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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屈原》与《离骚笺疏》以及《詹安泰词学论稿》是我国享誉盛名的文学史专家詹安泰先生的力作。《屈原》更是有别于其他的普及读物，该书对屈原一生的生平、成就、思想、以及那个时代进行了深入的概述与评价，其视野之独到，论据之充分，历来被众多文学史学者所折服。而《离骚笺疏》则是浸淫《离骚》的心血之作，持论之稳妥更是充分展示了詹安泰先生一直以来所秉承的严谨、求实的研究态度。
关键词：屈原 《离骚》 《楚辞》
引言
詹安泰先生长期从事研究古典文学工作，其中，《屈原》和《离骚笺疏》更可谓是詹安泰先生研究屈原与楚辞的集大成之作，是我国进入20世纪以来，供给学者、专家们研究楚辞学历史的不可不参考的重要成就。
一 詹安泰先生的《屈原》研究
1 屈原生平的考察
《屈原》除去了按照现世已存的历史材料外，更加结合了其作品表现加以说明。詹先生对于一些历史并未明确记载的疑问，例如《史记》中并未说明的屈原担任左徒的具体时间，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詹先生按照有关历史材料分析介于楚怀王十年至十六年间。而对于屈原在幼年时期的生存状态、在楚怀王后期以及被放逐后的具体情况，詹先生利用对《离骚》、《涉江》、《怀沙》等材料加以解释。而对于有相关学者质疑屈原并非贵族出身的身份时，詹先生除去列举大量史料外，更是从“王族三姓”、“三闾大夫”的官职特殊性，以及《离骚》中的事关屈原自传处等三个视角展开进一步的辩证，有理有据地证实了屈原的确是贵族身份出身。
2 屈原思想研究
一直以来，学界对于屈原思想的研究大体无外乎说其是“阴阳家”、“道家”、“儒家”、“法家”等。詹先生首先认可这几类说法背后的研究都是有史料与例证基础的，然而，倘若从屈原的整个思想体系来言，如果单纯地解释屈原就是某一体系的人物，便很难有说服力的说明。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就屈原所著作品以及其所展示出的思想特征来分析，其思想体系是十分繁杂，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屈原的思想在某些程度上都和“阴阳家”、“道家”、“儒家”、“法家”等学家有合处也有不合处。但是，如果自彼此影响的视角出发，那么很多家的思想、学说，都曾经对屈原思想体系的建立存在很大影响。单以政治思想体系来看，詹先生认为，屈原就一直受到吴起思想的影响，而众所周知，吴起是前期法家达标，然其思想源头本质上仍然属于儒家。因此，詹先生说，从本质上而言屈原无疑属于儒家，然而，屈原的思想存在法家的影子，而屈原的这一思想也正是和吴起思想相互统一的，从这点来看，屈原主要接受了吴起思想的影响。在研究屈原思想这一问题上，詹先生的观点更加通达。
3 屈原的艺术成就研究
詹先生曾言，屈原的《九歌》是我国最美丽的诗篇。“《九歌》是楚国人民所作，并通过屈原加以艺术美化而成。由于其代表的是楚国人民这一大众集体，因此，和屈原的身世难以挂钩。而又因为这是屈原作品，也必然会与《离骚》有相同之处。”在通过屈原加以艺术加工之后，《九歌》自然也就无可回避地渗入了屈原的思想、观点。由于屈原出身贵族，詹先生认为，其美学观念和大众的美学观念必定会存有一定的差异性，因而，诸如《九歌》这样描写楚国人民生活的诗篇中，人民的形象会刻画地形象鲜活，在为人民披上美丽的服饰时，也为他们设计了许多曲折的情节。在对《九歌》的评论上，詹先生一方面肯定了屈原对楚国诗篇艺术加工的突出贡献，但又同时指出屈原仍然受制于局限，詹先生的持论是相当公允的。
詹先生研究《九歌》，指出该书“变化无方的动作，曲折的爱情，华美的服饰，美妙景物以及楚辞所特有抑扬顿挫的铿锵音调，每一方面都彰显出了美学的巅峰地位，为人们创设了迷人的情境。”
