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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记号在甲骨文中即已存在，而简化字中汉字的记号化趋势则越发明显。如今学界对汉字中存在记号及记号字的问题已经形成共识，但由于传统的汉字结构理论忽视了记号字的存在，许慎的“六书”说已难以适用于现代汉字结构类型。建构一种充分考虑到记号、记号字存在的，且能适合于古今所有汉字结构的新的构造理论，对汉字理论的发展尤为重要。
关键词：记号 记号字 古文字 今文字
一.记号理论研究概览
在语言学中，记号是一个被广泛运用的术语，如语法学中就有语法记号（notation）的术语。而在汉字学界，对记号则有不同的称呼，除通常叫做记号外，还有彣饰、文饰、羡符、定符、羡余等不同说法。
从传统的汉字构形角度来看，记号和汉字所代表的词的语音、语义都没有必然联系，它既可以单独构成一个字，形成记号字，又可以与其他表示意义及读音的偏旁并列，形成“半记号字”——即形成“半记号半表意字”，或“半记号半表音字”。简而言之，我们在汉字系统中所说的“记号”，是指既不表示读音，也不代表意义，又不区分词性，而只起到替代和美化汉字结构作用的构字部件。
早在甲骨文阶段，汉字中就已有记号和记号字的存在，但直到19世纪后期，文字学家才开始注意到“记号”这一概念。清朝王筠最早论及并有专门术语称呼记号，并将其“强名曰彣饰焉尔。”
唐兰则最早提出记号与记号字这两个术语。他从汉字形体演变的角度，首次提出记号和记号文字的概念，虽然唐兰并未具体说明什么是记号和记号字，但他对相关现象所展开的分析，无疑使我国文字结构理论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也对文字教学具有一定启发意义。周有光最早界定了记号的概念，并指出“六书”关注的重点在其来源，“三书”的着眼点在其功能。裘锡圭则认为部分原始符号在汉字之初就可能来自远古的原始记号。
在汉字体系中，有大量记号及记号字存在，这一观点已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
二.“六书”无古文字记号之位置
“六书”是汉代学者依据小篆所总结出的传统汉字结构理论。它虽然基本切合大多数小篆的结构，但却不能涵盖所有小篆特别是小篆以前的甲骨文、金文以及战国古文的结构类型，以致相当数量的古文字无法按照六书归类。究其原因，就在于六书没有注意到记号和记号字存在的事实，也没有在汉字构字部件及构形理论中给二者留下位置。如甲骨文的“母”（在“女”字上加4个点以区别于“女”）、“人”、“千”（在“人”之上加横线作为填空记号，既表示人，也表示数字，后成为别形记号专表示数字“千”）、“不”、“丕”、“否”（在竖线上加了填空记号）、“典”（在字形下部加了两条横线作为填空记号）、“升”（在甲骨文“斗”的基础上加3个点以区别于“斗”）、“又”（本像右手形，金文在豎线上加曲线作为填空记号）、“尚”（在“向”字的基础上加两条横线作为别形记号，以区别于“向”）、“与”（分别加填空记号“二”、“口”）、“穆”（加了填空记号“彡”）、“仓”（，轮廓记号字）、“折”（“二”指点断裂之处）、“井”（中间的点是填空记号）、“鼎”（轮廓记号字）、“享”（轮廓记号字），古文“工”（在甲骨文、金文“工”字的基础上中加填空记号）、“礼”（用“乙”代替声符）、“上”（下面加填空记号）、“无”（无，轮廓记号字）、“马”（半记号半意符文字）、“涿”（半记号半意符文字）、“侯”（半记号半意符文字）等，就不能归附于六书的任何一类。
三.“六书”不适合今文字记号
从战国中晚期开始逐渐形成的今文字，在线条、结构、方法上和古文字更是大异其趣。
首先，在笔势上，一改古文字的线条化而走向笔画化，用横、竖、撇、点、折五种基本笔画构建部件乃至构建汉字，实现了汉字记录而非表现汉语的功能。
第二，在形式上，把近乎狭长的古文字改变为四方四正的方框形文字。
第三，在手段上，经常用混同、简化等手法，减少线条、笔画、结构，把原来的意符、声符或者意符和声符改造成一个记号，使汉字的象形意味消失殆尽。
