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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平羽是我久仰的乡贤,也是我同在著名教育家廖世承校长门下的学长,他原名王元健,又名白丁,1909年生,江苏高邮人,上海大夏大学肄业。1929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上海沪西区委秘书、第三野战军随营学校政治部副主任、江南指挥部司令员陈毅的秘书等职。南京一解放,即任南京市教育局长兼博物院院长。1950年奉陈毅指令调沪,他先任上海市府秘书长,旋又接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市文化局局长,直至1960年调任中央文化部任副部长。
我多次返乡与父老乡亲聊天,常常聊到他。去年,偶尔从县政协处得到一份有关他的回忆材料,是专门回顾他在反右前后的一些事,看后觉得非常感动。他历经坎坷,笃志忠贞,不由令人赞叹。
与文艺界人士朝夕相处结下友谊
徐平羽甘为他人当“保护伞”的原因之一,是工作中与文艺界人士朝夕相处,结下了友谊。
解放初期,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长夏衍曾对徐平羽说:“一个领导文艺的干部,就像花园里的园丁,作为个人,你爱好牡丹也好,爱好月季也罢,完全允许。但作为领导者,就不能以个人爱好来对待文艺,对每一朵花,我们都要辛勤地浇水灌溉。” 徐平羽正是按照夏公的叮嘱去做的。当时沪上各个剧团,每排演一出新戏,他都尽可能地观看。他直接领导了越剧《红楼梦》、舞剧《小刀会》等文艺精品的创作,精心参加剧本修改。徐平羽曾对主演徐玉兰、王文娟说:“《红楼梦》是家喻户晓的古典名著,凡读过的人,头脑里都有一个贾宝玉,一个林黛玉,要演好他们,一定要到原著中去找‘自己’的形象,你们主要演员起码要通读十遍,多多益善……” 后来徐玉兰、王文娟等人在赴苏联到民主德国演出的—个多月里,通读了《红楼梦》,深感获益匪浅。
上海是我国的文艺重镇,为了确保国庆十周年献礼演出的高质量,徐平羽亲自筹划指导了上海的戏曲、影剧、曲艺创作。他调动精兵强将,不但亲临排练场观看,有时还自己买了票,钻到剧场坐在台下边看、边观察群众反应,一旦发现问题他立即向编、导、演职人员反馈。许多编导艺术家夸赞他是个懂行的好领导。他历来反对在艺术上打棍子、扣帽子,他说:“艺术贵在创新,重在灵感,大家都批艺术,最后就没有艺术!” 当时如沪剧《鸡毛飞上天》、京剧《杨门女将》、淮剧《女审》、越剧《红楼梦》、话剧《枯木逢春》、沪剧《黄浦怒潮》、评弹《玄都求雨》、滑稽戏《三毛学生意》等剧目,在上海的舞台上花团锦簇。沪剧团长丁是娥说:“沪剧团每排一出新戏,徐部长都亲自来看。”正是这样,徐平羽与他们的友情日渐加深。
徐平羽主管上海文坛时,正值东欧“波匈”事件之后,早春天气,乍暖还寒。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宣布: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三风。孰料1957年由鼓励鸣放始,不久“左”风突起吹得晕头转向。这一年的春与夏,对知识界和民主党派的文人言之,竟然是顶着“春”“夏”过炎凉。7月1日,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7月7日晚间,毛泽东即在中苏友好大厦举行座谈会,接见了上海文学、艺术、科学、教育、工商界等36位代表。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发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讲话。黄浦江畔反右斗争就此风云突变。那年头,“非左即右,非红即黑,非友即敌”的判断人和事的方式是相当普遍的。左倾思潮导致一些人异化为政治动物,娘老子都不认。一时间上纲上线,人人自危,个个过堂,来势锐不可挡。数月前,少数敢于骑虎背“鸣放”诤言的书呆子,被卷入了反右漩涡……徐平羽感到精神压力非常重。怎么办?他陷入了沉思……
受审查后更惜才举贤
徐平羽甘当“保护伞”另一原因是他深谙“举贤、爱才,系为政之本、国之利”的真谛。老战友们评说徐平羽是“善良刚正,胸无城府”的一介书生,正如陈毅说的:“白丁同志聪明能干,啥子都好,就是文人习气太重……”正是他的文人气质使得他在圈内关系相处和谐。