詹先生对屈原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品《离骚》也做出了精彩的艺术研究。关于“离骚”的命名，詹先生在综合了各家说法的背景下，判定应是典出“方言”更为真实。《离骚》的创作时间，他认为应作于楚顷襄王期间。在扼要地概述了《离骚》的内容之后，詹先生重点对文章的思想、创作方法以及屈原在进行艺术表达时的技巧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詹先生认为，屈原《离骚》的创作思想的雏形，重点是其以坚定的意志去切实地感知与觉察国家与人民未来的命运，并且在判定这一命运结局，这个主导因素所创作而成。因此，可以说，《离骚》中所流露出的文章思想，正是“屈原热爱祖国、同情人民的伟大思想的集中展现”、“《离骚》虽然是以国家社会的现实状态当做前提，却也仍然充分展示出了极佳的浪漫主义氛围，而这种氛围的塑造，充满了幻想与神秘的色彩。因而，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相较于前期的《诗经》不仅是一次伟大的革命，更是一个质的进步”。他还认为，不可以将《离骚》中屈原所展露出的悲苦情绪简单地视成是身世之慨，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屈原的这种极为悲苦的情绪始终涵括的，是他对国家人民的无尽爱念。通过分析，詹先生还认为，《离骚》中有关花草树木神话故事，更是和屈原的生活体验、想象情感密不可分，属于“热爱国家的标志”。
总而言之，《屈原》有许多标新立异的闪光之论，作家视野宏达、思维敏锐，展现出了惊人的学识以及渊博的文史功力，令人赞叹。《屈原》不仅在考据学上有了很大突破，同时也进一步兼顾了普及作用。提供给了人们乐于进行深入研究的热忱，《屈原》博征旁引，作者所特意加以注明的“小注”也给读者提供了不少的历史资料。能够肯定地说，《屈原》可以称得上是我国建国以来，著书中题名为《屈原》中最好的一部。但是，毋庸讳言，《屈原》中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地方。例如，作者认为《离骚》的创作取材是屈原爱国、爱民的表现，而研究《九歌》时，指其歌颂自由恋爱有反抗统治阶级的意识等，皆无法在文化的渊源表现上进行进一步考察，因此难免会造成牵强之感。
二 詹安泰先生的《离骚笺疏》研究 1 词句训释的研究
詹先生采用东汉著名文学家王逸以来的历代各大名家的注释，并且再通过各类历史典籍、资料，进一步加以梳理和剔除，最终完整清晰地概述了自己的看法。以“皇考”为例，大多数研究者普遍会将其译成为“先父”或是“曾祖”、亦或为“远祖”，总之，存在极大的歧义。詹先生利用历史材料中的《周颂·闵予小子》、《虢叔旅钟》以及《叔夷钟》，展开进一步辩证，他判断“皇考”虽然解释为“远祖”是有史为证，然“亡父”的解释证据更加宽泛，所以，“我父伯庸”说明是靠得住的。而对于“摄提”这个字，文学家王逸录《尔雅》解释成为“太岁在寅”，理学大家朱熹却解释成为“星名”，学界一直以来都肯定王逸而否定朱熹。詹先生按照《尔雅》解释，“摄提”这个是星名从寅起，所以，王逸和朱熹两人的说法并不矛盾。而对于“民心”这个词，詹先生也承袭王逸、朱熹等人的说法，即人民的心情。且在此基础上，展开了进一步的辨析，他指出“倘若自屈原与楚国人民的心情是相同的这一视角为出发点，是解释得通的”，他列举这一篇中的很多例证进行了解释：“考屈原自谓，通常都应用‘余心’”;而与“余心”相当的且也是自谓的形式，又如“余情”都冠上“余”。但是在此处，屈原已经说了是“民心”，就根据没有任何理由解释其为“余心”了，如果一定要作成是“自谓”，那必然是歪曲，屈原是不负这种责任的。
