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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近一百年前，著名的哈佛大学诞生了著名的诺顿讲座，讲座的主题是“最广泛意义上的诗意”。1967年，诺顿讲座迎来博尔赫斯先生——他的“诺顿六讲”后来在中国出版时书名叫作《博尔赫斯谈诗论艺》——博尔赫斯开篇即说，他快要七十岁了，他把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贡献给了文学，不过他能告诉大家的还是只有满腔的困惑。博尔赫斯的话，当然含有谦逊的成分，事实上他的“诺顿六讲”娓娓道来，收放自如，并非只有满腔困惑，而是充满了解决困惑的智慧。博尔赫斯去世之后，在他未曾造访过的中国，出现了两个博尔赫斯——被支持的博尔赫斯和被忽视的博尔赫斯。诗歌并不赞成通过一部法律消灭艺术分歧，制裁自由的心灵，博尔赫斯亦无意于此，所以他建造了一个有交叉小径的花园，用以安置分道扬镳或者殊途同归。作为博尔赫斯的拥趸，我愿意向这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老派绅士致敬：他用诗歌为自己赢取不朽，继而用诗歌验证了人类的文化成色和思想深度——触类旁通。献给博尔赫斯先生的敬意，同样允许献给尼采、惠特曼、弗罗斯特、佩索阿、阿多尼斯等等，献给每一位卓立、光辉而伟大的诗人先生——尽管最广泛意义上的诗意不可能由一颗星辰来完成，广泛意义上的诗意也不可能由一颗星辰来完成，甚至，局部意义上的诗意都不可能由一颗星辰来完成。
2
历史是一条河流，满足了孔子先生的喟叹，如果有人说见过一条没有源头的河流，我们一定会觉得，这个人身上充满了被同情的智商发烧后遗症（连桀骜的孙悟空都要认一块石头做父母）；写作也是一条河流，如果一个诗人宣称他正在创造一种断绝传承的新源头，我们就要做好准备，在不舍昼夜的写作课上为他预留一个捍卫谎言的席位——欲望本是个中性词汇，一旦与谎言牵扯在一起，就成全了这样一个事实：没见过满汉全席却热衷于对满汉全席的虚拟占有。这与博尔赫斯的理想大相径庭，他喜欢的人生享受，是在诗中“小酌”一番。对于众多写作者来说，大诗人的存在始终是一个爱恨交加的悖论，他们只是在诗中“小酌”一番，就残忍地确立了众多写作者的奋斗终点。
3
前述诗人，个个都是宗师级别的大神。他们各为山峰，他们的身影投向大地，拥有力透纸背的智慧和自成体系的气场，而我们从写作那里索取的沾沾自喜，明显属于放大镜下的产物可有可无。百年汉语新诗流变，不乏呕心沥血，不乏前赴后继，不乏波澜壮阔，但尚不足以替诗歌史的当代写法盖棺论定：亲历亲为的时代仿佛没有例外，江湖貌似风起云涌，庙堂实则冷冷清清，最不需要决出胜负的个性化写作，胜负居然成了写作的顶级评判指标。于是，削足适履的格局诞生了削足适履的诗篇，分等级的“附属诗意”开始大行其道。削足适履的诗篇不好吗？分等级的“附属诗意”不好吗？很抱歉，我不打算正面回答这样的疑问。拉低平均线的写作角色及其衍生诉求太多了，所以诗歌的整体含金量必须不断下降，像阅读的好奇心被标题党反复消费那样轻而易举，诗歌的每一次“社会出台”，高光而虎头蛇尾，总是无法摆脱“司马缸砸光”的喜剧性魔咒。网络时代以降，从博客到微博，再到微信，借助电子科技的升级，诗歌圈进入内部循环的提速状态，把不设门槛的自媒体运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今天这样主角纷繁，自我加冕的“诗歌诸侯”们怀着惊人的热情迈入惊人的自恋岁月，仿佛汉语诗歌根本不缺少尼采，也不需要阿多尼斯。作为人类文明的共享资源，票友拥有自得其乐的权利，把票友级别的诗篇奉为丛林法则的胜出者——商人以物易诗、小吏以权谋文而没有任何阻力或者异样，却是细思极恐地实现了对诗神的间接羞辱——当然，对于合格的诗人来说，这本来就是一个多余的话题，注定灭失于正道沧桑。
4
