他也有走向衰亡的致命弱点：“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为人专横、残忍、猜疑，在关键时刻优柔寡断。项羽对自己的弱点毫不知晓，到死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失败，还说：“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司马迁评论他说：“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司马迁认为“变”是事物的属性，他吸收《易》学、道家学术中的富有辩证法因素的通变思想，提出“物盛而衰，固其变也。”“是以物盛而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司马迁不仅在考察前代历史时注意“见盛观衰”，考察当代史时也是如此。西汉经过70余年的休养生息，到武帝即位时，社会已是一番盛世景象：“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但在这种繁荣的下面，却有危机的因素存在，司马迁也沉痛地指出了这一点：“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即大地主横行乡里，上层社会争相奢侈，说明在盛世之后，隐藏着衰败的因素和迹象。在《万石张叔列传》、《汲郑列传》、《匈奴列传》、《李将军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酷吏列传》等篇章中，司马迁用了比较曲折的笔法，揭示了武帝统治下的政治危机。在《平津侯主父列传》中，还直接引用了主父偃、徐乐、严安等人对汉武帝的上书，对汉武帝的穷兵黩武政策提出了批评。武帝听到他们的言论，受到震动，说：“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颇有相见恨晚之意。汉武帝晚年能够改弦更张，与他能够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有着很大的关系。
与“见盛观衰”关系密切的是“变”的问题。“变”是一种客观现象，特别是当社会出现种种弊端的时候，怎样应对，则是摆在当政者面前的一个政治问题。司马迁通过总结历史经验，认为应“承敝易变”。就是说，要针对弊病，进行变革。敝而不改就极其危险：“周失之弱，秦失之强，不变之患也。”而变革的原则是要让民众得到好处。他说：“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而稍陵迟衰微”。这一观点，从思想来源上看，受到《周易》的启示，《周易？系辞下》：“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里既强调了“变”，又说明了变的准则，那就是“使民不倦”、“使民宜之”。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的论赞，充分表述了他的“承敝易变”思想：“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民不倦，得天统也”。把“承敝易变，使民不倦”说成是“得天统”，这无异于把它说成一条“通变”的标准。也就是说，“变”不是无条件的，要针对“敝”而变，“变”的结果是“使民不倦”。司马迁写了许多变革的事例，这些变革之所以获得成功，就是由于遵循了这个原则。如商鞅变法，开始老百姓不习惯，“卒用鞅法，百姓苦之。”但实行了一段时间后，老百姓从中受到益处，“居三年，百姓便之”，“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皆贺。”“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商鞅的变法获得巨大成功，使百姓安定，国力富强，为秦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一度“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这是因为管仲的变革取得成功。而其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变革使齐民受益，得到了齐国人的拥护。管仲“与鲍叔、隰朋、高溪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悦”。由此可见，司马迁“承敝易变”思想，不仅指出了“变通”的重要性，还对如何变通，变通的原则进行了历史的总结。
司马迁“见盛观衰”、“承敝易变”的历史见识，為后来史学家所称赞和继承。宋代史学家郑樵、朱熹、吕祖谦等都很重视对历史盛衰的考察，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所提出的社会变革主张更是发挥了司马迁的“通变”思想。“见盛观衰”与“承敝易变”，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史家的历史智慧，对历代政治家汲取历史经验教训，适时因势地进行改革，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