詹先生指出，该篇中用到“民”字的地方一共有四处，他充分肯定了王逸对其所作的“万民”这个解释。整合了诸家演说，说彭咸是其所敬仰的殷代人。通过清朝龚景瀚的“萎绝”可以解释成“所培养的人没有用处”;通过许慎说训“陆离”解释成为“光彩四射”等都是利用对前人旧说的阐发，进一明确了自己观点，做到了真正的有理有据。在他的笺释，还提出了部分独具匠心的看法。例如在“三后”训释研究上，自古以来就存在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钱杲之等人认为是指夏禹、商汤、周文王，而朱熹却认为是指少昊、颛顼、高辛;蒋骥认为是伯夷、禹、稷。詹先生的观点是“三后”主要可以解释为是贤明君主的统治阶段，因此才会出现众芳萃集、各种各样的真人才都可以较好地获得任用的状态，蒋骥、阎简弼皆未合;解释成为楚先君先王，有些太过夸大;“禹、汤、文王”的可信度比较好。然而，以那个历史时代来看，并不应当是独立的解释成某一个，其意与下述的“尧舜”是存在显著区分的。朱熹不可以将禹、汤、文王放置于尧、舜前面，昊、颛顼、高辛的这个说法也是存疑的。
2 文意解析研究
如对“惟党人之偷乐兮”展开研究，“在此处，能够觉察出屈原的政治理念。为了国家，慷慨赴义，特别能够看出屈原的忘我精神”;在“长太息以掩涕兮”注解，“标志着屈原热爱人民的情感”;从《离骚》的开头到“固前圣之所厚”，詹先生评述：“此处能够观察到屈原的主张及行为操守”;从“悔相道之不察”展开评述，“假设，并非事实。从诗中能够感受到屈原存在深刻与矛盾挣扎情绪，不可判定其所行之路是消极与逃避的”。詹先生对于《离骚》简明扼要的评述，极大地帮助读者更为精准地理解屈原其人，也更加方便人们深入体会其作品的内涵。
詹先生认为，屈原《离骚》的艺术成一共可以涵盖在几个层面：强有力的悲愤情绪;立场坚定的人物个性;无尽的想象力;明确生动、精炼的笔法与取材。并且，根据这几个层面，展开了极其精当的正面论述。必然要引起重视的是，詹先生的观点，将《离骚》中所涵括的一些比喻词句解释成为“比兴之义”都是不是很适合的。究其原因，在于《离骚》中并未有“兴”，而用的“比”也存有自身特色：一方面，是通过比喻的物体来取代人;另一方面，则是比喻的事物自成一体。詹先生还作出更加深入的解释，即：“《离骚》中部分内容所展示出的手法，不可以只是简单地视作为某种参照”，“更丰富的是通过自然景物这一原本存在的主体进一步寄寓作者的思想情感，这与先秦寓言所使用到的表现手法存在一定的相通地方”。因此，他认为“《离骚》的这一种表现形式，与其说是‘比’，解释成为‘象征’会更为适合”。詹先生的这个见解，对比刘师培将《楚辞》与《庄子》《列子》一齐并列视作是“以寓言为文”，更有深度。
结语
综上所述，詹安泰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尤其在文学史研究、词学研究方面更是见解独特，另辟蹊径，影响十分深远。但他对《离骚》的研究主要更为侧重政治方面，且有“比”无“兴”，因此并未观察出比兴相融的一体感，对楚国文化的渊源很少涉及，这也是《屈原》与楚辞研究的一定不足。
参考文献：
[1] 张福清：《试论詹安泰先生的〈词境新诠〉》，《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2] 彭玉平、李兴文：《文学史编纂与文学史观念——詹安泰〈中国文学史〉编纂实践与理论考察》，《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3] 赵宏祥、段晓华：《龙榆生詹安泰词律研究比较》，《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4] 马晴、李昌集：《民国时期詹安泰的文学本位论及其历史贡献》，《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5] 马晴、夏娱：《新发现詹安泰著述考释》，《名作欣赏》，2014年第6期。
