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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中午我们将到达柏林，一切都被终结于尘世间。”怀揣着叔本华的这句话，我不情愿地爬出温热的被窝，走过凌晨4点慕尼黑空旷的大街，搭乘ICE高铁去柏林。啤酒节临近尾声，街面一片狼藉，醉汉如僵尸般在路灯下过境，脱衣舞女的照片在橱窗里泛着粉红的光。我暗想，这真是个资本主义城寨。
到达柏林正好是中午，自几个小时前的莱比锡开始，车窗外就多了许多破败的厂房，墙上写满涂鸦，那些方盒子建筑毫无生气地堆放在丛林中，让我觉得自己正在时间长河中回溯至冷战的上游。看着窗外北德莽莽的平原和丘陵，我心存疑虑，真的会遭遇终结于尘世间的种种吗？
长久以来对柏林遥远的迷恋，终于在驶进中央车站那一刻有了坚实的皈依。柏林，是一座凝结了整个20世纪沧桑的城市。一战、魏玛共和国、民主陷落、纳粹崛起、希特勒与二战、东西方割据、漫长的冷战时代、两德统一及柏林墙崩溃……有人说，伊斯坦布尔是联结东西方的城市，但在我心目中，柏林才是。
勃列日涅夫和埃里希·昂纳克的“基情”之吻
为什么喜欢柏林？不如聊聊我最爱的一部电影吧。它所说的，是民主德国在一个小房间里的延续。亚历克斯的妈妈，曾经是忠诚的SED（东德统一社会党）党员，她于柏林墙倒塌前意外昏迷，又于两德统一后醒来。亚历克斯为了妈妈脆弱的神经，决定在她的病榻周围编织一个善意的谎言。
那是德国人对往事一次暧昧的告别。据说两德统一后，不少人主张重建柏林墙，甚至还要加高3米。戏仿也好，怀旧也罢，德国人对于东德时代的感受绝非简单的爱恨两分可以定义的。电影里有句台词，我深有感触：“我仿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民主德国变成了理想中的模样。”听起来有一种无奈的悲凉。
当统一的狂喜消退，后遗症开始凸显。贫穷而性感的柏林，必须承担高失业率和高财政赤字的沉重负担。东西德发展的极度不均衡，不是1：1兑换东德马克就可以解决的，随着时间推移，总有数量不少的中老年人还怀念过去在东部不愁福利和医疗的日子。
也许，了解柏林，必须先从柏林墙开始。从1961年8月13日到1989年11月9日，这道高墙隔绝了东方和西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它的建起和倒下，也是冷战渐入高潮和终于结束的标志。它倒下的那一年我6岁，只会在老师组织下搬着小板凳在学校礼堂里看上头派发的宣传片。自打正式知道柏林墙，我就想着有生之年一定要去看一看。
刻意把入住的hostel订在前东柏林的Prenzlauerberg，离独立设计师云集的栗子树大街很近。宽阔空旷的马路，遮天蔽日的梧桐树，低调朴实的民居，这儿给我的感觉有点像北京或南京。放下背包出门闲逛，坐上开往亚历山大广场的地铁，浅绿色马赛克装饰的站台、铁锈色的站牌、车厢里的复古小碎花沙发，一切仿佛还停留在30年前。
玻璃墙附近著名的纪念遗址——白色十字架
一路换乘到了弗雷德里希大街车站，隶属于柏林所谓的“Mitte”（市中心）区。时光倒转30年，当时这里不仅有海关关口，还有签证发放处和货币兑换点。人们在这里下车，换乘地铁继续前往东柏林，他们中有西德公民、外交官、外国人以及少量的东德公民。
弗雷德里希大街车站的检查点被称为“Palace of Tears”，意即“眼泪的殿堂”。许多东德人把西德亲戚送到这里，因为没有证件，只能目送亲人远去，无数人在门口洒下离别的泪水。今年9月14日，检查站旧址作为博物馆向游人开放。
出了车站，就是贯穿柏林的施普雷河。在《再见列宁》里，昏迷后苏醒的妈妈最想吃的，就是前东德产的施普雷牌腌黄瓜，但统一之后超市统统换上西方货品，这牌子已难觅踪影。不过，现在有个地方竟然还能买到，那就是博物馆岛上的DDR博物馆。作为专业展示前东德生活的私人博物馆，纪念品商店里赫然摆着一排排施普雷牌腌黄瓜。当然，谁都心知肚明，其实这是用社会主义的瓶子装资本主义的瓜，卖的就是个乡愁。
