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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说《寒夜》通过描写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的日常生活，展示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悲惨境遇。即以抗战语境下汪文宣、汪妻曾树生、汪母三个主人公的人性冲突为主线，开辟了婆媳斗争的写作母题，更投射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从家庭的悲剧升华至社会的悲剧。
关键词： 小说《寒夜》 抗战语境 个人 家庭 社会
小说《寒夜》以巴金在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国统区的生活经验为基础，描写了小知识分子的悲剧，是巴金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也是其创作风格走向成熟的标志。小说中的主人公汪文宣、汪妻曾树生、汪母构成了精彩的三角冲突，以家庭视角延伸至社会问题。作者意在鞭挞国统区的黑暗统治，谴责旧社会、旧制度，正如作者所说：“我要替那些小人物伸冤”，“使小说成为我所谓的‘沉痛控诉’。”［１］人性冲突是《寒夜》人物塑造、情节创作的基础，分析该作品中对人性冲突的描写，对于我们理解在抗战这个大语境下的小说主旨，探索巴金的小说创作艺术颇有价值。本文从个人、家庭、社会三个方面，层层深入分析小说中所体现的人性冲突。
一
个人内在的性格冲突是普遍存在的，复杂的人性展现使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更加生动丰满、富有层次感。E.M.福斯特曾提出过小说中的“扁形人物”、“圆形人物”。“扁形人物”即类型性人物、漫画式人物，“是作者围绕着一个单独的概念或者素质创造出来的”。［2］而“圆形人物”则是立体的、复杂的，读者无法用三言两语加以定义，却深有亲近之感，《寒夜》中三个主人公的形象塑造即是如此。
汪文宣是《寒夜》的线索性人物，身为大学毕业生，他怀揣兴办教育的理想，而身为普通知识分子，只能为现实所迫在一家小出版社的琐碎工作中维持生活；他爱自己的家人，又恨她们没有止境地争吵。小说中其他人物对汪文宣最多的评价是“老好人”，他凡事总是先想到别人，面对母亲与妻子的冲突，他为了避免伤害双方而艰难地充当着调解人的角色；面对同事的无情，他谦和忍让；为了不给家里人增加负担，甚至隐瞒自己的严重病情……而这种“老好”实质上是他性格中叛逆与怯懦两者冲突的调和物，其实他不满时局，不满上级的态度，经常在心中发出无声抗议：“天啊，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啊！我什么都忍受！什么人都欺负我！难道我的生命就该被这些纠缠不清的文字消磨光吗？就为了那一点钱，我居然堕落到这个地步。”［3］然而谁都没听他鸣不平，面对同事的欺负，他虽义愤填膺，但最终“哼都不哼一声，只是温和地点点头”。他不滿意自己“老好人”的身份：“为什么没有胆量呢？难道我就永远是个老好人吗？”他心中有着叛逆的种子，但是为了维持生活，他只能选择忍受，他变得多疑甚至惶恐，上级的一个眼神在他看来总是工作不认真的警告，妻子的一点不满总让他惶恐不已地安慰道歉，面对婚姻危机，身为新兴知识分子的他甚至怀念起旧式婚姻，确是“一个既屈从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懦弱性格，又妄图将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调和起来的时代的落伍者”。［4］当一切生活都偏离了他的理想，叛逆与怯懦的冲突进而上升到生与死的冲突，“活着好，还是死好？”这是他经常扪心自问的主题，他不想对生活屈服，想等抗战胜利，等家中境况好转，“留一点安慰和希望”，心中大声呼喊“我要活”，却最终在生活的打击下绝望地走向死亡。
