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著名文学家扬雄这样描绘蜀锦和蜀绣：“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锦者，蜀锦；绣者，蜀绣也。并且，扬雄在《补绣》一诗中对蜀绣做了最早的记载，可惜该诗的具体内容已经难见真容。可见，在西汉时期四川的锦绣之业已经很发达，据《后汉书》记载：西汉末年蜀地已是“女工之业，覆衣天下”。蜀绣是利用彩色蚕丝在软缎上进行刺绣的工艺，因此，蜀绣的发展得益于古代蜀地养蚕业的发达。
　　四川，在古代被称为“蜀”，蜀通“蠾”，最早见于甲骨文，是一种野蚕。根据“说文”释义：“蜀”，象形做茧之蚕。可见，蜀就是蚕，古代的成都平原，桑蚕业十分发达，因此被称为“蜀国”。蜀国首位称王的人物为蚕丛，是位养蚕专家，据说他的眼睛凸起，头发在脑后梳成“椎髻”，形象类似出土的蚕丛面具，是古代神话中的蚕神。根据《蜀王本记》记载：蜀之先王蚕丛，教民蚕桑，蚕以蜀为盛，故蜀曰蚕丛，蜀亦蚕也。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距今3000多年前的“纵目青铜面具”和《华阳国志》说：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这些历史记载都和蜀人祖先“蚕丛氏”相吻合，这足以说明了古蜀地区蚕丝业的发展历史悠久。蜀绣以蚕丝业为基础，并且和蜀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根据三星堆出土文物考证，蜀绣已经有了近三千年的历史了。开始的时候，民间只是绣一些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品。后来，由于都江堰工程带来了蜀地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蜀文化逐渐成熟，蜀锦、蜀绣并称为“蜀中之宝”。
　　从芙蓉城走来的艺术
　　蜀绣，与苏绣、湘绣、粤绣齐名，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因其是以四川成都为中心的刺绣艺术，又被称为“川绣”。蜀绣以严谨细致、平齐光亮、紧密柔和、车拧到家、浑厚圆润的传统针法和艺术效果著称，具有浓郁的蜀文化特色。
　　蜀文化本质上一种内陆农业文化，它的发展和成熟都和治水有关，从古蜀时代就有大禹治水和李冰治水而造就的农耕文明。古蜀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发展出了不同于中原文明的独具特色的蜀文化，经过历史的发展和激荡，蜀文化逐渐荟萃了各地农耕文化的精髓，成了中华文明的聚宝盆。随着蜀文化的成熟，蜀绣艺术也在不断地发展，从原来的只绣一些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品逐渐发展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产品。
　　蜀绣对外贸易的需要在2000多年前的秦代形成了南方丝绸之路，这比我国西北丝绸之路的形成早了许多年。汉代时这条丝绸之路被称为“蜀身毒道”，蜀是四川，身毒是印度的古代称呼，指从成都出发，经过云南、缅甸到达印度，进而远至中亚及欧洲的商道。
　　汉代时的成都织锦业十分发达，这为蜀绣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当时，蜀绣这一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手工技艺名扬海外，蜀绣产品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远销西亚、欧洲。在富裕的社会物质条件和独特的蜀文化氛围之下，建立于充足丝织品之上的蜀绣开始独步天下。汉代以前，举国上下的织品真正意义上的刺绣只有蜀绣，达官贵人衣着织锦、丝帛必须“加五彩之巧，施针缕之饰”才显得珍贵。蜀绣文化兴起于周，兴于汉，盛于唐。西汉末期，蜀绣已成为“女工之业，覆衣天下”。蜀绣作为精美的工艺品，开始受到朝廷的控制，并在成都城内设有专门的供官府工匠居住的“锦官城”。
　　从汉代开始，蜀绣被列为蜀中三宝之一。东汉末年的三国时期，诸葛亮为了增强蜀国的实力而把农桑放在首位，并向刘备建议：今民贫国虚，决敌乏资，唯仰锦耳。蜀绣此时更是名满天下，并经常被用来交换北方的战马和其他物资，从而成为财政的主要来源和经济支柱。遥想当年，前线的战火纷飞，靠的竟然是纤细、唯美的蜀绣来支撑。