如果在汉字教学，尤其是对外汉字教学中还死守传统的六书说，用它分析今文字甚至简化字的结构类型，必然扞格难通，捉襟见肘。
下面以“”旁与“西”旁为例进行说明。
在“”旁中，通常见到的文字有“春”、“秦”、“泰”、“奉”、“奏”。
“春”在甲骨文里有较多的异体字。如作从日从艸从屯、屯亦声，从日从林从屯、屯亦声，从日从森从屯、屯亦声，从日从木从屯、屯亦声，从日从屯、屯亦声。说明天气暖和、青草艰难生长的日子就是春天。是形声字。而今文字把“艸”和“屯”类化成“”，这就将“春”变成了半意符半记号文字。
“秦”字，在甲骨文从午从収从禾（代表粮食），表示以双手握杵捣粮食，意及盛产粮食之地，是表意字。但后来把“午”和“収”类化为“”，这就将“秦”转化成半意符半记号文字。
“泰”字，在小篆中从大从収从水、大亦声，表示一个人捧水洗澡的动作。是形声字。在今文字中，则把“大”和“収”类化成“”，如此一来，“泰”就变成了半记号半意符文字。
“奉”字，最早见于金文，从丮从丰、丰亦声，亦可从収从丰、丰亦声，表示两只手捧起野萝卜（丰），“奉”也是“捧”的初形。今文字中把“丰”和“収”混同成“”，把下面的“手”写成不是象形又不表音的部件——记号，把“奉”整个变成记号字。
“奏”字诚如徐中舒先生在《甲骨文字典》中所述：“林义光谓象华饰之形，其说可参……卜辞及铜器铭文中奏皆有祈丐之意。”[1]在小篆中变作从収从屮从夲。会意字。如今把“収”、“屮”混同成“”，并将下部类化成“天”，“奏”，变为记号字。
“西”在甲骨文中的形状如同鸟巢，其含义既表示鸟巢，又表示鸟的栖息。金文中已有加记号的形体，小篆把记号附会为鸟的样子，但仍是象形字。隶楷阶段作“西”形，成为独立记号字，只表示西方义。作为偏旁，有时写作“覀”。 有“西”（覀）旁的字有晒、栖、哂、硒、贾、要、粟、栗、票、覃等。虽然看起来都有“西”（覀）这个部件，但其充当的角色比较复杂。除了在“晒”、“硒”、“栖”、“哂”等字中充当音符外，在其他简化字中则成为既不表意又不表音的旁记号，且其作为旁记号的来源很复杂，有从音符来的，也有从意符来的。
此外，从意符来的“覀”至少混同着五个意符。
“要”原表示“人的腰部”，《说文·臼部》：“要，身中也。象人要自臼之形，从臼。”[2]段玉裁注云：“上象人首，下象人足，中象人腰，而自臼持之，故从臼。”[3]在今文字中，“要”把古文字中的腰部和双手混同为旁记号“覀”，因此，“要”就从会意字变成了半意符半记号文字。
“粟”字在甲骨文中将禾与颗粒组合在一起，表示谷子。象形字。在今文字中，已经演变为“覀”，而“粟”仍然是半意符半记号文字。
“栗”在甲骨文中形状如同木上结的栗子。为象形字。在隶楷阶段与“覀”混同，也是半意符半记号文字。
“票”，许慎在《说文·火部》中将其解释为：“火飞也。从火。方昭切。”[4]隶楷混同作记号“覀”，把“火”混同成“示”。因此，“票”就成为由两个记号共同构成的合体记号字。
“覆”字（从襾復声），在隶楷阶段把形旁“襾”混同成记号“覀”，“覆”也因此成为半声符半记号文字。
“覂”字（从襾乏声），在隶楷阶段把形旁“襾”混同为记号“覀”，“覂”也因此成为半声符半记号字。
“覃”字本是从厚从卤的会意字，在隶楷阶段把“卤”混同成记号“覀”，把“厚”混同成“早”，“覃”字也因此成为合体记号字。
像这类字，如果勿论其源流，只平面的看现代汉字的结构，在六书框架里显然无法归类。原因就在于这些字中都有记号的身影，而六书只是建立在意符和声符这两个部件之上的理论，根本没有考虑到记号以及记号字的存在。
由上所述，早在甲骨文时期，漢字中就已有记号和记号字存在。而在现代汉字体系中，记号与记号字更是得到了大量应用。这也使“六书”中相当数量的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的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使众多独体字转变为记号字，又使一些会意字成为由半记号半表意文字，也使一些形声字成为半记号半表音文字，这些因素都促使汉字逐步迈向记号化。记号、记号字的存在，强烈冲击了传统六书理论，甚至唐兰的三书理论也不能完全概括现代简化字的构造类。因而，需要建构一种充分考虑到记号、记号字存在的事实并且适合于古今所有汉字结构的新的构造理论。
