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变,道亦变,连时间也要变了。从打更报时的12时辰,到钟表计时的24小时,一切原来农业社会的慵懒散漫,都被工业化的精密节奏所统一。
　　
　　当中国正处在清王朝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时,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正在领兵与太平军打仗。他在自己八月十九日的日记中,照例严谨地记下自己这一天的时间表:
　　上半日见客审貌听言作折核保单
　　 点名看操写亲笔信
　　 看书习字
　　下半日阅本日文件改信稿
　　 核批札稿查记银钱账目
　　夜间温诗、古文核批札稿
　　看来,这位总督大人的时间表相当粗略:以半天为单元,上午特别留意政务和军事,下午注重的是账目,晚上则专心于文事。
　　曾国藩还在日记中记过他为家中妇女订的时间表:
　　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
　　巳、午刻后纺花或绩麻衣事
　　中饭后做针黹刺绣之类细工
　　酉刻(过二更后) 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
　　这个时间表稍微细致一点,出现了时间单位,当然,这都是以在中国社会运行了数千年的传统的十二时辰来计时的。在一个农业社会,人们基本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计时法已经足够。
　　 在首都,编历授时工作由钦天监负责,他们一直使用晷影漏刻靠看太阳测时报时。在人口稠密的大城市中,官府会敲鼓或击钟来向市民宣告时刻的变化,在小一些的城市或街道,值班的更夫用敲梆子来提示时间的演进,听不到梆子声,听听家里饲养的公鸡已经啼叫了几遍,人们也能大致判断出时间已经到了哪个时辰。
　　然而,在1862年这个时候,中国古老的似乎几千年都恒定不变的时间步伐已经走得跌跌撞撞了——22年前发生的鸦片战争,外国列强挡也挡不住,而老大中国的内部,内乱频仍,灾荒不断,世道变得不再安逸从容,中国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就此开始。天要变,道亦要变,连时间也要变了。
　　
　　“海岸时”:随着外国轮船进入中国
　　
　　本来人们从中国历史中所熟知的,是历代的改朝换代时,新建的王朝一定会新换一个年号,以新的年号,来昭示自己的合法与正统。然而中国历朝的年号基本都建立在中国的农历历法之上,这个历法以月亮盈亏为基准来衡量四时节气和相应的岁时节令。
　　从明代起,就开始有外国传教士将钟表带入中国呈献给皇帝,清代时,清廷宫殿里的外国钟表摆得琳琅满目,据说康熙收藏的西洋钟达4000件。但这些时钟始终也只是皇亲贵族们的玩艺而不会对社会生活发生真正的影响。中国人仍在以击鼓和燃香来计算时间。现代时钟真正开始在中国社会中发挥作用,是在鸦片战争之后。
　　众所周知,自从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后,清政府被迫开放的口岸城市越来越多,到1899年底时已经开放31个商埠,有10个中国城市辟有外国租界。上海作为最有代表性和最繁华的开放口岸,也是外国租界最为集中的城市,进出的外国轮船越来越多,进出口贸易日益繁忙,外滩上的江海关大楼应运而生。而在这座大楼的楼顶上就镶有一面西式大钟,它也是上海滩的黄浦码头的显著标志,因为来往的船只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时间来指挥。
　　于是在19 世纪 80 年代,上海的法租界当局在上海外滩建起了一个信号站,在正午时刻利用信号塔顶落球报时,并测风力。它由法国传教士办的徐家汇观象台来控制,旨在为来往上海港的各国船只服务。
　　在1884年前后,当时的《点石斋画报》刊登过一幅以“日之方中”为题的画,画上方的文字是这样写的:“本埠法租界外滩外洋泾桥堍,于秋间新制验时球与报风旗,按旗于每日之上午十点钟扯起,递报吴淞口外风信,其视风之所向或大或细或晴或雨,随时改悬各旗,传报至球,则每日十一点三刻钟时升起半杆,十一点五十五分钟时升至杆顶,至十二点钟球即落下,以便居民验对时刻。允称奇制。”这个气象信号台每天中午12点钟会落下一个球,让大家来校对时钟。虽然它十分简单,但却是中国江南地区最早的气象预报台及标准时间对时钟。
　　在最初,这个气象信号台用的时间标准是上海本地的“地方平均太阳时”,即以太阳通过上海的子午线时为正午12时,来计算一天的时间。