与汪文宣是大学伉俪的曾树生未通婚媒即与之同居，并生下了孩子小宣，可以说是一个新时代女性，可她与丈夫同样都怀着兴办教育的理想，却只能在银行里当“花瓶”。她“怕黑暗，怕冷静，怕寂寞”的性格注定了那寂寞冷清的家留不住她，对丈夫的爱是她留在家里的唯一牵挂，然而丈夫的懦弱，婆婆的刁难、儿子的冷漠无不让她时时彷徨——是为了责任而留下，还是为了自由而离开。与婆婆的多番争吵让她厌倦不已，汪文宣的劝解效果在她的质疑下一次次减弱，她最终乘上了与他人远走的飞机。曾树生似乎是无私的，尽管有婆婆的嫌弃，她仍靠当“花瓶”贴补家用，对生病的丈夫不离不弃，离家后还按时汇钱，实质上却逃脱不了自私的本性。“我要自由”是她离开家的华丽宣言，然而她追求的“自由”只是热闹与好生活，除了有限的享乐以外，她还能追求到什么呢？她厌恶汪母说自己是“花瓶”，却羡慕那些富丽光鲜的太太生活；她越来越意识到“她不能救别人，至少先得救出她自己。不然她会死在这个地方”。口口声声说“我并非自私，我只是想活，想活得痛快”，事实上是为了自己那虚无的追求。“曾树生不会向她的婆母低头认错，也不会放弃她的‘追求’，她更不会亲手将‘花瓶’打碎”。［5］如果说曾树生开始对丈夫还有爱，那么在丈夫生病后就更多是一种怜悯与责任了，而在责任与自由中，她选择了自由，选择了自私。
汪母在小说中更多是以一种封建保守的形象出现的，作为过去读过书的闺秀，现在却沦落到了“二等老妈子”的地步，面对着活泼艳丽、赚钱养家的儿媳，她的自尊受挫，对儿子的独占心理更让她心中不平，于是她屡次向媳妇发难，争吵也一次次升级。汪母表面上对媳妇凌厉挑剔，实则是她的自卑作祟，“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她那样看不起我”，她认为媳妇轻视自己，便拿出可笑的封建武器来维持自己的自尊：“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她是骄傲的，又是自卑的，她无私地爱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一切是为了儿子着想，事实上却是为了不与媳妇分割子爱的“恋子情结”，为了不在媳妇面前失去维护自己婆母权威的最后筹码。汪母嫌恶媳妇，拉拢小宣，加速了这个家的溃散，间接性地害了儿子。
在抗战语境下，三位主人公迫于生存压力，都在某种程度上逃避生活：汪文宣用内心的谴责逃避对现实的不满，曾树生用虚妄的追求逃避现实责任，汪母用精神胜利法逃避内心的自卑。正是黑暗的社会环境让他们的人性冲突更加激烈。
“一部内容复杂的小说，往往既需要圆形人物，又需要扁平人物”。［6］作者对少年老成的小宣、热心人钟老、势利眼小潘等人物未深入着墨，却也让主人公的饱满形象得到衬托。
二
由汪文宣、曾树生、汪母三人组成的三角关系是《寒夜》中最突出的地方，构成了小说中家庭生活的主题，其中婆媳矛盾占据主要地位。汪母是守旧派的代表，曾树生是新派的代表，“各人只顾自己，谁都不肯让步”，而汪文宣则处于两者之间。汪母恪守封建教条，维护长辈权威，曾树生则追求自由，不甘束缚，加上两者皆为好强之人，自然常常发生碰撞，而汪文宣懦弱忍让，充当“老好人”，却落得一个凄惨下场，妻子嗔怪他：“你为什么这样软弱。”选择离他而去；母亲也怨他处处为妻子说话。汪文宣想抚慰双方，其立场的不确定性却使矛盾继续发展，在主人公之间的人性冲突中深化。《寒夜》中的婆媳冲突往往由婆婆首先发难，媳妇则据理力争，主题无外乎婆婆对媳妇的入门方式、生活方式的不满与嘲讽，最后在汪文宣的调解中结束。每次冲突过后似乎回到原点，有一段波澜不惊的平静期，然暗流涌动，推动着矛盾的升级。这一系列冲突呈现出一种螺旋上升的模式，发展到一定高度以后终于让矛盾彻底爆发，汪文宣苦心维系的薄弱纽带不可避免地断裂了。除了性格以外，她们的伦理角色的不同也决定了矛盾的存在，汪母是一个好母亲，却难以成为一个好婆婆；曾树生是一个好妻子，却不能成为一个好媳妇。母亲嫉妒媳妇“抢”走了深爱的儿子，不能忍受与其他女人分割儿子的爱。
此外，汪文宣与其同事的人性冲突也是一条暗线。时局艰难，周主任却还要让下属出资为自己做寿；汪文宣生病，同事们怕传染竟然联名写信要求和他分开吃饭；明知虚伪，吴科长仍让他写满篇谎言的吹捧话……汪文宣虽然心存正义感，厌恶阿谀奉承，却与大的社会氛围格格不入，他在公司的不合群反映了黑暗社会中的残酷人际关系，这也是他懦弱忍让性格的形成原因之一。
三
