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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正值“文革”时期，北方发生了一起被列为“全国特别重大案件”的氢弹部件失窃案，两位研究所保密人员在护送氢弹重要部件进京时，在火车上竟被人调了包。案件一下子便惊动了中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给出了10天的期限，要求尽早破案……
莫名失踪的氢弹部件
1969年暮春，开往北京的596次列车正在检票。两个年轻人急急赶来，上了三号车厢。其中一个二十三四岁，手里提着一个沉甸甸的黑色人造革拎包；另一个年过三十，空着手。两人找到座位后，先是把拎包用链条锁锁在行李架上，仔细检查无恙后，才安心坐下来。行车途中，两人没有放松，不管什么时候，总有一位的视线一直注视着行李架上的那个人造革拎包。
原来，这两个神秘旅客是位于太原附近某地的保密单位703研究所的保卫人员。年纪稍大的叫秦家康，是研究所保卫科长；另一个叫杨晓晨，是秦家康的下属。
703研究所自1967年春天开始，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参与我国自行设计的一种新型氢弹的研制工作，负责研制氢弹重要部件“TQD自动仪”。经过科研人员近两年的不懈努力，终于研制成功。研究所领导决定将该部件送往北京，交国防科委作最后鉴定。运送任务就交由研究所革委会常委兼保卫科长秦家康负责。
秦家康接受送交“TQD自动仪”任务后，对如何送往北京作了认真考虑。秦家康寻思，“TQD自动仪”体积不过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大小，重量不过几公斤，可以随身携带。秦家康选会武术、能徒手搏击的科员杨晓晨跟自己一起去。
当年，从太原往北京，全程561公里，正常行驶时间为13小时44分。为此，两人整整熬过一个白天，到晚上9时终于驶抵终点站。可是，意外就在这时候发生了，杨晓晨掏出钥匙，爬上座椅去开链条锁。愕然发现，人造革拎包里的“TQD自动仪”不翼而飞！里面塞着几团旧报纸！
十天的破案期限
秦家康、杨晓晨丢失“TQD自动仪”后心急如焚，一面向派出所报案，一面向国防科委紧急报告。国防科委当然知道这桩事件的分量，稍稍商量一下，便决定向总理办公室报告。
周恩来闻讯大吃一惊，立即给时任公安部长谢富治打来电话，要求公安部立即组织力量，尽早破案，并给出了10天的期限。
可是，人海茫茫，这个案子从何查起呢？
按照当时的一般思维，干警们马上想到，偷氢弹的是不是国民党特务，或者是苏修分子？于是，立即急电通知各边境口岸、边防哨卡，以及邮电部，进行大面积的排查，凡发现可疑的出境物品一律暂先扣下。没想到，这样大海捞针，还真让大家找到了一个可疑分子叫司马远发。原来，这个人在旅馆登记入住时，用的是繁体字。这可能是台湾过来的特务。
干警们将司马远发抓捕后，押运的时候出了事。因为司机心情激动，开快了点，车子在过桥时掉进了水坝。虽然干警跟司机都游了出来，可司马远发却没有了踪影。大家把水坝里的水抽空，也没见到司马远发的踪影。最后，大家分析，司马远发应该是逃了，而且就隐蔽在附近。于是，干警假意撤退，等待司马远发自投罗网。果然，两天后，以为没事的司马远发从山洞里爬了出来，还准备到老乡家偷鸡蛋吃，结果当场被抓住。经过审讯，这个特务供出了数个潜伏在大陆的特务，但他并没有偷走要找的氢弹部件。线索又断了。
“五七学习班”里的能人
此时，已是“TQD案件”发生的第六天。北京公安部专案组长黄碧天几乎24小时守着电话机，每隔两小时就接到来自北京、铁道部、山西、河北方面的例行情况汇报。每次耳机里传来的总是千篇一律的几个字：“没有突破。”黄碧天不禁感到有些灰心。
这天晚上，黄碧天忽然接到周总理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周恩来总理指示：要抓紧时间侦破案件，侦查力量如果不够，可以考虑起用那些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目前不在岗位上的同志。