　　以本地的“地方平均太阳时”来报时,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作法,在人们素不来往的农业时代也是行得通的,但是到了19世纪后半叶,西方已经进入工业社会,来往日益繁密,首先感到没有统一时间标准的不便。1880年,英国国会决议以格林威治时间为全国标准时间。1884年,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子午线会议”上,首次确立了在世界范围内时区的划分方法,与会者决定将按全世界统一的时区系统计量的时间,称为(格林威治)标准时。
　　格林威治标准时将整个地球分成了24个时区,而中国大部分的繁华地区,即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都在东八区(即以东经120度经线的时刻为标准)。大约是到19 世纪末,中国的沿海口岸也开始改用格林威治标准时,即东经120°的标准时来计时了。当时人们把这个时间标准称为“海岸时”。
　　到1902年的时候,当时的中国海关就提出以这个“海岸时”作为中国的标准时间。在民国时代留下的《中华民国八年历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民国纪元前十年间,海关为划一时刻起见,尝以东经120度经线之时刻,为沿海各关通用之时。称之曰海岸时,实即第八区之标准时。其时区范围未经规定。但内地如京奉、京汉、津浦等线路,以及长江一带,均采用之。”
　　1902年时,掌管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还是英国人赫德。而制定中国的标准时间这种事情绝对属于中国政府的主权,由“海关”来制定实在是不合适,于是它也只能说得含含糊糊:“海岸时”只在东部的各海关口岸实行,而在其他地区特别是农村内地,“其时区范围未经规定”。然而,当时的铁路系统,以及长江一带经济繁华地区,显然也开始实行“海岸时”了。
　　因为现代的交通系统需要现代的时间标准。
　　
　　被时间安排的生活
　　
　　中国现代铁路的开创,起始于鸦片战争前后。1876年,中国土地上出现了第一条铁路,那是英国人擅自建筑的吴淞铁路,这条铁路经营了一年后,被清政府赎回拆除了。到1894年甲午战争后,各列强在中国获得了1万多公里的路权,掀起修铁路的高潮,到1911年,中国已经出现了9400公里的铁路,包括京奉线、京汉线、胶济线、津浦线、 沪宁线等,而经营铁路是需要标准时间的。
　　一位叫丁贤勇的学者,对19世纪末现代交通系统开始在中国出现,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有过深入研究。他找到过一份“中国最早的火车时刻表”,那是吴淞道路有限公司(Woosung Road Co.)于1876年在上海发布的:
　　不过这张时刻表下面还有一个说明:“吴淞铁路1876年6月30日通车,7月3日正式营业,表中时间表记方法略作了调整。”也就是说,当时的计时方法可能不是今天这种习见的24小时制的标准时间计时法,但是火车两小时一班是肯定的。
　　无论是赶火车还是乘轮船,都必须以一个统一的时间标准计时,丁贤勇叙述道:“清光绪年以后,上海‘自轮船、火车通行,往来有一定时刻,钟表始盛行’。经过一段时期,人们迅速适应了新的时间,他们会把自己原来的生活时间和现在戴了手表以后的时间做好调整。”
　　 最有趣的是,原来人们会说,“鸡叫三遍的时候”“吃晌午饭的时候”,现在会说,“早班船刚刚开走”的时候,“开往苏州的火车还没有来”的时候。人的生活节奏已经在随着新式交通的节奏走了。
　　1912年1月2日,推翻了满清王朝的中华民国政府宣布,自此开始采用公历(民间也称阳历)。但是,在开始的几年里,中国各地的计时方法还是采用当地的“地方平均太阳时”,因为当时的中国,钟表才刚刚开始进入民间,更没有广播电台来为人们报时,大家还是习惯在本地看太阳来定时间。到了1914年时,民国政府的中央观象台改用北京地方平太阳时来发布历书,也就是说,开始以北京的太阳时来作为全国的一个时间标准,这是一大进步。
　　此前50年,曾国藩在日记中是以中国天干地支十二时辰来记述时间的,而在1912年,时任民国教育部职员的鲁迅,日记中表记时刻的方式已经西化:
　　“(五月)十日晨九时至下午四时半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
　　(六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时至五时赴夏期讲演《美术略论》,听者约三十人,中途退去者五六人。
