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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丙申，就犹如那孙猴子般，出招难测，“黑天鹅”飞出一只又一只，全球的经济秩序有了新的变化，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的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内来说，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农业、体育等各方面的改革均在路上。诚然，我们还有很多泥坑没有跨过去，没啃完的硬骨头也还有很多，顽疾无法“一日”去除。但，作为世界经济的“独树一帜”，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一轮的国际经济竞争中，中国可以跑赢！
近日，《财经界》记者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就我国以及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做出梳理，我们期望能够为处于复杂多变国际环境中的中国经济献计献策。
《财经界》：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速全球来看也是独树一帜，在您看来，数字的背后是什么？哪些方面支撑着我国经济的“稳”，哪些方面又是我们应该防范的风险？
徐洪才：三四季度以后宏观经济的指标得到微观经济指标的支持，宏观上看三个季度都是6.7%，实际上含义还是有区别的，越往后基数越高，二季度动力上一季度强，三季度比二季度动力强，要看到这个微弱的区别，基数不一样。二季度环比增长1.9%，三季度环比增长1.8%，折成年利的话超过7%，说明短期的经济确实有恢复。经济动能恢复的原因有：第一，消费驱动经济增长贡献71%，其中起关键性作用的还是住房和汽车这两项传统消费。今年一季度房地产投资扭转了去年四季度的低迷状态，上了一个台阶以后基本稳定在6%左右，房地产对经济的拉动不容小觑。由于汽车购置税的优惠政策对汽车销售起到积极作用，同比增长9%以上。其他种类的消费，例如互联网消费虽然势头很好，但是由于体量小，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还是比不上这两项。值得一提的是，信息消费甚至比前两年有所减弱，通讯器材由前两年的30%增长减弱到现在的12%，但信息消费总体还是比较强劲，旅游、养老、健康、体育等异军突起。新兴消费目前的状态是方兴未艾，势头很好，但是由于体量的限制，贡献拉动力远不及传统两大项。第二，三四季度投资有止跌趋稳趋势，民间投资止跌趋稳温和的回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也趋温和回升，累计同比增长从8.1%开始以小幅度回升。这两项投资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但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基建投资（公共部门）和国有资本的投资，国企投资同比增速20%，所以投资中占大比例的还是政府部门和国企，基建投资增长接近20%，房地产6%，制造业3%-4%，但勉强算得上温和复苏，毕竟存在产能过剩。所以，从结构上来说投资是在恶化，民间投资下滑，国有投资上升，这并不是向好的方面发展，这是我们需要关注和担忧的。所以近期开展的产权保护（国有、私有、知识），树立契约精神，其实是给民营企业、民间资本吃一颗“定心丸”，鼓励人们不必离乡背井，在家乡安心发展。总体上民间从下滑到2.4%到现在上升2.7%-2.8%，这个速度还是偏温和的。
此外，海外投资却以同比增长50%以上创了纪录，这与国内环境不无联系，我们国内投资下滑，所以资本都流到了国外。从投资总体上看，目前处于止跌趋稳温和回升的势头，但也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目前，我国出口总体为负增长，虽然11月份是例外，但不具有典型意义，11月份回暖主要原因是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外部需求回暖引起的，特别是全球大部分商品价格的上涨。从驱动力上看，投资的“三大马车”总体就是这么个情况。从微观上来看，企业的经济效益是上升的，首先是工业企业从三月份以来一直是6.0以上，企业利润增长的比较快，2015年年底是负增长，最近几个月同比增长大概已经超过20%左右了。说明企业微观来看也支持经济向好的判断，销售、收入都在增长，价格上看PPI9月份为0.1%，10月份1.3%，11月份3.3%，结束了54个月的负增长，通货紧缩的雾霾终于消退。CPI现在也占2%以上，摆脱了通货紧缩的压力，短期内也不必担心通货膨胀。
第一，货币的情况现在“稳健中性”。从五月份以来M2的增长速度下了一个台阶，基本上5-11月平均11.5%，2015年7月到2016年4月平均13%左右，下降1.5个百分点，货币总体情况现在还是“适度”的，并不存在需求拉动物价上涨的概念，但是成本还是推动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服务业对经济的拉动力越来越强，服务业因为人工成本的增加所以价格在上升，用工成本、房价上涨等因素影响还是温和的，不会造成CPI的大幅度飙升。明年的PPI也不用担心上升过快，11月3.3%的势头岁虽很猛但也不必过分解读。今年以来全球商品价格上升很快，石油价格去年年底不到30美元，现在51美元，与之相对应的国内煤炭和钢铁的价格也有上涨，明年的国际油价可能会在45-55美元之间，上升空间不大，因为石油的开采成本是一定的。
