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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镜头下老年的福尔摩斯
多年以来，荧幕上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理性睿智，屡破奇案。一派自信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这部2015年上映的《福尔摩斯先生》（Mr. Holmes），却是以93岁高龄的福尔摩斯为叙述对象。①垂垂老矣之主角，外形装扮或性格行为上，均异于往昔，更要面对官能退化之自然现象。记忆衰退，使他无法记起隐退的原因。整部电影，铺陈的是他如何透过与身边人的情感互动，揭示昔日难以解开的心结。潜藏多年的内心歉疚，也因老年对生命的体会而得以疏解。电影开始即以镜头特写苍老面容及手部，显示主角的老迈。衰老的手紧抚着的方盒，也是镜头刻意带领观众关注的视觉重点。盒中收藏的是主角长途跋涉从日本带回来的“希望”――据称能增强记忆的植物花椒（Prickly Ash）。花椒最后医治不了遗忘症，不过，日本之旅却使主角对情感及生命有所体认。随着镜头引领，二次大战后广岛的颓败、核爆后的毁容少女、日人的哀悼亲友等，一一得到显示。主角心灵受到的冲击，是剧情聚焦所在。
二、 以蜜蜂串起的故事架构
在这部电影中，蜜蜂起了串连剧情的作用。戏中一幕，主角与安妮（Ann）相遇，蜜蜂即成为二人的话题。安妮更对停在手套上的蜜蜂戏称为朋友。此外，蜜蜂也成了主角隐居的生活寄托。一趟日本之行，剧情也不忘交代梅崎（Tamiki）向主角送上蜜蜂标本礼物。至于罗杰（Roger）则因为帮助照顾蜂群而与主角结缘。主角最后决定与罗杰及其母慕洛太太（Mrs. Munro）一起生活，其中延续的同样是养育群蜂这一嗜好习惯。蜜蜂标本作为礼物，由主角转赠给罗杰，亦成了代表情谊之物。
电影开头，以小孩欲拍打车窗的黄蜂展开剧情，带出见微知著的主角的出场。这场火车上小孩、少妇、老人及蜂的组合序幕，拆射的正是主角晚年的生活。主角隐居英伦郊区多年，专注于蜜蜂养殖，身边只有寡妇管家慕洛太太母子。火车上小孩对主角能预知拍打动作的讶异，影射的也是以后罗杰对主角的好奇与仰慕。这种好奇与仰慕，最后更使主角得以重拼往事。重寻往昔过程中，揭示的却非逻辑推理的重要，而是内心感情诉求的力量。对向以理智为人生导向的推理大师来说，这样的感情认知，更是与过去自我的决裂。剧中不止一次显示主角往昔对虚构事件的不屑。其中对戏中戏内容的不以为然，对头戴猎帽，口衔烟斗那种传说形象的澄清，或直指梅崎父亲松田（Masuo）背弃妻儿等，均显示了他推崇事实的理性。就如他对安妮那不无傲然自得的表白：他一生孤独，却有智慧作补偿。然而，因为他漠视了人的情感需要，结果未能成功挽救安妮的生命。安妮曾对主角说：死者不远，他们只是在墙的另一边。这是一种诉诸内心深处的感应。她觉得自己流产的孩儿就在不远处，可以感知他们的存在。这份心意却无法得到丈夫认同。她觉得孤独，渴望从主角身上得到感情依托，同样不得要领。逻辑理论上，主角一如既往，成功从蛛丝马迹中破解谜团。然而，因未能以情感疏导当事人，最后依然改写不了原来的悲剧结局。他其后即有以下反省：人性本身神秘莫测，非逻辑所可解释。
三、 情感的重量
