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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副业生产不再受到限制，由此产生了一批依靠农副业致富的农民，并逐渐转向专门经营。“万元户”便是这部分先富农民中的典型。以“万元户”为代表的专业户是农民自发行为的产物，一方面，其不断发展，带来了农村经济的商品化趋势，促进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员结构的年轻化、专业化。另一方面，当时“左”的思想、错误的工作方法与集体主义精神则尚未完全改变，在“万元户”（专业户）的发展中集中展现出来。正是这些变与不变，共同构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完整面相。
【关键词】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改革；“万元户”；专业户；基层党组织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8）06-0037-08
中国农村改革开始后，随着“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多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一部分农民通过加工农副产品、开展多种经营、搞特色经营等方式逐渐成为专业户，先一步富裕起来。当时的新闻媒体，将这些年收入达到或超过一万元的家庭形象地称为“万元户”。
“万元户”是中国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过程中的产物，其背后蕴含了大量的历史细节，是改革开放史特别是农村改革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但现有的相关研究却寥寥无几，仅见储著武、桂奕菲对1985年陈云质疑“万元户”宣传进行的考释。①对农村改革的研究，学者大多从改革开放的全局出发，着重论述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改革中呈现出的诸如经济制度、所有权关系等方面的变迁。②这些研究展现了改革开放的变革本质，从整体上搭建起了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但是，受限于长时段的宏观叙述，诸多细节被舍弃或忽略。在最早的农村改革中，部分事物变化缓慢或不明显，与变化较快的事物相比，好似未变，呈现出了变与不变共存的局面。本文拟以“万元户”为中心，从一个侧面考察中国农村改革在制度、观念等方面的变与不变。
一、“万元户”的产生
“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掀起了大批资本主义的浪潮，批判“单干风”“三自一包”等。在此影响下，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与集市贸易等一并被划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大力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鼓吹“穷光荣，富必修”，将部分勤劳致富的农民视为异端，作为两极分化的典型去批判。在分配制度上，以反对“工分挂帅”为借口，否认价值规律、按劳分配原则与多种经营，片面强调以粮为纲，限制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业的发展。①粉碎“四人帮”之后，“左”的思潮并未马上消失，部分人依旧在鼓吹“穷过渡”。在这种背景下，出于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担心与疑虑，多数干部群众“谈富色变”“望富生畏”的情况没有根本好转。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谈及经济政策时指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并通过这部分人的带头示范作用，“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②邓小平的这番讲话，不仅说明了经济发展中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将曾经被污名化的“富裕”明确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一项目标，从而开始逐渐打消了人民对追求经济利益的疑虑。随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明确了人民公社各级经济组织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允许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同时确认了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不能作为所谓的“资本主义尾巴”去批判。《决议（草案）》还要求在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确保粮食生产的同时，应当鼓励和辅导农民经营家庭副业，实行粮食和经济作物并举，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以提高个人收入，繁荣农村经济，改善农业结构。③
邓小平的讲话与《决议（草案）》很快以各种方式向社会传达开来，并不断影响着农村的经济发展。1979年2月19日，《人民日报》在同一版面刊发了两篇用意明显的新闻，分别题为《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应受到鼓励》《靠辛勤劳动过上富裕生活》。前文报道了长岛县委从“限制社员富裕”到敢于“放手让社员富裕”的思想转变过程，并以此说明“企图通过限制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办法来建成社会主义，那不过是一种幻想”。④后者则报道了广东省中山县小榄公社垺西二大队第二生产队社员黄新文一家，1978年靠参加生产队劳动和以养猪为主的家庭副业，全年总收入达一万零七百多元，扣除成本后纯收入五千九百多元。文章自问自答，黄新文家庭副业收入已经超过了集体劳动分配收入，算不算资本主义？在分析了其具体的生产活动后，“大家认为黄新文一家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同时又努力发展家庭副业，对国家、集体的贡献大，个人收入多，根本不是什么‘资本主义’，他走的路子不仅没有错，而且应该受到赞扬和鼓励”。⑤作为一份极具政治性与导向性的重要报纸，《人民日报》的这两篇报道无疑进一步打消了人们对致富的疑虑。
