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呈现出许多创新之举，成绩可圈可点，对出版、报刊、发行、影视、网络、展览等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对于进入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较早的对外出版业，更是带来诸多发展机遇和空间。
影响
新星出版社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较早确定下来的改革试点单位。2008年12月18日，新星出版社完成企业转制任务，更名为新星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并举行了揭牌仪式。对外出版业文化体制改革最具影响意义的事情是2010年12月8日，中国外文局下属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外文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华语教学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海豚出版社、朝华出版社、新星出版社等八家出版发行单位正式褪去事业单位的外衣，挂牌为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12月底，作为国务院新闻办直属单位的五洲传播出版社也完成转企改制任务。
文化体制改革给对外出版业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第一，不仅是翻牌，更是为了提高核心竞争力。
文化体制改革给对外出版产生最大的影响是外宣出版单位通过改革必须提高核心竞争力，才能真正实现服务外宣的使命。外文局局长周明伟说：“与其他中央所属出版机构相比，除了要面对和解决转企改制过程中许多相同的问题和挑战外，我们还需思考、应对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既能更好更快地做大做强，同时又能确保中国外文局以对外传播为主业的事业发展方向，不断提高外文局对外出版的核心竞争力。”五洲传播出版社总编辑李向平也提到，文化体制改革给“五洲”带来深刻的影响。五洲传播出版社要抓住转企改制契机，以外宣业务为特色，做专、做优、做强为目标，构建面向国际国内市场的运营体制和机制，努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综合性国家外宣品制作与传播基地。
第二，遵循市场规律与增强国际传播力双赢。
文化体制改革给外宣出版单位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是，转企改制意味着要想更好地服务外宣，必须更好地面向市场。外文局局长周明伟说，转企后工作的重点就是要认真研究并遵循在新形势下对外文化传播和市场运行的规律，进一步创新机制和思路、创新内容和方法，做到“眼睛盯着市场、心里想着受众”，在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同时，实现经营管理和发展模式的转变。五洲传播出版社总编辑李向平说，改革后必须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即“面向市场与服务外宣的关系”、“外宣事业与外宣文化产业的关系”、“外宣品制作、传播与外宣文化产品创意、拓展的关系”，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才能抓住难得机遇，创新体制机制，更好地服务外宣事业。
成效
2011年，是大多数外宣出版单位完成文化体制改革后的第一年，也是对外出版业在原有发展基础上创造新业绩的第一年。外宣出版单位在改革后获得勃勃生机，呈现出许多工作亮点。
第一，对外出版业改革后制作出更多外宣精品。
文化体制改革后，外宣出版单位都意识到必须实施以品牌和精品战略为引领，靠精品和品牌巩固和扩大机构品牌，才能不断提高对外传播针对性、有效性，增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切实增强吸引力、亲和力和感染力。其中，新世界出版社策划出版的《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一书是外宣精品典型。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评价说：“该书是出版社转企改制的重要成果。外文局所属八家出版发行单位在2010年完成了转企改制，在建党90周年之际，新世界出版社抓住历史契机，精心策划出版了《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作为一个成功的选题，这本书博得了业界和读者的高度关注和广泛好评，取得了发行和版权输出的佳绩。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央大力推进的文化体制改革能够进一步解放出版生产力、能够进一步增强出版 企业的发展活力。”
第二，对外出版业改革后实现更多国际版权贸易。
在2011年第十八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2953项，比2010年增长24.13%。其中，达成各类版权输出与合作出版协议1652项，比2010年同期增长17%，达成引进协议1301项，引进与输出之比为1：1.3，实现了对外出版业改革后版权输出的开门红。文化体制改革后，作为外宣专业机构的五洲传播出版社国际版权贸易也取得重大突破，截至2011年底，“五洲”共向国外输出图书版权110项，比2010年增长30%。五洲传播出版社仅在第1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就达成95册图书版权输出合作意向，名列全国单体出版社第二名。
第三，对外出版业改革后在运营机制上焕发出新活力。
外宣出版单位通过文化体制改革增强了活力和动力，运营机制更加符合市场规律。过去一年，外文局遵循对外文化传播和市场运行的规律，围绕事业发展需要设置机构部门、整合配置资源，围绕增强动力、活力设计制定考核体系和激励机制，围绕市场竞争需求设计制定运转高效、相互衔接的工作流程，围绕品牌的塑造与推广发行来带动核心竞争力的建设，力求实现经营管理和发展模式的转变。五洲传播出版社也积极做好转企改制后运营机制设计工作。按“事业部体制”要求，开展部门试点工作，还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规章制度建设，拟订、颁发一系列经营和管理制度，涉及财务管理、人事管理、编务管理、部门激励、职工利益等方面，使外宣出版更符合市场规律。