　　蜀绣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唐宋年间，这一时期蜀绣的发展得益于绘画艺术的发展，以及大量的画家涌入成都以避中原之乱。唐朝的大慈寺有一万三千多幅壁画，代表了当时绘画的最高水平，这些壁画画师中有六十多人是蜀中人士，可见当时四川地区的绘画水平之高。后来，唐玄宗入蜀避安史之乱、唐僖宗入蜀避黄巢起义，有大量画家随之来到蜀地。在唐朝原本就有“扬州第一，益州第二”的说法，战乱更是提高了蜀地的文化地位，这种文化领先的地位在五代十国时期一直延续，后蜀政权更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翰林书画院”。书画艺术的发达，为蜀绣风格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艺术基础，也为蜀绣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蜀绣以线代墨、运针如笔、绣画合一的艺术风格就是来源于当时的绘画艺术。唐朝末年，南诏进攻成都，掠夺的对象除了金银、蜀锦、蜀绣，还大量掠夺蜀锦、蜀绣工匠，并把蜀绣视为奇珍异宝。
　　宋代是我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而蜀绣作为一种重要的手工艺术在这时也发展到了一个顶峰。宋代，蜀绣“穷工极巧”之名遍及神州。得益于蜀地安逸的社会环境，帝王贵胄、巨商富贾云集，享乐之风盛行，对于蜀绣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加，刺绣技艺随之提高。古代的蜀绣作品不易保存，少有传世，现在西南大学藏有一幅北宋蜀绣“双冠图片”，绫质，高44厘米，宽30.7厘米，绣有两株鸡冠花，水草水波纹，一只雄鸡在孤岛上展翅高鸣，虽然历时千年，依然栩栩如生，精美绝伦。
　　明代蜀绣的代表作品是女将军秦良玉的御赐锦袍，被称为蜀锦和蜀绣结合的完美典范。秦良玉是重庆忠县人，丈夫为石柱宣抚使马千乘，在丈夫死后，秦良玉接替丈夫指挥军队，号称白杆军。因抗清有功，被崇祯皇帝封为一品夫人，并赐锦袍。该锦袍原被重庆石柱县文化馆收藏，后调拨至重庆市博物馆收藏。
　　清代的蜀绣开始形成专业的行会，清朝道光年间在成都出现了三皇神会的民间组织，这是由店铺、领工和工人组成的刺绣业专门行会。在这种明确的分工前提下，蜀绣的生产开始从家庭走向市场。当时成都的蜀绣作坊集中在九龙巷、科甲巷一带，这些作坊以“华兴”“浴光”“德春”最为出名。这种集中化的生产促使清政府开始设立官方机构。清朝光绪年间在成都设立了四川省劝工总局，内设刺绣科，拥有技艺高超的刺绣人员六十余人，并招收第一批男性绣工。聘请名家设计刺绣稿，并钻研刺绣技法，同时产生了一大批刺绣名家，如张洪兴、王草廷、张文胜等，其中张洪兴的“动物四联展”获得了巴拿马金质奖章。宣统三年，成都有刺绣作坊兼商号75家，产品销往西南、西北各省。据统计，在清代蜀绣针法有12大类，130余种，是四大名绣中最丰富的，其中70余道衣锦线更是蜀绣所独具的。可以说，蜀绣的基本技艺在清代已经完全成熟。但是，在传统的家庭观念中，笑唱花腔难成大器、绮绣女工才是闺中正统。而刺绣这种女工之业中，只有蜀绣在历史上盛行男工，当年的作坊师傅都是男人，据说这是因为道光年间，从苏州调往四川的一位官员随身带的家庭戏班中，三个身怀绝艺的绣工师傅都是男人，在男女有别的戒律下，只招收男人为徒，男绣高手就此产生，直到民国年间，蜀绣才回归女工本色。 　　辛亥革命后，破除了旧的服饰制度，蜀绣制品开始从宫廷御制向大众生活用品方向转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蜀绣制品畅销大江南北，仅成都一地就有专业绣工一千多人，店铺六十多家。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由于商家只注重短期牟利，忽视了产品质量与技艺，使得蜀绣发展面临绝境。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积极重视和保护蜀绣技艺、发掘民间工艺，并于1961年组建了成都蜀绣厂，使这门古老的技艺重新焕发新生和光彩。改革开放后，蜀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政府的支持下，成都浣花溪畔出现了一座宽敞明亮、造型别致的蜀绣大楼。在一些老艺人的帮助下，一代蜀绣新人在茁壮成长。
　　精品传世，技艺传承
　　蜀绣作为一种民间刺绣技艺，具有明显的地域和历史特色。因为大熊猫和金丝猴是四川独有的珍稀物种，成为了蜀绣中最常见的刺绣题材。一般认为中国四大名绣各有特色，苏绣特色为双面绣《猫》，湘绣为《狮虎》，粤绣代表作《白鸟朝凤》，蜀绣则以《芙蓉鲤鱼》为代表作。五代时的后蜀皇帝孟昶偏爱芙蓉，命百姓在成都遍植芙蓉，秋天芙蓉盛开时，成都叠锦堆霞，所以成都又号“芙蓉城”。
　　《芙蓉鲤鱼》双面绣作品是广为公众所知的蜀绣作品，该作品获得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银奖，并于1976年赴美、英、法、日等国展出，轰动一时。在1981年，芙蓉鲤鱼双面屏被置于人民大会堂四川厅。鲤鱼图案有年年有余的寓意，芙蓉是成都市花，具有地方特色。该作品长4.4米、高1.7米，共计32条鲤鱼绣在浅米黄色的绸缎上，鱼眼、鱼尾、鱼鳃、鱼唇都栩栩如生，再配上鲜艳的芙蓉，观者只觉水波荡漾、鱼行花开，比真的水塘观鱼还生动。