黄新文是全国范围内第一个被公开报道的家庭年收入超过一万元的农民。同年3月，《南方日报》也以《靠辛勤劳动增加收入光荣》为题做了专门报道。1979年5月，中山县革命委员会颁发给黄新文“在一九七八年度发展畜牧生产工作中取得优异成绩，被评为特等先进生产者”的奖状，并在全县三级干部和代表会上介绍，推广其先进事迹。此外他还陆续收到全国24个省、市的400多封向其取经、表示支持的来信。⑥黄新文的事迹与经历不仅说明了在中央政策调整之后，部分農村中已经开始出现了收入较高的农民，而且也体现了广大干部群众对待富裕的看法已经逐渐走出“左”的思维。1980年4月18日，“万元户”一词首次出现在全国性报刊的报道⑦之中，从此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
二、农村经济的商品化
在对黄新文的报道中，农村经济商品化便已初现端倪。黄新文一家1978年在生产队劳动所得收入为3100多元，养猪所得收入为5200余元，养殖鸭子与种植蔬菜所得1300余元。带有商品生产性质的家庭副业总收入达到集体劳动分配收入的两倍有余。①根据国家统计局对27个省、市、自治区15914户社员的调查，1980年这些农户出售各种副业产品的现金收入平均每人为48.6元，占其纯收入的四分之三以上。②在农业政策的转变与农副业较高经济利润的驱动下，像黄新文这类依靠家庭农副业致富的人，开始逐渐成为专门从事养殖、种植等商品生产活动的专业户。1982年，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在山西视察时指出，专业户、重点户是一件新事物，将会带来一系列新变化。1983年初，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对近年来出现的专业户、重点户予以了肯定，认为它们“一开始就以商品生产者的面貌出现，讲求经济效益，充分利用零散的资金和劳力，发挥了农村各种能手的作用，促进了生产的专业分工和多样化的经济联合”。③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肯定了专业户在“带头勤劳致富”“带头发展商品生产”“带头改进生产技术”方面的典型示范作用，对其应“珍惜爱护，积极支持”。④ 在此影响下，据1984年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广东、广西、贵州、新疆、台湾除外）的统计，农村专业户已达2254.3万户，占被统计地区农户总数的14%。据此推算，全国农村专业户可达2559万户，比1983年初的1561.7万户增加997.3万户。此外，北京、辽宁、山西、山东、吉林、天津的农村专业户比重已超过20%。⑤“万元户”作为专业户这一典型中的典型，它们的经营方式与经营成果，展示了农村经济正在发生的转变。
1984年前后四川、河北、湖北、福建等省市百户“万元户”基本情况
单位：户、人、万元
户数 人口 劳动力 总收入 纯收入
一、种植业 23 196 112 34.92 29.02
1.粮食 6 57 35 12.48 7.27
2.花果 6 39 24 8.54 4.84
3.蔬菜 11 91 49 14.16 8.89
二、養殖业 18 131 73 42.55 20.15
1.养猪 2 19 10 5.07 2.56
2.养牛 4 26 17 6.85 3.89
3.家禽蜂虫 7 47 25 16.58 6.33
4.其他 5 16 10 8.65 3.44
三、工业、手工业 9 62 48 22.87 9.19
1.工业品加工 8 30 31 17.55 5.82
2.农产品加工 1 12 3 1.50 1.30
四、交通运输业 29 211 105 50.93 31.09
五、服务业 1 6 2 1.40 1.20
六、建材业 1 5 2 5.00 1.20
七、综合经营 19 162 94 22.12 19.41
总计 100 773 436 179.79 111.26
资料来源：何宏权主编：《中国万元户》第2卷第2号，中国农村综合发展研究所1985年版，第7页。
从上表可以看到，几乎是纯商品生产（包括生产与服务）性质的“万元户”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与此相对应，农副产品商品率不断提高。1983年粮食商品率便已超过30%，棉花收购量则达到98.9%。社会农副产品收购总额达到1265亿元，占农产品总产值的40.5%，加上农民在集市上销售的部分与农村队办工业的产品销售金额，1983年农村农副产品的商品率达到55.3%。①截至1984年12月，全国共有农副产品批发市场200余个；县以上农产品贸易中心与货栈3000个左右；农村集市近5万个。农村个体工商户超过420万户，538万人，主要是进入流通领域的专业户，活跃于城乡之间。②农村中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农村不仅向城市提供了日益多样的农副产品，同时也对城市中的轻工产品有了更大的需求。城乡之间的物资与人员流动，不仅冲击了二元分明的城乡关系，同时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改革的开启。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农村经济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允许部分农副产品的生产交换可以完全由市场调节，并明确了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目标。③
政策的松动给予了农民“可乘之机”，以“万元户”为代表的农村专业户的出现，既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农村经济类型转变的重要推手。它们并不是官方政策的直接产物，相反，它们的出现加速了直接相关政策的出台。正如作为这场农村变革当事人之一的刘堪在回首这段历史时说：这次变革最多来自农民，来自基层的自发涌动，最少来自某种信条，来自领导者的主观设计。这是一次农民参与程度最高、最具农民色彩和中国特点的改革。④
三、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新动向
195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今后接收党员工作的意见》指出，在农村中接收党员，需注意考察入党者的阶级成分，凡本人系上中农成分的，一般不得接受入党。⑤1967年，中央发布《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1968年，中共中央转发了上海市《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这两份文件一起，将发展党员的标准着重落在了阶级斗争觉悟上，忽视了入党者的业务水平。此后党章在1969年与1973年两次被修改，对党员的第一条要求均为“年满十八周岁的中国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和其他知识分子”。⑥与经济因素直接挂钩的阶级成分成为入党的核心标准之一，这也是当时对待经济利益态度的一种集中表现。1977年中共十一大上党章被再次修改，这被认为是“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中开始走向正确道路”，⑦在党员的标准上，却依旧坚持与经济因素直接相关的“贫农下中农”要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实行，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收入不断提高，部分地区开始逐渐出现收入较高的“万元户”、专业户。此时若再以阶级成分为吸收党员的标准，则农村地区党员发展不得不再次陷入停滞状态。同时包含基层干部在内的部分农村党员，也通过自己在某一领域内的辛勤劳动、认真钻研，获得了超出自己阶级成分的收入。因此新时期农村党组织的整顿与发展陷入了现实与章程对立的两难境地。