那么，什么是合格的诗人？通俗地说，写出了合格的诗篇，就可以称之为合格的诗人。问题又来了：什么是合格的诗篇？弗罗斯特说，“始于喜悦，终于智慧”的诗篇配得上“合格”的检阅：博尔赫斯则认为，一味挖掘诗歌里面的意义是拜物的行为，而太过有力的隐喻则会破坏诗歌的诠释构架。假定“合格”拥有一成不变的标准，同一个诗人，有时写出了合格的诗篇，有时写出了不合格的诗篇，我们如何给他打分？很显然，就高不就低的取舍原则更符合艺术的恒久规律——李白也有败笔，但他肯定是合格的诗人；乾隆虽然在作品数量上一骑绝尘，要从诗歌学校领取毕业证书却可能会遭遇反对，他只是完成了数量积累。实践证明，写作数量的积累连参考标准都算不上——艺术就是这样，有时粗暴武断，有时善解人意，大浪淘沙之后，没有一首杰出的诗篇将饮恨未来。
5
德艺双馨，完整的诗人才能配得上这个褒奖。评价同时代的诗人尤其如此——因为生活在同时代的诗人连距离之美的优势都不再具备。在人性的强力碾压之下，遍地聪明的碎片南辕北辙——同时代的同行，他们身上的确发生了许多事情，但允许超出你的想象。波德里亚说，如果命运是残酷的，那是因为我们不善于讨好它——波德里亚的潜台词是，如果我们学会了讨好命运，命运将变成一种打折的存在。
6
诗人的责任，不止是奉献佳作，还要有能力向读者展示一首好诗的来历，或日分娩过程。这方面的当代范例是柏桦的长诗《水绘仙侣》，他写了两百行诗，写了十万字的注释——后者可以视为前者的附属，也可以视为前者的有机构成。如果不赞成柏桦，我们不妨拎出苏轼，这位大腕由黄州贬赴汝州，途经庐山写下《题西林壁》，自问自答，举重若轻地把核心问题解决于文本之内。丧失拆解欲望的写作者，一般也不具有重新组装的能力，往往喜欢贩卖“神来”“天成”“梦中偶得”之类不需要证据链的观点，刻意模糊“一厢情愿”和“一叶障目”的边界，洗白江郎。偷梁换柱是一个古老的游戏毫无新意，天马行空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现实而非相反——夕阳沉落，黑夜开始孕育新的黎明，这么说吧，如果不是长夜漫漫，诗歌将和星月一样无处寄存，而诗人的责任将成为诗人虚构的责任，陷入虚构的泥淖不能自拔。
7
有些诗人喜欢谈想象力，试图通过对想象力的格式化阐释，实现诗歌的去神秘化存在。殊不知，想象力一经谈论，便折了一只翅膀；大谈特谈之后，另一只翅膀也不再具有飞翔的功能。科学研究表明，孩子一岁时，想象力高达96%，长到十岁，这个数字降为了4%。想象力是手工品而非印刷体，是主体的精神冒险不向客体妥协的自由之歌和非物质遗产，沒有一种想象力愿意像规章制度那样以约束更多的人为己任。所以董仲舒认为，诗无达诂，文无达诠，莎士比亚对此深表赞成，他的说法是，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前不久我去晋南，看了很多地方，身临其境恶补了很多地方文化和历史知识。印象最为深刻的，不是晋国博物馆那些国宝级文物，而是一个不经推敲的传说，至今在民间津津乐道：晋献公的宠妃骊姬，为了让亲生儿子奚齐上位，数次陷害太子申生，其中最富有想象力的一次谋杀是，骊姬做了一艘大船让申生游湖，这艘大船的奥秘在于，用胶粘合，遇水不久即会开裂沉没，奚齐年幼，见这艘大船描龙画凤，死活也要上去，结果船至湖心而沉，申生以德报怨，舍身救起了同父异母的弟弟。在这个不入史记的故事中，骊姬的想象力堪称惊艳，足以让司马迁甘拜下风，至于跟骊姬差不多同一时期的越女东施被我们所讥笑，因为她长得丑，更因为她的想象力过于糟糕。诗歌允许想象力怀着巨大的优越感为写作者提供具体服务，但若把想象力奉为写作的最高准则，怕是也不怎么值得同情。据说人类最早的想象力源于闪电之火，当火成为一种可以控制的生活资料以后，人类对火的想象力便丧失了，这意味着，发现想象力和使用想象力不是一回事，使用想象力和解剖想象力也不是一回事，解剖想象力等同于埋葬想象力。
将近一百年前，著名的哈佛大学诞生了著名的诺顿讲座，讲座的主题是“最广泛意义上的诗意”。1967年，诺顿讲座迎来博尔赫斯先生——他的“诺顿六讲”后来在中国出版时书名叫作《博尔赫斯谈诗论艺》——博尔赫斯开篇即说，他快要七十岁了，他把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贡献给了文学，不过他能告诉大家的还是只有满腔的困惑。博尔赫斯的话，当然含有谦逊的成分，事实上他的“诺顿六讲”娓娓道来，收放自如，并非只有满腔困惑，而是充满了解决困惑的智慧。博尔赫斯去世之后，在他未曾造访过的中国，出现了两个博尔赫斯——被支持的博尔赫斯和被忽视的博尔赫斯。诗歌并不赞成通过一部法律消灭艺术分歧，制裁自由的心灵，博尔赫斯亦无意于此，所以他建造了一个有交叉小径的花园，用以安置分道扬镳或者殊途同归。