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南国多雨，再深刻的脚印，也都不能长久存留。好处是，风疾雨骤，转眼间又是蓝天白云；于是乎，这里的读书人，普遍相信“苟日新，日日新”。不好的地方呢，若你想怀旧，很难找到确凿的证据。就说康乐园吧，当初大草坪上、老榕树下、图书馆边、杜鹃花前，那么多有趣的故事，不也早就随风飘去？
十年前答记者问，我曾提及：“逐渐远去了的大学生活，确实该写点东西来纪念。包括对老师、对同学的追忆，还有参与办刊物等校园生活的很多细节，都值得好好记取与珍藏。”（《南方日报》2002年5月5日）可实际上，“追忆往事”需要契机，也需要氛围。我所在的中山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没能像北大同学那样，推出自己的“集体记忆”（《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也就难怪我的懒散及懈怠了。
相对来说，我还算是“有心人”，30年间，不断回望康乐园，直接或间接提及自己大学生活的文章，不下十来篇。可说实话，昔日的印象越来越模糊，回声也越来越遥远。趁着这回纪念毕业30年，拾取若干记忆，免得我的“康乐园”彻底消逝。
从15年前与夏晓虹合编《北大旧事》，到为吴定宇主编的《走近中大》作序，再到撰写专业著作《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我发现一个小小的秘密：校友之追怀大学生活，不是老师风采，就是同窗情谊，再有就是演戏、出游、办杂志、谈恋爱等；大学四年的主体——上课、讨论、复习、考试等，反而基本上被遗忘了。阅读此类怀旧文章，不见“读书”这一主角，以致没上过大学的人，会误认为校园生活就是这么清风明月，浪漫无边。那些“枯燥无味”的苦读场面，日后逐渐隐去；同学们追怀不已的，全都是“充满戏剧性”的逸闻琐事。
其实，如着眼于教育史、学术史或思想史，课程安排与课堂实践，即便不说“格外重要”，起码也是“不能忽略”。我在《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第四章特别提及：“后人论及某某教授，只谈‘学问’大小，而不关心其‘教学’好坏，这其实是偏颇的”；“对于学生来说，直接面对、且日后追怀不已的，并非那些枯燥无味的‘章程’或‘课程表’（尽管这很重要），而是曾生气勃勃地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们。”我就读中山大学那四年（1978年2月～1982年1月），恰好是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思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整个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代。毫无疑问，我们的校园生活——无论“课内”还是“课外”，都深受这大思潮的影响。有感于怀旧文章多谈“课外生活”，我想反过来强调：描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学的教学状态，比起那些私人化的“情绪”与“轶事”，更耐人寻味，也更有史的意义。
【七七级学生的苦恼】
没有当年日记，也不知课堂笔记搁在何处，我只好请中大中文系李炜教授帮忙，复印了我的学籍表及课程表。说实话，面对这些斑驳的纸片，我好几天睡不着觉，觉得自己确实有责任把30年前的校园风景与青春记忆写下来，留作当代中国学术史或教育史资料。
先抄我学籍表上的课程，至于各科成绩，跟论题相关则提及，否则隐去。以下各门课程的排列，依照学籍表上的顺序，别无深意：
第一学年：写作、中国现代文学、文学概论、现代汉语、英语、政治经济学、体育。
第二学年：英语、体育、古代汉语、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学概论、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一）、文艺创作。
第三学年：外国文学、英语、中共党史、中国古代文学（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著作选读、民间文学（选）、宋元文学史、艺术辩证法（选）。
第四学年：明清文学史、国际共运史、中国近代文学史、美学（选）、曹禺研究（选）。
当年中大的课程不算多，但基本框架都在，唯一的遗憾是缺少古文献方面的课程（如文字、音韵、训诂以及版本、目录学）。
77级学生年龄普遍偏大，好处是阅历丰富，学习认真，缺点则是冒进与急躁，不愿意也不屑于“按部就班”，总想找方法，抄捷径，尽量往前赶，“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加倍夺回来”。别的好说，轮到学英语，问题可就大了——这么学，必定根基不牢，日后不断补课，越补窟窿越大。一开始，学校对于给不给中文系学生开外语课有些犹豫，除了缺少教师，更因对我们这个年纪才学外语，有没有必要以及能否学好，实在缺乏信心。记得第一学期上英语课，不断调换时间、地点，大概属于“见缝插针”。
老师对我们这些“老童生”另眼相看，说是因材施教，“以阅读为主”，主要讲语法，再就是多记单词。有一段时间，我拿一本小辞典，从第一页开始往下背。如此学外语，自觉进步很快，可实际上只适合于上考场——我的硕士及博士入学考全都“一路畅通”，“诀窍”就在这儿。可当我进入研究生课程，第一次在英语课上高声朗读，老师连说听不懂，那一瞬间我几乎崩溃了。这“哑巴英语”的尴尬，有学生天赋问题，但主要还是教学观念及方法的失误。与英语同属公共课的，还有体育。开设两年四学期的体育课，主要不是为了培养某种技能，而是逼着我们走出教室，不要只是闷头读书。
【让我放弃“作家梦”的写作课】