主角因为安妮一事悔疚，自我放逐、惩罚，避居海边小镇三十多年。全片节奏较缓慢，或正好配合这种老年的宁静生活。记忆衰退使他逐渐忘记前事。罗杰的介入，却使他回顾过去及弥补了心底的遗憾。剧情开展不久，即交代罗杰在屋内弯身替主角捡拾帽子，预示的正是罗杰以后扮演协助主角的角色。罗杰本来不获准于屋内走动，却趁着主角外游偷阅其未写完的故事。年少的好奇，敢于犯禁，反而揭示了主角多年的内心伤痛，拉近了一老一少本应无法走近的距离。照顾蜂群更成了二人的共同喜好。蜜蜂隐然成了友谊桥梁。这种日渐亲密的关系，戏中有不少镜头表述。其中一幕更是从慕洛太太的视角，透过窗框，看不远处老少并行的和洽。在这种三角关系中，母亲反成了给隔在窗内的局外者。值得注意的是，之前有一幕写的是主角坐在室内椅上，同是隔着窗框，看母子二人。剧情刻意通过对比来显示罗杰与母亲愈见疏离，而反与主角变得亲密。一次为了隐瞒主角不慎跌倒，主角与罗杰更一起在慕洛太太面前装模作样。二人同气连声，默契十足，恍如同盟。另一方面，罗杰与母亲想法有异时表现的轻蔑无礼，也让主角隐隐见到自己不近人情的一面。他对罗杰教诲，可说也是对自我行为的忏悔。在少年身上，他看到了自己昔日感情的误差。其实，剧情部份是以主角的自述交代。这样的自我发声，不失为刻意经营，反思一己的表述方式。
剧中近尾，为了保謢蜜蜂，罗杰惨被黄蜂螫得遍体鳞伤。罗杰发现黄蜂为蜜蜂死亡之原凶，却误以水淹方式对付。可思考的是，从表面行为看，罗杰奋不顾身以致生命垂危，并不理智，但从感情来说，罗杰流露的却是忘我之赤子情。纯真感情易于触动人心，也让主角下了馈赠遗产的决定。电影其中一幕，医生说罗杰苏醒，主角与慕洛太太紧张地从长椅站起，镜头则从后映着两人的并肩身影。观众看不到二人的面部表情，却从手牵手的背影，得知他们此刻感情上的相互扶持。
四、 真实与虚构界线的含混
机智理性，讲求事实，非仅是福尔摩斯于多部同系列电影中留给观众的印象，也是他自我期许或引以为傲的性格特微。这部以老年为题的电影，却看到了福尔摩斯如何由蔑视而逐渐认识到虚构的力量。他曾说过：“虚构故事毫无价值。”他推崇事实，认为想象无用，逻辑才罕有，值得追寻。不过，经过解开安妮案件之谜，人生及情感的重新探索，他却有了不同体会。他后来对罗杰的表述：“我开始入侵虚构故事的世界”，即可见到想法的改变。这样的自觉认知，亦是他推翻之前说法，重塑松田形象的驱动力。给梅崎信中，他重新为松田虚构了为英伦効力，具尊严勇气、疼爱妻儿的美好形象。这种虚设想象，目的只为抚慰家属。有意思的是，信件内容不仅以文字朗读形式传递给观众，更不时辅以当事人演出的动态画面。乍看之下，真假界线益显模糊。观众习惯认同主角回忆中的画面为真实时，便难以视有关松田的动态画面为虚假。不过，当观众以为真有其事，镜头又适时提醒我们信中内容只是虚构：主角把骤眼看到书脊的“马来”字样顺手拈来，移花接木地成了松田曾踏足之地。其实，真实与虚构，从情感角度而言，本就难以厘清。正如主角追悔时即曾感悟，当初应对安妮说谎。 电影结尾，主角模仿日本见到的哀悼仪式，缅怀亲友。地上摆放不同石头，代表不同的人。主角双手合十，俯身施礼。这样的仪式，诉诸的是内在的心灵需要，亦表示主角已跳出了只重理智的思想框框。昔日他曾对罗杰表示，自己并没有悼念的习惯。经过岁月洗礼，他却有所改变，不再孤独，心存亲人。镜头最后即聚焦于主角对石头的膜拜。镜头随之慢慢移开拉阔，展示出主角身处广袤的绿茵大地，顶头一片晴空。这样的画面内容，映衬的未尝不是主角内心情感纠结的解开。
五、 电影对小说原著的改编
2005年，米奇·卡林（Mitch Cullin）出版了《心灵诡计》（A Slight Trick of the Mind）[1][2]，亦即《福尔摩斯先生》电影所依据的原著小说。从内容来看，电影大抵依从原著，只是局部细节作了改动。乔治·布卢斯通（George Bluestone）指出，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即使和原著内容相近，实属于不同之艺术实体。[3]透过比较异同，我们可对电影的艺术特色加深认识。
《福尔摩斯先生》一片对于原作的最大改动无疑是罗杰的命运。小说中罗杰被黄蜂羣袭，当场死亡。电影中罗杰经救治后，终于痊愈。这样的安排，可说较迎合好莱坞电影观众惯看大团圆结局的口味，亦即符合电影素来讲究「大众性」的特色。[4]罗杰昏迷，未知能否苏醒，更成了观影者引颈以待的悬疑情节。这种悬而未决，面对身边人生死的关口，亦催生了主角向慕洛太太尽诉感受的情节。此外，一如小说对主角与罗杰关系的叙述，电影同样强调二人的感情。老人与小孩的相亲与黙契，在电影中尤为举足轻重，隐然成了吸引观众的温情卖点。主角晚年感情生活由是得到具体演绎。其实，罗杰在电影中更能发挥引发主角追寻往事的作用。这方面在小说中并不明显。电影不时闪过主角的回忆镜头，不少便是由罗杰的好奇或提问促成。