施普雷河上发生过太多逃亡者的故事。1961年，前东德最高领导人贡布里希指示埃里希·昂纳克发起“玫瑰行动”，为的是防止人口日益流失，而当铁丝网和栅栏树起来之后，天然的分割线施普雷河也成了逃亡者展示“才华”的生死场。
1961年12月的一个深夜，潜水冠军英戈·克鲁格穿上潜水服，戴上呼吸装备，从施普雷河的东岸悄悄下水，准备登上国会大厦附近的河岸，在那里，他的未婚妻正穿得严严实实在等他。但在夜半时分，那年轻的姑娘目睹海关汽艇在河里捞起了一具男性尸体——英戈低估了寒冬时节施普雷河水的冰冷。
国会大厦一带是政府建筑群的集中地，旧的大多数在战争中湮灭，新的就成了现代派建筑师的试验田。诺曼·福斯特爵士为国会大厦修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玻璃圆顶，却能与古典主义完美融于一体、交相辉映。正值深秋，道路两旁的树木如火焰一般的红，遍地都是落叶。
在国会大厦旁的河岸边，一低头，竟与柏林墙的遗址不期而遇，地上的铜制铭牌写着“Berliner Mauer（1961–1989）”。关于柏林墙，这附近有个著名的纪念遗址，叫“白色十字架”（White Crosses），分散于几处，有些在河岸边，有些在附近的提尔公园里。每个十字架上，都刻着一位柏林墙受难者的名字；每个受难者的背后，都有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 在这些人中，最著名的应该是18岁的彼得·费彻。1962年8月17日，小彼得和他的同学一起，从一栋废弃的建筑物奔向高墙，试图以快捷的身手完成这次冒险的冲锋。边界警察的自动武器开火了，他的同学成功到达，而彼得的小腿中弹，摔落在墙脚。他的呻吟和呼救开始很大声，后来越来越微弱，因为子弹打断了他的动脉。
被禁止进入东德领土的西柏林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而检查站的美国士兵在被记者问及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时，耸耸肩说：“不是我们的问题。”这话后来成为西德日益增长的反美主义之根源。彼得·费彻的死，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可能是影响最大的，引发了长久的抗议浪潮。
在白色十字架旁，我遇见一位老人，他在此发起募捐。自行车的后架上放了整整一筐的书和影碟，都与冷战年代相关。老人说，他来自一个叫“斯大林时代受害者协会”的组织，他的同志——鲁道夫·施罗特——已于2007年4月初因不明原因的癌症去世。募捐来的钱，只是为了给那些曾经在斯大林时代受到残酷迫害的老人，一个衣食无忧的归宿。
至于那些曾经双手沾血的人呢？两德统一后，呼吁将埃里希·昂纳克送上审判席的声音从来没断过，但由于昂纳克糟糕的健康状况，他逃过了种种指控。1993年，昂纳克和家人飞往智利接受政治避难，一年多后在圣地亚哥病逝。
国会大厦300米开外，就是德国的象征，勃兰登堡门。女武神在城门上傲视柏林城，与菩提树下大街另一头的亚历山大广场电视塔沉默地对峙。造访柏林的政治家，一个不落地都会来勃兰登堡门，冷战时代更是如此，因为这儿正是东西德裂痕中最炽烈的伤口。
1963年6月26日，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勃兰登堡门演讲时喊出：“我是一个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成了冷战史上最振聋发聩的名言之一。1987年，冷战结束前夕，罗纳德·里根也在同样地点发出了呐喊：“戈尔巴乔夫先生，拆掉这堵墙吧！”