在《四十而惑》一文中，我曾称：“作为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届大学生，‘七七级’有它的光荣，也有它的苦恼。图书教材、课程设置、学术氛围等，大都不如人意。后人很难想象，我们学了一年的文艺理论课程，竟是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同学不满，可教师的辩解也很有力：谁说毛泽东文艺思想不是文艺理论？”（《十月》1995年5期）如此窘境，我至今念念不忘。四年前撰《怀想三十年前的“读书”》，重提此事：“我们这一代人的‘求学’，真可谓‘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唯一可以告慰的是，九曲十八弯，我们终于走过来了；而且，见证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从那么低的地方起步，能走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这回翻看课程表，心里稍微释然。因为，学籍表上原本列的就是“毛泽东文艺思想”，那“文学概论”的印章是后盖上去的。再往前翻查，中大中文系七七级第一学期课程表，手写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印刷版才改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同一门课程，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到“毛泽东文艺思想”再到“文学概论”，可见风云变幻。 身处大变动时代，不知道风从哪个方向吹，也拿不定主意该往何处去，于是只好“穿新鞋，走老路”。课名改成“文学概论”，内容则依旧是“毛泽东文艺思想”。须知，中山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组1965年编印过《毛泽东文艺思想学习资料》，1972年更推出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学习辅导教材》，这就难怪当文艺理论组几位老师合开《文学概论》课时，会讲成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
我能体会授课教师的难处，只是感叹不该为了压制学生的不满情绪，期末考试这么命题：“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第一位的工作是什么？请论述。”若你不记得毛泽东“讲话”中有一句“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好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那你怎么回答都是错的。这明摆着是在惩罚学生，且鼓励死记硬背。多年后，我也成了“大权在握”的教授，但凡关键性的考试，命题时常想起这件事，于是告诫自己，要让学生有选择性，这一道不行，可回答别的，关键是展现自家才华。在我看来，当老师的最大乐趣，是选拔英才，而不是教训学生。
说到“教训学生”，我想起二年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此课程两学期，第一学期男老师上，效果很好；第二学期女老师上，效果极差。正因为上课效果欠佳，学生啧有怨言，期末复习时，老师竟开列10道复习题，还给出答案，说记牢了就行了。有同学欢天喜地，我则对此刻意讨好学生的举措颇为鄙夷。上辅导课时，我对老师的“标准答案”提出质疑——那时我正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老师拿着旧教材照本宣科很不以为然。虽说是“讨教”，言谈中必定流露出不满或轻视，老师因此很不愉快。
我这门课的成绩，上学期极高，下学期很低，平均起来83分，在我四年课程中“叨陪末座”。接到成绩那一周，我很愤怒，路遇老师时还曾与之争辩。事后想想，是我不对。这门课本就不受重视，逃课者比比皆是；而老师水平越低，对学生的反应必定越敏感。一般情况下，学问好的老师不怕挑战，且喜欢特立独行的学生；学问差的老师则深恐被看不起，容易将“提问”解读为“刁难”。
此后几年，我学乖了，不再向任课教师请教任何问题——问浅了，人家笑你没学问；问深了，人家嫌你爱炫耀。等到自己走上讲台，遇学生“挑刺”甚至“挑衅”时，一再提醒自己，要平心静气，尽可能以理服人；万一是我错了，道个歉也没什么了不起。
我念书的时候，大学教师的权威还在，板着面孔“教训学生”，乃天经地义的事。也没见哪个学生跑去告状，说某某老师“态度不好”。就拿“写作”课来说吧，考虑到不少学生入学前发表过作品，任课老师制订了一整套策略：第一、第二次作文分数普遍很低，目的是打掉我们的“傲气”；日后分数逐渐提升，让同学们感觉到自己“进步神速”，且深刻体会这门课的“好处”。
这么说，没有任何挖苦的意味。当老师的都明白，作文课不好教——尤其是写评语。你随手写下来的几句话，哪经得起学生前后左右仔细琢磨？比如，那位女老师知道我的高考作文登在《人民日报》上，评语中谆谆告诫我不能骄傲，这话我铭刻在心；可说我的文章“立意不高”，则不太能接受。记得那次作文是写“文革”中自己印象最深的事，我讲述父亲被关押在韩江边的师范学校，自己前去探监的经过及感受。老师说：那么多老干部被折磨死了，你们家这点事算什么？可作为一介小民，我不清楚刘少奇、彭德怀是怎么死的，我对“文革”最深刻的印象，确实是探监归来，在湘子桥上回望韩山那一刻所感受到的荒谬、痛苦与无助。
不过，我承认，只感动自己的文章，不是好文章。这也是我放弃“作家梦”，改走学术道路的重要契机。
怎么看待大学中文系的“写作课”，学界颇多争议。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大学中文系开设“各体文写作”课程；五六十年代更设立了专门的写作教研室。可进入新时期以后，此教研室逐渐消亡，写作课也日渐没落。决定这一大趋势的，并非“写作”不能教，而是在“论文至上”的时代，专教这门课的老师，既吃力，又不讨好。如此说来，中大中文系自1986年开启“百篇”作文写作计划，至今已坚持了26年，非常不容易。