[6] 彭玉平：《现代文学中的古典情怀——詹安泰旧体诗词初探》，《湖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邓素恒，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关键词：屈原 《离骚》 《楚辞》
引言
詹安泰先生长期从事研究古典文学工作，其中，《屈原》和《离骚笺疏》更可谓是詹安泰先生研究屈原与楚辞的集大成之作，是我国进入20世纪以来，供给学者、专家们研究楚辞学历史的不可不参考的重要成就。
一 詹安泰先生的《屈原》研究
1 屈原生平的考察
《屈原》除去了按照现世已存的历史材料外，更加结合了其作品表现加以说明。詹先生对于一些历史并未明确记载的疑问，例如《史记》中并未说明的屈原担任左徒的具体时间，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詹先生按照有关历史材料分析介于楚怀王十年至十六年间。而对于屈原在幼年时期的生存状态、在楚怀王后期以及被放逐后的具体情况，詹先生利用对《离骚》、《涉江》、《怀沙》等材料加以解释。而对于有相关学者质疑屈原并非贵族出身的身份时，詹先生除去列举大量史料外，更是从“王族三姓”、“三闾大夫”的官职特殊性，以及《离骚》中的事关屈原自传处等三个视角展开进一步的辩证，有理有据地证实了屈原的确是贵族身份出身。
2 屈原思想研究
一直以来，学界对于屈原思想的研究大体无外乎说其是“阴阳家”、“道家”、“儒家”、“法家”等。詹先生首先认可这几类说法背后的研究都是有史料与例证基础的，然而，倘若从屈原的整个思想体系来言，如果单纯地解释屈原就是某一体系的人物，便很难有说服力的说明。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就屈原所著作品以及其所展示出的思想特征来分析，其思想体系是十分繁杂，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屈原的思想在某些程度上都和“阴阳家”、“道家”、“儒家”、“法家”等学家有合处也有不合处。但是，如果自彼此影响的视角出发，那么很多家的思想、学说，都曾经对屈原思想体系的建立存在很大影响。单以政治思想体系来看，詹先生认为，屈原就一直受到吴起思想的影响，而众所周知，吴起是前期法家达标，然其思想源头本质上仍然属于儒家。因此，詹先生说，从本质上而言屈原无疑属于儒家，然而，屈原的思想存在法家的影子，而屈原的这一思想也正是和吴起思想相互统一的，从这点来看，屈原主要接受了吴起思想的影响。在研究屈原思想这一问题上，詹先生的观点更加通达。
3 屈原的艺术成就研究
詹先生曾言，屈原的《九歌》是我国最美丽的诗篇。“《九歌》是楚国人民所作，并通过屈原加以艺术美化而成。由于其代表的是楚国人民这一大众集体，因此，和屈原的身世难以挂钩。而又因为这是屈原作品，也必然会与《离骚》有相同之处。”在通过屈原加以艺术加工之后，《九歌》自然也就无可回避地渗入了屈原的思想、观点。由于屈原出身贵族，詹先生认为，其美学观念和大众的美学观念必定会存有一定的差异性，因而，诸如《九歌》这样描写楚国人民生活的诗篇中，人民的形象会刻画地形象鲜活，在为人民披上美丽的服饰时，也为他们设计了许多曲折的情节。在对《九歌》的评论上，詹先生一方面肯定了屈原对楚国诗篇艺术加工的突出贡献，但又同时指出屈原仍然受制于局限，詹先生的持论是相当公允的。
詹先生研究《九歌》，指出该书“变化无方的动作，曲折的爱情，华美的服饰，美妙景物以及楚辞所特有抑扬顿挫的铿锵音调，每一方面都彰显出了美学的巅峰地位，为人们创设了迷人的情境。”