　　(七月)一日 部改上午七时半至十一时半为理事时间。”……
　　1912年时的中国首都,至少在中央政府的教育部,是实行现代时间标准计时的。
　　
　　曾经的五时区标准时间
　　
　　到了民国 7 年即1918 年,当时的中央观象台提出划分全国为五个时区:一,中原时区:以东经120经线之时刻为标准,包括了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河北、河南、山东、山西、辽宁、黑龙江及内蒙古之东部,可以看出,这个“中原时区”实际就是今天的格林威治时间的东八区,也就是“北京时间”。
　　另外四个时区是:陇蜀时区:以东经105度经线之时刻为标准,包括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甘肃东部、宁夏、内蒙古中部、青海等;
　　回藏时区:以东经90度经线之时刻为标准,包括内蒙古、甘肃、青海及当时的西康西部、新疆及西藏之东部;
　　昆仑时区:以东经82度半经线之时刻为标准,包括新疆及西藏西部;
　　长白时区:以东经127度半经线之时刻为标准,包括吉林及黑龙江东部。
　　陕西天文台的高级工程师郭庆生,曾专文研究过中国的标准时制。他在《中国标准时制考》一文中写道:“今天广播电台的六响报时信号和电视台的时码显示画面,对全国各个角落的普通群众真是再方便、再熟悉不过了,以致人们很难想象20世纪初要得到比较准确的时间有多么困难。 作为中央政府专司测时编历机构的中央观象台直到消亡竟没有一台好一点儿的望远镜,没有无线电收讯机,京畿重地的授时依旧沿用在城墙上施放午炮的古老办法”。
　　这个五时区的方案,始终也没能真正实施。到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首都,中原标准时的应用也不断扩展。1935年3月,交通部令全国电报局一律改用标准时,并令上海无线电报局及南京有线电报局分任每日广播之事;南京电报局每日 11 点 30 分左右对时一次。海关、电报总局、铁路局以电报将标准时刻传递到各地所属机构,在大城市如上海、天津、南京、北平等地,车站、码头、大银行、大机关及繁华市区街道,多置有大钟(时称标准钟)为一般市民提供时间服务。
　　1939 年 3 月9 日,抗战中的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在重庆召集“标准时间会议”,对以前的五时区方案做了少量修改,并决定于1939年 6 月 1 日起实施,但同时决定 “在抗战期间,全国一律暂用一种时刻,即以陇蜀时区之时刻为标准。”可以想见,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下,日本占领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还是在使用“中原时间”。到了抗战胜利恢复使用中原标准时的时候,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却仍然使用“陇蜀时”,因此当时人们回忆“沪渝、沪蓉、沪昆等线民航飞机的旅客下机后需拨动手表,进退一小时。”
　　到1948年时,国民党政府又决定从3月起实行五时区的标准时间,但一年后国民党败退台湾,这方案最终也没推行起来。
　　再往下面的事情,我们就比较清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49年一年之内几乎解放了全中国。战争中全军指挥系统使用的时间应该是高度一致的,那只能全部使用中原标准时间。
　　 不过,研究广播史的专家赵玉明曾对记者说,他看到过延安时期共产党“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稿,当年用的虽然是中原标准时间,但却叫作“上海时间”,或许是有意与国民党政府区别吧。
　　1949年10月1日新的中央政府在北京成立,改北平为北京,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率先使用“北京时间”报时,此后西安、成都等地也纷纷宣布改用北京时间。到大约1953年,全中国除新疆和西藏外,实际上都已使用东经 120度标准时,即北京时间。
　　
　　时间,将每个人卷入的机器
　　
　　时间标准的改变,不仅仅是一个计时方法的问题,它给人的观念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