在“写作”课以及“文学创作”课上没有上乘表现的我，因参加《红豆》的编辑工作，依旧将“文学”而非“语言”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第二学年开设的“语言学概论”与“古代汉语”，都是必修课；授课教师分别是高华年和李新魁。作为“热爱文学”的中文系大二学生，我既没读过高先生的《彝语语法研究》（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也不知道李先生的《古音概说》（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版），只是凭听课感觉，知道这两位先生“很有学问”。最明确无误的证据是，两位先生居然能将在我看来“相当枯燥”的课程，讲得如此生动且有趣，以致全班同学不管喜欢不喜欢，都能听得下去。
日后到北大读博士，听西南联大时期的前后同学王瑶、季镇淮、朱德熙三位先生说起，才知道高华年的学术背景及深厚功力。至于李新魁，因同属潮州人，我在中大念书时，对其英姿勃发以及坎坷的学术生涯多有听闻。到北大后，方才了解李先生在音韵学和方言学方面造诣极深，在中国学界享有很高声誉。可惜的是，李先生62岁便英年早逝，真应了那句古话——“千古文章未尽才”。
【康乐园园丁群像】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厉行改革，为中国文学门（系）学生开设“外国文学”课程，以后便成为通例——学文学的，必须兼及古今中外。区别在于，有的大学（如北大以及受北大影响的台湾大学等）是中文系与外文系互开“文学史”课程，有的大学则是在中文系内部设立外国文学教研室。中山大学属于后一类，两个学期的“外国文学史”课程，由本系教师承担。上学期易新农主讲欧美文学，下学期吴文煇主讲东方文学。
易老师讲课中规中矩，没有什么瑕漏，可也说不上精彩；吴老师则很不一样，才气横溢，论述时斩钉截铁，一看就是很有主见的人。易老师在我上硕士研究生时多有指教，且合作撰写了《〈玩偶之家〉在中国的回响》（《中山大学学报》1984年2期）；反而是当初同学们十分佩服的吴老师，没能做出更大的学术贡献，殊为可惜。日后我才知道，开“外国文学史”课程的大学很多，但绝少像中大这么注重“东方文学”的。我之所以能较早关注中国现代作家与印度文化的联系，与中大的这一学术训练有关。 中文系的所有课程中，最为吃重的当属“中国古代文学史”。我的课程表及学籍表上都是“中国古代文学”（一）、（二），加上“宋元文学史”和“明清文学史”。其实，这四学期的课，应该统称“中国古代文学史”。授课教师是：第一学期卢叔度、曾扬华，第二学期黄天骥，第三学期吴国钦，第四学期刘烈茂。毕业后同学聚会，最常提及的是黄老师的课，因他学问好，讲课很投入，声情并茂，当初就有很多粉丝。这回阅读课程表，有个“重大发现”——黄老师对自己的“讲课魅力”很自信，居然将为中文系七七级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二），排在星期六上午第一、二节！今天谁要是这么排课，那准是疯了。可当初没有任何问题，我们都起得来，未见有人抱怨或抗争。
谁接黄老师的课谁倒霉，可想而知，学生们必定会拿他跟前任做对比，然后胡乱褒贬。与黄老师性格迥异的吴国钦老师，接着讲“宋元文学史”，不用说，压力很大。吴老师专攻中国戏曲，是“文革”前王起教授带出来的研究生，且刚刚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刊行《中国戏曲史漫话》（那时教授出书可是大事），让他讲这一段文学史，可谓“本色当行”。吴老师讲课清晰、冷静、平淡，可谓“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样的讲授风格，课堂必定比较沉闷，我却公开为其叫好。因为，到了期末复习，我发现黄老师课上有很多精彩发挥，吴老师则不枝不蔓，长驱直入，复习时特别好掌握。我甚至这么总结，黄老师的课好听不好记，吴老师的课好记不好听——只能说是“各有千秋”。
课讲得既不好听、也不好记的，是卢叔度老师。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而后长期在中文系资料室工作的卢老师，给七七级讲先秦文学，是他时隔20年后重上讲台。这门课本就有难度，加上卢老师口音很重，同学们根本听不懂，纷纷到系里告状。
忘记是上第二次课还是第三次课，中文系著名教授王起先生前来听讲，且起身为卢老师擦黑板。同学们很感动，从此不再提换教师的事。此事好几位同学在文章中提及，但多从王先生如何尊老敬贤的角度立论。读黄天骥老师《余霞尚满天——记王季思老师》，对如何理解此一动人场景会很有帮助。文中有这么一段：“王老师停了一停，双手按着椅背，禁不住微微颤抖：‘那时，我担任系主任，也做了违心的事，实在不堪回首。’他的声音很低，但发自肺腑之言，大家都听到了。”（《人物》1993年1期）这段王先生“自述”，我很认可，但可能并不存在——因为，那更像是当事人的心理活动，或旁观者的揣测。“此时无声胜有声”，我们当学生的都能心领神会。
翻查学籍表，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四年本科课程，我成绩最好的科目是“中国现代文学”（97分）和“中国当代文学”（100分）。我有点怀疑，日后自己之所以选取“中国现代文学”作为研究方向，是不是受此成绩的诱惑？
给我们上了两学期“中国现代文学”课的，除了课程表上注明的陈则光、饶鸿竞，我记得还有金钦俊老师。当然，讲的最多、且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陈则光老师。原因是他备课极为认真，讲稿写得密密麻麻，上课基本照念，不看学生，也没有什么精彩的“即席发挥”。