第二，美元要升值的话，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美元进入升值周期，那石油、黄金的价格应该是下跌的，它们是跷跷板的关系，所以50多一点是一个阶段性的顶部，不会再继续上涨，但是下跌的空间也是有限的，所以，可能会维持在45-55之间的窄幅震荡，相对平稳，这就意味着我们PPI有上涨的空间，不会再大幅度飙升。
有人担心经济出现通胀、下跌，甚至滞胀，我觉得有点杞人忧天。因为物价总体上比较平稳的水平，发达国家美国、欧洲、日本的央行货币政策目标都是2.0，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是控制在3%。由于成本因素的推动，预计明年CPI可能在2.4%-2.5%左右，这是比较理想的情况。
经济增长方面，2017年可能在6.5%-6.6%之间。之所以会下跌是因为：第一，汽车的销售肯定要比今年低一点，近期房地产调控对明年的房市有影响，当然短期来说，房地产的市场还具有惯性，还看不出来。“开工没有回头箭”，已经开工的项目肯定是要不断追加投资，但是预期可能要到明年5月份到下半年新开工的面积和房地产新增的投资要减弱，因此，全年平均下来房地产的投资应该不及2016年，平均下来可能要到4%，汽车的销售可能购置税本来是6%，据相关消息，2017年可能是征收7.2%，上去了一些，但是明年的汽车销售肯定要比2016年要有温和的下降，9.2%的增长速度恐怕再难以实现，平均下来可能有7%-8%的速度，因为今年本身也在透支消费，有了优惠政策，很多人都提前消费了。 综合来说，传统的汽车消费、住房消费两大引擎都减弱了，经济肯定要拖累一点，然后就要看国企改革的石油、天然气、电力、火车、航空、电信、军工这七大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如果能实实在在落实，那实际上是给民间资本腾出了空间，民间资本的投资可能会有所回升，并且我们对产权的保护进一步落实，可以增强民营企业的信心。因此，民间投资有所回升是支撑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明年国有企业投资还保持20%左右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可能会下行一些。从这样的因素考虑，投资可能会有所调整，如果国有投资下降一些，民营投资上升一些，这样的结构是有所优化的，才能够保持像今年不低于8%增长速度的固定资产投资。消费保持不低于10%的增长速度，应该有底线，别往下掉。
外贸来说，2017年的情况可能要比2016年要好一点，因为负增长要收窄了。第一，外部的需求在回暖，美国、欧洲整体的复苏的势头都比较强劲，对我们是有利的。第二，我们对外投资的增长本身也会拉动对外出口。中国人出去投资，一定程度上也会回来买中国自己的东西，这是有所影响。第三，要释放改革红利，2016年已经扩大了自由贸易园区（FTZ），明年渴望进一步推广负面清单管理体制，这样可以把交易的制度性成本降下来。
“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推进的话，肯定会有好处的。
总体看2017年的经济，有积极因素，也有不利因素。最终可以保持6.5%-6.6%的增长，通过努力还是很有可能实现的。
《财经界》：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哪些亮点？如何理解“稳中求进”的总基调？请您解读一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徐洪才： 最大的亮点是把“稳中求进”提升到了治国理政这样的高度，同时也是指导经济工作的方法论。方法论是哲学的概念，是哲学的高度，这样的高度是前所未有的。
从宏观政策来看，用“积极有效”四个字来形容，“有效”是今年新加的，“有效”说明有了质量的概念，“积极”是数量的概念，这一提法与以前非常不同。会议提出，预算安排要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最近曹德旺的事引发了大讨论，可能要进一步降税、降费，此外，还有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这样财政政策有明确导向，2017年，肯定要扩大财政赤字，大体要保持在GDP规模的3%左右，但本质上是增加了。
货币政策方面，用了“稳健中性”这样的词，“中性”也是新加的，按周小川货币政策的五种表现形式：宽松的货币政策，紧缩的货币政策，中性的货币政策，中性偏松的货币政策，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把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去掉，剩下的这三种都是稳健的货币政策，现在的含义更加精准，特指“中性”。提中性表示货币供应链不再那么长了，下了一个台阶，就应该顺势而为，不要低于11%，也不要高于13%，在11%-13%之间正合适。信贷投放也是这样一个比例，现在平均11.5%已经是接近下限了。要是经济形势不好，多发点货币也是可以的，11%上还有一定的空间，宁可多发，也不要少发。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一个是要疏通资金传导机制和通道，另一个就是要防范资金潜在风险。货币政策中，有一个专业词汇叫做“构造完整的、连续的、光滑的国债收益曲线”。我国国债的发行期限结构不尽合理，没有短期国债，央行在公开市场就不好操作，所以央行自己搞了几个工具，叫做逆回购，逆回购有7天的、14天的、28天的这些短期的在滚动操作，另外还有定向调控工具，也是中短期的，属于定向再贷款，给不同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用规模控制利率水平。其实这样也还是不够，应该有一个有深度、期限结构合理的国债市场，这需要财政部门的配合与协调。
