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往20年，有一种经济现象在我国独具特色，即政府往往擅长运用“大工程”来盘活经济。某些“大工程”本身不具备经济属性，但是应时代的需求，被赋予了浓厚的经济刺激功能。
　　请先观察以下两个案例：
　　1997和1998年，金融危机卷席东南亚，我国政府为刺激内需，推出了一系列应急措施，其中就包括著名的“黄金周”。
　　1999年，国务院决定将春节、“五一”、“十一”的休息时间与前后双休日拼接，形成7天的长假。这种看似无足轻重的顺序调换，赋予了老百姓出行旅游的充分时间。效果立竿见影。政策调整后的首个“黄金周”，全国出游人数达到28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41亿元，这一漂亮的数字，令黄金周制度被誉为“四两拨千斤”。（国家没有为公众增加一天的假期，却为宏观经济创造了滚滚内需红利。）
　　然而，金融危机过去了，“黄金周”作为应对危机而设的政策，却没有择时退出，而是保留下来，亦因此带来一系列问题，例如，“五一”和“十一”长假从此成为了商家绞尽脑汁从消费者口袋里捞钱的周期，“金九银十”的商界狂欢令悠闲度假成为奢想，全国交通不堪重负，每逢长假来临，全国上下严阵以待，如临大敌。
　　至此，“黄金周”制度已经变质。虽然，在1998年金融危机后，它作为一揽子刺激政策之一，确实带来了旺盛的消费需求，拉动了各行各业的增长，出色完成了经济使命，但当危机过去，它本应择时退出，但反而得到长期执行，此时所带来的就更多为副作用了。所谓“内需”，归根到底由居民收入水平决定，单纯地依靠刺激、靠捞取老百姓口袋里本就不多的钱来养活全国GDP，造成了虚假繁荣，也拖延了更根本的改革，譬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这就是短期政策被长期化执行的弊端。
　　另一典型案例，是始于1999年的大学扩招。背景同样是东南亚金融危机，政府为刺激消费、解决就业和拉动经济，开启了大规模高校扩招序幕，当时考虑的主要是中国老百姓尤其愿为子女读书“埋单”，一个大学生在读3-4年的消费增量远远大于在乡镇务农务工。于是，扩招数年，许多产业大繁荣，有力支撑了GDP。
　　然而，短期政策的长期化又再次发生。当渡过经济危机，高校扩招幅度不降反增，逐渐发展成不节制、不考虑教育资源与师资匹配能力的过度扩张，直接导致高等教育质量严重下滑、毕业生就业困难、农村家庭负担沉重、“读书无用论”回潮、升级制造业亟须的技术型人才匮乏等等问题。当政府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考虑结束扩招之时，2008年金融危机又杀到，本科生就业困难，促使教育部顺延扩招研究生，试图缓解本科生就业压力。显然，这一定程度上陷入了恶性循环。
　　问题出在哪里？很简单，因为每逢经济危机，一国政府往往要推出一揽子应急措施，以图拉动内需、刺激消费，防止经济大幅度下滑甚至崩盘——这是十分必要而无可厚非的。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后的黄金周制度和大学扩招，2008年世界金融海啸后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本身都不存在太大问题。问题只在于，一旦应急措施被长期化，显然会带来负面影响。高校扩招和黄金周都只局限在少数领域内起作用，负面影响有限，但如果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被长期化，后果就不堪设想。
　　如今，大学扩招的步伐已经停了下来，黄金周制度亦随着“五一”长假被取消而淡化，“假日办”作为一个机构甚至被撤销，这意味着高层思维的转变。不过，仍有不少为应对两次金融危机而特设的应急政策，没有得到及时清理，仍在起着反作用。两次金融危机中对中国影响巨大，影响之一就是我们沉淀、残留下许多刺激政策，其副作用足以抵消它们在抵抗危机时立下的汗马功劳。
　　全球经济危机余波未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巨大，内需刺激仍有存在必要。但是，我们曾否反思：今日的困难，有多少因素是因当初的短期应急措施被无限期延长而导致的呢？饮鸩止渴若得不到制止，我们就永远还要面对下一轮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