至于主角对安妮的迷恋，电影则未如小说般清楚表明。主角一见倾心，神魂颠倒的恋人心理状态，小说中花了不少篇幅叙述。回忆段落更富抒情味道，带着刻意营造的浪漫诗意，恍如《恋人絮语》演绎那种恋人间的柔情氛围。[5]在电影中，这种恋人的心灵感受并未交代。仅有的短暂会面，虽也有像小说般的柔丽园景作衬托，但并未能带出主角的意乱情迷。其后，也只有依赖主角对慕洛太太的倾诉，观众才知道主角因感情失误而终生悔恨。安妮最后在火车轨上的暴力自杀，小说以新闻报道的文字形式带出，身体被火车头撞击的细节亦不忘说明。电影虽仍以报章新闻呈现，但却辅以动态画面演绎。不俗的是，电影刻意避开文字对身体粉碎的叙述，而分别以女人走向火车头，及火车前冲两组镜头表现。没有血腥的画面，只有轰隆声响，观众却自然明白发生何事。含蓄之余，震撼力并不逊于文字的叙述，突出的亦是一种艺术的美感。
一趟日本之旅，主角与日人梅崎的相处，亦是电影与小说均有交代的内容。在小说中，长篇篇幅除可让叙述充份演绎梅崎视主角犹如父亲的感情，也对日本受到的蹂躏、战后的萧条、人心的哀戚有所展露。其他枝节如梅崎与同性伴侣弁水鹿（Hensuiro）的关系、梅崎母亲的偏执等，亦有叙及。电影则选取了较简单的内容。弁水鹿一角更被删除。其实，电影改编小说，不啻为简化工作。[6]在有限的叙事时间与空间里，电影只集中于叙述梅崎欲向主角打听失踪父亲这一情节上。另一方面，电影虽难似小说般以文字披露核爆阴影下日人的心理阴霾，但却选取了少女毁容的片段。正如乔治·布卢斯通所言，小说善于经营心理意象，而电影则长于制造视觉意象。[7]通过少女面颊半边受创，半边完好的视觉对比画面，核爆对美好人生的破坏也便不言而喻。镜头下的灰沉暗淡，同是电影欲以捕捉的战后颓败。
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是原著小说关心的课题。相对来说，电影表达虽欠深入，却仍见痕迹。小说中蜜蜂停于安妮手上的情节，同样保留在电影里。小说强调的是人与飞虫的无间交流，电影也以安妮称蜜蜂为友来显示两者的和谐相处。小说强调饲养蜜蜂可让主角心境平静，电影则以主角外游归返急向蜜蜂说“回家了”来表示人与蜂的亲密关系。简单来说，因电影无法像小说般以客观叙事文字详述角色与大自然的亲和，于是透过角色的动作及具体语言来显示两者的关系。此外，在小说中，主角不时于野地以石头围绕自己，并于其中沉思。这是一种透过与大自然接触，抚平思绪的方式。在电影中，主角则承接日本之行这条叙述线，把从日本看来的怀人仪式，赋石头以不同意义。长时间的沉思过程，在电影中则省掉了。不过，电影结尾，镜头下徐徐展示的开扬自然景致，搭配柔和的乐声，同样可见电影欲透过视觉及听觉感受带给观众的平和宁谧。
最后，希望论及花椒与记忆。无论电影或小说，均曾出现日本花椒。这种植物在电影中显得更为重要。它非仅是吸引主角前往日本的动力，更是主角回复记忆的希望。电影开场，花椒即已登场，扮演起贯串剧情之角色。它除把主角日本之旅和英伦退隐生活衔接外，更带出了主角对于记忆衰退的在意。主角煮燃花椒酿成意外的举动，更显示了回复记忆的迫切心情。最后主角才逐渐意识到花椒起不了作用，只有罗杰才能引发他的记忆。其实小说对年老主角的健忘自有表述，唯往往点到即止，着墨不多。在电影中，遗忘与追忆的交替主题却成了主线。除加插了不少场景如主角把人名写在衣袖上、以记事簿记下忘掉之事外，镜头更不时闪回往日的情景。走过暮年岁月，回望过去，主角对昔日体会更深。这种体认，又对他今日的感情生活产生正面影响。
英马尔·博格斯曼（Ingmar Bergman）指出，电影和文学是相异的艺术形态。文学中非理性一面，往往无法改编成视觉形象。要把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便要不断调整。[8]《福尔摩斯先生》沿袭原著题材内容之余，又作了修改，体现的则仍是着重视觉、听觉效能等电影艺术特色。