金融方面，除了老生常谈的构建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外，更加应该注意潜在的风险。一是一线城市的房地产，现在提出要建立长效机制，要增加新的土地供给，并且盘活量存土地。二是要把一线城市的部分功能疏解到三四线城市。以京津冀一体化为例，将北京的首都非核心功能外迁，将北京市市政府搬迁至通县，并且打通城际铁路，所以，对外分散也算一个方式。此外，在信贷政策方面，也得有相应的配套，必要的限购限贷在短期内还是需要的，三四线城市在去库存时的做法，对一线城市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例如增加教育、医疗的投入，让农民就地安家落户，增加当地对新市民的吸引力等。
农业供给侧改革增加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农民的购买力就会增强。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集体产权、经营权、承包权要流转起来，与城市的先进生产要素，如资本、人、技术等相结合，这样就把农村的土地和资源盘活了。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和农业的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都融合，就不是孤立地搞房地产化了。
以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政策等都是相互关联并且有影响的。就像2016年供给侧改革的内容是四个大的方面，2015年是“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现在在这个基础上又有所扩充，扩充到农业供给侧，振兴实体经济，房地产长效机制，内容更丰富，任务更艰巨。
所以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短期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已经明确，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四大方面已有明确地论述，再加上四个方面的重点改革领域要实现突破。
总体来说，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其实稳是前提，稳是大局，是基调。没有稳，一切改革都不存在。在稳的前提下，我们贵在改革实践，有所作为。比如说提到四大领域改革、国企的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机制的改革，还有社保养老机制的改革，这些方面我们顶层设计其实基本上都有了，关键是落实，在这些领域要有所突破。
《财经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有哪些投资的热点领域？
徐洪才：第一，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个投资重点领域。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我们抢占新一轮全球分工和竞争的制高点。
第二，基础设施方面。我们的高速公路、高铁、城际铁路、城市地下管网、水利工程等还有很大缺口，还需要再投资，未来可能PPP的形式用的比较多。 第三，民生工程领域。公益类、公共服务方面一直有短板，教育、医疗、卫生这些方面都有缺口，看病难、看病贵，托儿所、幼儿园、养老院还是不够，这些民生工程还是非常需要。
第四，新兴消费领域。现在消费驱动力越来越大，老百姓收入增加，消费能力越来越强，新的消费在旅游、养老、文化、信息、体育方面。以人为本体现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话，新兴消费领域、健康领域的消费肯定是投资的重点。
未来，从投资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国企还是民间投资要找准重点的这四大领域。
《财经界》：近一段时间，“黑天鹅”事件不断，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来说，是会趋于更加保守，还是更加开放？
徐洪才：这个还不能笼统说，全球化只是遭遇了暂时的挫折，但是总体趋势是不会改变的，没有倒退。我们与美国的BIT（中美投资协定）谈判暂时推不动了，但是并没有倒退，TTIP、TTP暂时停住或者搁浅了，将来推不推还不一定，是遇到了暂时的困难。未来，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还是要深化的，摩擦会增加，但是还是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为特朗普是一个务实的人，不会“自毁长城”，美国离不开中国。中美之间还是要合作，深化合作是唯一性的。