巴金说：“我要通过这些小人物的受苦来谴责旧社会、旧制度。”“作家把人物性格悲剧与社会悲剧结合起来，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寻找人物命运的根源。”［7］小说通过展示善良的小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反映了社会的悲剧。“国统区”的腐朽统治、黑暗的社会环境造成了人性扭曲，正是人性冲突的根源，也是家庭悲剧的根源。
小说开头便是人们逃难的情景，将读者引入了混乱的“国统区”重庆，老百姓时刻担心着下一个被炸弹炸死的是不是自己，同时也要为生活而忙碌，而一些人却灯红酒绿地发着国难财。在汪文宣的公司中，“一些人一事不做，拿大薪水”，而像汪文宣这样真正劳苦的人却只有一点点报酬；他明白：“这个年头，人是最不值钱的，尤其是我们这些良心没有丧尽的读书人。”作者以冷静的旁观者身份将一切都呈现在读者面前，却让读者深深感受到了“寒夜”的气氛；人们对人性化待遇的要求与非人性的社会相冲突，社会的冷酷就像寒夜的冽风，这种社会环境使人们在生活的重压下扭曲了人性，让人性的不可克服的丑恶面暴露得更为明显，从而加剧了人性的冲突。
汪文宣与曾树生曾是怀抱着远大理想的新时代青年，因志同道合而结合，采用了未婚同居的新派作风，但是激情却在婚后琐碎的生活中被磨平，爱情也在追求自保的现实压力中凋零。曾树生在离开后给丈夫的信中写道：“像我们这样地过日子，我觉得并没有幸福，以后也不会有幸福……这不是一个人的错。我们谁也怨不得谁。不过我不相信这是命。至少这过错应该由环境负责。”两人的爱情与鲁迅《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子君和涓生的悲剧是人性困境的产物，而汪文宣与曾树生的悲剧不仅仅是人性困境的产物，更是社会环境的产物。社会环境充当了他们的人性冲突的催化剂，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悄悄瓦解着他们的爱情。曾树生活泼好动、追求享受的性格与汪文宣愈见懦弱的“老好人”性格形成了鲜明对比，直到曾树生再也无法忍受。汪母的责难也是造成家庭破裂的重要原因，黑暗的社会让汪母不得不靠自己一向嫌恶的媳妇供养，汪母的骄傲与自卑形成了一腔怒火而得不到申诉，只有找错误的对象发泄。
小说中另一些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有着深刻的意义。钟老是一个古道热肠的人，在汪文宣最困难的时刻给了他不少帮助，然而最终死于霍乱，这说明在黑暗的社会环境下个别好人的存在也不能带来任何改变，人的价值在腐朽的“国统区”根本无人重视。小宣是家庭中的一员，少言寡语而且老成，俨然又一个汪文宣，暗示着在汪文宣死后，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仍然存在着；但是小宣毕竟只是一个孩子，还有改变的希望，文章的结尾没有交代小宣的归处，暗示了一点希望——在抗战胜利后这样的小知识分子是会发展，还是会继续随波逐流；社会是会迎来黎明，还是会继续停留在寒夜。
汪文宣在庆祝抗战胜利的夜晚凄凉地死去，与外面的热闹喧嚣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个家庭的悲剧正是千千万万个在“寒夜”中挣扎的家庭的缩影，正如人们所抱怨的：“胜利是他们的胜利，不是我们的胜利。我们没有发过国难财，却倒了胜利楣。”在寒冷的夜中，亲情、爱情都只是微弱的烛光，虽然能够发出一点温暖，却禁不住长夜漫漫。曾树生最后回到了故地，却早已物是人非。“夜的确太冷了，她需要温暖。”小说以此结尾。黑夜过后，终将黎明，社会的确太黑暗，需要光明来散播温暖。一场由充斥着人性冲突的悲剧暂时结束，小说的结局是阴暗、绝望的，却给人们带来新的希望。
参考文献：
［１］［５］巴金.谈《寒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北京第一版，第223页.
［２］［６］朱乃长译.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３］巴金.寒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北京第一版.