参考文献
[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3]柳建钰.记号字、半记号字及其在现代汉字中基本情况探讨[J].宁夏大学学报，2005（4）
[4]李晓楠.古文字中的记号[C]. 泉州，华侨大学，2011
[5]刘钊.古文字构型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6]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7]唐兰.中国文字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8]王凤阳.汉字学[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9]王筠.说文释例[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0]王立军.字形体变异与构型理论的相互影响[J].语言研究，2004（3）
[11]汪堂家.记号、符号及其效力[J].复旦学报，2004（3）
[12]张新艳.《说文》中的非字声符[J].汉字文化，2009（4）
[13]周有光.比较文字学初探[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
注 释
[1]徐中舒.甲骨文字典[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6：1173
[2]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60
[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105
[4]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209
（作者单位：澳门科技大学）
关键词：记号 记号字 古文字 今文字
一.记号理论研究概览
在语言学中，记号是一个被广泛运用的术语，如语法学中就有语法记号（notation）的术语。而在汉字学界，对记号则有不同的称呼，除通常叫做记号外，还有彣饰、文饰、羡符、定符、羡余等不同说法。
从传统的汉字构形角度来看，记号和汉字所代表的词的语音、语义都没有必然联系，它既可以单独构成一个字，形成记号字，又可以与其他表示意义及读音的偏旁并列，形成“半记号字”——即形成“半记号半表意字”，或“半记号半表音字”。简而言之，我们在汉字系统中所说的“记号”，是指既不表示读音，也不代表意义，又不区分词性，而只起到替代和美化汉字结构作用的构字部件。
早在甲骨文阶段，汉字中就已有记号和记号字的存在，但直到19世纪后期，文字学家才开始注意到“记号”这一概念。清朝王筠最早论及并有专门术语称呼记号，并将其“强名曰彣饰焉尔。”
唐兰则最早提出记号与记号字这两个术语。他从汉字形体演变的角度，首次提出记号和记号文字的概念，虽然唐兰并未具体说明什么是记号和记号字，但他对相关现象所展开的分析，无疑使我国文字结构理论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也对文字教学具有一定启发意义。周有光最早界定了记号的概念，并指出“六书”关注的重点在其来源，“三书”的着眼点在其功能。裘锡圭则认为部分原始符号在汉字之初就可能来自远古的原始记号。
在汉字体系中，有大量记号及记号字存在，这一观点已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
二.“六书”无古文字记号之位置