此外，欧洲大陆会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英国脱欧促使精英阶层更加团结起来，推动欧洲的一体化进程，现在有一些分离或者分开的苗头，但并不是主流。具体分析来说，意大利脱欧不现实，因为与欧盟一起对于意大利来说是有好处的，分开过日子就会过得差一点，意大利与英国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意大利的宪法公投就没通过，意味着脱欧公投没有法律基础。德国是欧盟的核心国，不可能搞孤立，德国的出口要依靠这些“小兄弟”，所以说，总体上欧洲大陆会更加团结，在军事、安全、外交方面凝聚力更强了，原来他们与美国抱得很紧，现在“独立”的意味很明显，开始自己靠自己，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和英国脱欧会促使欧洲大陆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回过头来，欧洲更加团结对于中国来说也不一定是坏事，也是有利的。
英国一直搞自由化，到现在匆忙脱欧，慌了手脚，所以有可能进一步与中国加强经贸合作。中英之间可以率先探讨FTA（Free Trade Agreement，自由贸易协定），因为英国对加入亚投行还是很积极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也说，要“打造开放、共赢的中英关系‘黄金时代’”，可见世界与中国的关系还是很紧密，我们可以探讨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所以，无论与欧洲还是美国，因为全球经济开始复苏，对我国出口是有利的。
另外，“一带一路”战略现在不仅仅是中国一厢情愿，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G20已经把“一带一路”纳入促进全球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性增长框架，因为“一带一路”是要推动经济全球化，这对于我们推动开放型的世界经济都是有利的因素，人民币甚至可以达到国际化。
《财经界》：当前，多数声音认为人民币在未来一段时间都会贬值？您怎么看？
徐洪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不会一直贬下去，政府主管部门提出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基本稳定的一揽子货币政策，还是中美双边货币汇率都会相对稳定。短期来说，人民币兑美元有一定的贬值压力，但不会贬得太多，突破7.0恐怕指日可待，但到明年年底不会突破7.3。
原因来说，第一，中国经济基本面还不错。经济增长6.5%、6.6%的经济增长在全球来说还是独树一帜的，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还是最大的。
第二，人民币要升值的可能。我们的利率水平比美国要高一点，美联储加息是长期国债，利率比我们还是低一个百分点。过去几年，美元的升值导致美国出口下降，虽然我们的出口也下降，但是美国的下降幅度要更大，在外贸出口这个蛋糕上，我们的份额在上升。这几个因素说明了人民币不具备继续贬值的基础，这是基本面。
加入SDR，意味着未来5-10年，各国中央银行如果按照10.92%的比重重新配置外汇储备。而现在人民币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在2%左右，要达到10.92%还有近9个百分点，这9个百分点在海外大概会形成7-8万亿元人民币的海外需求，这样将会拉动人民币升值。
未来，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高，10.92%的比重可能还会进一步调整，进一步提高，10.92%不是一成不变的。
第三，人民币的需求上升。“一带一路”，我们现在在外贸当中人民币出口额占30%，将来随着“一带一路”人民币走出去，我们直接拿人民币进行投资，沿线国家与地区也愿意接受，非洲、拉丁美洲，包括中亚地区都愿意持有人民币。
第四，美国的石油、美元在淡出给了我们接替的可能。因此可以适时跟进，未来几年我们要推动人民币对以石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定价的作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短期内因为美元升值导致人民币被动贬值这一因素也是很强劲，也不能忽视。还有一个因素是美国自身的因素，应引起高度关注。特朗普宣称上台之后要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加息是紧缩的货币政策，减税和扩大基建投资等措施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样会造成美国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扩大投资在美元升值的情况下意味着美国进口上升，出口减弱，所以美国国际收支失衡加剧，逆差增加显然会形成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双赤字的进一步扩大，结果是引起美元贬值。所以美元有着内在贬值的因素，美元指数也不会一直直线式地强劲下去，可能会是波浪式的上升。