黄碧天逐字记下周总理的指示，反复看了几遍，眼睛突然一亮：公安部在山西有个临时性的“五七学习班”，其中不乏具有丰富侦查实践经验的“老公安”，何不让山西省公安厅破例起用他们？黄碧天考虑了一会儿，抓起保密专线电话机，打向山西省公安厅。最终，专案组找到了一位叫郭应峰的老公安。
郭应峰55岁，头发已显花白，虽然貌不惊人，但他的侦查本领在全国公安界可是赫赫有名，“文革”前发生的一些“特案”，如“故宫飞盗案”“卢沟桥碎尸案”“广州预谋暗杀国家领导人反革命案”等的侦破，都与他的名字分不开。
郭应峰一来，首先要求一间静室和立案以来北京每天转来的《24小时侦查情况记录》及有关技术鉴定。之后，郭应峰在静室中独自呆了8个小时，出来时就丢下一句话：这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作案者是二十出头的女性，是山西境内某小镇的居民，而且刚入行不久，还在剧团呆过。
郭应峰分析，根据现有的技术鉴定，那个拎包上有少量油渍——“红灯”护肤脂，按京原线途经山西各小镇群众生活习惯来说，只有青年妇女喜欢在冬春秋三个季节使用太原日用化学品厂出品的廉价的“红灯”护肤脂；她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打开链条锁，说明她具备这方面的技术；按说具备这种技术的角色不会冒冒失失下手，她得找准目标，确有油水可捞才下手，但她下手了，这说明她很冒失，不是什么真正的高手。为什么说在剧团呆过呢？因为两个当事人都回忆在路上遇到的可疑人物只有男性。那么，根据现有的线索，很可能这个“他”就是一个女的假扮。这种人可能在剧团干过，具备化装能力。
根据郭应峰的分析，专案组立即调整了调查方向，重新查阅以太原为中心的各条铁路线上在“TQD案件”发生前后的同类报案记录。到第九天下半夜2点半，各线记录汇齐，最近一个月里共有车窃案件42起，其中扒窃案31起，窃包案11起，后类案件中有5起作案手法和“TQD案件”有相似之处，都是开锁作案。这样一来，嫌疑就清楚了，按这个特点去排查，一共发现附近有5个符合的，其中4个在牢里，只有一个新冒出来的姑娘在外面。此人拜了大盗“锁王”贾福坤为师，擅长开锁，作案无具体地点，人称“蝴蝶”，年轻高挑漂亮，还拍过样板戏。 很快，公安干警就在一家旅馆发现了“蝴蝶”。但是，郭应峰表示先不抓，因为万一抓了，她不认就麻烦了。郭应峰设了一个计。第二天，这个“蝴蝶”出去吃饭，郭应峰跟她到了一家饭馆。这时，他假扮为盗窃高手，在“蝴蝶”面前露了一手，偷了一位“顾客”的800元钱，引得“蝴蝶”前来学师。“蝴蝶”还向郭应峰一五一十地说了自己的经历，什么只跟“锁王”贾福坤学了数天，功夫没学全，而且换包根本没油水，比如上周拎了一个包，里面只有一块废铁，气得她把这块废铁扔到公园的水池里了……
就这样，这个案子算破了，“蝴蝶”被抓获，被丢弃的氢弹部件也找到了。这一天，正好是周总理所规定的破案期限的最后一天！
（据《国防时报》孔灿/文）
中国火箭国际商业发射谈判秘闻
“中国有没有自来水”
1984年4月8日，中国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本国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一批航天人觉得，既然中国已经能够承担此类任务，何不走出国门，到国际市场承揽业务？
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发射失利，“大力神”火箭亦发射失利，打乱了其航天计划，几十颗已经签订发射合同的卫星用户，要么推迟发射，要么重新寻找发射服务商。全球有发射能力的国家都准备大干一场。时任航天工业部预研局局长乌可力等人觉得，时不我待。1986年4月，中国商业发射代表团前往美国进行有关卫星发射的商务接触。然而，中国代表团面临的却是怀疑。有人甚至问他们，中国有没有自来水？虽然事实不像外方疑虑的那么惨，可当时中国的西昌发射场，的确还没有符合国际标准的卫星测试厂房，没有直达专机，连宾馆都没有。
“听说全砸了？”
1987年年初，中方在美国签订了第一份发射外星的正式合同，对方是美国特雷卫星联合公司。时任航天工业部科研局局长陈寿椿记得，当年双方签订合同后，特雷公司发现，自己无法再从银行获得贷款，相关手续在美国也一再受阻。最终，公司被拖垮破产。