1955年,上海越剧院即将出访德国演出,文化部原定徐平羽任团长。当时正值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不料就在离出国不到十天,报上公布了胡风材料,一封信中提到“南京做文教工作的白丁”,注释中注明“白丁即徐平羽”。他团长之职立即被撤,继由鲁迅夫人许广平接任,并被调回上海检查。那时,徐平羽怏怏闭门谢客,不许往外打电话,不许往外写信,困居十个多月。郁闷时,三杯两盏淡酒,怎敌它,晚来风“左”!一面喝酒,一面给孩子们讲解古典文学。最终查明事出有因,但是搞错了,终于雨过天晴复出工作。
从此,他看人看己,变得更深刻更宽容了。不久他即受周总理的委派,担任中国艺术团团长,率团赴欧洲演出。在由苏联赴保加利亚的列车途中,全团80多人,没有那么多卧铺,为了让童芷苓、关肃霜等主要演员得到充足睡眠,确保他们白天演出的质量,年长的徐平羽带头让出铺位,自己在列车过道上坐到天亮。笛王陆春龄深情地回忆道:“赴欧演出长达六个月,共计演出82场,徐老临场观看了81场,高度的责任感,正是徐老不负党和人民重托的体现……”
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撑起“保护伞”
善与恶总是相随的。当浦江上空传来反右的隐隐雷声时,让徐平羽又深感到身上担子的沉重。此时他最担心的是无辜的人受迫害。
善良不要理由,他的举措是尽量不让无辜者受迫害,于是,他登门向文艺界人士打招呼,暗中保护他们过关,提醒他们在“鸣放”中尽量谨言慎语。
被誉为 “京剧皇后”的言慧珠,红极一时,风光于京沪梨园界,却是个不谙政治的“直筒子”,整风鸣放时,她快人快语地说了几句直言,竟被戏曲界的一些人揪住不放,硬要把她打成右派。厚爱人才且心有主见的徐平羽坚持党的思想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政策,要言慧珠严肃地作自我检查。他并表态,她作过自我检查后就行了,不一定要作什么处理。然而,—些蓄意整人的人不服,认为这样做她会更盛气凌人。徐平羽仗义执言:“言慧珠是靠唱戏吃饭的,唱的大多是古装戏,还演了一出现代戏《党员登记表》,人家没有反党反人民嘛!如果硬要把她打成右派,我请问:以后还要不要让她演戏?”他又严肃地大声喝问:“我请问:还让不让人民大众欣赏言派京剧艺术?”他这么一说,反对的人终于哑口无言。
在徐的暗中保护下言慧珠才幸免被划为右派。当时几乎所有文艺单位,都要按人头指标,摊上几个“右派分子”。
当时的刘厚生同志在上海京剧院搞戏曲改革工作,由于写了一篇略有“火气”的文章,市里有人点他名,称他已滑到了右派的边缘,若是检查不过关,就会从边缘掉下右派深渊。
于是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借机对刘的检查,三不罢、四不休,就是扭住不放。但徐平羽认为检查可以过关了。他毕竟是市委宣传部主管文艺界的领导,一言九鼎,终于使刘厚生免陷右派罗网。
市某剧院的反右领导小组,向上报批8个“右派”名单,徐平羽唯恐自己力不从心,不能保住他们,于是他与老战友石西民悄悄作了沟通,两人一齐据理力争,终于把下达的8个名额减掉一半,从中保护了四个人(尽管20年后复查,那四个人也是错划的受害者)。与此同时,著名电影演员石挥,由于不属文化系统(属电影局系统),没能获得应有保护,被打成右派后,不久即含冤自投了黄浦江。文化学者蒋星煜回忆说:“反右运动中,文化局按说应是抓右派的重点所在,但后来我发觉文化系统划为右派的人数百分比,比起其他系统来,反而并不高,我才感觉到徐部长是个坚决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好领导。”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龚炳孙也回忆到当时自己曾在外事口工作,1957年反右时,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平羽,同时兼任市委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他主管外事口(即市外办、市外事处、市对外友协、外国专家工作处等四个部门)。徐平羽既有纯正的党性,又有贤者古道热肠,他毅然力排众议,强调上海外事口不划右派的特殊性,并得到市委黄庆熙同志支持,表示“尊重徐平羽同志的意见”,若把外事干部打成右派,就无法接待外宾,难以进行对外联络工作。龚炳孙无比敬佩地说:“上海外事口不划右派,不仅在上海绝无仅有,即在全国也是罕见的奇迹!1964年赴南京视察工作,他和江苏省文化厅的领导、老战友邓洁说:“我真弄不懂,锡剧名演员梅兰珍,斗大的字不识半升,怎么也成了右派呢?”邓洁说:“她不是省团演员,她的右派帽子不是我们戴的……”徐平羽自嘲地感叹道:“哦,我知道了,没有文化水平,也有资格当上右派,唉,名满天下,谤也随之,全国何止一个梅兰珍哟!”