大学毕业后，我在中大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指导教师正是吴宏聪、陈则光、饶鸿竞三位。陈、吴两位教授去世，我都写了悼念文章；唯独饶先生，因心情、资料及感觉不配合，迟迟未能落笔。此事让我很牵挂，且惭愧不已。吴老师生前曾问我，念书时你跟饶老师走得很近，也常听他提起你，为何他去世后未见你的追忆文章？说完，吴老师随手将他自己撰写的《心香一瓣，聊寄哀思——悼念饶鸿竞同志》递给我，供我写作时参考。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及，自己的表演舞台在未名湖畔，可完成精神蜕变，却是在康乐园中。在这方面，饶老师曾给我很大帮助。正因感觉恩重如山，反而不敢轻易落笔；深怕仓促成事，分寸把握不好，留下终生遗憾。到目前为止，我只是在《“爱书成癖”乃书生本色》（《中华读书报》2008年9月24日；《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11期）中，略为提及饶先生那宽厚的身影：“饶教授曾任创造社主将、中大党委书记冯乃超的秘书，参与注释鲁迅的《而已集》，当过中大图书馆副馆长，编有《创造社资料》《亿兆心香荐巨人——鲁迅纪念诗词集》等。依我的观察，他有‘把玩书籍’的兴趣，每回见面，总是侃侃而谈，然后不无炫耀地亮出某本好书。80年代后期，我开始出书，他叮嘱，凡是论述的，不必送；若是史料或谈论书籍的，一定要寄来，因为他喜欢。我知道，现代文学界有不少像饶先生这样因‘书籍’而与作家（比如鲁迅）结下深情厚谊的。现在不一样了，发表的压力越来越大，学者们只顾写书，而不再爱书、藏书、赏书、玩书了，这很可惜。”真希望哪一天我才思泉涌，为饶老师写一篇好文章，讲述康乐园里师生互相激励、其乐融融的故事。
查中大中文系77级本科生课程表，除了必修课，第三、第四学年共开设了十二门选修课：金钦俊的“新诗与民歌”、叶春生的“民间文学”、高华年的“普通语言学”、卢叔度的“楚辞·天问研究”、黄伟宗的“艺术辩证法”、王起的“诗词曲欣赏”、封祖盛的“港台文学研究”、曾扬华的“《红楼梦》研究”、潘允中的“汉语语法词汇发展概要”、陆一帆的“美学”、傅雨贤的“语法学专题”、黄家教的“汉语方言调查”。此外，还漏记了刘孟宇的“曹禺研究”（我选修此课程且有成绩）等。
30年后审读自己的选课表，感叹当初不该如此短视。到了三、四年级，有了大致的专业方向，放弃语言学方面的选修课，这可以理解。只是不该漏了“楚辞·天问研究”、“诗词曲欣赏”以及“新诗与民歌”。中国乃“诗的国度”，对中国文学的了解，不能缺了诗歌这一环。偏重小说、散文，而相对忽略诗词曲，这是我作为文学史家的“短板”。当初若修习这三门课程（时间上并未重叠），我日后出任北大中国诗歌研究院执行院长，当更为从容。
四年本科课程，许多我已经完全忘记了；可一读课名，马上意识到它对我日后学术发展的影响。如必修课“中国近代文学史”、选修课“曹禺研究”和“民间文学”，当年上课的情景以及讲授的内容，我没有任何印象，但一想到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是《论曹禺戏剧的民族特色》，我的博士论文题为《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论述范围兼及晚清与五四，等于把“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打通；还有，从2000年起，我一直担任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似乎冥冥之中，命运自有安排，不少当初看似无关紧要的课程，最后也都发挥了作用。 念及此，对于30年前郁郁葱葱的康乐园，以及诸多培育我们的老师，充满敬意。
2012年9月22日至30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
附记：文章写成后，收到中大中文系办公室发来的我读硕士期间的课程表及答辩记录。同学四人，分属“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两个专业；我因报考北大博士生，须提前半年毕业，实际修课不多，乏善可陈。倒是那写在普通笔记本上的“答辩记录”，让我得以穿越时空，重返现场——我的硕士论文答辩时间是1984年7月4日；题目为《论四十年代国统区、沦陷区讽刺文学》；答辩委员包括杨嘉（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廖子东（华南师院中文系教授）、陈则光、吴宏聪、金钦俊五位先生；答辩秘书是邓国伟。我终于想起来了，那场提前举行的答辩会，是在中大中区的黑石屋举行的。答辩后，几位先生勉励有加，且祝福我北上“一路顺风”。
20年后，我回来参加中大80周年校庆并在“文明的对话”论坛上做主旨演说，就住在已成贵宾招待所的“黑石屋”。那时陈则光、饶鸿竞两位导师已先后仙逝，吴宏聪老师身体还好。秋日的午后，我们师徒二人绕着大草坪散步，沿马丁堂（老图书馆）、黑石屋、怀士堂（小礼堂）、孙中山铜像、惺亭等，一路上指指点点，有说不完的话。如今，吴先生也去世一年多了。思及往事，感慨万千。
我撰写此文的初衷有四：第一，毕业30周年，自觉有必要给自己一个交代，更何况77级大学生身处大转折时代，因缘际会，好多故事颇具“历史意义”。第二，阅读近年刊发的有关“80年代”的文章及著作，勾起我无限遐思，昔日的风雨雷电、辛酸苦辣一并涌上心头，欣慰之余，又担心其过分渲染“激情”、“责任”与“理想主义”，会误导后世的读者，忽略当初我们这一代人的困境。第三，如今的追忆文字，大都偏向于“宏大叙事”，而真正的日常生活，本是琐琐碎碎，只不过经由叙述者的一番剪裁与修饰，变得前呼后应，很具“可读性”。第四，具体到大学生活，“课堂”本是主要场景，但因缺乏“戏剧性”而常被叙述者忽略，以致你单看追忆文字，“会误认为校园生活就是这么清风明月，浪漫无边”。我之所以扣紧当年的课程表，讲述一大堆关于读书生活的“陈年往事”，而不涉及演戏、郊游、办刊物、谈恋爱等更有趣的场面，既是对历史负责，也是为了给大学生活“去魅”。
钱钟书撰《〈写在人生边上〉重印本序》，有如此妙语：“我们在创作中，想象力常常贫薄可怜，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钱先生自称“意志软弱，经受不起这种创造性记忆的诱惑，干脆不来什么缅怀和回想”；我则一边追忆一边告诫自己，辞达而已，求真为本，限制想象力的过度发挥。