“六书”是汉代学者依据小篆所总结出的传统汉字结构理论。它虽然基本切合大多数小篆的结构，但却不能涵盖所有小篆特别是小篆以前的甲骨文、金文以及战国古文的结构类型，以致相当数量的古文字无法按照六书归类。究其原因，就在于六书没有注意到记号和记号字存在的事实，也没有在汉字构字部件及构形理论中给二者留下位置。如甲骨文的“母”（在“女”字上加4个点以区别于“女”）、“人”、“千”（在“人”之上加横线作为填空记号，既表示人，也表示数字，后成为别形记号专表示数字“千”）、“不”、“丕”、“否”（在竖线上加了填空记号）、“典”（在字形下部加了两条横线作为填空记号）、“升”（在甲骨文“斗”的基础上加3个点以区别于“斗”）、“又”（本像右手形，金文在豎线上加曲线作为填空记号）、“尚”（在“向”字的基础上加两条横线作为别形记号，以区别于“向”）、“与”（分别加填空记号“二”、“口”）、“穆”（加了填空记号“彡”）、“仓”（，轮廓记号字）、“折”（“二”指点断裂之处）、“井”（中间的点是填空记号）、“鼎”（轮廓记号字）、“享”（轮廓记号字），古文“工”（在甲骨文、金文“工”字的基础上中加填空记号）、“礼”（用“乙”代替声符）、“上”（下面加填空记号）、“无”（无，轮廓记号字）、“马”（半记号半意符文字）、“涿”（半记号半意符文字）、“侯”（半记号半意符文字）等，就不能归附于六书的任何一类。
三.“六书”不适合今文字记号
从战国中晚期开始逐渐形成的今文字，在线条、结构、方法上和古文字更是大异其趣。
首先，在笔势上，一改古文字的线条化而走向笔画化，用横、竖、撇、点、折五种基本笔画构建部件乃至构建汉字，实现了汉字记录而非表现汉语的功能。
第二，在形式上，把近乎狭长的古文字改变为四方四正的方框形文字。
第三，在手段上，经常用混同、简化等手法，减少线条、笔画、结构，把原来的意符、声符或者意符和声符改造成一个记号，使汉字的象形意味消失殆尽。
如果在汉字教学，尤其是对外汉字教学中还死守传统的六书说，用它分析今文字甚至简化字的结构类型，必然扞格难通，捉襟见肘。
下面以“”旁与“西”旁为例进行说明。
在“”旁中，通常见到的文字有“春”、“秦”、“泰”、“奉”、“奏”。
“春”在甲骨文里有较多的异体字。如作从日从艸从屯、屯亦声，从日从林从屯、屯亦声，从日从森从屯、屯亦声，从日从木从屯、屯亦声，从日从屯、屯亦声。说明天气暖和、青草艰难生长的日子就是春天。是形声字。而今文字把“艸”和“屯”类化成“”，这就将“春”变成了半意符半记号文字。
“秦”字，在甲骨文从午从収从禾（代表粮食），表示以双手握杵捣粮食，意及盛产粮食之地，是表意字。但后来把“午”和“収”类化为“”，这就将“秦”转化成半意符半记号文字。
“泰”字，在小篆中从大从収从水、大亦声，表示一个人捧水洗澡的动作。是形声字。在今文字中，则把“大”和“収”类化成“”，如此一来，“泰”就变成了半记号半意符文字。
“奉”字，最早见于金文，从丮从丰、丰亦声，亦可从収从丰、丰亦声，表示两只手捧起野萝卜（丰），“奉”也是“捧”的初形。今文字中把“丰”和“収”混同成“”，把下面的“手”写成不是象形又不表音的部件——记号，把“奉”整个变成记号字。
“奏”字诚如徐中舒先生在《甲骨文字典》中所述：“林义光谓象华饰之形，其说可参……卜辞及铜器铭文中奏皆有祈丐之意。”[1]在小篆中变作从収从屮从夲。会意字。如今把“収”、“屮”混同成“”，并将下部类化成“天”，“奏”，变为记号字。
“西”在甲骨文中的形状如同鸟巢，其含义既表示鸟巢，又表示鸟的栖息。金文中已有加记号的形体，小篆把记号附会为鸟的样子，但仍是象形字。隶楷阶段作“西”形，成为独立记号字，只表示西方义。作为偏旁，有时写作“覀”。 有“西”（覀）旁的字有晒、栖、哂、硒、贾、要、粟、栗、票、覃等。虽然看起来都有“西”（覀）这个部件，但其充当的角色比较复杂。除了在“晒”、“硒”、“栖”、“哂”等字中充当音符外，在其他简化字中则成为既不表意又不表音的旁记号，且其作为旁记号的来源很复杂，有从音符来的，也有从意符来的。
此外，从意符来的“覀”至少混同着五个意符。
“要”原表示“人的腰部”，《说文·臼部》：“要，身中也。象人要自臼之形，从臼。”[2]段玉裁注云：“上象人首，下象人足，中象人腰，而自臼持之，故从臼。”[3]在今文字中，“要”把古文字中的腰部和双手混同为旁记号“覀”，因此，“要”就从会意字变成了半意符半记号文字。