保护他人的人却难保自己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发出55号文件,宣布全部摘掉“右派”帽子,实事求是地做好改正工作,妥善安置他们的生活。历史事实见证了邓小平阐述的“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引自《改革的步子要加快》)。长期以来“左倾幼稚病”误导认知:“右”是立场问题、“左”只是方法问题,故此,“宁左勿右”的悖论,便成了扩大造灾的动因之一。
反右给人们留下了许多痛苦的回忆,但同时那些在反右斗争中竭力替善良的人们打起“保护伞”的人,更是值得人们永远的尊敬和怀念的。徐平羽就是这样一位赤胆忠诚于党的事业之人,在“文革”中难保自己的命运,被江青的一句话“徐平羽像毒蛇一样咬了我一口,使我睡不着觉……”而将徐投入牢狱,后又被红卫兵多次揪回上海反复批斗,拳打脚踢,打得他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眼眶下打出好大一片乌青块,两眼充满血丝,令人惨不忍睹。之后被押回北京。寒冬腊月,夫人林琳(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探监归来,冒着纷飞的大雪回到冰窖似的家里,看着孤苦守家的小女儿小淞,禁不住一下子将她搂在怀中吞声啜泣。窗外寒风凄厉,屋内涕泪滂沱……
l975年邓小平复出,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瘦骨嶙峋的徐平羽,被搀扶着迈出牢门,面对妻子儿女,已是相看泪眼情难诉。他彻底平反后,受任文化部顾问。
几番凄风苦雨后,1977年春回大地,上海文化界许多老人说起徐平羽,敬仰之情溢于言表。他们专程赴京探望劫后余生的徐平羽,面对当年目光炯炯、一脸温情微笑的老部长,已成风烛残年的耄耋老人,令人唏嘘不己。
与君同舟,风雨无悔。夫人林琳己预感丈夫大限的将临,她不由哀泣道:“三年批斗、七年牢狱、十年病榻,整整二十年,平羽再也没有能够站起来!”
1986年9月23日,平羽先生溘然谢世。这正是神州莫再有冤灵,活在人心便永生!
(作者为上海体院人文学院新闻系教授)
责任编辑张 鑫
我多次返乡与父老乡亲聊天,常常聊到他。去年,偶尔从县政协处得到一份有关他的回忆材料,是专门回顾他在反右前后的一些事,看后觉得非常感动。他历经坎坷,笃志忠贞,不由令人赞叹。
与文艺界人士朝夕相处结下友谊
徐平羽甘为他人当“保护伞”的原因之一,是工作中与文艺界人士朝夕相处,结下了友谊。
解放初期,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长夏衍曾对徐平羽说:“一个领导文艺的干部,就像花园里的园丁,作为个人,你爱好牡丹也好,爱好月季也罢,完全允许。但作为领导者,就不能以个人爱好来对待文艺,对每一朵花,我们都要辛勤地浇水灌溉。” 徐平羽正是按照夏公的叮嘱去做的。当时沪上各个剧团,每排演一出新戏,他都尽可能地观看。他直接领导了越剧《红楼梦》、舞剧《小刀会》等文艺精品的创作,精心参加剧本修改。徐平羽曾对主演徐玉兰、王文娟说:“《红楼梦》是家喻户晓的古典名著,凡读过的人,头脑里都有一个贾宝玉,一个林黛玉,要演好他们,一定要到原著中去找‘自己’的形象,你们主要演员起码要通读十遍,多多益善……” 后来徐玉兰、王文娟等人在赴苏联到民主德国演出的—个多月里,通读了《红楼梦》,深感获益匪浅。
上海是我国的文艺重镇,为了确保国庆十周年献礼演出的高质量,徐平羽亲自筹划指导了上海的戏曲、影剧、曲艺创作。他调动精兵强将,不但亲临排练场观看,有时还自己买了票,钻到剧场坐在台下边看、边观察群众反应,一旦发现问题他立即向编、导、演职人员反馈。许多编导艺术家夸赞他是个懂行的好领导。他历来反对在艺术上打棍子、扣帽子,他说:“艺术贵在创新,重在灵感,大家都批艺术,最后就没有艺术!” 当时如沪剧《鸡毛飞上天》、京剧《杨门女将》、淮剧《女审》、越剧《红楼梦》、话剧《枯木逢春》、沪剧《黄浦怒潮》、评弹《玄都求雨》、滑稽戏《三毛学生意》等剧目,在上海的舞台上花团锦簇。沪剧团长丁是娥说:“沪剧团每排一出新戏,徐部长都亲自来看。”正是这样,徐平羽与他们的友情日渐加深。
