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台湾的家,床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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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年班级的QQ群里,有位家长说到自家女儿:开学时,衣服文具都带到了学校,周末忘记带回家,便大为紧张,不停跟妈妈说:“那是我们家的呀。”不知不觉开始咬指甲,把双手都咬得光秃秃。过了好几周,小姑娘终于适应了学校生活,对自家财物的安全放了心,指甲才慢慢长出来。
  她问我:“你女儿呢?”小年还好。而我突然意识到,小年,其实是把每一个落脚处,都当作家。
  我第一次带她出门旅游,当时她5岁。飞机晚点,到桂林时已近23点,她在进城的车上困得口齿不清:“什么时候到家呀?”我抱着拍着哄着,“快了快了。”到酒店,她往床上一趴,还支起身子大喊一声:“到家了。”倒头睡着,连澡都没洗。
  每个白天欢欢喜喜地吃喝玩乐,傍晚回酒店,她也一样兴高采烈,“回家了。”从桂林去龙脊再去阳朔,每换酒店她都郑重告别:“家,再见。”再义无反顾投入新酒店,“家,我来了。”
  我带她走了不少地方。一次,她在公交车上跟我聊天:“妈妈,我们在台湾的家,床好大。”举座皆惊,好多人回头看我,眼光中都写着“土豪”。我没法向大家解释:我不是侨胞也不曾在台湾置产,只是夏天扶老携幼,沿着凤凰花的踪迹,在那座美丽的南方岛屿待了一周。她一心一意记得的那张床,在某一家汽车旅馆里。
  我始终没试着纠正她:“那些不是家。”因为我也不知道家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一岁多,带她从北京到武汉,先寄居二姨家,再到自己家。那时家里人头济济,没多久,表姐小满出国了,屋子里仿佛一下子空了好多……更不用说,家里换过十多任保姆,好几任钟点工,她不断适应陌生的面孔,不断适应陌生的离开。
  在这千变万化中,她渐渐有了自己的家庭观:地点会更来改去,人员会忽多忽少,连妈妈都不时会消失一段——我曾在外地工作,也频有出差应酬——但有爱、有温饱、有亲人相伴的地方,就是家。
  关于这个,我也是慢慢学会。有一天我无聊自算,发现:光居住一年以上的地址,我就换过14个。年轻时,我以为三宅一生,是女子们固定的宿命,只是世事的迁改非人力可控。我沮丧过,黯然过,但渐渐习惯:好几个网购收货地址,每次都要确认不会选错;每个住处都有化妆包、正装裙子及高跟鞋,更不用说牙刷、毛巾、拖鞋;最重要的是,每地,都有朋友。这令我不自觉是漂泊,反而有乾隆下江南般的豪横。家,是中国人的宗教,居而无定者,往往也同时面临精神世界的彷徨无依。但与其带着旧时神主的残片,发出失根兰花的悲叹,不如学习榕树的强韧,它落地生根;抑或有蒲公英的自觉,好风送它一路远行,寻找下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小年也不是一直都适应得那么好。她偷偷告诉我,在学校的第一周,第一个独睡的夜——从出生以来,她不曾离开我或姥姥的身畔——她想念我,但忍住了,没有哭。她聪明地说:“老师说,学校是大家庭,回家是开心的事,开心的时候还哭,多奇怪呀。”开心之处,便是家。
  (王世全摘自《生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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