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要求共产党员必须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先锋战士，努力做到又红又专。“红”就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专”就是学习掌握现代化建设的专业知识，成为本职工作的内行和能手。强调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专不等于红，但红必须专”“干那一行就必须精通那一行”，要在“生产”“工作”“学习”中起先锋模范作用。①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开，通过了新修订的党章，删去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表述，将党员标准由“贫农下中农”修改为“农民”。这样便使党员标准同与经济收益直接挂钩的阶级标准相脱离了。同时还指出目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强调党的工作重点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赋予了党员追求“制度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的权利。② 与党章中对党员要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基层党组织普遍面临高龄化、文化程度低的困境。以河北为例，截至1984年的统计，全省农村支部领导成员23万人。年龄方面，46岁以上的占41%，个别支部书记甚至由年近九旬的老党员担任；文化方面，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占63%，还有20%的支部没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党员；工作能力方面，习惯于“一刀切”、行政命令，缺乏用经济手段管理的能力。③这导致了部分基层党组织班子“涣散软弱”，“同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很不适应”。④党章修改后，经济发展的要求与改善党员结构的需求，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工作的重心转向吸收专业户等先富农民入党。如1984年，中共河北平山县委在贯彻中央一号文件过程中，为解决党员队伍老化严重状况，重新研究制定了调整农村支部班子和发展党员的规划，明确提出农村发展党员的重点在于大量吸收共青团和重点户、专业户中的优秀知识青年入党。⑤
此后，農村基层党组织吸收先富农民入党已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部分地区先富农民入党比例甚至在80%以上。党组织的变化也带动了共青团的建设，为党组织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后备军，1984年，福建龙海县70%以上的团支书由“万元户”、专业户等为代表的致富能人担任，73%的致富青年加入了共青团。⑥调查发现，70%以上的专业户、重点户为小学及以上毕业生，“其中商品生产搞得好的，又多半是高、初中毕业生干出来的”。⑦部分年轻、有文化的先富农民入党之后，很快成为基层党组织的骨干甚至领导，多地都将“开拓型”“懂经营”的党员选拔到农村党的基层领导班子：1984年，河北平山县共有413名农村优秀青年入党，其中62人被选进基层支部担任正副书记，46人当选村委会主任，187人担任了团支部、妇联会、民兵连领导工作，“给党的各项工作增添了新的活力”；⑧山西翼城县也有109名25岁到35岁的年轻党员担任了农村党支部书记，“有许多是专业户中的能人”。⑨
这些专业户、重点户入党或担当基层领导工作后，使得“农村党支部成员的年龄、文化结构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向着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方向发展，推动了当地商品经济发展。如翼城县北史大队专业户党支部书记是个31岁的高中毕业生，“很有经济头脑”，带领农民采取联合经营的方式办起了果汁加工厂等十多个工厂，1984年底大队人均收入比去年增加一倍多。①这只是全国多地的一个缩影。在各种专业户、重点户甚至“万元户”村支书的带领下，有的地方办起了小工厂，有的则办起了炼铁、机械修配、刺绣等。②此外，以“入党”这类政治行为表达对合法致富的肯定与鼓励，淡化了基层党组织中部分党员的落后思想，消解了农民对中央政策的疑虑。如岳阳地区一位养鱼“万元户”申请入党，遭到议论，认为他是“暴发户”，不能入党。汨罗县委认为他为劳动致富带了好头，吸收专业户入党，是在为专业户正名、撑腰。③当时淮安县委书记在《人民日报》发文，认为将专业户等先富农民排除在党外，是将政治和业务、政治和生产割裂、对立起来了。先富的农民用辛勤的劳动为社会增加财富，为党的事业做出贡献，这本身就是对党的政治路线的最好实践。他们积极求富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觉悟和可贵的政治识别能力，应该吸收他们中符合条件的人入党。④群众看到专业户、重点户甚至“万元户”入了党，“更加坚信党的政策不会变，都放开手脚发展商品生产”。⑤
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员结构向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转变，进一步消除了“左”的遗留，增加了党在农民心中的威信，以至于农民称“跟着党支部，家家都能富”。⑥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万元户”、专业户进入党内，越来越多的党员也变为“万元户”、专业户，使得农民减少了对政策持续性的怀疑，“惧富”心态得到缓解，也使中央的农村政策在基层得到了更好的贯彻。
四、新时期的“旧传统”
（一）“左”的思想仍在作祟