2012年12月21日补记于香港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十年前答记者问，我曾提及：“逐渐远去了的大学生活，确实该写点东西来纪念。包括对老师、对同学的追忆，还有参与办刊物等校园生活的很多细节，都值得好好记取与珍藏。”（《南方日报》2002年5月5日）可实际上，“追忆往事”需要契机，也需要氛围。我所在的中山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没能像北大同学那样，推出自己的“集体记忆”（《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也就难怪我的懒散及懈怠了。
相对来说，我还算是“有心人”，30年间，不断回望康乐园，直接或间接提及自己大学生活的文章，不下十来篇。可说实话，昔日的印象越来越模糊，回声也越来越遥远。趁着这回纪念毕业30年，拾取若干记忆，免得我的“康乐园”彻底消逝。
从15年前与夏晓虹合编《北大旧事》，到为吴定宇主编的《走近中大》作序，再到撰写专业著作《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我发现一个小小的秘密：校友之追怀大学生活，不是老师风采，就是同窗情谊，再有就是演戏、出游、办杂志、谈恋爱等；大学四年的主体——上课、讨论、复习、考试等，反而基本上被遗忘了。阅读此类怀旧文章，不见“读书”这一主角，以致没上过大学的人，会误认为校园生活就是这么清风明月，浪漫无边。那些“枯燥无味”的苦读场面，日后逐渐隐去；同学们追怀不已的，全都是“充满戏剧性”的逸闻琐事。
其实，如着眼于教育史、学术史或思想史，课程安排与课堂实践，即便不说“格外重要”，起码也是“不能忽略”。我在《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第四章特别提及：“后人论及某某教授，只谈‘学问’大小，而不关心其‘教学’好坏，这其实是偏颇的”；“对于学生来说，直接面对、且日后追怀不已的，并非那些枯燥无味的‘章程’或‘课程表’（尽管这很重要），而是曾生气勃勃地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们。”我就读中山大学那四年（1978年2月～1982年1月），恰好是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思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整个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代。毫无疑问，我们的校园生活——无论“课内”还是“课外”，都深受这大思潮的影响。有感于怀旧文章多谈“课外生活”，我想反过来强调：描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学的教学状态，比起那些私人化的“情绪”与“轶事”，更耐人寻味，也更有史的意义。
【七七级学生的苦恼】
没有当年日记，也不知课堂笔记搁在何处，我只好请中大中文系李炜教授帮忙，复印了我的学籍表及课程表。说实话，面对这些斑驳的纸片，我好几天睡不着觉，觉得自己确实有责任把30年前的校园风景与青春记忆写下来，留作当代中国学术史或教育史资料。
先抄我学籍表上的课程，至于各科成绩，跟论题相关则提及，否则隐去。以下各门课程的排列，依照学籍表上的顺序，别无深意：
第一学年：写作、中国现代文学、文学概论、现代汉语、英语、政治经济学、体育。
第二学年：英语、体育、古代汉语、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学概论、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一）、文艺创作。
第三学年：外国文学、英语、中共党史、中国古代文学（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著作选读、民间文学（选）、宋元文学史、艺术辩证法（选）。
第四学年：明清文学史、国际共运史、中国近代文学史、美学（选）、曹禺研究（选）。
当年中大的课程不算多，但基本框架都在，唯一的遗憾是缺少古文献方面的课程（如文字、音韵、训诂以及版本、目录学）。
77级学生年龄普遍偏大，好处是阅历丰富，学习认真，缺点则是冒进与急躁，不愿意也不屑于“按部就班”，总想找方法，抄捷径，尽量往前赶，“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加倍夺回来”。别的好说，轮到学英语，问题可就大了——这么学，必定根基不牢，日后不断补课，越补窟窿越大。一开始，学校对于给不给中文系学生开外语课有些犹豫，除了缺少教师，更因对我们这个年纪才学外语，有没有必要以及能否学好，实在缺乏信心。记得第一学期上英语课，不断调换时间、地点，大概属于“见缝插针”。
老师对我们这些“老童生”另眼相看，说是因材施教，“以阅读为主”，主要讲语法，再就是多记单词。有一段时间，我拿一本小辞典，从第一页开始往下背。如此学外语，自觉进步很快，可实际上只适合于上考场——我的硕士及博士入学考全都“一路畅通”，“诀窍”就在这儿。可当我进入研究生课程，第一次在英语课上高声朗读，老师连说听不懂，那一瞬间我几乎崩溃了。这“哑巴英语”的尴尬，有学生天赋问题，但主要还是教学观念及方法的失误。与英语同属公共课的，还有体育。开设两年四学期的体育课，主要不是为了培养某种技能，而是逼着我们走出教室，不要只是闷头读书。
【让我放弃“作家梦”的写作课】