另外，对外出版业结合文化体制改革后国家有关政策扶持，积极申报国家重大规划项目和资金资助。如五洲传播出版社申报的“中国当代作家及作品对外推广（西班牙语地区）”项目，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入2011年度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并得到中国作家协会的支持和财政部文化产业发展基金的专项资助。
机遇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标志着文化体制改革进入更高层次。今年初，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布了《关于加强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毫无疑问，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给对外出版业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和空间。
第一，改革深入给对外出版业带来的机遇。
当前，推动对外出版业发展已经成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必然要求。尤其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以及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加强外宣和“走出去”方针政策的出台，一批有实力的对外出版企业新型市场主体的确立，以及高新技术的有力推动，都为对外出版业发展带来了良好机遇。
第二，改革确立的目标成为外宣出版业动力。
国家明确提出，力争到“十二五”末，版权输出数量突破7000项，引进与输出比例降至2:1；数字出版产品和服务出口金额突破10亿美元，年均增长30%以上；实物出口数量突破1150万册（份、盒、张），出口金额突破4200万美元；印刷服务出口规模总量达到1000亿元人民币。力争到“十二五”末，出版业走出去政策体系更加完备；出版企业海外投资额显著增长；培育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品牌；打造一批实力雄厚、有国际竞争力的对外出版龙头企业；培养一批外向型高层次的对外出版专业人才；对外出版国际布局基本完成；我国出版业的国际竞争力、传播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
第三，改革深入中国家扶持措施更具体。
首先，国家将依据《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目录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金融支持文化出口的指导意见》等扶持政策，加大对外出版业在信贷、税收、财政、投资、补助等方面优惠力度，真正为外宣出版单位注入活力。其次，国家在深入改革中，进一步优化出版资源，加大向外宣出版单位的资源扶持倾斜力度。再次，国家大力实施对外出版重点工作，以推动出版业“走出去”。如“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重点新闻出版企业海外发展扶持工程等。另外，国家更加完善国际出版会展平台、加强国际出版信息服务，以及加快培育发展对外出版国际中介结构建设和加大对外出版人才培养，都给对外出版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作者系五洲传播中心副编审）
责编：吴奇志
影响
新星出版社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较早确定下来的改革试点单位。2008年12月18日，新星出版社完成企业转制任务，更名为新星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并举行了揭牌仪式。对外出版业文化体制改革最具影响意义的事情是2010年12月8日，中国外文局下属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外文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华语教学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海豚出版社、朝华出版社、新星出版社等八家出版发行单位正式褪去事业单位的外衣，挂牌为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12月底，作为国务院新闻办直属单位的五洲传播出版社也完成转企改制任务。
文化体制改革给对外出版业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第一，不仅是翻牌，更是为了提高核心竞争力。
文化体制改革给对外出版产生最大的影响是外宣出版单位通过改革必须提高核心竞争力，才能真正实现服务外宣的使命。外文局局长周明伟说：“与其他中央所属出版机构相比，除了要面对和解决转企改制过程中许多相同的问题和挑战外，我们还需思考、应对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既能更好更快地做大做强，同时又能确保中国外文局以对外传播为主业的事业发展方向，不断提高外文局对外出版的核心竞争力。”五洲传播出版社总编辑李向平也提到，文化体制改革给“五洲”带来深刻的影响。五洲传播出版社要抓住转企改制契机，以外宣业务为特色，做专、做优、做强为目标，构建面向国际国内市场的运营体制和机制，努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综合性国家外宣品制作与传播基地。
第二，遵循市场规律与增强国际传播力双赢。
文化体制改革给外宣出版单位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是，转企改制意味着要想更好地服务外宣，必须更好地面向市场。外文局局长周明伟说，转企后工作的重点就是要认真研究并遵循在新形势下对外文化传播和市场运行的规律，进一步创新机制和思路、创新内容和方法，做到“眼睛盯着市场、心里想着受众”，在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同时，实现经营管理和发展模式的转变。五洲传播出版社总编辑李向平说，改革后必须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即“面向市场与服务外宣的关系”、“外宣事业与外宣文化产业的关系”、“外宣品制作、传播与外宣文化产品创意、拓展的关系”，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才能抓住难得机遇，创新体制机制，更好地服务外宣事业。
