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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蛋白添加剂10年前就有，三聚氰胺只是“小弟弟”
从三鹿奶粉事件到刚刚发生不久的问题鸡蛋风波，不免使人产生疑问，处于自然界食物链顶端的我们，在每天吸收大量蛋白质的同时，又把多少有害的“不速之客”带进身体？“瘦肉精”、苏丹红……现在这份化工添加剂“黑名单”上又增加了三聚氰胺，能够到此为止吗？
答案可能要从食物链的最底端——养殖饲料中寻找。连日来，记者前往多家饲料企业调查发现，三聚氰胺只是假蛋白添加剂谱系里的新成员，全球发展生物能源和粮食危机则是问题集中爆发的诱因。未来，用植物添加剂取代化工添加剂，或许是从源头上杜绝类似事件重演的方向之一。
蛋白原料中掺假早就开始
11月的广州，空气中不带寒意，蒿栋铭却感受到一场危机来临。
“问题鸡蛋”事件发生后，罪魁祸首被认为极有可能是蛋鸡饲料。几天前，国家农业部刚刚召开全国饲料整治工作会议，要求各地严厉打击饲料中人为添加三聚氰胺的违法行为，彻底净化饲料市场。作为一家本地老牌饲料企业的技术监测人员，蒿栋铭的工作依然正常进行，公司的经销商也没有减少入货量，但对来自全国各地原材料的成分监测还是加强了，自然包括风口浪尖处的三聚氰胺。
“饲料的原材料包括鱼粉、玉米、豆粕、各类矿物质，也有国家允许的无害化工添加剂。”堆满一袋袋添加剂的仓库内，散发着一股化学品的味道，蒿栋铭向记者娓娓道来，饲料的蛋白质含量是其质量优劣的主要标准，养殖户最为重视。“吃了低蛋白的料，公猪会不发情无法配种，蛋鸡的下蛋率也会下降。我们对原料的这方面把关很严。”他说，为了谋取更多利润，往蛋白原料中掺假的现象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
“最初是羽毛粉，把家禽的羽毛磨成粉末，虽然也含有蛋白质，但是如果不经过高温水解处理，动物吃了根本就不吸收。”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家禽养殖场场主向记者表示，这之后才开始发现各类化工合成的假蛋白添加剂。
蒿栋铭说，三聚氰胺首次现身其实是在去年，在出口国外的宠物饲料里发现的。随后，农业部迅速出台了相关的限量标准，各地也开始据此对饲料展开抽检。根据这份《饲料中三聚氰胺的测定》的行业标准规定，饲料中三聚氰胺含量采用不同技术方法，可检出三聚氰胺的最低定量分别为2.0mg/kg和0.05mg/kg，比国际上的一般标准更加严格。
三聚氰胺问题陆续爆发以后，有一种观点认为要彻底避免其在饲料和食品中的危害，需要对生产、销售和使用环节建立严格的备案登记制度，立法从严追究在食品和饲料中人为添加者。不过，蒿栋铭认为问题症结在于除了农业部规定的9种只可以用于反刍动物（牛、羊等草食动物）的蛋白精类添加剂外，这些假蛋白添加剂有上百种，如“二脲基”、工业废料“羟甲基羧基氮”等，掺假的手法很多，监管部门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很难确定需要监测的项目，更遑论一般的饲料企业。
饲料原料价格如坐“过山车”
事实上由于各类动物养殖都需要饲料，在这场风波中不只是奶牛和蛋鸡受到影响。广东省农业厅的抽检结果显示，广东饲料中三聚氰胺检测合格率虽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达到98.5％，但仍有8批次不达标，其中就包括了水产饲料。郑凡是一位在业内摸爬滚打了20多年的资深人士，他对记者分析说，三聚氰胺波及面之所以如此之广，与这一两年饲料原料的大幅涨价有关，如同坐上“过山车”。