综合考虑我国与美国自身的因素，中美的双边汇率波动幅度不会太大，我们可以实现人民币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相对稳定，不必担心。当然，我们还要引导市场预期，并且适度地加强资本账户的监管。
近日，《财经界》记者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就我国以及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做出梳理，我们期望能够为处于复杂多变国际环境中的中国经济献计献策。
《财经界》：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速全球来看也是独树一帜，在您看来，数字的背后是什么？哪些方面支撑着我国经济的“稳”，哪些方面又是我们应该防范的风险？
徐洪才：三四季度以后宏观经济的指标得到微观经济指标的支持，宏观上看三个季度都是6.7%，实际上含义还是有区别的，越往后基数越高，二季度动力上一季度强，三季度比二季度动力强，要看到这个微弱的区别，基数不一样。二季度环比增长1.9%，三季度环比增长1.8%，折成年利的话超过7%，说明短期的经济确实有恢复。经济动能恢复的原因有：第一，消费驱动经济增长贡献71%，其中起关键性作用的还是住房和汽车这两项传统消费。今年一季度房地产投资扭转了去年四季度的低迷状态，上了一个台阶以后基本稳定在6%左右，房地产对经济的拉动不容小觑。由于汽车购置税的优惠政策对汽车销售起到积极作用，同比增长9%以上。其他种类的消费，例如互联网消费虽然势头很好，但是由于体量小，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还是比不上这两项。值得一提的是，信息消费甚至比前两年有所减弱，通讯器材由前两年的30%增长减弱到现在的12%，但信息消费总体还是比较强劲，旅游、养老、健康、体育等异军突起。新兴消费目前的状态是方兴未艾，势头很好，但是由于体量的限制，贡献拉动力远不及传统两大项。第二，三四季度投资有止跌趋稳趋势，民间投资止跌趋稳温和的回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也趋温和回升，累计同比增长从8.1%开始以小幅度回升。这两项投资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但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基建投资（公共部门）和国有资本的投资，国企投资同比增速20%，所以投资中占大比例的还是政府部门和国企，基建投资增长接近20%，房地产6%，制造业3%-4%，但勉强算得上温和复苏，毕竟存在产能过剩。所以，从结构上来说投资是在恶化，民间投资下滑，国有投资上升，这并不是向好的方面发展，这是我们需要关注和担忧的。所以近期开展的产权保护（国有、私有、知识），树立契约精神，其实是给民营企业、民间资本吃一颗“定心丸”，鼓励人们不必离乡背井，在家乡安心发展。总体上民间从下滑到2.4%到现在上升2.7%-2.8%，这个速度还是偏温和的。
此外，海外投资却以同比增长50%以上创了纪录，这与国内环境不无联系，我们国内投资下滑，所以资本都流到了国外。从投资总体上看，目前处于止跌趋稳温和回升的势头，但也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目前，我国出口总体为负增长，虽然11月份是例外，但不具有典型意义，11月份回暖主要原因是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外部需求回暖引起的，特别是全球大部分商品价格的上涨。从驱动力上看，投资的“三大马车”总体就是这么个情况。从微观上来看，企业的经济效益是上升的，首先是工业企业从三月份以来一直是6.0以上，企业利润增长的比较快，2015年年底是负增长，最近几个月同比增长大概已经超过20%左右了。说明企业微观来看也支持经济向好的判断，销售、收入都在增长，价格上看PPI9月份为0.1%，10月份1.3%，11月份3.3%，结束了54个月的负增长，通货紧缩的雾霾终于消退。CPI现在也占2%以上，摆脱了通货紧缩的压力，短期内也不必担心通货膨胀。
第一，货币的情况现在“稳健中性”。从五月份以来M2的增长速度下了一个台阶，基本上5-11月平均11.5%，2015年7月到2016年4月平均13%左右，下降1.5个百分点，货币总体情况现在还是“适度”的，并不存在需求拉动物价上涨的概念，但是成本还是推动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服务业对经济的拉动力越来越强，服务业因为人工成本的增加所以价格在上升，用工成本、房价上涨等因素影响还是温和的，不会造成CPI的大幅度飙升。明年的PPI也不用担心上升过快，11月3.3%的势头岁虽很猛但也不必过分解读。今年以来全球商品价格上升很快，石油价格去年年底不到30美元，现在51美元，与之相对应的国内煤炭和钢铁的价格也有上涨，明年的国际油价可能会在45-55美元之间，上升空间不大，因为石油的开采成本是一定的。
第二，美元要升值的话，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美元进入升值周期，那石油、黄金的价格应该是下跌的，它们是跷跷板的关系，所以50多一点是一个阶段性的顶部，不会再继续上涨，但是下跌的空间也是有限的，所以，可能会维持在45-55之间的窄幅震荡，相对平稳，这就意味着我们PPI有上涨的空间，不会再大幅度飙升。