成效
2011年，是大多数外宣出版单位完成文化体制改革后的第一年，也是对外出版业在原有发展基础上创造新业绩的第一年。外宣出版单位在改革后获得勃勃生机，呈现出许多工作亮点。
第一，对外出版业改革后制作出更多外宣精品。
文化体制改革后，外宣出版单位都意识到必须实施以品牌和精品战略为引领，靠精品和品牌巩固和扩大机构品牌，才能不断提高对外传播针对性、有效性，增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切实增强吸引力、亲和力和感染力。其中，新世界出版社策划出版的《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一书是外宣精品典型。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评价说：“该书是出版社转企改制的重要成果。外文局所属八家出版发行单位在2010年完成了转企改制，在建党90周年之际，新世界出版社抓住历史契机，精心策划出版了《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作为一个成功的选题，这本书博得了业界和读者的高度关注和广泛好评，取得了发行和版权输出的佳绩。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央大力推进的文化体制改革能够进一步解放出版生产力、能够进一步增强出版 企业的发展活力。”
第二，对外出版业改革后实现更多国际版权贸易。
在2011年第十八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2953项，比2010年增长24.13%。其中，达成各类版权输出与合作出版协议1652项，比2010年同期增长17%，达成引进协议1301项，引进与输出之比为1：1.3，实现了对外出版业改革后版权输出的开门红。文化体制改革后，作为外宣专业机构的五洲传播出版社国际版权贸易也取得重大突破，截至2011年底，“五洲”共向国外输出图书版权110项，比2010年增长30%。五洲传播出版社仅在第1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就达成95册图书版权输出合作意向，名列全国单体出版社第二名。
第三，对外出版业改革后在运营机制上焕发出新活力。
外宣出版单位通过文化体制改革增强了活力和动力，运营机制更加符合市场规律。过去一年，外文局遵循对外文化传播和市场运行的规律，围绕事业发展需要设置机构部门、整合配置资源，围绕增强动力、活力设计制定考核体系和激励机制，围绕市场竞争需求设计制定运转高效、相互衔接的工作流程，围绕品牌的塑造与推广发行来带动核心竞争力的建设，力求实现经营管理和发展模式的转变。五洲传播出版社也积极做好转企改制后运营机制设计工作。按“事业部体制”要求，开展部门试点工作，还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规章制度建设，拟订、颁发一系列经营和管理制度，涉及财务管理、人事管理、编务管理、部门激励、职工利益等方面，使外宣出版更符合市场规律。
另外，对外出版业结合文化体制改革后国家有关政策扶持，积极申报国家重大规划项目和资金资助。如五洲传播出版社申报的“中国当代作家及作品对外推广（西班牙语地区）”项目，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入2011年度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并得到中国作家协会的支持和财政部文化产业发展基金的专项资助。
机遇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标志着文化体制改革进入更高层次。今年初，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布了《关于加强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毫无疑问，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给对外出版业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和空间。
第一，改革深入给对外出版业带来的机遇。
当前，推动对外出版业发展已经成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必然要求。尤其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以及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加强外宣和“走出去”方针政策的出台，一批有实力的对外出版企业新型市场主体的确立，以及高新技术的有力推动，都为对外出版业发展带来了良好机遇。
第二，改革确立的目标成为外宣出版业动力。
国家明确提出，力争到“十二五”末，版权输出数量突破7000项，引进与输出比例降至2:1；数字出版产品和服务出口金额突破10亿美元，年均增长30%以上；实物出口数量突破1150万册（份、盒、张），出口金额突破4200万美元；印刷服务出口规模总量达到1000亿元人民币。力争到“十二五”末，出版业走出去政策体系更加完备；出版企业海外投资额显著增长；培育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品牌；打造一批实力雄厚、有国际竞争力的对外出版龙头企业；培养一批外向型高层次的对外出版专业人才；对外出版国际布局基本完成；我国出版业的国际竞争力、传播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
第三，改革深入中国家扶持措施更具体。
首先，国家将依据《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项目目录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金融支持文化出口的指导意见》等扶持政策，加大对外出版业在信贷、税收、财政、投资、补助等方面优惠力度，真正为外宣出版单位注入活力。其次，国家在深入改革中，进一步优化出版资源，加大向外宣出版单位的资源扶持倾斜力度。再次，国家大力实施对外出版重点工作，以推动出版业“走出去”。如“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重点新闻出版企业海外发展扶持工程等。另外，国家更加完善国际出版会展平台、加强国际出版信息服务，以及加快培育发展对外出版国际中介结构建设和加大对外出版人才培养，都给对外出版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作者系五洲传播中心副编审）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