在《四十而惑》一文中，我曾称：“作为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届大学生，‘七七级’有它的光荣，也有它的苦恼。图书教材、课程设置、学术氛围等，大都不如人意。后人很难想象，我们学了一年的文艺理论课程，竟是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同学不满，可教师的辩解也很有力：谁说毛泽东文艺思想不是文艺理论？”（《十月》1995年5期）如此窘境，我至今念念不忘。四年前撰《怀想三十年前的“读书”》，重提此事：“我们这一代人的‘求学’，真可谓‘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唯一可以告慰的是，九曲十八弯，我们终于走过来了；而且，见证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从那么低的地方起步，能走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这回翻看课程表，心里稍微释然。因为，学籍表上原本列的就是“毛泽东文艺思想”，那“文学概论”的印章是后盖上去的。再往前翻查，中大中文系七七级第一学期课程表，手写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印刷版才改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同一门课程，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到“毛泽东文艺思想”再到“文学概论”，可见风云变幻。 身处大变动时代，不知道风从哪个方向吹，也拿不定主意该往何处去，于是只好“穿新鞋，走老路”。课名改成“文学概论”，内容则依旧是“毛泽东文艺思想”。须知，中山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组1965年编印过《毛泽东文艺思想学习资料》，1972年更推出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学习辅导教材》，这就难怪当文艺理论组几位老师合开《文学概论》课时，会讲成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
我能体会授课教师的难处，只是感叹不该为了压制学生的不满情绪，期末考试这么命题：“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第一位的工作是什么？请论述。”若你不记得毛泽东“讲话”中有一句“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好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那你怎么回答都是错的。这明摆着是在惩罚学生，且鼓励死记硬背。多年后，我也成了“大权在握”的教授，但凡关键性的考试，命题时常想起这件事，于是告诫自己，要让学生有选择性，这一道不行，可回答别的，关键是展现自家才华。在我看来，当老师的最大乐趣，是选拔英才，而不是教训学生。
说到“教训学生”，我想起二年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此课程两学期，第一学期男老师上，效果很好；第二学期女老师上，效果极差。正因为上课效果欠佳，学生啧有怨言，期末复习时，老师竟开列10道复习题，还给出答案，说记牢了就行了。有同学欢天喜地，我则对此刻意讨好学生的举措颇为鄙夷。上辅导课时，我对老师的“标准答案”提出质疑——那时我正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老师拿着旧教材照本宣科很不以为然。虽说是“讨教”，言谈中必定流露出不满或轻视，老师因此很不愉快。
我这门课的成绩，上学期极高，下学期很低，平均起来83分，在我四年课程中“叨陪末座”。接到成绩那一周，我很愤怒，路遇老师时还曾与之争辩。事后想想，是我不对。这门课本就不受重视，逃课者比比皆是；而老师水平越低，对学生的反应必定越敏感。一般情况下，学问好的老师不怕挑战，且喜欢特立独行的学生；学问差的老师则深恐被看不起，容易将“提问”解读为“刁难”。
此后几年，我学乖了，不再向任课教师请教任何问题——问浅了，人家笑你没学问；问深了，人家嫌你爱炫耀。等到自己走上讲台，遇学生“挑刺”甚至“挑衅”时，一再提醒自己，要平心静气，尽可能以理服人；万一是我错了，道个歉也没什么了不起。
我念书的时候，大学教师的权威还在，板着面孔“教训学生”，乃天经地义的事。也没见哪个学生跑去告状，说某某老师“态度不好”。就拿“写作”课来说吧，考虑到不少学生入学前发表过作品，任课老师制订了一整套策略：第一、第二次作文分数普遍很低，目的是打掉我们的“傲气”；日后分数逐渐提升，让同学们感觉到自己“进步神速”，且深刻体会这门课的“好处”。
这么说，没有任何挖苦的意味。当老师的都明白，作文课不好教——尤其是写评语。你随手写下来的几句话，哪经得起学生前后左右仔细琢磨？比如，那位女老师知道我的高考作文登在《人民日报》上，评语中谆谆告诫我不能骄傲，这话我铭刻在心；可说我的文章“立意不高”，则不太能接受。记得那次作文是写“文革”中自己印象最深的事，我讲述父亲被关押在韩江边的师范学校，自己前去探监的经过及感受。老师说：那么多老干部被折磨死了，你们家这点事算什么？可作为一介小民，我不清楚刘少奇、彭德怀是怎么死的，我对“文革”最深刻的印象，确实是探监归来，在湘子桥上回望韩山那一刻所感受到的荒谬、痛苦与无助。
不过，我承认，只感动自己的文章，不是好文章。这也是我放弃“作家梦”，改走学术道路的重要契机。
怎么看待大学中文系的“写作课”，学界颇多争议。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大学中文系开设“各体文写作”课程；五六十年代更设立了专门的写作教研室。可进入新时期以后，此教研室逐渐消亡，写作课也日渐没落。决定这一大趋势的，并非“写作”不能教，而是在“论文至上”的时代，专教这门课的老师，既吃力，又不讨好。如此说来，中大中文系自1986年开启“百篇”作文写作计划，至今已坚持了26年，非常不容易。