　　丁贤勇这样写道:“过去尽管生活中也需要赶时间,如赶早市中市、抢收抢种等,但这只是一个相对的时段,即使稍晚一些,也无非是先来后到的区别。现在出现了一个非常准确而固定的时间目标——时点,例如11:15,要赶到这一时间点前面,才能登上这一班特定的交通工具。可以说,新式交通工具改变了人们对时间的感知,时间也就从模糊的时段精确到了时点。”
　　当统一的时间使整个社会成为一座日夜不停的运转机器时,生活在其中的人仿佛被一种无形却不可抗拒的力量所裹挟,所控制了。学者叶文心在研究中国银行的历史时,写下这样的话:“20世纪出现在上海工商行号工厂机关的钟,当然已经不是摆设,而是切割时间操纵作息的基本工具了。……欧式的钟表跟上海新兴的白领阶层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中国的知识阶层有史以来第一次经历了工厂式的团体纪律。”
　　中国银行成立于1912年2月,它前身是清末时的通商银行、户部银行及大清银行,是中国人自办的又有官方支持的第一家西式的半官方银行。1928年,当宋子文决定在南京建中央银行后,国民政府的财政部下令,原来承担国家银行职责的中国银行变成“特定办理外汇银行”,中国银行从此转成私营,总部迁到上海,彻底成为商业银行。
　　这时候,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张公权决定,重新训练他的银行职员,适应这种市场化转型。张公权当年是痛感老的中国银行官气十足,营业厅像个衙门,职员对客户态度冰冷而工作纪律疏落涣散。他的训练方式是让职员们都住进银行建的宿舍,上岗前严格培训,工作后也都在银行专门买下的同仁宿舍中居住。
　　 大家上班在一个大厦,下班后又回到一个院子。当年的职员们都清楚记得,在院子大门口有中国银行的行徽及一座大钟,职员们进进出出,都在大钟的滴答声中走过——无论是银行经理还是普通柜员,他们的作息时间表都是一个标准,都要由这只钟显示的时间来指挥。
　　总之,进了中国银行,一切原来农业社会的慵懒拖沓舒适散漫,都被一种现代化工业化的快节奏所驱除,代之的,是一种管理的统一,思想生活方式上的统一,人们的生活从此身不由己地卷进工业化的齿轮运转之中。
　　按叶文心的解读,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观照新中国的时间系统。解放全国后,政府在全中国实行统一的“北京时间”,它所带来的政治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今天中国都统一在同一个时间系统之下,距离虽长而没有时间差。(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城市都是全城定时共同作息,街头巷尾,随着广播器播送的音乐及口号做早操、进食堂吃饭、进单位工作,由午休而下班,整齐划一。……全体生活在国家计划经济之内。” ■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生产形成昼夜起伏的自然生活规律,与太阳出没的自然节律结合,使得中国先民自古即形成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生活作息方式。但是日照时间有夏长冬短的区别,漫长的冬夜,这段时间如何加以利用便取决于照明工具。清代无论城乡皆用菜籽油或豆油点为灯盏,油脂做的蜡烛因价格较贵,只是富裕人家或年节时使用。
　　由于照明工具的限制,一般城乡百姓日常活动,基本昼起夜伏。这种昼夜分明的生活,人们祖祖辈辈相沿为习,视为天经地义,直到19世纪中叶开口通商后,出现了新的照明工具,这种传统作息习惯才开始出现变化。19世纪70年代中期,上海已经有五六家专门制造、出售西式玻璃煤油灯的商店。
　　 19世纪60年代以后,通商城市开始出现更为明亮、更适合使用的煤气灯。煤气灯的使用,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更明亮、更便利的照明工具,为人们的夜生活提供了便利,如煤气灯在上海租界推广应用后,主要街道及较大的娱乐场所普遍安装了煤气灯,一至入夜,各处煤气灯一齐点燃,大放光明。19世纪70年代初,文人墨客将“夜市燃灯”列为上海租界最流行的娱乐项目“沪北十景”之一。照明工具的改善,使得人们进一步克服了黑夜的自然限制,延长了可以使用的夜晚时间。清末以后城市夜生活兴旺,人际互动、社会团体活跃,集会活动增加,和照明工具的改善也有一定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