徐平羽主管上海文坛时,正值东欧“波匈”事件之后,早春天气,乍暖还寒。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宣布: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三风。孰料1957年由鼓励鸣放始,不久“左”风突起吹得晕头转向。这一年的春与夏,对知识界和民主党派的文人言之,竟然是顶着“春”“夏”过炎凉。7月1日,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7月7日晚间,毛泽东即在中苏友好大厦举行座谈会,接见了上海文学、艺术、科学、教育、工商界等36位代表。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发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讲话。黄浦江畔反右斗争就此风云突变。那年头,“非左即右,非红即黑,非友即敌”的判断人和事的方式是相当普遍的。左倾思潮导致一些人异化为政治动物,娘老子都不认。一时间上纲上线,人人自危,个个过堂,来势锐不可挡。数月前,少数敢于骑虎背“鸣放”诤言的书呆子,被卷入了反右漩涡……徐平羽感到精神压力非常重。怎么办?他陷入了沉思……
受审查后更惜才举贤
徐平羽甘当“保护伞”另一原因是他深谙“举贤、爱才,系为政之本、国之利”的真谛。老战友们评说徐平羽是“善良刚正,胸无城府”的一介书生,正如陈毅说的:“白丁同志聪明能干,啥子都好,就是文人习气太重……”正是他的文人气质使得他在圈内关系相处和谐。
1955年,上海越剧院即将出访德国演出,文化部原定徐平羽任团长。当时正值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不料就在离出国不到十天,报上公布了胡风材料,一封信中提到“南京做文教工作的白丁”,注释中注明“白丁即徐平羽”。他团长之职立即被撤,继由鲁迅夫人许广平接任,并被调回上海检查。那时,徐平羽怏怏闭门谢客,不许往外打电话,不许往外写信,困居十个多月。郁闷时,三杯两盏淡酒,怎敌它,晚来风“左”!一面喝酒,一面给孩子们讲解古典文学。最终查明事出有因,但是搞错了,终于雨过天晴复出工作。
从此,他看人看己,变得更深刻更宽容了。不久他即受周总理的委派,担任中国艺术团团长,率团赴欧洲演出。在由苏联赴保加利亚的列车途中,全团80多人,没有那么多卧铺,为了让童芷苓、关肃霜等主要演员得到充足睡眠,确保他们白天演出的质量,年长的徐平羽带头让出铺位,自己在列车过道上坐到天亮。笛王陆春龄深情地回忆道:“赴欧演出长达六个月,共计演出82场,徐老临场观看了81场,高度的责任感,正是徐老不负党和人民重托的体现……”
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撑起“保护伞”
善与恶总是相随的。当浦江上空传来反右的隐隐雷声时,让徐平羽又深感到身上担子的沉重。此时他最担心的是无辜的人受迫害。
善良不要理由,他的举措是尽量不让无辜者受迫害,于是,他登门向文艺界人士打招呼,暗中保护他们过关,提醒他们在“鸣放”中尽量谨言慎语。
被誉为 “京剧皇后”的言慧珠,红极一时,风光于京沪梨园界,却是个不谙政治的“直筒子”,整风鸣放时,她快人快语地说了几句直言,竟被戏曲界的一些人揪住不放,硬要把她打成右派。厚爱人才且心有主见的徐平羽坚持党的思想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政策,要言慧珠严肃地作自我检查。他并表态,她作过自我检查后就行了,不一定要作什么处理。然而,—些蓄意整人的人不服,认为这样做她会更盛气凌人。徐平羽仗义执言:“言慧珠是靠唱戏吃饭的,唱的大多是古装戏,还演了一出现代戏《党员登记表》,人家没有反党反人民嘛!如果硬要把她打成右派,我请问:以后还要不要让她演戏?”他又严肃地大声喝问:“我请问:还让不让人民大众欣赏言派京剧艺术?”他这么一说,反对的人终于哑口无言。
在徐的暗中保护下言慧珠才幸免被划为右派。当时几乎所有文艺单位,都要按人头指标,摊上几个“右派分子”。
当时的刘厚生同志在上海京剧院搞戏曲改革工作,由于写了一篇略有“火气”的文章,市里有人点他名,称他已滑到了右派的边缘,若是检查不过关,就会从边缘掉下右派深渊。
于是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借机对刘的检查,三不罢、四不休,就是扭住不放。但徐平羽认为检查可以过关了。他毕竟是市委宣传部主管文艺界的领导,一言九鼎,终于使刘厚生免陷右派罗网。