　　陈列在人民大会堂的另一幅作品是“大渡河”，该作品是集中了150位艺人，在18天之内精心完成，刺绣场景是红军当年强渡大渡河的场面。金丝猴挂展是陈列在人民大会堂的又一幅作品，画面展示了金丝猴在树梢嬉戏玩耍的情景，金丝猴的神态、树枝的转折和叶片的光线变化充分发挥了蜀绣工艺的长处。然而，蜀绣中最常用的题材当属大熊猫。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将一幅“梅花双熊”的蜀绣作为国礼赠送给了坦桑尼亚的“妇女与发展基金会”，据悉，这幅作品就来自于成都，取材于一幅名叫“娇子”的大熊猫工笔画。
　　蜀绣作为民间手工技艺，也面临着失传的风险，据了解，蜀绣所有的130多种针法，有很多已经失传。为了保护蜀绣这门独特的工艺技术和中华民族的瑰宝，2006年5月20日，蜀绣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时有不少蜀绣大师被列入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录，郝淑萍就是其中一位，她的六幅作品已经被国家收藏。像很多民间艺人一样，郝淑萍出生在蜀锦世家，但最初她对蜀锦、蜀绣并不感兴趣。当初，郝淑萍考上的是成都川剧学校，但是由于家境贫寒，无法支付学费而没有就读。当时，蜀绣行业发展不错，国家对学蜀绣的学生有一定的补贴，她就考取了成都工艺美术学校，开始了蜀绣生涯。她很幸运地遇到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彭永兴和首届省工艺美术大师肖福兴两位老师，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批学绣花的女学生，她当初所在的班有五十多人，后来就只剩下她一人从事蜀绣了。1961年，郝淑萍从学校毕业进入成都蜀绣厂成了一名蜀绣工人。1980年，她和人合作制作了大型蜀绣屏风《芙蓉鲤鱼》，该作品多次获得大奖并陈列于人民大会堂四川厅。后来，她还有大量的作品获得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或银奖，为蜀绣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她个人也因此获得了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的称号。2001年，56岁的郝淑萍从成都蜀绣厂退休，退休后的她为了进一步推动蜀绣的发展，创办了个人工作室。虽然她的蜀绣作品在市场的洗礼下焕然一新，但是她最看重的是技艺的传承。因此，在她的工作室里有60后、70后、80后和90后，基本保证了蜀绣没有断代。从个人工作室成立到现在，她总计带出了40多个学生，她的学生有不少能够在全国比赛中拿大奖，其中有六位学生获得了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从事了蜀绣五十多年的她对蜀绣的未来发展有自己的认识，她认为自2006年蜀绣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全省从事蜀绣工作的人已经从当初的200人发展到了今天的3000多人，从技艺传承上来说已经不存在什么问题了。但是，蜀绣的市场化发展还需要向苏绣学习，发展空间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现在，还有很多像郝淑萍一样的蜀绣大师在从事蜀绣创作的同时，积极培训学员，为蜀绣传统技艺的传承和发展做出着自己的贡献。
　　蜀绣，以源远流长的历史记忆、变幻莫测的针法和出神入化的艺术效果名扬海外。它的发展同蜀地独特的自然生态特色、历史渊源、文化内涵相辅相成，是绘画和刺绣最古老的结合。它以最为古老和传统的蜀绣技法，融合现当代艺术的表现形式和文化观念，化丹青浓彩于丝绢之上，如同一幅波澜壮阔的宏图巨制，描绘着变幻莫测、鬼斧神工的艺术风貌，又如一曲跌宕起伏的交响乐，演奏着美轮美奂的千古绝唱。
　　同中国很多传统技艺一样，蜀绣也在曲折中生存和发展，甚至一度有失传的危险。作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蜀绣得益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蜀绣艺人的不懈努力，伴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蜀绣在今天得到了良好的发展，“挥肱织锦，展帛刺绣”的场景在“蚕丛之国”再现，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蜀绣带着现代中国的文化气息，又会在充满生机的古老的南丝绸之路上焕发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