参考文献：
[1]Mitch Cullin.A Slight Trick of the Mind[M].New York：Anchor，2006：1-253.
[2]米契·柯林.心灵诡计[M].李淑珺，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08：1-255.
[3]George Bluestone.“Preface，” Novels into Film[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P，2003：6.
[4]米哈依尔·罗姆.文学与电影[M]//孙志强，吴恭俭.电影论文选.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140-141.
[5]Roland Barthes.A Lover’s Discourse：Fragments，trans.Richard Howard[M].New York：Noonday Press，1978：1.
[6]Linda Hutcheon.A Theory of Adaptation[M].London：Routledge，2013：1-2.
[7]George Bluestone.Novels into Film [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P，2003：1.
[8]Ingar Bergman.“Film Has Nothing to Do with Literature，” Film：A Montage of Theories，ed.Richard Dyer MacCann[M].
New York：E.P.Dutton，1966：144-145.
多年以来，荧幕上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理性睿智，屡破奇案。一派自信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这部2015年上映的《福尔摩斯先生》（Mr. Holmes），却是以93岁高龄的福尔摩斯为叙述对象。①垂垂老矣之主角，外形装扮或性格行为上，均异于往昔，更要面对官能退化之自然现象。记忆衰退，使他无法记起隐退的原因。整部电影，铺陈的是他如何透过与身边人的情感互动，揭示昔日难以解开的心结。潜藏多年的内心歉疚，也因老年对生命的体会而得以疏解。电影开始即以镜头特写苍老面容及手部，显示主角的老迈。衰老的手紧抚着的方盒，也是镜头刻意带领观众关注的视觉重点。盒中收藏的是主角长途跋涉从日本带回来的“希望”――据称能增强记忆的植物花椒（Prickly Ash）。花椒最后医治不了遗忘症，不过，日本之旅却使主角对情感及生命有所体认。随着镜头引领，二次大战后广岛的颓败、核爆后的毁容少女、日人的哀悼亲友等，一一得到显示。主角心灵受到的冲击，是剧情聚焦所在。
二、 以蜜蜂串起的故事架构
在这部电影中，蜜蜂起了串连剧情的作用。戏中一幕，主角与安妮（Ann）相遇，蜜蜂即成为二人的话题。安妮更对停在手套上的蜜蜂戏称为朋友。此外，蜜蜂也成了主角隐居的生活寄托。一趟日本之行，剧情也不忘交代梅崎（Tamiki）向主角送上蜜蜂标本礼物。至于罗杰（Roger）则因为帮助照顾蜂群而与主角结缘。主角最后决定与罗杰及其母慕洛太太（Mrs. Munro）一起生活，其中延续的同样是养育群蜂这一嗜好习惯。蜜蜂标本作为礼物，由主角转赠给罗杰，亦成了代表情谊之物。