“左”的思想作为十余年来的主导思想方向，尽管在1976年后经历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的“震撼”与思想解放的冲击，但要想将其影响在个人与社会中完全消除，则远非当时可完成的任务。在个人层面，出于对中央政策持久性的疑惑，部分以“万元户”为代表的富裕农民产生了“惧富”心态。如江西一位乡人民武装部的干部反映，1985年在下乡调查时发现一位挖煤专业户连续三年的收入都在万元以上。按照乡里的规定，他家可以领取100元奖金并获得劳模称号。但是当这位“万元户”当民兵的儿子知道之后，突然哭了，两天没下床，拒绝承认自家收入高。后来这位干部打听到，这户“万元户”原本阶级成分不好，他儿子有思想顾虑，担心万一形势变了，他家会被划成“双阶级”，成为“双料地主”。最后这户“万元户”强烈要求在奖励名单上划去自己名字并拒绝出席劳模大会。⑦正如当时一位公社党委书记所做的比喻，部分“万元户”的心情就像“掉在米缸里的老鼠”，边吃边怕。⑧
除了对“左”的惧怕与担忧，部分干部、群众仍然以“左”的标准看待致富。在1980年代的一份对“万元户”的考察材料中记述了这样的情形：有些老同志认为“万元户”等富裕农民根基不好，财源不正，因此放弃领导，不敢或不愿接近，两者之间关系紧张。干部讲这些人“骄傲自大，不好领导”，专业户说他们不好为人，“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①同时期的其他材料也反映了“左”的思想将“万元户”视为发不义之财，并认为这会导致两极分化。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吃大户”、揩“万元户”油的现象。②
（二）错误的工作方法仍然存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反思过去与改革当下成为时代主流。但是部分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为获得更为显著的成果，采取虚报、谎报等方式，出现了类似“大跃进”时期“浮夸风”“高指标”的行为。与“大跃进”时期的集体狂热相比，此时的社会反应则较为冷静与客观。《人民日报》曾刊登过几封农民来信，反映某些地方开会搞形式，制造声势，给上级布置假象，③或强制专业户制定超过实际能力无法完成的生产计划，即便最后完不成，也要按照计划的高指标向上汇报。④黑龙江某县1984年统计“万元户”时，全乡镇上报3600多户，后来县里发现问题，组织有关部门用了半个月时间进行重新核实，最后只有703户达到了年收入过万元的标准，仅占原上报总数的19%。究其原因就在于部分乡镇领导干部对农户收入没有认真核实，为了成绩凭估计办事，往高处报。⑤此外还有许多报道反映了有些地方为了出“万元户”采取的种种手段，如将几户农民的收入拼成一户来计算上报，⑥甚至干脆将收入只有2000元的农户上报为“万元户”。这些行为引起了农民的极大不满，呼吁他们“不要再给我们帮倒忙”。⑦ （三）集体主义精神尚未远去
改革开放前的集体主义，既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文化价值取向，也是一种社会组织与制度形态。⑧改革之后，随着生产队、人民公社的日渐消亡，作为社会组织与制度形态的集体主义逐渐远去，中国社会慢慢进入了个体化的、去政治化的时代。但是作为一种曾经浸润中国社会近三十年的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价值取向，集体主义开始逐渐褪去意识形态的色彩，成为内化在经历过集体时代的人们心中的一种责任或追求。邓小平在1978年关于先富、后富、共同富裕之间关系的讲话，其本身便是一组基于集體主义的辩证关系。农村中的部分“万元户”、专业户先一步富裕起来之后，不仅带动更多人致富，还积极参与社会事业和集体事务。如滦县“万元户”村支书汪礼全，在自己致富之后并没有将钱存入银行生利息，而是无偿借给集体和个人，还捐出四万多元，帮助全村共同致富。他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自己富了不算能耐，让群众共同富裕才是本分，自己富是小富，要小富变大富。”⑨与此类似的例子在当时的新闻报道中较为多见，大多是自己致富之后无偿提供经验、技术甚至资金。⑩
在“万元户”家庭积极履行参军义务方面，集体主义精神体现得更为明显。据1984年底至1985年初济南军区的调查，目前部队中来自“两户一体”家庭中的战士占总数的40%左右，其中来自年收入或家产5000元以上家庭的战士占10%左右，“万元户”战士占2%左右。由于联合体基本由专业户、重点户所构成，而重点户与专业户之间又缺少明确的界定标准，因此获得有关“两户一体”的具体数据较为困难。但是参考1984年全国25个省市的调查数据，相比14%的农村专业户比重，40%左右的“两户一体”家庭出身的士兵比重已经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枣庄一对“万元户”夫妇为自己19岁的儿子报名参军，在面对他人不解时回答说：“我不能富了小家不顾国家”。①这部分士兵进入部队后，绝大多数参加了“学雷锋小组”“便民利民小组”，有的还为灾区和生活困难的士兵家中寄钱，为社会组织的募捐活动捐款。②
结 语
“万元户”、专业户的产生，代表了农村经济由“小而全”向“小而专”的商品化转变趋势。在这一转变中，“万元户”、专业户长途贩运、异地经营、雇工等原本犯“禁忌”的行为不可避免地成为常态，并在社会上引起争论。有趣的是，尽管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意识形态的争论不休，农村政策文件却高声呼唤农村商品化时代的到来。③农村经济的商品化趋势不仅没有造成粮食减产，反而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增加了农民收入，丰富了物资供应。曾引起较大争议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最终被高层接受并于1984年写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显然同农民发展商品经济的强烈诉求与农村生产商品化的既成事实有很大关系。新时期农村经济发展的新任务与新情况，使得“万元户”、专业户成为党员发展的重点对象，推动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员结构向年轻化、知识化转变。
与经济类型、党员成分在短期内出现结构性变化趋势相比，思想、习惯的转变在农村改革初期则显得缓慢许多。一方面，“左”的思想依旧残存在部分干部与群众之中，他们的仇富心态使得部分“万元户”、专业户等先富农民迟迟未能消除“惧富”心态。带有“大跃进”遗风的错误工作方法，则打击了先富农民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集体主义内化为一种奉献精神，让“万元户”、专业户更好地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
农村改革是农民以自己的实践不断地说服各级领导，最后形成全局决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民自发的实践不断催促着官方的认可与政策的扶持；官方的认可与扶持，又进一步推动了农民的实践，并且衍生出更多的实践，由此农民与官方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的行动与官方政策的转变并非是一个同步的过程。这种延迟，往往来自对官方政策持久性的疑虑与既往政治传统的惯性，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农村改革中的变与不变说明，农村改革的过程与结果，不单纯是官方政策变动在基层的反响与实践，农村中种种现实情况与历史遗留也同样在发挥影响。