“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始发展生物能源，加上粮食危机使得玉米、大豆需求增加，导致了玉米、豆粕的价格上升。”郑凡表示，最早涨价的是鱼粉，世界最大的鱼粉出口国之一秘鲁开始限捕海鱼，鱼粉价格曾经暴涨2倍以上，其它原材料也在其后先后上涨了一倍左右，这严重影响了原料生产农户和饲料企业之间的一个阶层——中间商的利益。
郑凡说，中国的饲料行业其实是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的饮食结构变化——“多吃肉了”才发展起来的。30年前，广东没有一家正规的饲料生产企业，现在已经有近400家，成为全国饲料第一大省。过快发展难免良莠不齐，除了十几家名牌企业外，不少都是些年产量只有1000多吨的“山寨厂”，与此同时也催生了一个中间商阶层代企业向农户收购原料，与奶业扩张下产生的奶站同出一辙。
“鸡蛋出了问题就找蛋鸡场，蛋鸡场就找饲料企业，其实他们也是受害者。”郑凡说，饲料企业直接面对养殖户，他们看重的不是饲料中的蛋白含量，而是饲养效果，所以没有动机掺假，而中间商在原料涨价过程中受到的挤压最大，所以问题应该出在他们身上。现在，不少饲料生产企业都与中间商签订了合同，写明如果中间商在原料中添加三聚氰胺，出了问题必须由他们承担全部责任。
检测一个样品收费250元
其实在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广东省农业厅就开始要求饲料生产企业开展自检三聚氰胺，省内各级饲料监管部门随时抽检，小企业没有实力购买检测设备的，要委托他厂检测或者送到检测机构检测。不过，记者在采访中却了解到，建立一套合格的蛋白类监测技术系统所费不菲，动辄在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对于大多数年利润只有数百万元的饲料企业来说，代价过于高昂。
“唯一的选择就是送检。”一位广州饲料生产企业的负责人向记者表示，从去年开始，自己就开始把原材料样品送到指定的检测机构检测三聚氰胺含量，但是当时的方法并不是很成熟，误差经常很大，而且一个样品收费500元。“这些机构还有大量其它的检测项目，拖的时间非常长，有时太忙了还会不收样，这些都影响了企业送检的积极性。”
这位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随着技术手段的稳定更新，检测三聚氰胺的价格已经下降了一半，但整个广州还是只有2家可供检测的机构，希望政府能够考虑增加数量。另外，饲料安全是食品安全的前提之一，从公众的角度出发，能否借鉴香港等地的经验，免收费或者再少收一点，以减轻企业负担。
植物添加剂疑成救命稻草
多位业内人士在采访中向记者表示，由于动物饲料遭受污染从而危及人类健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必须提倡生产绿色的畜禽食品，而这需要从饲料添加剂抓起。蒿栋铭表示，用具有同等功效的由植物提取物制成的添加剂取代现在大量存在的化工添加剂应该是饲料行业的发展方向。
其实，我国的绿色植物饲料资源极为丰富，牧草类、树叶类、菜叶类和农作物秸秆类等都大有开发利用价值。用绿色植物饲料饲喂畜禽和鱼类，最大的优点就是安全性有保障。以鲜嫩的玉米秸秆、黑麦草、苜蓿、花生叶、甘薯叶、桐树叶等为主要原料，及时晒干，粉碎就可以做成最简单的饲料添加剂。有的添加剂不仅能使畜禽及水产品提高机体免疫功能，抗击病菌；还能促进生长，缩短生长期10％以上。
不过，蒿栋铭却认为，要把这类产品推广的难度在于其价格较一般的化工添加剂昂贵。即使按照百分之一的比例配比，一吨饲料就要提高成本200元左右，饲料企业需要考虑市场的反应。也有业内人士建议，这些生产饲料植物添加剂的企业可以通过建立自己的基地或采取养殖大户加盟的方式，打开绿色饲料销路，从而推广天然植物添加剂。（肖 海）