有人担心经济出现通胀、下跌，甚至滞胀，我觉得有点杞人忧天。因为物价总体上比较平稳的水平，发达国家美国、欧洲、日本的央行货币政策目标都是2.0，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是控制在3%。由于成本因素的推动，预计明年CPI可能在2.4%-2.5%左右，这是比较理想的情况。
经济增长方面，2017年可能在6.5%-6.6%之间。之所以会下跌是因为：第一，汽车的销售肯定要比今年低一点，近期房地产调控对明年的房市有影响，当然短期来说，房地产的市场还具有惯性，还看不出来。“开工没有回头箭”，已经开工的项目肯定是要不断追加投资，但是预期可能要到明年5月份到下半年新开工的面积和房地产新增的投资要减弱，因此，全年平均下来房地产的投资应该不及2016年，平均下来可能要到4%，汽车的销售可能购置税本来是6%，据相关消息，2017年可能是征收7.2%，上去了一些，但是明年的汽车销售肯定要比2016年要有温和的下降，9.2%的增长速度恐怕再难以实现，平均下来可能有7%-8%的速度，因为今年本身也在透支消费，有了优惠政策，很多人都提前消费了。 综合来说，传统的汽车消费、住房消费两大引擎都减弱了，经济肯定要拖累一点，然后就要看国企改革的石油、天然气、电力、火车、航空、电信、军工这七大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如果能实实在在落实，那实际上是给民间资本腾出了空间，民间资本的投资可能会有所回升，并且我们对产权的保护进一步落实，可以增强民营企业的信心。因此，民间投资有所回升是支撑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明年国有企业投资还保持20%左右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可能会下行一些。从这样的因素考虑，投资可能会有所调整，如果国有投资下降一些，民营投资上升一些，这样的结构是有所优化的，才能够保持像今年不低于8%增长速度的固定资产投资。消费保持不低于10%的增长速度，应该有底线，别往下掉。
外贸来说，2017年的情况可能要比2016年要好一点，因为负增长要收窄了。第一，外部的需求在回暖，美国、欧洲整体的复苏的势头都比较强劲，对我们是有利的。第二，我们对外投资的增长本身也会拉动对外出口。中国人出去投资，一定程度上也会回来买中国自己的东西，这是有所影响。第三，要释放改革红利，2016年已经扩大了自由贸易园区（FTZ），明年渴望进一步推广负面清单管理体制，这样可以把交易的制度性成本降下来。
“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推进的话，肯定会有好处的。
总体看2017年的经济，有积极因素，也有不利因素。最终可以保持6.5%-6.6%的增长，通过努力还是很有可能实现的。
《财经界》：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哪些亮点？如何理解“稳中求进”的总基调？请您解读一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徐洪才： 最大的亮点是把“稳中求进”提升到了治国理政这样的高度，同时也是指导经济工作的方法论。方法论是哲学的概念，是哲学的高度，这样的高度是前所未有的。
从宏观政策来看，用“积极有效”四个字来形容，“有效”是今年新加的，“有效”说明有了质量的概念，“积极”是数量的概念，这一提法与以前非常不同。会议提出，预算安排要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最近曹德旺的事引发了大讨论，可能要进一步降税、降费，此外，还有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这样财政政策有明确导向，2017年，肯定要扩大财政赤字，大体要保持在GDP规模的3%左右，但本质上是增加了。
货币政策方面，用了“稳健中性”这样的词，“中性”也是新加的，按周小川货币政策的五种表现形式：宽松的货币政策，紧缩的货币政策，中性的货币政策，中性偏松的货币政策，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把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去掉，剩下的这三种都是稳健的货币政策，现在的含义更加精准，特指“中性”。提中性表示货币供应链不再那么长了，下了一个台阶，就应该顺势而为，不要低于11%，也不要高于13%，在11%-13%之间正合适。信贷投放也是这样一个比例，现在平均11.5%已经是接近下限了。要是经济形势不好，多发点货币也是可以的，11%上还有一定的空间，宁可多发，也不要少发。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一个是要疏通资金传导机制和通道，另一个就是要防范资金潜在风险。货币政策中，有一个专业词汇叫做“构造完整的、连续的、光滑的国债收益曲线”。我国国债的发行期限结构不尽合理，没有短期国债，央行在公开市场就不好操作，所以央行自己搞了几个工具，叫做逆回购，逆回购有7天的、14天的、28天的这些短期的在滚动操作，另外还有定向调控工具，也是中短期的，属于定向再贷款，给不同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用规模控制利率水平。其实这样也还是不够，应该有一个有深度、期限结构合理的国债市场，这需要财政部门的配合与协调。