（董昊，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改革；“万元户”；专业户；基层党组织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8）06-0037-08
中国农村改革开始后，随着“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多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一部分农民通过加工农副产品、开展多种经营、搞特色经营等方式逐渐成为专业户，先一步富裕起来。当时的新闻媒体，将这些年收入达到或超过一万元的家庭形象地称为“万元户”。
“万元户”是中国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过程中的产物，其背后蕴含了大量的历史细节，是改革开放史特别是农村改革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但现有的相关研究却寥寥无几，仅见储著武、桂奕菲对1985年陈云质疑“万元户”宣传进行的考释。①对农村改革的研究，学者大多从改革开放的全局出发，着重论述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改革中呈现出的诸如经济制度、所有权关系等方面的变迁。②这些研究展现了改革开放的变革本质，从整体上搭建起了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但是，受限于长时段的宏观叙述，诸多细节被舍弃或忽略。在最早的农村改革中，部分事物变化缓慢或不明显，与变化较快的事物相比，好似未变，呈现出了变与不变共存的局面。本文拟以“万元户”为中心，从一个侧面考察中国农村改革在制度、观念等方面的变与不变。
一、“万元户”的产生
“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掀起了大批资本主义的浪潮，批判“单干风”“三自一包”等。在此影响下，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与集市贸易等一并被划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大力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鼓吹“穷光荣，富必修”，将部分勤劳致富的农民视为异端，作为两极分化的典型去批判。在分配制度上，以反对“工分挂帅”为借口，否认价值规律、按劳分配原则与多种经营，片面强调以粮为纲，限制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业的发展。①粉碎“四人帮”之后，“左”的思潮并未马上消失，部分人依旧在鼓吹“穷过渡”。在这种背景下，出于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担心与疑虑，多数干部群众“谈富色变”“望富生畏”的情况没有根本好转。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谈及经济政策时指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并通过这部分人的带头示范作用，“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②邓小平的这番讲话，不仅说明了经济发展中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将曾经被污名化的“富裕”明确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一项目标，从而开始逐渐打消了人民对追求经济利益的疑虑。随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明确了人民公社各级经济组织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允许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同时确认了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不能作为所谓的“资本主义尾巴”去批判。《决议（草案）》还要求在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确保粮食生产的同时，应当鼓励和辅导农民经营家庭副业，实行粮食和经济作物并举，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以提高个人收入，繁荣农村经济，改善农业结构。③
邓小平的讲话与《决议（草案）》很快以各种方式向社会传达开来，并不断影响着农村的经济发展。1979年2月19日，《人民日报》在同一版面刊发了两篇用意明显的新闻，分别题为《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应受到鼓励》《靠辛勤劳动过上富裕生活》。前文报道了长岛县委从“限制社员富裕”到敢于“放手让社员富裕”的思想转变过程，并以此说明“企图通过限制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办法来建成社会主义，那不过是一种幻想”。④后者则报道了广东省中山县小榄公社垺西二大队第二生产队社员黄新文一家，1978年靠参加生产队劳动和以养猪为主的家庭副业，全年总收入达一万零七百多元，扣除成本后纯收入五千九百多元。文章自问自答，黄新文家庭副业收入已经超过了集体劳动分配收入，算不算资本主义？在分析了其具体的生产活动后，“大家认为黄新文一家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同时又努力发展家庭副业，对国家、集体的贡献大，个人收入多，根本不是什么‘资本主义’，他走的路子不仅没有错，而且应该受到赞扬和鼓励”。⑤作为一份极具政治性与导向性的重要报纸，《人民日报》的这两篇报道无疑进一步打消了人们对致富的疑虑。
黄新文是全国范围内第一个被公开报道的家庭年收入超过一万元的农民。同年3月，《南方日报》也以《靠辛勤劳动增加收入光荣》为题做了专门报道。1979年5月，中山县革命委员会颁发给黄新文“在一九七八年度发展畜牧生产工作中取得优异成绩，被评为特等先进生产者”的奖状，并在全县三级干部和代表会上介绍，推广其先进事迹。此外他还陆续收到全国24个省、市的400多封向其取经、表示支持的来信。⑥黄新文的事迹与经历不仅说明了在中央政策调整之后，部分農村中已经开始出现了收入较高的农民，而且也体现了广大干部群众对待富裕的看法已经逐渐走出“左”的思维。1980年4月18日，“万元户”一词首次出现在全国性报刊的报道⑦之中，从此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