从三鹿奶粉事件到刚刚发生不久的问题鸡蛋风波，不免使人产生疑问，处于自然界食物链顶端的我们，在每天吸收大量蛋白质的同时，又把多少有害的“不速之客”带进身体？“瘦肉精”、苏丹红……现在这份化工添加剂“黑名单”上又增加了三聚氰胺，能够到此为止吗？
答案可能要从食物链的最底端——养殖饲料中寻找。连日来，记者前往多家饲料企业调查发现，三聚氰胺只是假蛋白添加剂谱系里的新成员，全球发展生物能源和粮食危机则是问题集中爆发的诱因。未来，用植物添加剂取代化工添加剂，或许是从源头上杜绝类似事件重演的方向之一。
蛋白原料中掺假早就开始
11月的广州，空气中不带寒意，蒿栋铭却感受到一场危机来临。
“问题鸡蛋”事件发生后，罪魁祸首被认为极有可能是蛋鸡饲料。几天前，国家农业部刚刚召开全国饲料整治工作会议，要求各地严厉打击饲料中人为添加三聚氰胺的违法行为，彻底净化饲料市场。作为一家本地老牌饲料企业的技术监测人员，蒿栋铭的工作依然正常进行，公司的经销商也没有减少入货量，但对来自全国各地原材料的成分监测还是加强了，自然包括风口浪尖处的三聚氰胺。
“饲料的原材料包括鱼粉、玉米、豆粕、各类矿物质，也有国家允许的无害化工添加剂。”堆满一袋袋添加剂的仓库内，散发着一股化学品的味道，蒿栋铭向记者娓娓道来，饲料的蛋白质含量是其质量优劣的主要标准，养殖户最为重视。“吃了低蛋白的料，公猪会不发情无法配种，蛋鸡的下蛋率也会下降。我们对原料的这方面把关很严。”他说，为了谋取更多利润，往蛋白原料中掺假的现象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
“最初是羽毛粉，把家禽的羽毛磨成粉末，虽然也含有蛋白质，但是如果不经过高温水解处理，动物吃了根本就不吸收。”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家禽养殖场场主向记者表示，这之后才开始发现各类化工合成的假蛋白添加剂。
蒿栋铭说，三聚氰胺首次现身其实是在去年，在出口国外的宠物饲料里发现的。随后，农业部迅速出台了相关的限量标准，各地也开始据此对饲料展开抽检。根据这份《饲料中三聚氰胺的测定》的行业标准规定，饲料中三聚氰胺含量采用不同技术方法，可检出三聚氰胺的最低定量分别为2.0mg/kg和0.05mg/kg，比国际上的一般标准更加严格。
三聚氰胺问题陆续爆发以后，有一种观点认为要彻底避免其在饲料和食品中的危害，需要对生产、销售和使用环节建立严格的备案登记制度，立法从严追究在食品和饲料中人为添加者。不过，蒿栋铭认为问题症结在于除了农业部规定的9种只可以用于反刍动物（牛、羊等草食动物）的蛋白精类添加剂外，这些假蛋白添加剂有上百种，如“二脲基”、工业废料“羟甲基羧基氮”等，掺假的手法很多，监管部门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很难确定需要监测的项目，更遑论一般的饲料企业。
饲料原料价格如坐“过山车”
事实上由于各类动物养殖都需要饲料，在这场风波中不只是奶牛和蛋鸡受到影响。广东省农业厅的抽检结果显示，广东饲料中三聚氰胺检测合格率虽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达到98.5％，但仍有8批次不达标，其中就包括了水产饲料。郑凡是一位在业内摸爬滚打了20多年的资深人士，他对记者分析说，三聚氰胺波及面之所以如此之广，与这一两年饲料原料的大幅涨价有关，如同坐上“过山车”。
“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始发展生物能源，加上粮食危机使得玉米、大豆需求增加，导致了玉米、豆粕的价格上升。”郑凡表示，最早涨价的是鱼粉，世界最大的鱼粉出口国之一秘鲁开始限捕海鱼，鱼粉价格曾经暴涨2倍以上，其它原材料也在其后先后上涨了一倍左右，这严重影响了原料生产农户和饲料企业之间的一个阶层——中间商的利益。