詹先生对屈原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品《离骚》也做出了精彩的艺术研究。关于“离骚”的命名，詹先生在综合了各家说法的背景下，判定应是典出“方言”更为真实。《离骚》的创作时间，他认为应作于楚顷襄王期间。在扼要地概述了《离骚》的内容之后，詹先生重点对文章的思想、创作方法以及屈原在进行艺术表达时的技巧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詹先生认为，屈原《离骚》的创作思想的雏形，重点是其以坚定的意志去切实地感知与觉察国家与人民未来的命运，并且在判定这一命运结局，这个主导因素所创作而成。因此，可以说，《离骚》中所流露出的文章思想，正是“屈原热爱祖国、同情人民的伟大思想的集中展现”、“《离骚》虽然是以国家社会的现实状态当做前提，却也仍然充分展示出了极佳的浪漫主义氛围，而这种氛围的塑造，充满了幻想与神秘的色彩。因而，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相较于前期的《诗经》不仅是一次伟大的革命，更是一个质的进步”。他还认为，不可以将《离骚》中屈原所展露出的悲苦情绪简单地视成是身世之慨，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屈原的这种极为悲苦的情绪始终涵括的，是他对国家人民的无尽爱念。通过分析，詹先生还认为，《离骚》中有关花草树木神话故事，更是和屈原的生活体验、想象情感密不可分，属于“热爱国家的标志”。
总而言之，《屈原》有许多标新立异的闪光之论，作家视野宏达、思维敏锐，展现出了惊人的学识以及渊博的文史功力，令人赞叹。《屈原》不仅在考据学上有了很大突破，同时也进一步兼顾了普及作用。提供给了人们乐于进行深入研究的热忱，《屈原》博征旁引，作者所特意加以注明的“小注”也给读者提供了不少的历史资料。能够肯定地说，《屈原》可以称得上是我国建国以来，著书中题名为《屈原》中最好的一部。但是，毋庸讳言，《屈原》中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地方。例如，作者认为《离骚》的创作取材是屈原爱国、爱民的表现，而研究《九歌》时，指其歌颂自由恋爱有反抗统治阶级的意识等，皆无法在文化的渊源表现上进行进一步考察，因此难免会造成牵强之感。
二 詹安泰先生的《离骚笺疏》研究 1 词句训释的研究
詹先生采用东汉著名文学家王逸以来的历代各大名家的注释，并且再通过各类历史典籍、资料，进一步加以梳理和剔除，最终完整清晰地概述了自己的看法。以“皇考”为例，大多数研究者普遍会将其译成为“先父”或是“曾祖”、亦或为“远祖”，总之，存在极大的歧义。詹先生利用历史材料中的《周颂·闵予小子》、《虢叔旅钟》以及《叔夷钟》，展开进一步辩证，他判断“皇考”虽然解释为“远祖”是有史为证，然“亡父”的解释证据更加宽泛，所以，“我父伯庸”说明是靠得住的。而对于“摄提”这个字，文学家王逸录《尔雅》解释成为“太岁在寅”，理学大家朱熹却解释成为“星名”，学界一直以来都肯定王逸而否定朱熹。詹先生按照《尔雅》解释，“摄提”这个是星名从寅起，所以，王逸和朱熹两人的说法并不矛盾。而对于“民心”这个词，詹先生也承袭王逸、朱熹等人的说法，即人民的心情。且在此基础上，展开了进一步的辨析，他指出“倘若自屈原与楚国人民的心情是相同的这一视角为出发点，是解释得通的”，他列举这一篇中的很多例证进行了解释：“考屈原自谓，通常都应用‘余心’”;而与“余心”相当的且也是自谓的形式，又如“余情”都冠上“余”。但是在此处，屈原已经说了是“民心”，就根据没有任何理由解释其为“余心”了，如果一定要作成是“自谓”，那必然是歪曲，屈原是不负这种责任的。
