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电影《一九四二》的上映，七十年前的那场大灾难成为近日的热门话题。
　　从1941年开始，地处中原的河南就开始出现旱情，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已“绝收”，农民开始吃草根、树皮。到1942年，持续一年的旱情反而更加严重，草根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许多地方出现了“人相食”惨状。然而，国民政府对此似乎了解无多，不仅没有赈济举措，赋税还照样不减。或许这是战时情况所致，毕竟，当时首要关注的还是战争、军情。
　　1943年灾区的天气依然干旱，灾情进一步恶化。这时，灾区的情况开始外传，2月初重庆版《大公报》刊登了该报记者从河南灾区发回的关于“大饥荒”的报道，但却遭到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当即勒令其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消息传来，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一片哗然，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决定亲赴灾区一探虚实。虽然已经有所耳闻，但亲眼看到灾区的情况还是让白修德深深震惊。最初的震惊之后，白修德开始从技术上入手搜集最低的统计数字，每天都和农民及低级官员交谈，了解更多的背景材料。他发现，军队征收的军粮往往高于全年的收成，农民还要向地方政府官员纳税，贪污腐败比比皆是，这是造成饥荒的重要原因。然而，各级官员对灾情总是轻描淡写，力图掩盖真相。面对这种情况，白修德意识到只有让外界知道情势如此严峻才能挽救灾区无数生命，因此迫不及待地想把灾区实情告诉世人。
　　他想方设法避开了战争中国民政府的新闻审查制度，将此消息在美国公布，引起巨大国际反响。国民政府受到空前压力，虽然非常不情愿，蒋介石本人还是亲身接见了他。了解情况后，国民政府立即采取一系列有力措赈灾。后来的事实说明，一旦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灾民的死亡便迅速减少。
　　“一九四二”说明，信息透明、流动，言论自由至关重要。最先报道河南灾情的是中国记者、中国报纸，但却受到严厉处罚。如果灾情早一些披露，就会有更多的人获救。结果，对信息的严格管制使得不受中国政府管制的美国记者白修德成为了灾民心中的“救世主”。
　　“一九四二”为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理论—大规模饥荒都是人为的—提供了又一个证明，这也是他在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森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是一种权利分配不均，即对人们权利的剥夺。他以大量资料和经验研究为基础，证明现代以来，虽然饥荒与自然灾害有密切关系，但客观因素往往只起引发或加剧作用，而权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缺乏言论自由、政治体制的不民主，才是加剧贫困和饥饿、导致大规模死人的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在粮食问题的后面是权利关系和制度安排问题。
　　森一而再，再而三地论证、强调、提醒说：“民主和政治权利的运作甚至能够有助于防止饥荒或其他经济灾难。权威主义统治者他们绝不会受到饥荒（或其他类似的经济灾难）的影响，因而他们通常缺少采取及时的防范措施的动力。与此相反，民主政府需要赢得选举并面对公共批评，从而有较强的积极性来采取措施，防止饥荒或其他类似的灾难。”他强调：“政府的反应总是来自于对政府的压力，所以民主和不发生饥荒之间的因果联系是不难发现的。在这个世界的不同国家中，饥荒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但却不曾杀死统治者。……而在另一方面，民主却会把饥荒的惩罚作用传递给统治集团和政治领导人，这就给了他们以政治的激励因素去试图防止任何有威胁性的饥荒。”
　　“一九四二”和阿马蒂亚·森的研究表明，民主制度并非仅仅是一种价值观念的体现，而实际与无数生民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即与“生存权”密切相连。在没有重大灾害的承平时期，人们对民主的作用和意义往往并不在意；或许只有面对重大灾难的严重后果，人们才会意识到民主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