作为博尔赫斯的拥趸，我愿意向这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老派绅士致敬：他用诗歌为自己赢取不朽，继而用诗歌验证了人类的文化成色和思想深度——触类旁通。献给博尔赫斯先生的敬意，同样允许献给尼采、惠特曼、弗罗斯特、佩索阿、阿多尼斯等等，献给每一位卓立、光辉而伟大的诗人先生——尽管最广泛意义上的诗意不可能由一颗星辰来完成，广泛意义上的诗意也不可能由一颗星辰来完成，甚至，局部意义上的诗意都不可能由一颗星辰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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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一条河流，满足了孔子先生的喟叹，如果有人说见过一条没有源头的河流，我们一定会觉得，这个人身上充满了被同情的智商发烧后遗症（连桀骜的孙悟空都要认一块石头做父母）；写作也是一条河流，如果一个诗人宣称他正在创造一种断绝传承的新源头，我们就要做好准备，在不舍昼夜的写作课上为他预留一个捍卫谎言的席位——欲望本是个中性词汇，一旦与谎言牵扯在一起，就成全了这样一个事实：没见过满汉全席却热衷于对满汉全席的虚拟占有。这与博尔赫斯的理想大相径庭，他喜欢的人生享受，是在诗中“小酌”一番。对于众多写作者来说，大诗人的存在始终是一个爱恨交加的悖论，他们只是在诗中“小酌”一番，就残忍地确立了众多写作者的奋斗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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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诗人，个个都是宗师级别的大神。他们各为山峰，他们的身影投向大地，拥有力透纸背的智慧和自成体系的气场，而我们从写作那里索取的沾沾自喜，明显属于放大镜下的产物可有可无。百年汉语新诗流变，不乏呕心沥血，不乏前赴后继，不乏波澜壮阔，但尚不足以替诗歌史的当代写法盖棺论定：亲历亲为的时代仿佛没有例外，江湖貌似风起云涌，庙堂实则冷冷清清，最不需要决出胜负的个性化写作，胜负居然成了写作的顶级评判指标。于是，削足适履的格局诞生了削足适履的诗篇，分等级的“附属诗意”开始大行其道。削足适履的诗篇不好吗？分等级的“附属诗意”不好吗？很抱歉，我不打算正面回答这样的疑问。拉低平均线的写作角色及其衍生诉求太多了，所以诗歌的整体含金量必须不断下降，像阅读的好奇心被标题党反复消费那样轻而易举，诗歌的每一次“社会出台”，高光而虎头蛇尾，总是无法摆脱“司马缸砸光”的喜剧性魔咒。网络时代以降，从博客到微博，再到微信，借助电子科技的升级，诗歌圈进入内部循环的提速状态，把不设门槛的自媒体运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今天这样主角纷繁，自我加冕的“诗歌诸侯”们怀着惊人的热情迈入惊人的自恋岁月，仿佛汉语诗歌根本不缺少尼采，也不需要阿多尼斯。作为人类文明的共享资源，票友拥有自得其乐的权利，把票友级别的诗篇奉为丛林法则的胜出者——商人以物易诗、小吏以权谋文而没有任何阻力或者异样，却是细思极恐地实现了对诗神的间接羞辱——当然，对于合格的诗人来说，这本来就是一个多余的话题，注定灭失于正道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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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合格的诗人？通俗地说，写出了合格的诗篇，就可以称之为合格的诗人。问题又来了：什么是合格的诗篇？弗罗斯特说，“始于喜悦，终于智慧”的诗篇配得上“合格”的检阅：博尔赫斯则认为，一味挖掘诗歌里面的意义是拜物的行为，而太过有力的隐喻则会破坏诗歌的诠释构架。假定“合格”拥有一成不变的标准，同一个诗人，有时写出了合格的诗篇，有时写出了不合格的诗篇，我们如何给他打分？很显然，就高不就低的取舍原则更符合艺术的恒久规律——李白也有败笔，但他肯定是合格的诗人；乾隆虽然在作品数量上一骑绝尘，要从诗歌学校领取毕业证书却可能会遭遇反对，他只是完成了数量积累。实践证明，写作数量的积累连参考标准都算不上——艺术就是这样，有时粗暴武断，有时善解人意，大浪淘沙之后，没有一首杰出的诗篇将饮恨未来。