金融方面，除了老生常谈的构建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外，更加应该注意潜在的风险。一是一线城市的房地产，现在提出要建立长效机制，要增加新的土地供给，并且盘活量存土地。二是要把一线城市的部分功能疏解到三四线城市。以京津冀一体化为例，将北京的首都非核心功能外迁，将北京市市政府搬迁至通县，并且打通城际铁路，所以，对外分散也算一个方式。此外，在信贷政策方面，也得有相应的配套，必要的限购限贷在短期内还是需要的，三四线城市在去库存时的做法，对一线城市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例如增加教育、医疗的投入，让农民就地安家落户，增加当地对新市民的吸引力等。
农业供给侧改革增加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农民的购买力就会增强。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集体产权、经营权、承包权要流转起来，与城市的先进生产要素，如资本、人、技术等相结合，这样就把农村的土地和资源盘活了。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和农业的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都融合，就不是孤立地搞房地产化了。
以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政策等都是相互关联并且有影响的。就像2016年供给侧改革的内容是四个大的方面，2015年是“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现在在这个基础上又有所扩充，扩充到农业供给侧，振兴实体经济，房地产长效机制，内容更丰富，任务更艰巨。
所以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短期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已经明确，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四大方面已有明确地论述，再加上四个方面的重点改革领域要实现突破。
总体来说，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其实稳是前提，稳是大局，是基调。没有稳，一切改革都不存在。在稳的前提下，我们贵在改革实践，有所作为。比如说提到四大领域改革、国企的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机制的改革，还有社保养老机制的改革，这些方面我们顶层设计其实基本上都有了，关键是落实，在这些领域要有所突破。
《财经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有哪些投资的热点领域？
徐洪才：第一，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个投资重点领域。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我们抢占新一轮全球分工和竞争的制高点。
第二，基础设施方面。我们的高速公路、高铁、城际铁路、城市地下管网、水利工程等还有很大缺口，还需要再投资，未来可能PPP的形式用的比较多。 第三，民生工程领域。公益类、公共服务方面一直有短板，教育、医疗、卫生这些方面都有缺口，看病难、看病贵，托儿所、幼儿园、养老院还是不够，这些民生工程还是非常需要。
第四，新兴消费领域。现在消费驱动力越来越大，老百姓收入增加，消费能力越来越强，新的消费在旅游、养老、文化、信息、体育方面。以人为本体现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话，新兴消费领域、健康领域的消费肯定是投资的重点。
未来，从投资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国企还是民间投资要找准重点的这四大领域。
《财经界》：近一段时间，“黑天鹅”事件不断，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来说，是会趋于更加保守，还是更加开放？
徐洪才：这个还不能笼统说，全球化只是遭遇了暂时的挫折，但是总体趋势是不会改变的，没有倒退。我们与美国的BIT（中美投资协定）谈判暂时推不动了，但是并没有倒退，TTIP、TTP暂时停住或者搁浅了，将来推不推还不一定，是遇到了暂时的困难。未来，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还是要深化的，摩擦会增加，但是还是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为特朗普是一个务实的人，不会“自毁长城”，美国离不开中国。中美之间还是要合作，深化合作是唯一性的。