电影开头，以小孩欲拍打车窗的黄蜂展开剧情，带出见微知著的主角的出场。这场火车上小孩、少妇、老人及蜂的组合序幕，拆射的正是主角晚年的生活。主角隐居英伦郊区多年，专注于蜜蜂养殖，身边只有寡妇管家慕洛太太母子。火车上小孩对主角能预知拍打动作的讶异，影射的也是以后罗杰对主角的好奇与仰慕。这种好奇与仰慕，最后更使主角得以重拼往事。重寻往昔过程中，揭示的却非逻辑推理的重要，而是内心感情诉求的力量。对向以理智为人生导向的推理大师来说，这样的感情认知，更是与过去自我的决裂。剧中不止一次显示主角往昔对虚构事件的不屑。其中对戏中戏内容的不以为然，对头戴猎帽，口衔烟斗那种传说形象的澄清，或直指梅崎父亲松田（Masuo）背弃妻儿等，均显示了他推崇事实的理性。就如他对安妮那不无傲然自得的表白：他一生孤独，却有智慧作补偿。然而，因为他漠视了人的情感需要，结果未能成功挽救安妮的生命。安妮曾对主角说：死者不远，他们只是在墙的另一边。这是一种诉诸内心深处的感应。她觉得自己流产的孩儿就在不远处，可以感知他们的存在。这份心意却无法得到丈夫认同。她觉得孤独，渴望从主角身上得到感情依托，同样不得要领。逻辑理论上，主角一如既往，成功从蛛丝马迹中破解谜团。然而，因未能以情感疏导当事人，最后依然改写不了原来的悲剧结局。他其后即有以下反省：人性本身神秘莫测，非逻辑所可解释。
三、 情感的重量
主角因为安妮一事悔疚，自我放逐、惩罚，避居海边小镇三十多年。全片节奏较缓慢，或正好配合这种老年的宁静生活。记忆衰退使他逐渐忘记前事。罗杰的介入，却使他回顾过去及弥补了心底的遗憾。剧情开展不久，即交代罗杰在屋内弯身替主角捡拾帽子，预示的正是罗杰以后扮演协助主角的角色。罗杰本来不获准于屋内走动，却趁着主角外游偷阅其未写完的故事。年少的好奇，敢于犯禁，反而揭示了主角多年的内心伤痛，拉近了一老一少本应无法走近的距离。照顾蜂群更成了二人的共同喜好。蜜蜂隐然成了友谊桥梁。这种日渐亲密的关系，戏中有不少镜头表述。其中一幕更是从慕洛太太的视角，透过窗框，看不远处老少并行的和洽。在这种三角关系中，母亲反成了给隔在窗内的局外者。值得注意的是，之前有一幕写的是主角坐在室内椅上，同是隔着窗框，看母子二人。剧情刻意通过对比来显示罗杰与母亲愈见疏离，而反与主角变得亲密。一次为了隐瞒主角不慎跌倒，主角与罗杰更一起在慕洛太太面前装模作样。二人同气连声，默契十足，恍如同盟。另一方面，罗杰与母亲想法有异时表现的轻蔑无礼，也让主角隐隐见到自己不近人情的一面。他对罗杰教诲，可说也是对自我行为的忏悔。在少年身上，他看到了自己昔日感情的误差。其实，剧情部份是以主角的自述交代。这样的自我发声，不失为刻意经营，反思一己的表述方式。
剧中近尾，为了保謢蜜蜂，罗杰惨被黄蜂螫得遍体鳞伤。罗杰发现黄蜂为蜜蜂死亡之原凶，却误以水淹方式对付。可思考的是，从表面行为看，罗杰奋不顾身以致生命垂危，并不理智，但从感情来说，罗杰流露的却是忘我之赤子情。纯真感情易于触动人心，也让主角下了馈赠遗产的决定。电影其中一幕，医生说罗杰苏醒，主角与慕洛太太紧张地从长椅站起，镜头则从后映着两人的并肩身影。观众看不到二人的面部表情，却从手牵手的背影，得知他们此刻感情上的相互扶持。
四、 真实与虚构界线的含混
机智理性，讲求事实，非仅是福尔摩斯于多部同系列电影中留给观众的印象，也是他自我期许或引以为傲的性格特微。这部以老年为题的电影，却看到了福尔摩斯如何由蔑视而逐渐认识到虚构的力量。他曾说过：“虚构故事毫无价值。”他推崇事实，认为想象无用，逻辑才罕有，值得追寻。不过，经过解开安妮案件之谜，人生及情感的重新探索，他却有了不同体会。他后来对罗杰的表述：“我开始入侵虚构故事的世界”，即可见到想法的改变。这样的自觉认知，亦是他推翻之前说法，重塑松田形象的驱动力。给梅崎信中，他重新为松田虚构了为英伦効力，具尊严勇气、疼爱妻儿的美好形象。这种虚设想象，目的只为抚慰家属。有意思的是，信件内容不仅以文字朗读形式传递给观众，更不时辅以当事人演出的动态画面。乍看之下，真假界线益显模糊。观众习惯认同主角回忆中的画面为真实时，便难以视有关松田的动态画面为虚假。不过，当观众以为真有其事，镜头又适时提醒我们信中内容只是虚构：主角把骤眼看到书脊的“马来”字样顺手拈来，移花接木地成了松田曾踏足之地。