5
德艺双馨，完整的诗人才能配得上这个褒奖。评价同时代的诗人尤其如此——因为生活在同时代的诗人连距离之美的优势都不再具备。在人性的强力碾压之下，遍地聪明的碎片南辕北辙——同时代的同行，他们身上的确发生了许多事情，但允许超出你的想象。波德里亚说，如果命运是残酷的，那是因为我们不善于讨好它——波德里亚的潜台词是，如果我们学会了讨好命运，命运将变成一种打折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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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责任，不止是奉献佳作，还要有能力向读者展示一首好诗的来历，或日分娩过程。这方面的当代范例是柏桦的长诗《水绘仙侣》，他写了两百行诗，写了十万字的注释——后者可以视为前者的附属，也可以视为前者的有机构成。如果不赞成柏桦，我们不妨拎出苏轼，这位大腕由黄州贬赴汝州，途经庐山写下《题西林壁》，自问自答，举重若轻地把核心问题解决于文本之内。丧失拆解欲望的写作者，一般也不具有重新组装的能力，往往喜欢贩卖“神来”“天成”“梦中偶得”之类不需要证据链的观点，刻意模糊“一厢情愿”和“一叶障目”的边界，洗白江郎。偷梁换柱是一个古老的游戏毫无新意，天马行空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现实而非相反——夕阳沉落，黑夜开始孕育新的黎明，这么说吧，如果不是长夜漫漫，诗歌将和星月一样无处寄存，而诗人的责任将成为诗人虚构的责任，陷入虚构的泥淖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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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诗人喜欢谈想象力，试图通过对想象力的格式化阐释，实现诗歌的去神秘化存在。殊不知，想象力一经谈论，便折了一只翅膀；大谈特谈之后，另一只翅膀也不再具有飞翔的功能。科学研究表明，孩子一岁时，想象力高达96%，长到十岁，这个数字降为了4%。想象力是手工品而非印刷体，是主体的精神冒险不向客体妥协的自由之歌和非物质遗产，沒有一种想象力愿意像规章制度那样以约束更多的人为己任。所以董仲舒认为，诗无达诂，文无达诠，莎士比亚对此深表赞成，他的说法是，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前不久我去晋南，看了很多地方，身临其境恶补了很多地方文化和历史知识。印象最为深刻的，不是晋国博物馆那些国宝级文物，而是一个不经推敲的传说，至今在民间津津乐道：晋献公的宠妃骊姬，为了让亲生儿子奚齐上位，数次陷害太子申生，其中最富有想象力的一次谋杀是，骊姬做了一艘大船让申生游湖，这艘大船的奥秘在于，用胶粘合，遇水不久即会开裂沉没，奚齐年幼，见这艘大船描龙画凤，死活也要上去，结果船至湖心而沉，申生以德报怨，舍身救起了同父异母的弟弟。在这个不入史记的故事中，骊姬的想象力堪称惊艳，足以让司马迁甘拜下风，至于跟骊姬差不多同一时期的越女东施被我们所讥笑，因为她长得丑，更因为她的想象力过于糟糕。诗歌允许想象力怀着巨大的优越感为写作者提供具体服务，但若把想象力奉为写作的最高准则，怕是也不怎么值得同情。据说人类最早的想象力源于闪电之火，当火成为一种可以控制的生活资料以后，人类对火的想象力便丧失了，这意味着，发现想象力和使用想象力不是一回事，使用想象力和解剖想象力也不是一回事，解剖想象力等同于埋葬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