［４］张慧珠.巴金创作论.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第一版，第440页.
［７］陳思和，李辉.巴金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5页.
关键词： 小说《寒夜》 抗战语境 个人 家庭 社会
小说《寒夜》以巴金在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国统区的生活经验为基础，描写了小知识分子的悲剧，是巴金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也是其创作风格走向成熟的标志。小说中的主人公汪文宣、汪妻曾树生、汪母构成了精彩的三角冲突，以家庭视角延伸至社会问题。作者意在鞭挞国统区的黑暗统治，谴责旧社会、旧制度，正如作者所说：“我要替那些小人物伸冤”，“使小说成为我所谓的‘沉痛控诉’。”［１］人性冲突是《寒夜》人物塑造、情节创作的基础，分析该作品中对人性冲突的描写，对于我们理解在抗战这个大语境下的小说主旨，探索巴金的小说创作艺术颇有价值。本文从个人、家庭、社会三个方面，层层深入分析小说中所体现的人性冲突。
一
个人内在的性格冲突是普遍存在的，复杂的人性展现使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更加生动丰满、富有层次感。E.M.福斯特曾提出过小说中的“扁形人物”、“圆形人物”。“扁形人物”即类型性人物、漫画式人物，“是作者围绕着一个单独的概念或者素质创造出来的”。［2］而“圆形人物”则是立体的、复杂的，读者无法用三言两语加以定义，却深有亲近之感，《寒夜》中三个主人公的形象塑造即是如此。
汪文宣是《寒夜》的线索性人物，身为大学毕业生，他怀揣兴办教育的理想，而身为普通知识分子，只能为现实所迫在一家小出版社的琐碎工作中维持生活；他爱自己的家人，又恨她们没有止境地争吵。小说中其他人物对汪文宣最多的评价是“老好人”，他凡事总是先想到别人，面对母亲与妻子的冲突，他为了避免伤害双方而艰难地充当着调解人的角色；面对同事的无情，他谦和忍让；为了不给家里人增加负担，甚至隐瞒自己的严重病情……而这种“老好”实质上是他性格中叛逆与怯懦两者冲突的调和物，其实他不满时局，不满上级的态度，经常在心中发出无声抗议：“天啊，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啊！我什么都忍受！什么人都欺负我！难道我的生命就该被这些纠缠不清的文字消磨光吗？就为了那一点钱，我居然堕落到这个地步。”［3］然而谁都没听他鸣不平，面对同事的欺负，他虽义愤填膺，但最终“哼都不哼一声，只是温和地点点头”。他不滿意自己“老好人”的身份：“为什么没有胆量呢？难道我就永远是个老好人吗？”他心中有着叛逆的种子，但是为了维持生活，他只能选择忍受，他变得多疑甚至惶恐，上级的一个眼神在他看来总是工作不认真的警告，妻子的一点不满总让他惶恐不已地安慰道歉，面对婚姻危机，身为新兴知识分子的他甚至怀念起旧式婚姻，确是“一个既屈从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懦弱性格，又妄图将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调和起来的时代的落伍者”。［4］当一切生活都偏离了他的理想，叛逆与怯懦的冲突进而上升到生与死的冲突，“活着好，还是死好？”这是他经常扪心自问的主题，他不想对生活屈服，想等抗战胜利，等家中境况好转，“留一点安慰和希望”，心中大声呼喊“我要活”，却最终在生活的打击下绝望地走向死亡。