二、农村经济的商品化
在对黄新文的报道中，农村经济商品化便已初现端倪。黄新文一家1978年在生产队劳动所得收入为3100多元，养猪所得收入为5200余元，养殖鸭子与种植蔬菜所得1300余元。带有商品生产性质的家庭副业总收入达到集体劳动分配收入的两倍有余。①根据国家统计局对27个省、市、自治区15914户社员的调查，1980年这些农户出售各种副业产品的现金收入平均每人为48.6元，占其纯收入的四分之三以上。②在农业政策的转变与农副业较高经济利润的驱动下，像黄新文这类依靠家庭农副业致富的人，开始逐渐成为专门从事养殖、种植等商品生产活动的专业户。1982年，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在山西视察时指出，专业户、重点户是一件新事物，将会带来一系列新变化。1983年初，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对近年来出现的专业户、重点户予以了肯定，认为它们“一开始就以商品生产者的面貌出现，讲求经济效益，充分利用零散的资金和劳力，发挥了农村各种能手的作用，促进了生产的专业分工和多样化的经济联合”。③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肯定了专业户在“带头勤劳致富”“带头发展商品生产”“带头改进生产技术”方面的典型示范作用，对其应“珍惜爱护，积极支持”。④ 在此影响下，据1984年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广东、广西、贵州、新疆、台湾除外）的统计，农村专业户已达2254.3万户，占被统计地区农户总数的14%。据此推算，全国农村专业户可达2559万户，比1983年初的1561.7万户增加997.3万户。此外，北京、辽宁、山西、山东、吉林、天津的农村专业户比重已超过20%。⑤“万元户”作为专业户这一典型中的典型，它们的经营方式与经营成果，展示了农村经济正在发生的转变。
1984年前后四川、河北、湖北、福建等省市百户“万元户”基本情况
单位：户、人、万元
户数 人口 劳动力 总收入 纯收入
一、种植业 23 196 112 34.92 29.02
1.粮食 6 57 35 12.48 7.27
2.花果 6 39 24 8.54 4.84
3.蔬菜 11 91 49 14.16 8.89
二、養殖业 18 131 73 42.55 20.15
1.养猪 2 19 10 5.07 2.56
2.养牛 4 26 17 6.85 3.89
3.家禽蜂虫 7 47 25 16.58 6.33
4.其他 5 16 10 8.65 3.44
三、工业、手工业 9 62 48 22.87 9.19
1.工业品加工 8 30 31 17.55 5.82
2.农产品加工 1 12 3 1.50 1.30
四、交通运输业 29 211 105 50.93 31.09
五、服务业 1 6 2 1.40 1.20
六、建材业 1 5 2 5.00 1.20
七、综合经营 19 162 94 22.12 19.41
总计 100 773 436 179.79 111.26
资料来源：何宏权主编：《中国万元户》第2卷第2号，中国农村综合发展研究所1985年版，第7页。
从上表可以看到，几乎是纯商品生产（包括生产与服务）性质的“万元户”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与此相对应，农副产品商品率不断提高。1983年粮食商品率便已超过30%，棉花收购量则达到98.9%。社会农副产品收购总额达到1265亿元，占农产品总产值的40.5%，加上农民在集市上销售的部分与农村队办工业的产品销售金额，1983年农村农副产品的商品率达到55.3%。①截至1984年12月，全国共有农副产品批发市场200余个；县以上农产品贸易中心与货栈3000个左右；农村集市近5万个。农村个体工商户超过420万户，538万人，主要是进入流通领域的专业户，活跃于城乡之间。②农村中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农村不仅向城市提供了日益多样的农副产品，同时也对城市中的轻工产品有了更大的需求。城乡之间的物资与人员流动，不仅冲击了二元分明的城乡关系，同时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改革的开启。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农村经济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允许部分农副产品的生产交换可以完全由市场调节，并明确了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目标。③
政策的松动给予了农民“可乘之机”，以“万元户”为代表的农村专业户的出现，既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农村经济类型转变的重要推手。它们并不是官方政策的直接产物，相反，它们的出现加速了直接相关政策的出台。正如作为这场农村变革当事人之一的刘堪在回首这段历史时说：这次变革最多来自农民，来自基层的自发涌动，最少来自某种信条，来自领导者的主观设计。这是一次农民参与程度最高、最具农民色彩和中国特点的改革。④
三、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新动向
195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今后接收党员工作的意见》指出，在农村中接收党员，需注意考察入党者的阶级成分，凡本人系上中农成分的，一般不得接受入党。⑤1967年，中央发布《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1968年，中共中央转发了上海市《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这两份文件一起，将发展党员的标准着重落在了阶级斗争觉悟上，忽视了入党者的业务水平。此后党章在1969年与1973年两次被修改，对党员的第一条要求均为“年满十八周岁的中国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和其他知识分子”。⑥与经济因素直接挂钩的阶级成分成为入党的核心标准之一，这也是当时对待经济利益态度的一种集中表现。1977年中共十一大上党章被再次修改，这被认为是“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中开始走向正确道路”，⑦在党员的标准上，却依旧坚持与经济因素直接相关的“贫农下中农”要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实行，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收入不断提高，部分地区开始逐渐出现收入较高的“万元户”、专业户。此时若再以阶级成分为吸收党员的标准，则农村地区党员发展不得不再次陷入停滞状态。同时包含基层干部在内的部分农村党员，也通过自己在某一领域内的辛勤劳动、认真钻研，获得了超出自己阶级成分的收入。因此新时期农村党组织的整顿与发展陷入了现实与章程对立的两难境地。