郑凡说，中国的饲料行业其实是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的饮食结构变化——“多吃肉了”才发展起来的。30年前，广东没有一家正规的饲料生产企业，现在已经有近400家，成为全国饲料第一大省。过快发展难免良莠不齐，除了十几家名牌企业外，不少都是些年产量只有1000多吨的“山寨厂”，与此同时也催生了一个中间商阶层代企业向农户收购原料，与奶业扩张下产生的奶站同出一辙。
“鸡蛋出了问题就找蛋鸡场，蛋鸡场就找饲料企业，其实他们也是受害者。”郑凡说，饲料企业直接面对养殖户，他们看重的不是饲料中的蛋白含量，而是饲养效果，所以没有动机掺假，而中间商在原料涨价过程中受到的挤压最大，所以问题应该出在他们身上。现在，不少饲料生产企业都与中间商签订了合同，写明如果中间商在原料中添加三聚氰胺，出了问题必须由他们承担全部责任。
检测一个样品收费250元
其实在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广东省农业厅就开始要求饲料生产企业开展自检三聚氰胺，省内各级饲料监管部门随时抽检，小企业没有实力购买检测设备的，要委托他厂检测或者送到检测机构检测。不过，记者在采访中却了解到，建立一套合格的蛋白类监测技术系统所费不菲，动辄在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对于大多数年利润只有数百万元的饲料企业来说，代价过于高昂。
“唯一的选择就是送检。”一位广州饲料生产企业的负责人向记者表示，从去年开始，自己就开始把原材料样品送到指定的检测机构检测三聚氰胺含量，但是当时的方法并不是很成熟，误差经常很大，而且一个样品收费500元。“这些机构还有大量其它的检测项目，拖的时间非常长，有时太忙了还会不收样，这些都影响了企业送检的积极性。”
这位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随着技术手段的稳定更新，检测三聚氰胺的价格已经下降了一半，但整个广州还是只有2家可供检测的机构，希望政府能够考虑增加数量。另外，饲料安全是食品安全的前提之一，从公众的角度出发，能否借鉴香港等地的经验，免收费或者再少收一点，以减轻企业负担。
植物添加剂疑成救命稻草
多位业内人士在采访中向记者表示，由于动物饲料遭受污染从而危及人类健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必须提倡生产绿色的畜禽食品，而这需要从饲料添加剂抓起。蒿栋铭表示，用具有同等功效的由植物提取物制成的添加剂取代现在大量存在的化工添加剂应该是饲料行业的发展方向。
其实，我国的绿色植物饲料资源极为丰富，牧草类、树叶类、菜叶类和农作物秸秆类等都大有开发利用价值。用绿色植物饲料饲喂畜禽和鱼类，最大的优点就是安全性有保障。以鲜嫩的玉米秸秆、黑麦草、苜蓿、花生叶、甘薯叶、桐树叶等为主要原料，及时晒干，粉碎就可以做成最简单的饲料添加剂。有的添加剂不仅能使畜禽及水产品提高机体免疫功能，抗击病菌；还能促进生长，缩短生长期10％以上。
不过，蒿栋铭却认为，要把这类产品推广的难度在于其价格较一般的化工添加剂昂贵。即使按照百分之一的比例配比，一吨饲料就要提高成本200元左右，饲料企业需要考虑市场的反应。也有业内人士建议，这些生产饲料植物添加剂的企业可以通过建立自己的基地或采取养殖大户加盟的方式，打开绿色饲料销路，从而推广天然植物添加剂。（肖 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