勃兰登堡门的游客服务中心贩卖一种特殊的明信片。纸卡片上镶了一个圆形的小塑料盒子，里面是一小块柏林墙碎片。是真是假无从判断，销路倒是完全不用发愁。
商店的明信片上有许多令德意志民族刻骨铭心的场景。比如，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勃兰登堡门前挤得水泄不通，年轻人狂欢、落泪，彻夜不眠。最著名的照片出自彼得·列宾之手：画面上，一个士兵正跳过带刺的铁丝网，用摄影大师布列松的话讲，是个“决定性的瞬间”。
这是柏林墙公认最经典的一瞬。那是1961年8月15日，19岁的萨克森士兵康拉德·舒曼被调入首都筑起柏林墙，受到谩骂和诅咒的他心头充满困惑。后来，铁丝网那头的西德人转而开始怂恿他：“过来！过来！”小伙子突然把手里的香烟一扔，抛下沉重的武器，跳过铁丝网，这一刹那，彼得·列宾按下了快门。
看看遍布城区、形态大胆的现代主义建筑，就知道柏林人也善于消解历史。如果他们对过去过于严肃而不能放松，波茨坦广场不可能出现现在那些穿过街道的巨大的粉红色管子，它们象征着已经消失的柏林墙。东德刚刚瓦解时，波茨坦广场还是一片荒废土地，今天这里摩天大楼云集，成为消费主义的圣地。
勃兰登堡门是柏林的中心，也是柏林的标志
然而总有奇迹。有人藏在车前发动机专门改造出的隐蔽舱里，舱门需要多个部件启动并旋转至一定角度时才能打开，由此逃过检查；有人自制热气球，从柏林郊区起飞，飞至子弹打不到的高度，安全降落在西德；有人自制滑轮和箩筐，在风雨夜沿着电线杆滑行，6个小时后终于逃脱；有人居然会做简易的潜水艇，从北海下水，迂回绕到了对面的疆土…… 这些汽车、气球、滑轮、潜艇，都被捐献给查理检查站博物馆，原封不动地放在展厅里。放映室里还有些逃亡题材纪录片或电影，印象中有一部特别有趣，是兄弟俩自制滑翔机飞越柏林墙，半空中以手持摄影机拍地面状况，边拍边聊，举重若轻。
东部画廊是现存最长的一段柏林墙。两德统一后，全世界的艺术家都被邀请来在这一段墙面上自由创作。大体上，他们都在热情讴歌解放，然而我心底的问题是，如果二三十年后，当年那些艺术家重返柏林，他们对彼时和今日又会有怎样的判断和描绘呢？
在高墙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曾经以为这就是世界的全部。在墙倒塌之前，比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等兄弟国家，东德的生活水平优势明显；然而，倒塌之后，人们突然发现，其实他们活在一个破旧、灰暗、污染严重的国度。
前面提到的那位跳过铁丝网的士兵康拉德·舒曼，此后融入了西德社会，还娶了一位西德女孩，在奥迪工作了近二十年。柏林墙倒塌后，他终于有机会回到故乡，结果却发现，在故人心中，他只是个背叛分子和帝国主义的棋子。柏林墙无情地从心理上永远隔开了他和他的亲人。1998年6月，他在自家果园上吊自杀。
在柏林墙公园广阔的草坪上，有一片陈列柜，柜子被分成许多小格子，每一格都属于一位柏林墙的受害者，有的放上了照片，有的连照片也没有。秋风萧瑟，不知道是谁在其中一个格子里摆上了一支白玫瑰。
公园里有一座令人惊艳的和解小教堂，这座以黏土和木材建成的现代主义建筑，是为了纪念1985年被东德以“提高边界安全性”为由炸掉的和解大教堂。后者于1894年建成后一直保存完好，却因为孤零零地矗立于东西柏林间的死角地带，成了政治的牺牲品。
来自斯洛伐克的志愿者小姑娘说，现在它仍被用于婚礼等日常用途。但值得注意的是拥有宗教信仰的人数已经严重下降，柏林市区的许多教堂都已经变成了单纯的景点，丧失了功能上的意义。
东德政权本只想开放公民私人旅行，却被理解成“开放边境”，一夜之间，1989年11月10日的早晨，人们发现柏林又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城市，没有什么比自由地在城市里散步来得更快乐。