在“写作”课以及“文学创作”课上没有上乘表现的我，因参加《红豆》的编辑工作，依旧将“文学”而非“语言”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第二学年开设的“语言学概论”与“古代汉语”，都是必修课；授课教师分别是高华年和李新魁。作为“热爱文学”的中文系大二学生，我既没读过高先生的《彝语语法研究》（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也不知道李先生的《古音概说》（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版），只是凭听课感觉，知道这两位先生“很有学问”。最明确无误的证据是，两位先生居然能将在我看来“相当枯燥”的课程，讲得如此生动且有趣，以致全班同学不管喜欢不喜欢，都能听得下去。
日后到北大读博士，听西南联大时期的前后同学王瑶、季镇淮、朱德熙三位先生说起，才知道高华年的学术背景及深厚功力。至于李新魁，因同属潮州人，我在中大念书时，对其英姿勃发以及坎坷的学术生涯多有听闻。到北大后，方才了解李先生在音韵学和方言学方面造诣极深，在中国学界享有很高声誉。可惜的是，李先生62岁便英年早逝，真应了那句古话——“千古文章未尽才”。
【康乐园园丁群像】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厉行改革，为中国文学门（系）学生开设“外国文学”课程，以后便成为通例——学文学的，必须兼及古今中外。区别在于，有的大学（如北大以及受北大影响的台湾大学等）是中文系与外文系互开“文学史”课程，有的大学则是在中文系内部设立外国文学教研室。中山大学属于后一类，两个学期的“外国文学史”课程，由本系教师承担。上学期易新农主讲欧美文学，下学期吴文煇主讲东方文学。
易老师讲课中规中矩，没有什么瑕漏，可也说不上精彩；吴老师则很不一样，才气横溢，论述时斩钉截铁，一看就是很有主见的人。易老师在我上硕士研究生时多有指教，且合作撰写了《〈玩偶之家〉在中国的回响》（《中山大学学报》1984年2期）；反而是当初同学们十分佩服的吴老师，没能做出更大的学术贡献，殊为可惜。日后我才知道，开“外国文学史”课程的大学很多，但绝少像中大这么注重“东方文学”的。我之所以能较早关注中国现代作家与印度文化的联系，与中大的这一学术训练有关。 中文系的所有课程中，最为吃重的当属“中国古代文学史”。我的课程表及学籍表上都是“中国古代文学”（一）、（二），加上“宋元文学史”和“明清文学史”。其实，这四学期的课，应该统称“中国古代文学史”。授课教师是：第一学期卢叔度、曾扬华，第二学期黄天骥，第三学期吴国钦，第四学期刘烈茂。毕业后同学聚会，最常提及的是黄老师的课，因他学问好，讲课很投入，声情并茂，当初就有很多粉丝。这回阅读课程表，有个“重大发现”——黄老师对自己的“讲课魅力”很自信，居然将为中文系七七级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二），排在星期六上午第一、二节！今天谁要是这么排课，那准是疯了。可当初没有任何问题，我们都起得来，未见有人抱怨或抗争。
谁接黄老师的课谁倒霉，可想而知，学生们必定会拿他跟前任做对比，然后胡乱褒贬。与黄老师性格迥异的吴国钦老师，接着讲“宋元文学史”，不用说，压力很大。吴老师专攻中国戏曲，是“文革”前王起教授带出来的研究生，且刚刚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刊行《中国戏曲史漫话》（那时教授出书可是大事），让他讲这一段文学史，可谓“本色当行”。吴老师讲课清晰、冷静、平淡，可谓“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样的讲授风格，课堂必定比较沉闷，我却公开为其叫好。因为，到了期末复习，我发现黄老师课上有很多精彩发挥，吴老师则不枝不蔓，长驱直入，复习时特别好掌握。我甚至这么总结，黄老师的课好听不好记，吴老师的课好记不好听——只能说是“各有千秋”。
课讲得既不好听、也不好记的，是卢叔度老师。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而后长期在中文系资料室工作的卢老师，给七七级讲先秦文学，是他时隔20年后重上讲台。这门课本就有难度，加上卢老师口音很重，同学们根本听不懂，纷纷到系里告状。
忘记是上第二次课还是第三次课，中文系著名教授王起先生前来听讲，且起身为卢老师擦黑板。同学们很感动，从此不再提换教师的事。此事好几位同学在文章中提及，但多从王先生如何尊老敬贤的角度立论。读黄天骥老师《余霞尚满天——记王季思老师》，对如何理解此一动人场景会很有帮助。文中有这么一段：“王老师停了一停，双手按着椅背，禁不住微微颤抖：‘那时，我担任系主任，也做了违心的事，实在不堪回首。’他的声音很低，但发自肺腑之言，大家都听到了。”（《人物》1993年1期）这段王先生“自述”，我很认可，但可能并不存在——因为，那更像是当事人的心理活动，或旁观者的揣测。“此时无声胜有声”，我们当学生的都能心领神会。
翻查学籍表，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四年本科课程，我成绩最好的科目是“中国现代文学”（97分）和“中国当代文学”（100分）。我有点怀疑，日后自己之所以选取“中国现代文学”作为研究方向，是不是受此成绩的诱惑？
给我们上了两学期“中国现代文学”课的，除了课程表上注明的陈则光、饶鸿竞，我记得还有金钦俊老师。当然，讲的最多、且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陈则光老师。原因是他备课极为认真，讲稿写得密密麻麻，上课基本照念，不看学生，也没有什么精彩的“即席发挥”。