市某剧院的反右领导小组,向上报批8个“右派”名单,徐平羽唯恐自己力不从心,不能保住他们,于是他与老战友石西民悄悄作了沟通,两人一齐据理力争,终于把下达的8个名额减掉一半,从中保护了四个人(尽管20年后复查,那四个人也是错划的受害者)。与此同时,著名电影演员石挥,由于不属文化系统(属电影局系统),没能获得应有保护,被打成右派后,不久即含冤自投了黄浦江。文化学者蒋星煜回忆说:“反右运动中,文化局按说应是抓右派的重点所在,但后来我发觉文化系统划为右派的人数百分比,比起其他系统来,反而并不高,我才感觉到徐部长是个坚决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好领导。”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龚炳孙也回忆到当时自己曾在外事口工作,1957年反右时,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平羽,同时兼任市委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他主管外事口(即市外办、市外事处、市对外友协、外国专家工作处等四个部门)。徐平羽既有纯正的党性,又有贤者古道热肠,他毅然力排众议,强调上海外事口不划右派的特殊性,并得到市委黄庆熙同志支持,表示“尊重徐平羽同志的意见”,若把外事干部打成右派,就无法接待外宾,难以进行对外联络工作。龚炳孙无比敬佩地说:“上海外事口不划右派,不仅在上海绝无仅有,即在全国也是罕见的奇迹!1964年赴南京视察工作,他和江苏省文化厅的领导、老战友邓洁说:“我真弄不懂,锡剧名演员梅兰珍,斗大的字不识半升,怎么也成了右派呢?”邓洁说:“她不是省团演员,她的右派帽子不是我们戴的……”徐平羽自嘲地感叹道:“哦,我知道了,没有文化水平,也有资格当上右派,唉,名满天下,谤也随之,全国何止一个梅兰珍哟!”
保护他人的人却难保自己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发出55号文件,宣布全部摘掉“右派”帽子,实事求是地做好改正工作,妥善安置他们的生活。历史事实见证了邓小平阐述的“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引自《改革的步子要加快》)。长期以来“左倾幼稚病”误导认知:“右”是立场问题、“左”只是方法问题,故此,“宁左勿右”的悖论,便成了扩大造灾的动因之一。
反右给人们留下了许多痛苦的回忆,但同时那些在反右斗争中竭力替善良的人们打起“保护伞”的人,更是值得人们永远的尊敬和怀念的。徐平羽就是这样一位赤胆忠诚于党的事业之人,在“文革”中难保自己的命运,被江青的一句话“徐平羽像毒蛇一样咬了我一口,使我睡不着觉……”而将徐投入牢狱,后又被红卫兵多次揪回上海反复批斗,拳打脚踢,打得他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眼眶下打出好大一片乌青块,两眼充满血丝,令人惨不忍睹。之后被押回北京。寒冬腊月,夫人林琳(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探监归来,冒着纷飞的大雪回到冰窖似的家里,看着孤苦守家的小女儿小淞,禁不住一下子将她搂在怀中吞声啜泣。窗外寒风凄厉,屋内涕泪滂沱……
l975年邓小平复出,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瘦骨嶙峋的徐平羽,被搀扶着迈出牢门,面对妻子儿女,已是相看泪眼情难诉。他彻底平反后,受任文化部顾问。
几番凄风苦雨后,1977年春回大地,上海文化界许多老人说起徐平羽,敬仰之情溢于言表。他们专程赴京探望劫后余生的徐平羽,面对当年目光炯炯、一脸温情微笑的老部长,已成风烛残年的耄耋老人,令人唏嘘不己。
与君同舟,风雨无悔。夫人林琳己预感丈夫大限的将临,她不由哀泣道:“三年批斗、七年牢狱、十年病榻,整整二十年,平羽再也没有能够站起来!”
1986年9月23日,平羽先生溘然谢世。这正是神州莫再有冤灵,活在人心便永生!
(作者为上海体院人文学院新闻系教授)
责任编辑张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