弹指间，25年过去，柏林墙渐行渐远。也许，正如《柏林墙》一书的作者弗雷德里克·泰勒感慨的那样：“有时我们可能相信希特勒从未存在过，奥斯维辛只不过是一个波兰荒凉小村庄的德语名字，而柏林墙只是某些人疯狂想象出来的虚幻之物。”但，那136个因柏林墙而逝去的生命，真的已化作历史长河中的轻烟？
到达柏林正好是中午，自几个小时前的莱比锡开始，车窗外就多了许多破败的厂房，墙上写满涂鸦，那些方盒子建筑毫无生气地堆放在丛林中，让我觉得自己正在时间长河中回溯至冷战的上游。看着窗外北德莽莽的平原和丘陵，我心存疑虑，真的会遭遇终结于尘世间的种种吗？
长久以来对柏林遥远的迷恋，终于在驶进中央车站那一刻有了坚实的皈依。柏林，是一座凝结了整个20世纪沧桑的城市。一战、魏玛共和国、民主陷落、纳粹崛起、希特勒与二战、东西方割据、漫长的冷战时代、两德统一及柏林墙崩溃……有人说，伊斯坦布尔是联结东西方的城市，但在我心目中，柏林才是。
为什么喜欢柏林？不如聊聊我最爱的一部电影吧。它所说的，是民主德国在一个小房间里的延续。亚历克斯的妈妈，曾经是忠诚的SED（东德统一社会党）党员，她于柏林墙倒塌前意外昏迷，又于两德统一后醒来。亚历克斯为了妈妈脆弱的神经，决定在她的病榻周围编织一个善意的谎言。
那是德国人对往事一次暧昧的告别。据说两德统一后，不少人主张重建柏林墙，甚至还要加高3米。戏仿也好，怀旧也罢，德国人对于东德时代的感受绝非简单的爱恨两分可以定义的。电影里有句台词，我深有感触：“我仿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民主德国变成了理想中的模样。”听起来有一种无奈的悲凉。
当统一的狂喜消退，后遗症开始凸显。贫穷而性感的柏林，必须承担高失业率和高财政赤字的沉重负担。东西德发展的极度不均衡，不是1：1兑换东德马克就可以解决的，随着时间推移，总有数量不少的中老年人还怀念过去在东部不愁福利和医疗的日子。
也许，了解柏林，必须先从柏林墙开始。从1961年8月13日到1989年11月9日，这道高墙隔绝了东方和西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它的建起和倒下，也是冷战渐入高潮和终于结束的标志。它倒下的那一年我6岁，只会在老师组织下搬着小板凳在学校礼堂里看上头派发的宣传片。自打正式知道柏林墙，我就想着有生之年一定要去看一看。
十字架上的受难者
刻意把入住的hostel订在前东柏林的Prenzlauerberg，离独立设计师云集的栗子树大街很近。宽阔空旷的马路，遮天蔽日的梧桐树，低调朴实的民居，这儿给我的感觉有点像北京或南京。放下背包出门闲逛，坐上开往亚历山大广场的地铁，浅绿色马赛克装饰的站台、铁锈色的站牌、车厢里的复古小碎花沙发，一切仿佛还停留在30年前。
一路换乘到了弗雷德里希大街车站，隶属于柏林所谓的“Mitte”（市中心）区。时光倒转30年，当时这里不仅有海关关口，还有签证发放处和货币兑换点。人们在这里下车，换乘地铁继续前往东柏林，他们中有西德公民、外交官、外国人以及少量的东德公民。
弗雷德里希大街车站的检查点被称为“Palace of Tears”，意即“眼泪的殿堂”。许多东德人把西德亲戚送到这里，因为没有证件，只能目送亲人远去，无数人在门口洒下离别的泪水。今年9月14日，检查站旧址作为博物馆向游人开放。
出了车站，就是贯穿柏林的施普雷河。在《再见列宁》里，昏迷后苏醒的妈妈最想吃的，就是前东德产的施普雷牌腌黄瓜，但统一之后超市统统换上西方货品，这牌子已难觅踪影。不过，现在有个地方竟然还能买到，那就是博物馆岛上的DDR博物馆。作为专业展示前东德生活的私人博物馆，纪念品商店里赫然摆着一排排施普雷牌腌黄瓜。当然，谁都心知肚明，其实这是用社会主义的瓶子装资本主义的瓜，卖的就是个乡愁。
施普雷河上发生过太多逃亡者的故事。1961年，前东德最高领导人贡布里希指示埃里希·昂纳克发起“玫瑰行动”，为的是防止人口日益流失，而当铁丝网和栅栏树起来之后，天然的分割线施普雷河也成了逃亡者展示“才华”的生死场。