大学毕业后，我在中大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指导教师正是吴宏聪、陈则光、饶鸿竞三位。陈、吴两位教授去世，我都写了悼念文章；唯独饶先生，因心情、资料及感觉不配合，迟迟未能落笔。此事让我很牵挂，且惭愧不已。吴老师生前曾问我，念书时你跟饶老师走得很近，也常听他提起你，为何他去世后未见你的追忆文章？说完，吴老师随手将他自己撰写的《心香一瓣，聊寄哀思——悼念饶鸿竞同志》递给我，供我写作时参考。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及，自己的表演舞台在未名湖畔，可完成精神蜕变，却是在康乐园中。在这方面，饶老师曾给我很大帮助。正因感觉恩重如山，反而不敢轻易落笔；深怕仓促成事，分寸把握不好，留下终生遗憾。到目前为止，我只是在《“爱书成癖”乃书生本色》（《中华读书报》2008年9月24日；《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11期）中，略为提及饶先生那宽厚的身影：“饶教授曾任创造社主将、中大党委书记冯乃超的秘书，参与注释鲁迅的《而已集》，当过中大图书馆副馆长，编有《创造社资料》《亿兆心香荐巨人——鲁迅纪念诗词集》等。依我的观察，他有‘把玩书籍’的兴趣，每回见面，总是侃侃而谈，然后不无炫耀地亮出某本好书。80年代后期，我开始出书，他叮嘱，凡是论述的，不必送；若是史料或谈论书籍的，一定要寄来，因为他喜欢。我知道，现代文学界有不少像饶先生这样因‘书籍’而与作家（比如鲁迅）结下深情厚谊的。现在不一样了，发表的压力越来越大，学者们只顾写书，而不再爱书、藏书、赏书、玩书了，这很可惜。”真希望哪一天我才思泉涌，为饶老师写一篇好文章，讲述康乐园里师生互相激励、其乐融融的故事。
查中大中文系77级本科生课程表，除了必修课，第三、第四学年共开设了十二门选修课：金钦俊的“新诗与民歌”、叶春生的“民间文学”、高华年的“普通语言学”、卢叔度的“楚辞·天问研究”、黄伟宗的“艺术辩证法”、王起的“诗词曲欣赏”、封祖盛的“港台文学研究”、曾扬华的“《红楼梦》研究”、潘允中的“汉语语法词汇发展概要”、陆一帆的“美学”、傅雨贤的“语法学专题”、黄家教的“汉语方言调查”。此外，还漏记了刘孟宇的“曹禺研究”（我选修此课程且有成绩）等。
30年后审读自己的选课表，感叹当初不该如此短视。到了三、四年级，有了大致的专业方向，放弃语言学方面的选修课，这可以理解。只是不该漏了“楚辞·天问研究”、“诗词曲欣赏”以及“新诗与民歌”。中国乃“诗的国度”，对中国文学的了解，不能缺了诗歌这一环。偏重小说、散文，而相对忽略诗词曲，这是我作为文学史家的“短板”。当初若修习这三门课程（时间上并未重叠），我日后出任北大中国诗歌研究院执行院长，当更为从容。
四年本科课程，许多我已经完全忘记了；可一读课名，马上意识到它对我日后学术发展的影响。如必修课“中国近代文学史”、选修课“曹禺研究”和“民间文学”，当年上课的情景以及讲授的内容，我没有任何印象，但一想到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是《论曹禺戏剧的民族特色》，我的博士论文题为《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论述范围兼及晚清与五四，等于把“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打通；还有，从2000年起，我一直担任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似乎冥冥之中，命运自有安排，不少当初看似无关紧要的课程，最后也都发挥了作用。 念及此，对于30年前郁郁葱葱的康乐园，以及诸多培育我们的老师，充满敬意。
2012年9月22日至30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
附记：文章写成后，收到中大中文系办公室发来的我读硕士期间的课程表及答辩记录。同学四人，分属“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两个专业；我因报考北大博士生，须提前半年毕业，实际修课不多，乏善可陈。倒是那写在普通笔记本上的“答辩记录”，让我得以穿越时空，重返现场——我的硕士论文答辩时间是1984年7月4日；题目为《论四十年代国统区、沦陷区讽刺文学》；答辩委员包括杨嘉（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廖子东（华南师院中文系教授）、陈则光、吴宏聪、金钦俊五位先生；答辩秘书是邓国伟。我终于想起来了，那场提前举行的答辩会，是在中大中区的黑石屋举行的。答辩后，几位先生勉励有加，且祝福我北上“一路顺风”。
20年后，我回来参加中大80周年校庆并在“文明的对话”论坛上做主旨演说，就住在已成贵宾招待所的“黑石屋”。那时陈则光、饶鸿竞两位导师已先后仙逝，吴宏聪老师身体还好。秋日的午后，我们师徒二人绕着大草坪散步，沿马丁堂（老图书馆）、黑石屋、怀士堂（小礼堂）、孙中山铜像、惺亭等，一路上指指点点，有说不完的话。如今，吴先生也去世一年多了。思及往事，感慨万千。
我撰写此文的初衷有四：第一，毕业30周年，自觉有必要给自己一个交代，更何况77级大学生身处大转折时代，因缘际会，好多故事颇具“历史意义”。第二，阅读近年刊发的有关“80年代”的文章及著作，勾起我无限遐思，昔日的风雨雷电、辛酸苦辣一并涌上心头，欣慰之余，又担心其过分渲染“激情”、“责任”与“理想主义”，会误导后世的读者，忽略当初我们这一代人的困境。第三，如今的追忆文字，大都偏向于“宏大叙事”，而真正的日常生活，本是琐琐碎碎，只不过经由叙述者的一番剪裁与修饰，变得前呼后应，很具“可读性”。第四，具体到大学生活，“课堂”本是主要场景，但因缺乏“戏剧性”而常被叙述者忽略，以致你单看追忆文字，“会误认为校园生活就是这么清风明月，浪漫无边”。我之所以扣紧当年的课程表，讲述一大堆关于读书生活的“陈年往事”，而不涉及演戏、郊游、办刊物、谈恋爱等更有趣的场面，既是对历史负责，也是为了给大学生活“去魅”。
钱钟书撰《〈写在人生边上〉重印本序》，有如此妙语：“我们在创作中，想象力常常贫薄可怜，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钱先生自称“意志软弱，经受不起这种创造性记忆的诱惑，干脆不来什么缅怀和回想”；我则一边追忆一边告诫自己，辞达而已，求真为本，限制想象力的过度发挥。
2012年12月21日补记于香港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