幸而，柳暗花明又一村。当时中方准备与特雷公司合作发射的卫星由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特雷公司破产后，休斯公司又将卫星卖给总部设在香港的亚洲卫星财团，亚洲卫星财团最终同意中国火箭发射该卫星，代表团希望尽最大可能谈成合作协议。
航天发射通常都有专业保险公司提供保险。中国进入国际市场时，以美国为代表的强国接连失败，保险公司损失惨重，不得不大幅提高保率。发射成本激增，双方谈判的难度亦会增加。而且，美国卫星出口，必须经国务院、国防部及武器出口委员会批准。也就是说，即便买卖双方签订了合同，卫星也不一定能运来中国发射。但中方的专用发射场正在紧张抢建，国家也为外星发射大开绿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担了经济保险业务，海关对入境卫星推出免检政策，这工程不做也得做。
最关键的是，竞争形势变了——1988年，全球发射了125颗卫星。苏联“暴风雪”号航天飞机首次发射成功；美国航天飞机恢复了发射。一些客户发生了动摇，国内的疑虑更是纷纷扬扬，乌可力和陈寿椿走到哪里都被人问：“听说全砸了？”还有更直接的指责：“花了那么多钱，现在人家又不干了，这不是犯罪吗？”
不愿得罪十亿中国人
驻外谈判时，中方人员住的是最普通的旅馆。合作公司看他们住宿条件一般，以为他们是骗子。乌可力当即联系中国驻美使馆，请使馆出面邀请对方公司赴宴。
在此之前，美方近乎赤裸裸地对中国航天领域的商业活动表示反对。美方谈判人员觉得，在国家力量支持下的中国火箭公司，构成了对西方私人火箭公司的威胁，且以低15%的价格扰乱了国际市场。中方回应说，中美之间的差距有目共睹。至于低价，是因为中国原材料价格较低，劳动力亦相对便宜。
1988年9月9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宣布：批准一项用中国火箭发射3颗美国通信卫星的计划。乌可力说，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政府第一次批准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射美国卫星。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在准备批准卫星许可证时面临议会的反对，布什的意见是：我不愿意得罪十亿中国人。
（据《老年生活报》齐岳峰/文）
莫名失踪的氢弹部件
1969年暮春，开往北京的596次列车正在检票。两个年轻人急急赶来，上了三号车厢。其中一个二十三四岁，手里提着一个沉甸甸的黑色人造革拎包；另一个年过三十，空着手。两人找到座位后，先是把拎包用链条锁锁在行李架上，仔细检查无恙后，才安心坐下来。行车途中，两人没有放松，不管什么时候，总有一位的视线一直注视着行李架上的那个人造革拎包。
原来，这两个神秘旅客是位于太原附近某地的保密单位703研究所的保卫人员。年纪稍大的叫秦家康，是研究所保卫科长；另一个叫杨晓晨，是秦家康的下属。
703研究所自1967年春天开始，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参与我国自行设计的一种新型氢弹的研制工作，负责研制氢弹重要部件“TQD自动仪”。经过科研人员近两年的不懈努力，终于研制成功。研究所领导决定将该部件送往北京，交国防科委作最后鉴定。运送任务就交由研究所革委会常委兼保卫科长秦家康负责。
秦家康接受送交“TQD自动仪”任务后，对如何送往北京作了认真考虑。秦家康寻思，“TQD自动仪”体积不过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大小，重量不过几公斤，可以随身携带。秦家康选会武术、能徒手搏击的科员杨晓晨跟自己一起去。
当年，从太原往北京，全程561公里，正常行驶时间为13小时44分。为此，两人整整熬过一个白天，到晚上9时终于驶抵终点站。可是，意外就在这时候发生了，杨晓晨掏出钥匙，爬上座椅去开链条锁。愕然发现，人造革拎包里的“TQD自动仪”不翼而飞！里面塞着几团旧报纸！
十天的破案期限
秦家康、杨晓晨丢失“TQD自动仪”后心急如焚，一面向派出所报案，一面向国防科委紧急报告。国防科委当然知道这桩事件的分量，稍稍商量一下，便决定向总理办公室报告。
周恩来闻讯大吃一惊，立即给时任公安部长谢富治打来电话，要求公安部立即组织力量，尽早破案，并给出了10天的期限。