与汪文宣是大学伉俪的曾树生未通婚媒即与之同居，并生下了孩子小宣，可以说是一个新时代女性，可她与丈夫同样都怀着兴办教育的理想，却只能在银行里当“花瓶”。她“怕黑暗，怕冷静，怕寂寞”的性格注定了那寂寞冷清的家留不住她，对丈夫的爱是她留在家里的唯一牵挂，然而丈夫的懦弱，婆婆的刁难、儿子的冷漠无不让她时时彷徨——是为了责任而留下，还是为了自由而离开。与婆婆的多番争吵让她厌倦不已，汪文宣的劝解效果在她的质疑下一次次减弱，她最终乘上了与他人远走的飞机。曾树生似乎是无私的，尽管有婆婆的嫌弃，她仍靠当“花瓶”贴补家用，对生病的丈夫不离不弃，离家后还按时汇钱，实质上却逃脱不了自私的本性。“我要自由”是她离开家的华丽宣言，然而她追求的“自由”只是热闹与好生活，除了有限的享乐以外，她还能追求到什么呢？她厌恶汪母说自己是“花瓶”，却羡慕那些富丽光鲜的太太生活；她越来越意识到“她不能救别人，至少先得救出她自己。不然她会死在这个地方”。口口声声说“我并非自私，我只是想活，想活得痛快”，事实上是为了自己那虚无的追求。“曾树生不会向她的婆母低头认错，也不会放弃她的‘追求’，她更不会亲手将‘花瓶’打碎”。［5］如果说曾树生开始对丈夫还有爱，那么在丈夫生病后就更多是一种怜悯与责任了，而在责任与自由中，她选择了自由，选择了自私。
汪母在小说中更多是以一种封建保守的形象出现的，作为过去读过书的闺秀，现在却沦落到了“二等老妈子”的地步，面对着活泼艳丽、赚钱养家的儿媳，她的自尊受挫，对儿子的独占心理更让她心中不平，于是她屡次向媳妇发难，争吵也一次次升级。汪母表面上对媳妇凌厉挑剔，实则是她的自卑作祟，“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她那样看不起我”，她认为媳妇轻视自己，便拿出可笑的封建武器来维持自己的自尊：“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她是骄傲的，又是自卑的，她无私地爱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一切是为了儿子着想，事实上却是为了不与媳妇分割子爱的“恋子情结”，为了不在媳妇面前失去维护自己婆母权威的最后筹码。汪母嫌恶媳妇，拉拢小宣，加速了这个家的溃散，间接性地害了儿子。
在抗战语境下，三位主人公迫于生存压力，都在某种程度上逃避生活：汪文宣用内心的谴责逃避对现实的不满，曾树生用虚妄的追求逃避现实责任，汪母用精神胜利法逃避内心的自卑。正是黑暗的社会环境让他们的人性冲突更加激烈。
“一部内容复杂的小说，往往既需要圆形人物，又需要扁平人物”。［6］作者对少年老成的小宣、热心人钟老、势利眼小潘等人物未深入着墨，却也让主人公的饱满形象得到衬托。
二
由汪文宣、曾树生、汪母三人组成的三角关系是《寒夜》中最突出的地方，构成了小说中家庭生活的主题，其中婆媳矛盾占据主要地位。汪母是守旧派的代表，曾树生是新派的代表，“各人只顾自己，谁都不肯让步”，而汪文宣则处于两者之间。汪母恪守封建教条，维护长辈权威，曾树生则追求自由，不甘束缚，加上两者皆为好强之人，自然常常发生碰撞，而汪文宣懦弱忍让，充当“老好人”，却落得一个凄惨下场，妻子嗔怪他：“你为什么这样软弱。”选择离他而去；母亲也怨他处处为妻子说话。汪文宣想抚慰双方，其立场的不确定性却使矛盾继续发展，在主人公之间的人性冲突中深化。《寒夜》中的婆媳冲突往往由婆婆首先发难，媳妇则据理力争，主题无外乎婆婆对媳妇的入门方式、生活方式的不满与嘲讽，最后在汪文宣的调解中结束。每次冲突过后似乎回到原点，有一段波澜不惊的平静期，然暗流涌动，推动着矛盾的升级。这一系列冲突呈现出一种螺旋上升的模式，发展到一定高度以后终于让矛盾彻底爆发，汪文宣苦心维系的薄弱纽带不可避免地断裂了。除了性格以外，她们的伦理角色的不同也决定了矛盾的存在，汪母是一个好母亲，却难以成为一个好婆婆；曾树生是一个好妻子，却不能成为一个好媳妇。母亲嫉妒媳妇“抢”走了深爱的儿子，不能忍受与其他女人分割儿子的爱。
此外，汪文宣与其同事的人性冲突也是一条暗线。时局艰难，周主任却还要让下属出资为自己做寿；汪文宣生病，同事们怕传染竟然联名写信要求和他分开吃饭；明知虚伪，吴科长仍让他写满篇谎言的吹捧话……汪文宣虽然心存正义感，厌恶阿谀奉承，却与大的社会氛围格格不入，他在公司的不合群反映了黑暗社会中的残酷人际关系，这也是他懦弱忍让性格的形成原因之一。
三
巴金说：“我要通过这些小人物的受苦来谴责旧社会、旧制度。”“作家把人物性格悲剧与社会悲剧结合起来，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寻找人物命运的根源。”［7］小说通过展示善良的小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反映了社会的悲剧。“国统区”的腐朽统治、黑暗的社会环境造成了人性扭曲，正是人性冲突的根源，也是家庭悲剧的根源。