1961年12月的一个深夜，潜水冠军英戈·克鲁格穿上潜水服，戴上呼吸装备，从施普雷河的东岸悄悄下水，准备登上国会大厦附近的河岸，在那里，他的未婚妻正穿得严严实实在等他。但在夜半时分，那年轻的姑娘目睹海关汽艇在河里捞起了一具男性尸体——英戈低估了寒冬时节施普雷河水的冰冷。
国会大厦一带是政府建筑群的集中地，旧的大多数在战争中湮灭，新的就成了现代派建筑师的试验田。诺曼·福斯特爵士为国会大厦修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玻璃圆顶，却能与古典主义完美融于一体、交相辉映。正值深秋，道路两旁的树木如火焰一般的红，遍地都是落叶。
在国会大厦旁的河岸边，一低头，竟与柏林墙的遗址不期而遇，地上的铜制铭牌写着“Berliner Mauer（1961–1989）”。关于柏林墙，这附近有个著名的纪念遗址，叫“白色十字架”（White Crosses），分散于几处，有些在河岸边，有些在附近的提尔公园里。每个十字架上，都刻着一位柏林墙受难者的名字；每个受难者的背后，都有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 在这些人中，最著名的应该是18岁的彼得·费彻。1962年8月17日，小彼得和他的同学一起，从一栋废弃的建筑物奔向高墙，试图以快捷的身手完成这次冒险的冲锋。边界警察的自动武器开火了，他的同学成功到达，而彼得的小腿中弹，摔落在墙脚。他的呻吟和呼救开始很大声，后来越来越微弱，因为子弹打断了他的动脉。
被禁止进入东德领土的西柏林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而检查站的美国士兵在被记者问及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时，耸耸肩说：“不是我们的问题。”这话后来成为西德日益增长的反美主义之根源。彼得·费彻的死，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可能是影响最大的，引发了长久的抗议浪潮。
在白色十字架旁，我遇见一位老人，他在此发起募捐。自行车的后架上放了整整一筐的书和影碟，都与冷战年代相关。老人说，他来自一个叫“斯大林时代受害者协会”的组织，他的同志——鲁道夫·施罗特——已于2007年4月初因不明原因的癌症去世。募捐来的钱，只是为了给那些曾经在斯大林时代受到残酷迫害的老人，一个衣食无忧的归宿。
至于那些曾经双手沾血的人呢？两德统一后，呼吁将埃里希·昂纳克送上审判席的声音从来没断过，但由于昂纳克糟糕的健康状况，他逃过了种种指控。1993年，昂纳克和家人飞往智利接受政治避难，一年多后在圣地亚哥病逝。
国会大厦300米开外，就是德国的象征，勃兰登堡门。女武神在城门上傲视柏林城，与菩提树下大街另一头的亚历山大广场电视塔沉默地对峙。造访柏林的政治家，一个不落地都会来勃兰登堡门，冷战时代更是如此，因为这儿正是东西德裂痕中最炽烈的伤口。
1963年6月26日，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勃兰登堡门演讲时喊出：“我是一个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成了冷战史上最振聋发聩的名言之一。1987年，冷战结束前夕，罗纳德·里根也在同样地点发出了呐喊：“戈尔巴乔夫先生，拆掉这堵墙吧！”
勃兰登堡门的游客服务中心贩卖一种特殊的明信片。纸卡片上镶了一个圆形的小塑料盒子，里面是一小块柏林墙碎片。是真是假无从判断，销路倒是完全不用发愁。
翻墙故事