“粟”字在甲骨文中将禾与颗粒组合在一起，表示谷子。象形字。在今文字中，已经演变为“覀”，而“粟”仍然是半意符半记号文字。
“栗”在甲骨文中形状如同木上结的栗子。为象形字。在隶楷阶段与“覀”混同，也是半意符半记号文字。
“票”，许慎在《说文·火部》中将其解释为：“火飞也。从火。方昭切。”[4]隶楷混同作记号“覀”，把“火”混同成“示”。因此，“票”就成为由两个记号共同构成的合体记号字。
“覆”字（从襾復声），在隶楷阶段把形旁“襾”混同成记号“覀”，“覆”也因此成为半声符半记号文字。
“覂”字（从襾乏声），在隶楷阶段把形旁“襾”混同为记号“覀”，“覂”也因此成为半声符半记号字。
“覃”字本是从厚从卤的会意字，在隶楷阶段把“卤”混同成记号“覀”，把“厚”混同成“早”，“覃”字也因此成为合体记号字。
像这类字，如果勿论其源流，只平面的看现代汉字的结构，在六书框架里显然无法归类。原因就在于这些字中都有记号的身影，而六书只是建立在意符和声符这两个部件之上的理论，根本没有考虑到记号以及记号字的存在。
由上所述，早在甲骨文时期，漢字中就已有记号和记号字存在。而在现代汉字体系中，记号与记号字更是得到了大量应用。这也使“六书”中相当数量的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的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使众多独体字转变为记号字，又使一些会意字成为由半记号半表意文字，也使一些形声字成为半记号半表音文字，这些因素都促使汉字逐步迈向记号化。记号、记号字的存在，强烈冲击了传统六书理论，甚至唐兰的三书理论也不能完全概括现代简化字的构造类。因而，需要建构一种充分考虑到记号、记号字存在的事实并且适合于古今所有汉字结构的新的构造理论。
参考文献
[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3]柳建钰.记号字、半记号字及其在现代汉字中基本情况探讨[J].宁夏大学学报，2005（4）
[4]李晓楠.古文字中的记号[C]. 泉州，华侨大学，2011
[5]刘钊.古文字构型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6]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7]唐兰.中国文字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8]王凤阳.汉字学[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9]王筠.说文释例[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0]王立军.字形体变异与构型理论的相互影响[J].语言研究，2004（3）
[11]汪堂家.记号、符号及其效力[J].复旦学报，2004（3）
[12]张新艳.《说文》中的非字声符[J].汉字文化，2009（4）
[13]周有光.比较文字学初探[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
注 释
[1]徐中舒.甲骨文字典[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6：1173
[2]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60
[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105
[4]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209
（作者单位：澳门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