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经典需要“以意逆志”（孟子语），需要“追体验”（徐复观语），需要“使自己的心和诗人的心相凑泊，相共鸣”（朱光潜语），这就是要“以心契心”，透过字里行间，进入作者的内心，进入作者的精神世界，探视作者创作的隐秘。直言之，就是要读懂作者的心思。
　　《登泰山记》是中国古典散文的名篇。文章所描绘的其实就是姚鼐登泰山所见的奇异景观，似乎并没有隐藏什么高深的义理，读来感觉纯属一篇小品文。所以，即使反复阅读，仅仅面对文本实在难以读出什么特别的深意，以至于《中学语文教师用书》也认为本文主旨是：“文章以精练的语言，生动地描写了泰山雪后初晴的瑰丽景色和日出时的雄浑景象，写出了泰山的神秀壮丽，能唤起人们对泰山的向往，感受到祖国山河的壮美。”核心是对祖国的热爱，对大自然的热爱。显然这样的赏析颇机械和肤浅。言其“机械”，因为分析所遵循的逻辑是，既然写自然风景，就当写出风景的特点，才能表达作者对自然的欣赏，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言其“肤浅”，是因为这里只是看到了文章写了什么和怎样写，似乎忽略了隐含在背后的作者的德行和品格，忽视了作者旷达而超然的人格。如此说来，但凡写山水就是亲近自然，但凡写中国的山水就是热爱祖国了。小学《语文》解释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早发白帝城》也是这样讲的，甚至中学语文课本里将李白的《蜀道难》的主旨也概括为诗人对祖国河山的热爱。由此可见，这种机械肤浅的解读方法已经是中国文学欣赏尤其是中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一种痼疾了。
　　其实，真要读懂《登泰山记》，不但要读懂文字，还必须注意两个问题：一是登泰山的时间，二是朱孝纯其人。
　　先说登泰山的时间。姚鼐，字姬传，一字梦偲，室名惜抱轩，人称惜抱先生。乾隆二十八年中进士，先后做过兵部主事、刑部侍郎、记名御史等，充山东、湖南乡试考官，会试同考官。曾参与编写《四库全书》。乾隆三十九年（1774），姚鼐四十三岁。从京师辞官回归故里，后主持梅花、紫阳诸书院讲席直至生命终结，共四十年。显然，这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但他能平淡处之。作品写的时间是“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是月丁未”。结合注解，我们就知道，“丁未”即腊月二十八登泰山，“戊申晦”即腊月二十九，也是这年的最后一天，在五鼓时，他和子颍登上泰山极顶看日出。按照中国文化的传统，“过年”“除夕”应该是家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的日子，现在的“春运经济”不就是建立在中国文化的“团年情结”之上的吗？在姚鼐时代，即使没有火车飞机，他也应该是“风雨兼程”地往家里赶才对呀。可是，他没有。再算一算姚鼐的行程距离。“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这也可谓是“风雨兼程”了。如果按照这样的“精神”，作者或许是完全可以赶回家的，可是，姚鼐没有。所以，单这一点，我们似乎就可以感觉到，姚鼐登山是要寻得或获得一种精神的快乐，至少是比回家的快乐更重要的快乐，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姚鼐内心里是有不快的，甚至是苦闷的，需要通过“登山”这样的行为来释放。当然，这只是一种“以心契心”的推测，纯粹的推测。如果我们再来看看姚鼐的人生际遇，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我们的“大胆假设”是合理的。
　　再说朱孝纯其人。清朝有两个朱孝纯比较有名，皆字子颍。一为乾隆进士，山东历城人。一为道光年间四川罗江人，善诗，有《送连城之官阆州四首》等作品传世。《登泰山记》中的“朱孝純”当是历城子颍，号海愚，汉军正黄旗。历任四川简县知县、重庆知府、泰安知府、两淮盐运使等职。善诗画，“诗画得家法，工山水，官泰安时作《泰山全图》，苍劲浓郁，不愧家风”（《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引《扬州画舫录》等），岱庙今存其《泰山赞》书画碑，著有《海愚诗钞》等。姚鼐为之作《海愚诗抄序》。在泰安任上，朱孝纯悉心征集泰山史料，遍览泰山名胜，著成《泰山图志》，乾隆三十九年刊行。全书冠图3l幅，分祀典、封禅、山水、祠宇、金石、名迹、艺文、杂缀8卷。清学者周中孚在《郑堂读书记·补遗》中称此书“在山言山，体例悉当……是足以为后来志山水者之法”。朱孝纯还著有《泰山金石记》，今佚。姚鼐与他同登泰山，原因之一就是他是一个“泰山通”，深谙泰山风物和泰山文化。此外，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朱子颍的君子风范。朱孝纯喜才好才，他主政泰山期间，竭力招邀“为人介然不谐于俗”之四方名士来游泰山，使泰山之文学艺术创作突现高峰。前来与朱孝纯谈诗论画、优游山水的有罗聘、蒋士铨、邓九如等。特别是被尊为“扬州八怪”殿军的清代画坛巨匠罗聘，与孝纯有“二十年之交”。当罗聘离京南归，孝纯闻知，亟邀请其便道来游。罗聘在泰安寓居三月，饱览山水，嘉朋时聚，在他潦倒的一生中，留下了一段美好的欢娱。想来，姚鼐或许得到了与罗聘相同的礼遇。从姚鼐为朱孝纯《海愚诗钞》作序即可推知二者之间友谊的深厚、志趣的相通。在刘大櫆《朱子颍诗集序》中有一段话：“姬传以壮年自刑部告归故里，道过泰山，与子颍同上泰山，等日观，慨然想见隐君子之高风，其幽怀远韵，与子颍略相近云。”显然，姬传与子颍在精神追求上是相同的。由此可见，他们登山观看日出，不只有欣赏自然的雅趣，更是要表现一种追慕隐君子之超然遗世的精神趣向。也就是说，姚鼐“戊申晦”登泰山这一行为本身就有高标独立之意，颇有超凡脱俗之气。何况从“达则兼济天下”的意义上说，姚鼐辞官归乡并非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但他能够想得开，想得透，也显示了他旷达淡然的胸襟。
　　冷眼深情。《登泰山记》文字平静，简朴，劲道，看起来是“零度风格”的冷峻，是超然世外的坦荡和淡然，是看清了世相之后的“酷”和潇洒，其实，隐藏着的却是一个士大夫的沉静与忧愤，是一个精神落魄者在亲近自然和历史的过程之中的清醒与“复活”。姚鼐和子颍乘风雪登泰山看日出，绝非一般士大夫的优游山水，放浪形骸，而是以自己的心灵去感受大自然的壮伟和奇幻，领略造化的神奇和历史的永恒；以自己的精神去直观自然，了悟世事，释放人生的苦闷，获得精神的解放。透过文本，我们看到的是一颗虽然饱受煎熬却平静跳动的心，我们体验到一种旷达超然的君子风度，我们分明被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宠辱皆忘”的情怀所感动。或许，这样的解读才是读懂了作者的心思。
　　当然，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作者之笔狡猾之甚”（《红楼梦》甲戌本第一回批语）。要弄清作者创作的内心隐秘，需要参阅相关的文献，需要具体地了解作者写作的特定背景，需要理解作者独特的写作动机。但是，真正要弄清作者的创作隐秘是很不容易的，比如，曹雪芹为什么要写《红楼梦》？鲁迅为什么要写《伤逝》？朱自清为什么要写《荷塘月色》？也许永远不会有“标准答案”，但这也正是文学欣赏的魅力所在。
　　（责任编辑 / 胡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