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要求共产党员必须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先锋战士，努力做到又红又专。“红”就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专”就是学习掌握现代化建设的专业知识，成为本职工作的内行和能手。强调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专不等于红，但红必须专”“干那一行就必须精通那一行”，要在“生产”“工作”“学习”中起先锋模范作用。①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开，通过了新修订的党章，删去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表述，将党员标准由“贫农下中农”修改为“农民”。这样便使党员标准同与经济收益直接挂钩的阶级标准相脱离了。同时还指出目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强调党的工作重点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赋予了党员追求“制度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的权利。② 与党章中对党员要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基层党组织普遍面临高龄化、文化程度低的困境。以河北为例，截至1984年的统计，全省农村支部领导成员23万人。年龄方面，46岁以上的占41%，个别支部书记甚至由年近九旬的老党员担任；文化方面，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占63%，还有20%的支部没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党员；工作能力方面，习惯于“一刀切”、行政命令，缺乏用经济手段管理的能力。③这导致了部分基层党组织班子“涣散软弱”，“同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很不适应”。④党章修改后，经济发展的要求与改善党员结构的需求，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工作的重心转向吸收专业户等先富农民入党。如1984年，中共河北平山县委在贯彻中央一号文件过程中，为解决党员队伍老化严重状况，重新研究制定了调整农村支部班子和发展党员的规划，明确提出农村发展党员的重点在于大量吸收共青团和重点户、专业户中的优秀知识青年入党。⑤
此后，農村基层党组织吸收先富农民入党已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部分地区先富农民入党比例甚至在80%以上。党组织的变化也带动了共青团的建设，为党组织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后备军，1984年，福建龙海县70%以上的团支书由“万元户”、专业户等为代表的致富能人担任，73%的致富青年加入了共青团。⑥调查发现，70%以上的专业户、重点户为小学及以上毕业生，“其中商品生产搞得好的，又多半是高、初中毕业生干出来的”。⑦部分年轻、有文化的先富农民入党之后，很快成为基层党组织的骨干甚至领导，多地都将“开拓型”“懂经营”的党员选拔到农村党的基层领导班子：1984年，河北平山县共有413名农村优秀青年入党，其中62人被选进基层支部担任正副书记，46人当选村委会主任，187人担任了团支部、妇联会、民兵连领导工作，“给党的各项工作增添了新的活力”；⑧山西翼城县也有109名25岁到35岁的年轻党员担任了农村党支部书记，“有许多是专业户中的能人”。⑨
这些专业户、重点户入党或担当基层领导工作后，使得“农村党支部成员的年龄、文化结构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向着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方向发展，推动了当地商品经济发展。如翼城县北史大队专业户党支部书记是个31岁的高中毕业生，“很有经济头脑”，带领农民采取联合经营的方式办起了果汁加工厂等十多个工厂，1984年底大队人均收入比去年增加一倍多。①这只是全国多地的一个缩影。在各种专业户、重点户甚至“万元户”村支书的带领下，有的地方办起了小工厂，有的则办起了炼铁、机械修配、刺绣等。②此外，以“入党”这类政治行为表达对合法致富的肯定与鼓励，淡化了基层党组织中部分党员的落后思想，消解了农民对中央政策的疑虑。如岳阳地区一位养鱼“万元户”申请入党，遭到议论，认为他是“暴发户”，不能入党。汨罗县委认为他为劳动致富带了好头，吸收专业户入党，是在为专业户正名、撑腰。③当时淮安县委书记在《人民日报》发文，认为将专业户等先富农民排除在党外，是将政治和业务、政治和生产割裂、对立起来了。先富的农民用辛勤的劳动为社会增加财富，为党的事业做出贡献，这本身就是对党的政治路线的最好实践。他们积极求富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觉悟和可贵的政治识别能力，应该吸收他们中符合条件的人入党。④群众看到专业户、重点户甚至“万元户”入了党，“更加坚信党的政策不会变，都放开手脚发展商品生产”。⑤
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员结构向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转变，进一步消除了“左”的遗留，增加了党在农民心中的威信，以至于农民称“跟着党支部，家家都能富”。⑥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万元户”、专业户进入党内，越来越多的党员也变为“万元户”、专业户，使得农民减少了对政策持续性的怀疑，“惧富”心态得到缓解，也使中央的农村政策在基层得到了更好的贯彻。
四、新时期的“旧传统”
（一）“左”的思想仍在作祟
“左”的思想作为十余年来的主导思想方向，尽管在1976年后经历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的“震撼”与思想解放的冲击，但要想将其影响在个人与社会中完全消除，则远非当时可完成的任务。在个人层面，出于对中央政策持久性的疑惑，部分以“万元户”为代表的富裕农民产生了“惧富”心态。如江西一位乡人民武装部的干部反映，1985年在下乡调查时发现一位挖煤专业户连续三年的收入都在万元以上。按照乡里的规定，他家可以领取100元奖金并获得劳模称号。但是当这位“万元户”当民兵的儿子知道之后，突然哭了，两天没下床，拒绝承认自家收入高。后来这位干部打听到，这户“万元户”原本阶级成分不好，他儿子有思想顾虑，担心万一形势变了，他家会被划成“双阶级”，成为“双料地主”。最后这户“万元户”强烈要求在奖励名单上划去自己名字并拒绝出席劳模大会。⑦正如当时一位公社党委书记所做的比喻，部分“万元户”的心情就像“掉在米缸里的老鼠”，边吃边怕。⑧
