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教育扶贫是指通过以教育资源为核心要素的精准投入实现贫困群体脱贫的扶贫模式。高校作为教育扶贫的实施主体,承担着教育扶贫的主体任务和功能。这其中,高校对劳动力的教育与培训使其成为人力资本形成的“孵化器”,而人的全面发展是走出贫困的根本动力与目标。教育扶贫正是基于这一逻辑框架成为可能并渐进实现的。教育扶贫模式作为已为实践检验和证明了的成功扶贫模式,遵循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规律和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扶贫领域里的成功实践,也是中国对人类扶贫减贫事业贡献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进入相对扶贫阶段,需要保
【机 构】
：
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吉林长春130012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教育扶贫是指通过以教育资源为核心要素的精准投入实现贫困群体脱贫的扶贫模式。高校作为教育扶贫的实施主体,承担着教育扶贫的主体任务和功能。这其中,高校对劳动力的教育与培训使其成为人力资本形成的“孵化器”,而人的全面发展是走出贫困的根本动力与目标。教育扶贫正是基于这一逻辑框架成为可能并渐进实现的。教育扶贫模式作为已为实践检验和证明了的成功扶贫模式,遵循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规律和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扶贫领域里的成功实践,也是中国对人类扶贫减贫事业贡献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进入相对扶贫阶段,需要保证教育扶贫政策的接续性,实现教育扶贫模式常态化,并加快教育扶贫发展思路转换,完善教育扶贫专项规划,提升教育扶贫资源配置效率。
其他文献
在甘、青、宁和新疆地区,在民间婚礼中,曾经活跃着三种婚俗性的民间舞蹈表演.然而,随着历史的推进,也出现了舞蹈历史兴衰的现象.本文以中国西北地区的撒拉族、回族、维吾尔族婚礼中的舞蹈为研究对象,在大量第一手调查资料、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试图分析<堆依奥依纳>、<宴席舞>、<纳孜尔库姆>这三种婚俗舞蹈各自兴衰的过程.
本文以民间语的表象为题，阐述游牧民族的马和农耕民族的船在各自群体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分析二者的异同和特点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南北民族不同的文化心态。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分配层面的体现,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不断调整和深化的结果。“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拓展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有助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整体优势的发挥。在基本经济制度范畴内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地位和作用,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的确立,是由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间的内在联系决定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演变的历史阶段性进程中把握。要坚持从生产领域来认识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纠正对社会主义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做了新概括,这一新概括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要求,是促进我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是保障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基础,是与我国实际紧密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将成为指导我国经济实践活动的行动指南。在构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项内容中,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是整个经济制度的基础,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性质;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结构是所有制结构的利益实现,决定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决定了生产力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方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性质和方向,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制度安排,因而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程度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否能够顺利推进。另一方面,任何制度上的优势最终都要通过国家治理实现,治理效能的好坏直接体现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劣,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势的重要保障。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转化过程中,国家治理能力具体表现为党的领导能力
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思想的转变,是恩格斯参与创立生产关系及其结构理论的基本前提;与马克思共同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为他们二人创立生产关系及其结构理论提供了实践基础、理论依据和方法论武器;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独立研究,为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对象的《资本论》巨著的写作提供了理论观点、典型事例、佐证资料和修改意见,并为编辑、整理、出版《资本论》二、三两卷付出巨大辛劳,为捍卫、阐发和传播《资本论》思想做出巨大努力,是恩格斯对生产关系及其结构理论的创立做出
发展科学技术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但现实中往往盲目追求技术的经济效益,忽视技术发展可能导致人的主体性缺失风险。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引入“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分析框架,区分人与技术互动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探讨新科技革命引致的生产方式演进给人与技术关系带来的复杂影响。分析表明,人的主体性缺失问题并不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生产方式社会属性中的不合理因素所致。一方面,新科技革命给人的主体性复归提供了生产力基础;但另一方面,随着人的“数据化”,私人资本通过垄断性数据平台对普遍的“社会人”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围绕恩格斯的技术思想产生了技术决定论、技术批判论和技术社会建构论三种不同的理解范式。通过考察唯物史观视阈下恩格斯对技术的定位、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技术发展悖论的分析和对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技术发展等相关文献可知,恩格斯的技术思想事实与以上三种范式存在根本区别。全面把握唯物史观视阈下恩格斯的技术思想,不仅可以破除以上三种范式对恩格斯技术思想的片面认识,而且可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创新提供有力指引。
2014年开启的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取得较大成就,但同时也出现了落户困境,主要体现在落户难与不愿落户并存、城市选择性落户现象普遍、落户隐性门槛多等方面,究其原因在于户籍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有偏差、执行路径地方政府自由裁量权大、相关配套改革滞后、激励政策作用未充分发挥等。下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应抢抓城市对人才甚至人口争夺愈演愈烈的有利时机,把握“放宽落户门槛”社会共识基本形成的有利局面,坚持问题导向,突破关键环节,从制定差别化落户政策、消除相关制度障碍、建立成本分担机制、完善激励政策、构建落户平台和健全组织实
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城乡融合发展成为适应新时代我国城乡关系变化的新要求。城乡关系变化在空间上表现为逆城镇化趋势的出现。近些年,国家陆续出台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解决“三农”问题的创新政策,制度创新与政策导向促进了逆城镇化的发展,也使部分生产要素流向乡村,以致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和行政建制下出现了各种“城市型要素”,促使大城市地区部分乡村功能发生演变,乡村功能的演变将成为重新配置城乡发展资源和产业格局的主要依据,也是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促进城市要素与农村资源的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