商店的明信片上有许多令德意志民族刻骨铭心的场景。比如，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勃兰登堡门前挤得水泄不通，年轻人狂欢、落泪，彻夜不眠。最著名的照片出自彼得·列宾之手：画面上，一个士兵正跳过带刺的铁丝网，用摄影大师布列松的话讲，是个“决定性的瞬间”。
这是柏林墙公认最经典的一瞬。那是1961年8月15日，19岁的萨克森士兵康拉德·舒曼被调入首都筑起柏林墙，受到谩骂和诅咒的他心头充满困惑。后来，铁丝网那头的西德人转而开始怂恿他：“过来！过来！”小伙子突然把手里的香烟一扔，抛下沉重的武器，跳过铁丝网，这一刹那，彼得·列宾按下了快门。
看看遍布城区、形态大胆的现代主义建筑，就知道柏林人也善于消解历史。如果他们对过去过于严肃而不能放松，波茨坦广场不可能出现现在那些穿过街道的巨大的粉红色管子，它们象征着已经消失的柏林墙。东德刚刚瓦解时，波茨坦广场还是一片荒废土地，今天这里摩天大楼云集，成为消费主义的圣地。
然而总有奇迹。有人藏在车前发动机专门改造出的隐蔽舱里，舱门需要多个部件启动并旋转至一定角度时才能打开，由此逃过检查；有人自制热气球，从柏林郊区起飞，飞至子弹打不到的高度，安全降落在西德；有人自制滑轮和箩筐，在风雨夜沿着电线杆滑行，6个小时后终于逃脱；有人居然会做简易的潜水艇，从北海下水，迂回绕到了对面的疆土…… 这些汽车、气球、滑轮、潜艇，都被捐献给查理检查站博物馆，原封不动地放在展厅里。放映室里还有些逃亡题材纪录片或电影，印象中有一部特别有趣，是兄弟俩自制滑翔机飞越柏林墙，半空中以手持摄影机拍地面状况，边拍边聊，举重若轻。
往事并不如烟
东部画廊是现存最长的一段柏林墙。两德统一后，全世界的艺术家都被邀请来在这一段墙面上自由创作。大体上，他们都在热情讴歌解放，然而我心底的问题是，如果二三十年后，当年那些艺术家重返柏林，他们对彼时和今日又会有怎样的判断和描绘呢？
在高墙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曾经以为这就是世界的全部。在墙倒塌之前，比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等兄弟国家，东德的生活水平优势明显；然而，倒塌之后，人们突然发现，其实他们活在一个破旧、灰暗、污染严重的国度。
前面提到的那位跳过铁丝网的士兵康拉德·舒曼，此后融入了西德社会，还娶了一位西德女孩，在奥迪工作了近二十年。柏林墙倒塌后，他终于有机会回到故乡，结果却发现，在故人心中，他只是个背叛分子和帝国主义的棋子。柏林墙无情地从心理上永远隔开了他和他的亲人。1998年6月，他在自家果园上吊自杀。
在柏林墙公园广阔的草坪上，有一片陈列柜，柜子被分成许多小格子，每一格都属于一位柏林墙的受害者，有的放上了照片，有的连照片也没有。秋风萧瑟，不知道是谁在其中一个格子里摆上了一支白玫瑰。
公园里有一座令人惊艳的和解小教堂，这座以黏土和木材建成的现代主义建筑，是为了纪念1985年被东德以“提高边界安全性”为由炸掉的和解大教堂。后者于1894年建成后一直保存完好，却因为孤零零地矗立于东西柏林间的死角地带，成了政治的牺牲品。
来自斯洛伐克的志愿者小姑娘说，现在它仍被用于婚礼等日常用途。但值得注意的是拥有宗教信仰的人数已经严重下降，柏林市区的许多教堂都已经变成了单纯的景点，丧失了功能上的意义。
东德政权本只想开放公民私人旅行，却被理解成“开放边境”，一夜之间，1989年11月10日的早晨，人们发现柏林又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城市，没有什么比自由地在城市里散步来得更快乐。
弹指间，25年过去，柏林墙渐行渐远。也许，正如《柏林墙》一书的作者弗雷德里克·泰勒感慨的那样：“有时我们可能相信希特勒从未存在过，奥斯维辛只不过是一个波兰荒凉小村庄的德语名字，而柏林墙只是某些人疯狂想象出来的虚幻之物。”但，那136个因柏林墙而逝去的生命，真的已化作历史长河中的轻烟？