此外，欧洲大陆会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英国脱欧促使精英阶层更加团结起来，推动欧洲的一体化进程，现在有一些分离或者分开的苗头，但并不是主流。具体分析来说，意大利脱欧不现实，因为与欧盟一起对于意大利来说是有好处的，分开过日子就会过得差一点，意大利与英国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意大利的宪法公投就没通过，意味着脱欧公投没有法律基础。德国是欧盟的核心国，不可能搞孤立，德国的出口要依靠这些“小兄弟”，所以说，总体上欧洲大陆会更加团结，在军事、安全、外交方面凝聚力更强了，原来他们与美国抱得很紧，现在“独立”的意味很明显，开始自己靠自己，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和英国脱欧会促使欧洲大陆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回过头来，欧洲更加团结对于中国来说也不一定是坏事，也是有利的。
英国一直搞自由化，到现在匆忙脱欧，慌了手脚，所以有可能进一步与中国加强经贸合作。中英之间可以率先探讨FTA（Free Trade Agreement，自由贸易协定），因为英国对加入亚投行还是很积极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也说，要“打造开放、共赢的中英关系‘黄金时代’”，可见世界与中国的关系还是很紧密，我们可以探讨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所以，无论与欧洲还是美国，因为全球经济开始复苏，对我国出口是有利的。
另外，“一带一路”战略现在不仅仅是中国一厢情愿，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G20已经把“一带一路”纳入促进全球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性增长框架，因为“一带一路”是要推动经济全球化，这对于我们推动开放型的世界经济都是有利的因素，人民币甚至可以达到国际化。
《财经界》：当前，多数声音认为人民币在未来一段时间都会贬值？您怎么看？
徐洪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不会一直贬下去，政府主管部门提出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基本稳定的一揽子货币政策，还是中美双边货币汇率都会相对稳定。短期来说，人民币兑美元有一定的贬值压力，但不会贬得太多，突破7.0恐怕指日可待，但到明年年底不会突破7.3。
原因来说，第一，中国经济基本面还不错。经济增长6.5%、6.6%的经济增长在全球来说还是独树一帜的，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还是最大的。
第二，人民币要升值的可能。我们的利率水平比美国要高一点，美联储加息是长期国债，利率比我们还是低一个百分点。过去几年，美元的升值导致美国出口下降，虽然我们的出口也下降，但是美国的下降幅度要更大，在外贸出口这个蛋糕上，我们的份额在上升。这几个因素说明了人民币不具备继续贬值的基础，这是基本面。
加入SDR，意味着未来5-10年，各国中央银行如果按照10.92%的比重重新配置外汇储备。而现在人民币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在2%左右，要达到10.92%还有近9个百分点，这9个百分点在海外大概会形成7-8万亿元人民币的海外需求，这样将会拉动人民币升值。
未来，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高，10.92%的比重可能还会进一步调整，进一步提高，10.92%不是一成不变的。
第三，人民币的需求上升。“一带一路”，我们现在在外贸当中人民币出口额占30%，将来随着“一带一路”人民币走出去，我们直接拿人民币进行投资，沿线国家与地区也愿意接受，非洲、拉丁美洲，包括中亚地区都愿意持有人民币。
第四，美国的石油、美元在淡出给了我们接替的可能。因此可以适时跟进，未来几年我们要推动人民币对以石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定价的作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短期内因为美元升值导致人民币被动贬值这一因素也是很强劲，也不能忽视。还有一个因素是美国自身的因素，应引起高度关注。特朗普宣称上台之后要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加息是紧缩的货币政策，减税和扩大基建投资等措施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样会造成美国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扩大投资在美元升值的情况下意味着美国进口上升，出口减弱，所以美国国际收支失衡加剧，逆差增加显然会形成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双赤字的进一步扩大，结果是引起美元贬值。所以美元有着内在贬值的因素，美元指数也不会一直直线式地强劲下去，可能会是波浪式的上升。
综合考虑我国与美国自身的因素，中美的双边汇率波动幅度不会太大，我们可以实现人民币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相对稳定，不必担心。当然，我们还要引导市场预期，并且适度地加强资本账户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