其实，真实与虚构，从情感角度而言，本就难以厘清。正如主角追悔时即曾感悟，当初应对安妮说谎。 电影结尾，主角模仿日本见到的哀悼仪式，缅怀亲友。地上摆放不同石头，代表不同的人。主角双手合十，俯身施礼。这样的仪式，诉诸的是内在的心灵需要，亦表示主角已跳出了只重理智的思想框框。昔日他曾对罗杰表示，自己并没有悼念的习惯。经过岁月洗礼，他却有所改变，不再孤独，心存亲人。镜头最后即聚焦于主角对石头的膜拜。镜头随之慢慢移开拉阔，展示出主角身处广袤的绿茵大地，顶头一片晴空。这样的画面内容，映衬的未尝不是主角内心情感纠结的解开。
五、 电影对小说原著的改编
2005年，米奇·卡林（Mitch Cullin）出版了《心灵诡计》（A Slight Trick of the Mind）[1][2]，亦即《福尔摩斯先生》电影所依据的原著小说。从内容来看，电影大抵依从原著，只是局部细节作了改动。乔治·布卢斯通（George Bluestone）指出，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即使和原著内容相近，实属于不同之艺术实体。[3]透过比较异同，我们可对电影的艺术特色加深认识。
《福尔摩斯先生》一片对于原作的最大改动无疑是罗杰的命运。小说中罗杰被黄蜂羣袭，当场死亡。电影中罗杰经救治后，终于痊愈。这样的安排，可说较迎合好莱坞电影观众惯看大团圆结局的口味，亦即符合电影素来讲究「大众性」的特色。[4]罗杰昏迷，未知能否苏醒，更成了观影者引颈以待的悬疑情节。这种悬而未决，面对身边人生死的关口，亦催生了主角向慕洛太太尽诉感受的情节。此外，一如小说对主角与罗杰关系的叙述，电影同样强调二人的感情。老人与小孩的相亲与黙契，在电影中尤为举足轻重，隐然成了吸引观众的温情卖点。主角晚年感情生活由是得到具体演绎。其实，罗杰在电影中更能发挥引发主角追寻往事的作用。这方面在小说中并不明显。电影不时闪过主角的回忆镜头，不少便是由罗杰的好奇或提问促成。
至于主角对安妮的迷恋，电影则未如小说般清楚表明。主角一见倾心，神魂颠倒的恋人心理状态，小说中花了不少篇幅叙述。回忆段落更富抒情味道，带着刻意营造的浪漫诗意，恍如《恋人絮语》演绎那种恋人间的柔情氛围。[5]在电影中，这种恋人的心灵感受并未交代。仅有的短暂会面，虽也有像小说般的柔丽园景作衬托，但并未能带出主角的意乱情迷。其后，也只有依赖主角对慕洛太太的倾诉，观众才知道主角因感情失误而终生悔恨。安妮最后在火车轨上的暴力自杀，小说以新闻报道的文字形式带出，身体被火车头撞击的细节亦不忘说明。电影虽仍以报章新闻呈现，但却辅以动态画面演绎。不俗的是，电影刻意避开文字对身体粉碎的叙述，而分别以女人走向火车头，及火车前冲两组镜头表现。没有血腥的画面，只有轰隆声响，观众却自然明白发生何事。含蓄之余，震撼力并不逊于文字的叙述，突出的亦是一种艺术的美感。
一趟日本之旅，主角与日人梅崎的相处，亦是电影与小说均有交代的内容。在小说中，长篇篇幅除可让叙述充份演绎梅崎视主角犹如父亲的感情，也对日本受到的蹂躏、战后的萧条、人心的哀戚有所展露。其他枝节如梅崎与同性伴侣弁水鹿（Hensuiro）的关系、梅崎母亲的偏执等，亦有叙及。电影则选取了较简单的内容。弁水鹿一角更被删除。其实，电影改编小说，不啻为简化工作。[6]在有限的叙事时间与空间里，电影只集中于叙述梅崎欲向主角打听失踪父亲这一情节上。另一方面，电影虽难似小说般以文字披露核爆阴影下日人的心理阴霾，但却选取了少女毁容的片段。正如乔治·布卢斯通所言，小说善于经营心理意象，而电影则长于制造视觉意象。[7]通过少女面颊半边受创，半边完好的视觉对比画面，核爆对美好人生的破坏也便不言而喻。镜头下的灰沉暗淡，同是电影欲以捕捉的战后颓败。