除了对“左”的惧怕与担忧，部分干部、群众仍然以“左”的标准看待致富。在1980年代的一份对“万元户”的考察材料中记述了这样的情形：有些老同志认为“万元户”等富裕农民根基不好，财源不正，因此放弃领导，不敢或不愿接近，两者之间关系紧张。干部讲这些人“骄傲自大，不好领导”，专业户说他们不好为人，“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①同时期的其他材料也反映了“左”的思想将“万元户”视为发不义之财，并认为这会导致两极分化。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吃大户”、揩“万元户”油的现象。②
（二）错误的工作方法仍然存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反思过去与改革当下成为时代主流。但是部分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为获得更为显著的成果，采取虚报、谎报等方式，出现了类似“大跃进”时期“浮夸风”“高指标”的行为。与“大跃进”时期的集体狂热相比，此时的社会反应则较为冷静与客观。《人民日报》曾刊登过几封农民来信，反映某些地方开会搞形式，制造声势，给上级布置假象，③或强制专业户制定超过实际能力无法完成的生产计划，即便最后完不成，也要按照计划的高指标向上汇报。④黑龙江某县1984年统计“万元户”时，全乡镇上报3600多户，后来县里发现问题，组织有关部门用了半个月时间进行重新核实，最后只有703户达到了年收入过万元的标准，仅占原上报总数的19%。究其原因就在于部分乡镇领导干部对农户收入没有认真核实，为了成绩凭估计办事，往高处报。⑤此外还有许多报道反映了有些地方为了出“万元户”采取的种种手段，如将几户农民的收入拼成一户来计算上报，⑥甚至干脆将收入只有2000元的农户上报为“万元户”。这些行为引起了农民的极大不满，呼吁他们“不要再给我们帮倒忙”。⑦ （三）集体主义精神尚未远去
改革开放前的集体主义，既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文化价值取向，也是一种社会组织与制度形态。⑧改革之后，随着生产队、人民公社的日渐消亡，作为社会组织与制度形态的集体主义逐渐远去，中国社会慢慢进入了个体化的、去政治化的时代。但是作为一种曾经浸润中国社会近三十年的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价值取向，集体主义开始逐渐褪去意识形态的色彩，成为内化在经历过集体时代的人们心中的一种责任或追求。邓小平在1978年关于先富、后富、共同富裕之间关系的讲话，其本身便是一组基于集體主义的辩证关系。农村中的部分“万元户”、专业户先一步富裕起来之后，不仅带动更多人致富，还积极参与社会事业和集体事务。如滦县“万元户”村支书汪礼全，在自己致富之后并没有将钱存入银行生利息，而是无偿借给集体和个人，还捐出四万多元，帮助全村共同致富。他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自己富了不算能耐，让群众共同富裕才是本分，自己富是小富，要小富变大富。”⑨与此类似的例子在当时的新闻报道中较为多见，大多是自己致富之后无偿提供经验、技术甚至资金。⑩
在“万元户”家庭积极履行参军义务方面，集体主义精神体现得更为明显。据1984年底至1985年初济南军区的调查，目前部队中来自“两户一体”家庭中的战士占总数的40%左右，其中来自年收入或家产5000元以上家庭的战士占10%左右，“万元户”战士占2%左右。由于联合体基本由专业户、重点户所构成，而重点户与专业户之间又缺少明确的界定标准，因此获得有关“两户一体”的具体数据较为困难。但是参考1984年全国25个省市的调查数据，相比14%的农村专业户比重，40%左右的“两户一体”家庭出身的士兵比重已经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枣庄一对“万元户”夫妇为自己19岁的儿子报名参军，在面对他人不解时回答说：“我不能富了小家不顾国家”。①这部分士兵进入部队后，绝大多数参加了“学雷锋小组”“便民利民小组”，有的还为灾区和生活困难的士兵家中寄钱，为社会组织的募捐活动捐款。②
结 语
“万元户”、专业户的产生，代表了农村经济由“小而全”向“小而专”的商品化转变趋势。在这一转变中，“万元户”、专业户长途贩运、异地经营、雇工等原本犯“禁忌”的行为不可避免地成为常态，并在社会上引起争论。有趣的是，尽管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意识形态的争论不休，农村政策文件却高声呼唤农村商品化时代的到来。③农村经济的商品化趋势不仅没有造成粮食减产，反而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增加了农民收入，丰富了物资供应。曾引起较大争议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最终被高层接受并于1984年写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显然同农民发展商品经济的强烈诉求与农村生产商品化的既成事实有很大关系。新时期农村经济发展的新任务与新情况，使得“万元户”、专业户成为党员发展的重点对象，推动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员结构向年轻化、知识化转变。
与经济类型、党员成分在短期内出现结构性变化趋势相比，思想、习惯的转变在农村改革初期则显得缓慢许多。一方面，“左”的思想依旧残存在部分干部与群众之中，他们的仇富心态使得部分“万元户”、专业户等先富农民迟迟未能消除“惧富”心态。带有“大跃进”遗风的错误工作方法，则打击了先富农民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集体主义内化为一种奉献精神，让“万元户”、专业户更好地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
农村改革是农民以自己的实践不断地说服各级领导，最后形成全局决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民自发的实践不断催促着官方的认可与政策的扶持；官方的认可与扶持，又进一步推动了农民的实践，并且衍生出更多的实践，由此农民与官方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的行动与官方政策的转变并非是一个同步的过程。这种延迟，往往来自对官方政策持久性的疑虑与既往政治传统的惯性，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农村改革中的变与不变说明，农村改革的过程与结果，不单纯是官方政策变动在基层的反响与实践，农村中种种现实情况与历史遗留也同样在发挥影响。
（董昊，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