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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著名作家周立波应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会之邀,在人大作了一次关于文艺学习问题的报告。报告的内容大致如下:
我从事文艺工作较早,1934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事创作和翻译。但真正找到文艺正确方向是在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我深深地记得,毛主席在会上号召:作家要全身心地深入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一个作家,如果没有深入到群众中去,没有对实际生活的深刻的体悟,只会感到眼高手低。当时,我对许多名家的作品,觉得也不怎么好。可是,当自己动手写东西时却又觉得不顺利,本来要写一个方的东西,却写成了一个长的了;要写一个英雄,却写成了一个莽汉。
后来,我到东北参加了土地改革。这是一场关系到中国数万万农民的伟大斗争。当时,有1.2万名干部下乡,我就是其中之一。在这场激烈的农村反封建斗争中,因为要全身心地领导农民们同土匪、特务、地主、恶霸等进行生死搏斗,我根本就不想要写什么东西,只想如何战胜这些凶恶敌人,使广大农民分得土地,获得翻身。当时我一点材料也没有记录,整天和贫苦农民生活在一起,和贫农吃一样的饭菜,菜里没有一点油,衣着完全和贫农一样,真正成了农民群众中的一分子。这样艰苦工作了几个月。后来我到了哈尔滨,仍旧念念不忘。只要一闭上眼睛,我就会记得当时在农村工作的许多事情。那急风暴雨式的土改运动、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场景以及我在斗争中的生活历练、思想感情、心理感觉都忘不了。我在《暴风骤雨》中写的赵玉林、郭全海等,大多真有其人,都是很可爱的群众,他们和我朝夕相处,在一起搞土改,并帮助我们工作队解决了粮食、兵源等问题。我记得在一个区就成立了一个新兵营,好多青年结婚或订婚才十几天就参军了。这些事情我一点也不能忘怀,所以后来我在写小说的时候,越想越要写,越写越放不下,越感到有无尽的力量。过去我还没有写过长篇小说,只写过短篇小说、通讯之类,这写长篇小说,要感谢这段参加土改斗争的生活,没有这段不平凡的生活,那是根本写不出来的。当然,写这样的长篇小说,写作技巧还是有的。
总之,搞文艺创作,一定要参加生活实践,要多联系群众,多交朋友,多亲眼所见,多亲身经历。如《被开垦的处女地》的作者,亲自到乡下去,不單是记住了故事的过程和情节,而且连群众的情绪,各种东西发出的气味都感觉到了。只有深入到这个具体环境里去,才会有这样的思想感情……
周立波给人大学生介绍他的创作经验,娓娓道来,坦率真诚,很受欢迎。大家听了很受启发。
我从事文艺工作较早,1934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事创作和翻译。但真正找到文艺正确方向是在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我深深地记得,毛主席在会上号召:作家要全身心地深入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一个作家,如果没有深入到群众中去,没有对实际生活的深刻的体悟,只会感到眼高手低。当时,我对许多名家的作品,觉得也不怎么好。可是,当自己动手写东西时却又觉得不顺利,本来要写一个方的东西,却写成了一个长的了;要写一个英雄,却写成了一个莽汉。
后来,我到东北参加了土地改革。这是一场关系到中国数万万农民的伟大斗争。当时,有1.2万名干部下乡,我就是其中之一。在这场激烈的农村反封建斗争中,因为要全身心地领导农民们同土匪、特务、地主、恶霸等进行生死搏斗,我根本就不想要写什么东西,只想如何战胜这些凶恶敌人,使广大农民分得土地,获得翻身。当时我一点材料也没有记录,整天和贫苦农民生活在一起,和贫农吃一样的饭菜,菜里没有一点油,衣着完全和贫农一样,真正成了农民群众中的一分子。这样艰苦工作了几个月。后来我到了哈尔滨,仍旧念念不忘。只要一闭上眼睛,我就会记得当时在农村工作的许多事情。那急风暴雨式的土改运动、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场景以及我在斗争中的生活历练、思想感情、心理感觉都忘不了。我在《暴风骤雨》中写的赵玉林、郭全海等,大多真有其人,都是很可爱的群众,他们和我朝夕相处,在一起搞土改,并帮助我们工作队解决了粮食、兵源等问题。我记得在一个区就成立了一个新兵营,好多青年结婚或订婚才十几天就参军了。这些事情我一点也不能忘怀,所以后来我在写小说的时候,越想越要写,越写越放不下,越感到有无尽的力量。过去我还没有写过长篇小说,只写过短篇小说、通讯之类,这写长篇小说,要感谢这段参加土改斗争的生活,没有这段不平凡的生活,那是根本写不出来的。当然,写这样的长篇小说,写作技巧还是有的。
总之,搞文艺创作,一定要参加生活实践,要多联系群众,多交朋友,多亲眼所见,多亲身经历。如《被开垦的处女地》的作者,亲自到乡下去,不單是记住了故事的过程和情节,而且连群众的情绪,各种东西发出的气味都感觉到了。只有深入到这个具体环境里去,才会有这样的思想感情……
周立波给人大学生介绍他的创作经验,娓娓道来,坦率真诚,很受欢迎。大家听了很受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