可是，人海茫茫，这个案子从何查起呢？
按照当时的一般思维，干警们马上想到，偷氢弹的是不是国民党特务，或者是苏修分子？于是，立即急电通知各边境口岸、边防哨卡，以及邮电部，进行大面积的排查，凡发现可疑的出境物品一律暂先扣下。没想到，这样大海捞针，还真让大家找到了一个可疑分子叫司马远发。原来，这个人在旅馆登记入住时，用的是繁体字。这可能是台湾过来的特务。
干警们将司马远发抓捕后，押运的时候出了事。因为司机心情激动，开快了点，车子在过桥时掉进了水坝。虽然干警跟司机都游了出来，可司马远发却没有了踪影。大家把水坝里的水抽空，也没见到司马远发的踪影。最后，大家分析，司马远发应该是逃了，而且就隐蔽在附近。于是，干警假意撤退，等待司马远发自投罗网。果然，两天后，以为没事的司马远发从山洞里爬了出来，还准备到老乡家偷鸡蛋吃，结果当场被抓住。经过审讯，这个特务供出了数个潜伏在大陆的特务，但他并没有偷走要找的氢弹部件。线索又断了。
“五七学习班”里的能人
此时，已是“TQD案件”发生的第六天。北京公安部专案组长黄碧天几乎24小时守着电话机，每隔两小时就接到来自北京、铁道部、山西、河北方面的例行情况汇报。每次耳机里传来的总是千篇一律的几个字：“没有突破。”黄碧天不禁感到有些灰心。
这天晚上，黄碧天忽然接到周总理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周恩来总理指示：要抓紧时间侦破案件，侦查力量如果不够，可以考虑起用那些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目前不在岗位上的同志。
黄碧天逐字记下周总理的指示，反复看了几遍，眼睛突然一亮：公安部在山西有个临时性的“五七学习班”，其中不乏具有丰富侦查实践经验的“老公安”，何不让山西省公安厅破例起用他们？黄碧天考虑了一会儿，抓起保密专线电话机，打向山西省公安厅。最终，专案组找到了一位叫郭应峰的老公安。
郭应峰55岁，头发已显花白，虽然貌不惊人，但他的侦查本领在全国公安界可是赫赫有名，“文革”前发生的一些“特案”，如“故宫飞盗案”“卢沟桥碎尸案”“广州预谋暗杀国家领导人反革命案”等的侦破，都与他的名字分不开。
郭应峰一来，首先要求一间静室和立案以来北京每天转来的《24小时侦查情况记录》及有关技术鉴定。之后，郭应峰在静室中独自呆了8个小时，出来时就丢下一句话：这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作案者是二十出头的女性，是山西境内某小镇的居民，而且刚入行不久，还在剧团呆过。
郭应峰分析，根据现有的技术鉴定，那个拎包上有少量油渍——“红灯”护肤脂，按京原线途经山西各小镇群众生活习惯来说，只有青年妇女喜欢在冬春秋三个季节使用太原日用化学品厂出品的廉价的“红灯”护肤脂；她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打开链条锁，说明她具备这方面的技术；按说具备这种技术的角色不会冒冒失失下手，她得找准目标，确有油水可捞才下手，但她下手了，这说明她很冒失，不是什么真正的高手。为什么说在剧团呆过呢？因为两个当事人都回忆在路上遇到的可疑人物只有男性。那么，根据现有的线索，很可能这个“他”就是一个女的假扮。这种人可能在剧团干过，具备化装能力。
根据郭应峰的分析，专案组立即调整了调查方向，重新查阅以太原为中心的各条铁路线上在“TQD案件”发生前后的同类报案记录。到第九天下半夜2点半，各线记录汇齐，最近一个月里共有车窃案件42起，其中扒窃案31起，窃包案11起，后类案件中有5起作案手法和“TQD案件”有相似之处，都是开锁作案。这样一来，嫌疑就清楚了，按这个特点去排查，一共发现附近有5个符合的，其中4个在牢里，只有一个新冒出来的姑娘在外面。此人拜了大盗“锁王”贾福坤为师，擅长开锁，作案无具体地点，人称“蝴蝶”，年轻高挑漂亮，还拍过样板戏。 很快，公安干警就在一家旅馆发现了“蝴蝶”。但是，郭应峰表示先不抓，因为万一抓了，她不认就麻烦了。郭应峰设了一个计。第二天，这个“蝴蝶”出去吃饭，郭应峰跟她到了一家饭馆。这时，他假扮为盗窃高手，在“蝴蝶”面前露了一手，偷了一位“顾客”的800元钱，引得“蝴蝶”前来学师。“蝴蝶”还向郭应峰一五一十地说了自己的经历，什么只跟“锁王”贾福坤学了数天，功夫没学全，而且换包根本没油水，比如上周拎了一个包，里面只有一块废铁，气得她把这块废铁扔到公园的水池里了……
