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我是住在北半球。那天，在上海浦东机场，我突然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
　　朋友开车把我们一家三口从上海火车站转运到上海浦东机场。女儿刚从中考考场下来，将从这里出发，独自一人飞往位于南半球的墨尔本求学。
　　直到此时，我仍在困惑，把15岁的独生女儿单独放飞到异国求学，是不是做得对？
　　女儿从小有点偏科，虽然从小学到初中上了不少补习班，也花了不少钱，但评估下来考上重点高中并无把握。她从小自律、上进甚至要强，这是她不能接受的。
　　她妈妈了解到，西方一些中学的升学机制，为偏科学生提供了进入理想大学的更大可能。于是，妈妈怂恿、女儿强烈要求、我最后妥协，我们启动了女儿初中毕业后前往墨尔本读高中的申请程序。
　　两个月前的一天，我收到中介发来的一份邮件，那个我见过几次的姑娘用兴奋的语气告诉我，女儿的留学签证下来了，她被墨尔本的一所挺不错的中学录取。
　　当晚，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女儿时，她是一种如释重负的表情。自打进入初中二年级，迎战中考的决战就打响了，她每天早晨6点起床，晚上11点左右才睡觉，中间差不多17个小时的时间一直在上课、上补习班、做无数的试卷，情绪明显受到影响，有时候跟她说话也爱理不理。这晚，她的情绪明显好起来，还跟我们讲了一个笑话。
　　但是我失眠了。卧室里有个地球仪，放了多年，全家人一直视若无物。深更半夜我把它搬出来，擦掉上面的灰尘，放到台灯下，戴上老花眼镜慢慢看。找到中国，找到南京，然后一直往南通过赤道找到澳大利亚，这很容易。可是墨尔本很难找，我大概用了三四分钟才找到，在澳大利亚最南面偏东一点点的大洋边，极小的几个字。
　　我用手机百度：“从南京到墨尔本多少公里？”百度回答：“8000多公里。”
　　我走到门外，点燃一支烟，望着天空，头脑里搜索着形容8000多公里很远很远的中文句子，似乎没有。“千里迢迢”“八千里路云和月”“万里之遥”，好像就这些了。
　　复杂心情中，我们开始了女儿远行前的准备。
　　对我来说，出国的相关知识基本空白。有几个晚上，我在凌晨二三点开着车，跑到办公室，喝茶、抽烟，把中介提供的，至少有近两万字的“出国留学指南”研究了一遍又一遍。
　　我为她的手机花费了大量时间。女儿第一次单独远行，从进入机场安检口到抵达寄宿家庭之前的这段时间，对我来说她是完全失控的。唯一的联系工具是手机。这部手机就像风筝放飞之后的那根线，我要确保这根线没有任何问题。关注之后才知道，在国内选择什么样的手机、什么样的网络才能保证在墨尔本机场百分之百可以通话，这个问题还挺复杂。我去了三次电信营业厅、移动营业厅，一次次领号排队咨询，又请教了在澳大利亚生活过的朋友以及资深的出境游导游朋友，最后辗转找到通讯方面一个很优秀的专家，才算大体弄明白，并给女儿配置了新的手机与网络。
　　我给女儿提前买了机票，是东航的飞机。我通过一个东航的前机长朋友，居然辗转找到了女儿所乘航班的机长。短信来去几回，机长承诺将对女儿给予关照。
　　时近午夜，浦东机场灯光亮堂，旅客渐稀，留下值班的工作人员神情疲惫。女儿要过安检了。她拖着一只深色行李箱，斜背着一个小包，走过安检口，没有回头。15岁，女儿的情绪已经不容易把握。此时此刻，我完全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她意识到此行目的地是8000多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国家了吗？她心里有没有一丝恐惧与离愁？
　　女儿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安检通道的尽头。我和老婆长时间站在安检口，眼光无处着落，心里满是落寞。
　　我们身边，不知什么时候站了一对40来岁的夫妻。两人长时间望着安检通道空空的尽头，神情跟我们一样是那么明显的落寞。可以确定，他们的孩子，应该在我们的女儿之前，也通过了这个安检口，去往异国他乡留学。
　　还好，没有人哭。
　　女儿平安着陆的消息是当日下午传来的。接到消息，我似乎并没有真正开心起来。女儿要在澳大利亚读三年高中，还要读四年本科，可能还要读三年硕士甚至三年博士，将来是否回国也不是我能完全掌控。看来，牵挂注定要成为我下半生的一种情绪常态。未来那么多年，时时刻刻，如果我不能克制住总是想着另一个人是否平安，就很麻烦。
　　女儿刚出国没几天，我的生日到了，我主动给她发了一条微信：“今天是爸爸的生日，爸爸52周岁了。祝我健康吧，只有我健康，才能保障你未来近十年的留学费用。同时，祝福我的女儿平安开心吧，只有我的女儿平安开心，我才生日快乐、天天快乐！”发出之后才意识到，北半球对南半球的思念，如此沉郁，属于“负能量”，必须寻求改变。
　　（摘自《南京日报》2016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