詹先生指出，该篇中用到“民”字的地方一共有四处，他充分肯定了王逸对其所作的“万民”这个解释。整合了诸家演说，说彭咸是其所敬仰的殷代人。通过清朝龚景瀚的“萎绝”可以解释成“所培养的人没有用处”;通过许慎说训“陆离”解释成为“光彩四射”等都是利用对前人旧说的阐发，进一明确了自己观点，做到了真正的有理有据。在他的笺释，还提出了部分独具匠心的看法。例如在“三后”训释研究上，自古以来就存在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钱杲之等人认为是指夏禹、商汤、周文王，而朱熹却认为是指少昊、颛顼、高辛;蒋骥认为是伯夷、禹、稷。詹先生的观点是“三后”主要可以解释为是贤明君主的统治阶段，因此才会出现众芳萃集、各种各样的真人才都可以较好地获得任用的状态，蒋骥、阎简弼皆未合;解释成为楚先君先王，有些太过夸大;“禹、汤、文王”的可信度比较好。然而，以那个历史时代来看，并不应当是独立的解释成某一个，其意与下述的“尧舜”是存在显著区分的。朱熹不可以将禹、汤、文王放置于尧、舜前面，昊、颛顼、高辛的这个说法也是存疑的。
2 文意解析研究
如对“惟党人之偷乐兮”展开研究，“在此处，能够觉察出屈原的政治理念。为了国家，慷慨赴义，特别能够看出屈原的忘我精神”;在“长太息以掩涕兮”注解，“标志着屈原热爱人民的情感”;从《离骚》的开头到“固前圣之所厚”，詹先生评述：“此处能够观察到屈原的主张及行为操守”;从“悔相道之不察”展开评述，“假设，并非事实。从诗中能够感受到屈原存在深刻与矛盾挣扎情绪，不可判定其所行之路是消极与逃避的”。詹先生对于《离骚》简明扼要的评述，极大地帮助读者更为精准地理解屈原其人，也更加方便人们深入体会其作品的内涵。
詹先生认为，屈原《离骚》的艺术成一共可以涵盖在几个层面：强有力的悲愤情绪;立场坚定的人物个性;无尽的想象力;明确生动、精炼的笔法与取材。并且，根据这几个层面，展开了极其精当的正面论述。必然要引起重视的是，詹先生的观点，将《离骚》中所涵括的一些比喻词句解释成为“比兴之义”都是不是很适合的。究其原因，在于《离骚》中并未有“兴”，而用的“比”也存有自身特色：一方面，是通过比喻的物体来取代人;另一方面，则是比喻的事物自成一体。詹先生还作出更加深入的解释，即：“《离骚》中部分内容所展示出的手法，不可以只是简单地视作为某种参照”，“更丰富的是通过自然景物这一原本存在的主体进一步寄寓作者的思想情感，这与先秦寓言所使用到的表现手法存在一定的相通地方”。因此，他认为“《离骚》的这一种表现形式，与其说是‘比’，解释成为‘象征’会更为适合”。詹先生的这个见解，对比刘师培将《楚辞》与《庄子》《列子》一齐并列视作是“以寓言为文”，更有深度。
结语
综上所述，詹安泰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尤其在文学史研究、词学研究方面更是见解独特，另辟蹊径，影响十分深远。但他对《离骚》的研究主要更为侧重政治方面，且有“比”无“兴”，因此并未观察出比兴相融的一体感，对楚国文化的渊源很少涉及，这也是《屈原》与楚辞研究的一定不足。
参考文献：
[1] 张福清：《试论詹安泰先生的〈词境新诠〉》，《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2] 彭玉平、李兴文：《文学史编纂与文学史观念——詹安泰〈中国文学史〉编纂实践与理论考察》，《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3] 赵宏祥、段晓华：《龙榆生詹安泰词律研究比较》，《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4] 马晴、李昌集：《民国时期詹安泰的文学本位论及其历史贡献》，《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5] 马晴、夏娱：《新发现詹安泰著述考释》，《名作欣赏》，2014年第6期。
[6] 彭玉平：《现代文学中的古典情怀——詹安泰旧体诗词初探》，《湖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邓素恒，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