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是原著小说关心的课题。相对来说，电影表达虽欠深入，却仍见痕迹。小说中蜜蜂停于安妮手上的情节，同样保留在电影里。小说强调的是人与飞虫的无间交流，电影也以安妮称蜜蜂为友来显示两者的和谐相处。小说强调饲养蜜蜂可让主角心境平静，电影则以主角外游归返急向蜜蜂说“回家了”来表示人与蜂的亲密关系。简单来说，因电影无法像小说般以客观叙事文字详述角色与大自然的亲和，于是透过角色的动作及具体语言来显示两者的关系。此外，在小说中，主角不时于野地以石头围绕自己，并于其中沉思。这是一种透过与大自然接触，抚平思绪的方式。在电影中，主角则承接日本之行这条叙述线，把从日本看来的怀人仪式，赋石头以不同意义。长时间的沉思过程，在电影中则省掉了。不过，电影结尾，镜头下徐徐展示的开扬自然景致，搭配柔和的乐声，同样可见电影欲透过视觉及听觉感受带给观众的平和宁谧。
最后，希望论及花椒与记忆。无论电影或小说，均曾出现日本花椒。这种植物在电影中显得更为重要。它非仅是吸引主角前往日本的动力，更是主角回复记忆的希望。电影开场，花椒即已登场，扮演起贯串剧情之角色。它除把主角日本之旅和英伦退隐生活衔接外，更带出了主角对于记忆衰退的在意。主角煮燃花椒酿成意外的举动，更显示了回复记忆的迫切心情。最后主角才逐渐意识到花椒起不了作用，只有罗杰才能引发他的记忆。其实小说对年老主角的健忘自有表述，唯往往点到即止，着墨不多。在电影中，遗忘与追忆的交替主题却成了主线。除加插了不少场景如主角把人名写在衣袖上、以记事簿记下忘掉之事外，镜头更不时闪回往日的情景。走过暮年岁月，回望过去，主角对昔日体会更深。这种体认，又对他今日的感情生活产生正面影响。
英马尔·博格斯曼（Ingmar Bergman）指出，电影和文学是相异的艺术形态。文学中非理性一面，往往无法改编成视觉形象。要把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便要不断调整。[8]《福尔摩斯先生》沿袭原著题材内容之余，又作了修改，体现的则仍是着重视觉、听觉效能等电影艺术特色。
参考文献：
[1]Mitch Cullin.A Slight Trick of the Mind[M].New York：Anchor，2006：1-253.
[2]米契·柯林.心灵诡计[M].李淑珺，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08：1-255.
[3]George Bluestone.“Preface，” Novels into Film[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P，2003：6.
[4]米哈依尔·罗姆.文学与电影[M]//孙志强，吴恭俭.电影论文选.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140-141.
[5]Roland Barthes.A Lover’s Discourse：Fragments，trans.Richard Howard[M].New York：Noonday Press，1978：1.
[6]Linda Hutcheon.A Theory of Adaptation[M].London：Routledge，2013：1-2.
[7]George Bluestone.Novels into Film [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P，2003：1.
[8]Ingar Bergman.“Film Has Nothing to Do with Literature，” Film：A Montage of Theories，ed.Richard Dyer MacCann[M].
New York：E.P.Dutton，1966：144-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