就这样，这个案子算破了，“蝴蝶”被抓获，被丢弃的氢弹部件也找到了。这一天，正好是周总理所规定的破案期限的最后一天！
（据《国防时报》孔灿/文）
中国火箭国际商业发射谈判秘闻
“中国有没有自来水”
1984年4月8日，中国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本国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一批航天人觉得，既然中国已经能够承担此类任务，何不走出国门，到国际市场承揽业务？
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发射失利，“大力神”火箭亦发射失利，打乱了其航天计划，几十颗已经签订发射合同的卫星用户，要么推迟发射，要么重新寻找发射服务商。全球有发射能力的国家都准备大干一场。时任航天工业部预研局局长乌可力等人觉得，时不我待。1986年4月，中国商业发射代表团前往美国进行有关卫星发射的商务接触。然而，中国代表团面临的却是怀疑。有人甚至问他们，中国有没有自来水？虽然事实不像外方疑虑的那么惨，可当时中国的西昌发射场，的确还没有符合国际标准的卫星测试厂房，没有直达专机，连宾馆都没有。
“听说全砸了？”
1987年年初，中方在美国签订了第一份发射外星的正式合同，对方是美国特雷卫星联合公司。时任航天工业部科研局局长陈寿椿记得，当年双方签订合同后，特雷公司发现，自己无法再从银行获得贷款，相关手续在美国也一再受阻。最终，公司被拖垮破产。
幸而，柳暗花明又一村。当时中方准备与特雷公司合作发射的卫星由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特雷公司破产后，休斯公司又将卫星卖给总部设在香港的亚洲卫星财团，亚洲卫星财团最终同意中国火箭发射该卫星，代表团希望尽最大可能谈成合作协议。
航天发射通常都有专业保险公司提供保险。中国进入国际市场时，以美国为代表的强国接连失败，保险公司损失惨重，不得不大幅提高保率。发射成本激增，双方谈判的难度亦会增加。而且，美国卫星出口，必须经国务院、国防部及武器出口委员会批准。也就是说，即便买卖双方签订了合同，卫星也不一定能运来中国发射。但中方的专用发射场正在紧张抢建，国家也为外星发射大开绿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担了经济保险业务，海关对入境卫星推出免检政策，这工程不做也得做。
最关键的是，竞争形势变了——1988年，全球发射了125颗卫星。苏联“暴风雪”号航天飞机首次发射成功；美国航天飞机恢复了发射。一些客户发生了动摇，国内的疑虑更是纷纷扬扬，乌可力和陈寿椿走到哪里都被人问：“听说全砸了？”还有更直接的指责：“花了那么多钱，现在人家又不干了，这不是犯罪吗？”
不愿得罪十亿中国人
驻外谈判时，中方人员住的是最普通的旅馆。合作公司看他们住宿条件一般，以为他们是骗子。乌可力当即联系中国驻美使馆，请使馆出面邀请对方公司赴宴。
在此之前，美方近乎赤裸裸地对中国航天领域的商业活动表示反对。美方谈判人员觉得，在国家力量支持下的中国火箭公司，构成了对西方私人火箭公司的威胁，且以低15%的价格扰乱了国际市场。中方回应说，中美之间的差距有目共睹。至于低价，是因为中国原材料价格较低，劳动力亦相对便宜。
1988年9月9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宣布：批准一项用中国火箭发射3颗美国通信卫星的计划。乌可力说，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政府第一次批准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射美国卫星。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在准备批准卫星许可证时面临议会的反对，布什的意见是：我不愿意得罪十亿中国人。
（据《老年生活报》齐岳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