小说开头便是人们逃难的情景，将读者引入了混乱的“国统区”重庆，老百姓时刻担心着下一个被炸弹炸死的是不是自己，同时也要为生活而忙碌，而一些人却灯红酒绿地发着国难财。在汪文宣的公司中，“一些人一事不做，拿大薪水”，而像汪文宣这样真正劳苦的人却只有一点点报酬；他明白：“这个年头，人是最不值钱的，尤其是我们这些良心没有丧尽的读书人。”作者以冷静的旁观者身份将一切都呈现在读者面前，却让读者深深感受到了“寒夜”的气氛；人们对人性化待遇的要求与非人性的社会相冲突，社会的冷酷就像寒夜的冽风，这种社会环境使人们在生活的重压下扭曲了人性，让人性的不可克服的丑恶面暴露得更为明显，从而加剧了人性的冲突。
汪文宣与曾树生曾是怀抱着远大理想的新时代青年，因志同道合而结合，采用了未婚同居的新派作风，但是激情却在婚后琐碎的生活中被磨平，爱情也在追求自保的现实压力中凋零。曾树生在离开后给丈夫的信中写道：“像我们这样地过日子，我觉得并没有幸福，以后也不会有幸福……这不是一个人的错。我们谁也怨不得谁。不过我不相信这是命。至少这过错应该由环境负责。”两人的爱情与鲁迅《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子君和涓生的悲剧是人性困境的产物，而汪文宣与曾树生的悲剧不仅仅是人性困境的产物，更是社会环境的产物。社会环境充当了他们的人性冲突的催化剂，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悄悄瓦解着他们的爱情。曾树生活泼好动、追求享受的性格与汪文宣愈见懦弱的“老好人”性格形成了鲜明对比，直到曾树生再也无法忍受。汪母的责难也是造成家庭破裂的重要原因，黑暗的社会让汪母不得不靠自己一向嫌恶的媳妇供养，汪母的骄傲与自卑形成了一腔怒火而得不到申诉，只有找错误的对象发泄。
小说中另一些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有着深刻的意义。钟老是一个古道热肠的人，在汪文宣最困难的时刻给了他不少帮助，然而最终死于霍乱，这说明在黑暗的社会环境下个别好人的存在也不能带来任何改变，人的价值在腐朽的“国统区”根本无人重视。小宣是家庭中的一员，少言寡语而且老成，俨然又一个汪文宣，暗示着在汪文宣死后，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仍然存在着；但是小宣毕竟只是一个孩子，还有改变的希望，文章的结尾没有交代小宣的归处，暗示了一点希望——在抗战胜利后这样的小知识分子是会发展，还是会继续随波逐流；社会是会迎来黎明，还是会继续停留在寒夜。
汪文宣在庆祝抗战胜利的夜晚凄凉地死去，与外面的热闹喧嚣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个家庭的悲剧正是千千万万个在“寒夜”中挣扎的家庭的缩影，正如人们所抱怨的：“胜利是他们的胜利，不是我们的胜利。我们没有发过国难财，却倒了胜利楣。”在寒冷的夜中，亲情、爱情都只是微弱的烛光，虽然能够发出一点温暖，却禁不住长夜漫漫。曾树生最后回到了故地，却早已物是人非。“夜的确太冷了，她需要温暖。”小说以此结尾。黑夜过后，终将黎明，社会的确太黑暗，需要光明来散播温暖。一场由充斥着人性冲突的悲剧暂时结束，小说的结局是阴暗、绝望的，却给人们带来新的希望。
参考文献：
［１］［５］巴金.谈《寒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北京第一版，第223页.
［２］［６］朱乃长译.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３］巴金.寒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北京第一版.
［４］张慧珠.巴金创作论.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第一版，第440页.
［７］陳思和，李辉.巴金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